章炳麟生活的时代，是“求新声于异邦”
①的时代。西方五光十色的文学艺术和美学观念，纷至沓来；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从叔本华、尼采到柏格森，无一不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来。章炳麟在叙述他早年思想的发展时曾说：“……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②这里所谓“才有学理收拾起来”
，包含了西方新观念的顺向性的运用和逆向性的思考。
他认为，“人情所必至，初无间东西”
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东西美学、文学艺术毕竟不甚相同。这样，运用西方新观念，研究中国的美学、文学艺术问题，一面因相互对照，可以初步整理、挖掘
①鲁迅：《摩罗诗力说》，《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７８页。
②《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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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审美理论，一面可以运用西方新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理论和具体情况衡其利弊。章炳麟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程度不同的努力：一、在文学种类发展的次序上，以西方古希腊与中国情况相对照，全面论述史诗问题。
关于文学种类发生的次序上，较早在《吕氏春秋。音初》中就有论述：涂山之女的候人歌，是南音之始；有娀氏佚女的燕燕歌，是北音之始①。
这就是企图解释当时南北等地流行歌曲发端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文的自觉”带来了批评和理论研究。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残文）
，论及诗、赋、箴、铭、哀、诔、颂及杂文等，对各种文体溯其源流，考其正变，辨明古今异同，品评各家之得失。刘勰《文心雕龙》，也对各种文章体裁，“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②，分别探求其源流，解释其名称含义，选取代表作品，总结写作法则。而专门谈论各种体裁起源的专著是相传的任昉撰《文章缘起》（实为北宋以前人补作）
，直到近代刘熙载《艺概》一书，分别论述《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也涉及到各类文章之间的先后联系。但是，这些文学体裁起源和文体发生次序的理论，多注重于某种体裁的某些个别作品（大都经过著录的、有作者姓名的）的考证，而文学体裁起源和文体
①《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思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０页。
②《文心雕龙。序志第五》，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７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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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次序问题，却要追溯到书契以前时代的集体创作。学者们要解决这种文学史上远古时期体裁产生的问题，至少必须具有历史演进的观点和接触到较多的民族（特别是那些文化晚熟的民族和文化发达较早而又遗留下较丰富文献的民族）的文学史料，才能进行比较、探讨，而得到近于正确的判断。
章炳麟比起他的学术前辈们所处的社会条件较优越，能够直接阅读、援引歮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提出：
世谓希腊文学，自然发达。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
梅花先发，次及樱花，桃实先熟，次及梯实。故韻文完具而后有散义，史诗功善而后者戏曲。韵文先史诗，叙述复杂大事者也。二裨诗，叙述小说者也，三物语，四歌曲，短篇简单者也。五正史诗，即有韵历史也。六半乐诗，乐诗、史诗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话，毗於街谈巷语者也①。
按章炳麟的体会，古希腊的这一整套文学种类产生的次序，就像一年四季各种花卉开花、结果的次序一样自然，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反转过来对照中国文学，“秩序亦同”
②。他指出：盖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久则忘失。缀以韵文，则便於吟詠，而记臆为易。意者苍、沮以前，亦直有史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１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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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而已①。
在这里，他不像前辈把文学体裁的起源，归于某个历史时期个别人的作品，而是从总的社会情况出发（虽然对这种情况认识得不充分）
，指出未有文字以前文学传播的唯一方式（口传）和由它而来的文学形式特点——韵语化，由此断定在远古时期，只有那种凭口头传诵的史诗。他根据自己当时所接触的外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
，认为史诗，包括民族大史诗、传说、故事、短篇歌曲、历史歌曲等。他又说：“韵文完备而后有笔语，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这也是从外国文学史概括出的结论。章炳麟的这些说法，虽不能说已经很恰当地解决了我们远古文学体裁的重要问题。但是，他在新的社会思想推动下，在外国文学史的触发下，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观点和新方法，这就使我们的文学史的美学见解前进了一大步。
二、在论述我国学术、文化产生的因缘时，运用了西方地理环境论的观点，以希腊、印度和中国频临川海的自然条件作了比较。
在近代，对于文化、艺术、历史的研究和解释，西方地理环境论的观点，也有不少人加以运用，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如，有人以孔子、墨翟等为北派，老子、庄子等为南派，而用寒暖、瘦肥、谋生易否等地理条件，去说明他们学术的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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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观点①。
又有人认为，“南北学者，立术各殊，以江、河为界限”。
他也用这种观点，论证了中国古代南北不同的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和文学②。除在著作中应用外，还有人介绍过这类的专门著作，例如世界语言文字研究所编译的《人生地理学》。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一直流行到“五四”前后。
章炳麟《原学》，用地齐（按即地理——引者注）
、政俗、材性（按即个人性格、经历——引者注）三者因素来说明学术、文化产生的因缘，而归结指出：地理、材性因素到现代已经削弱，只有政俗因素（按即社会因素——引者注）最重要。
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③。
他在论证文化产生的第一因素（地齐）的时候，引用了希腊、印度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材料加以比较。他说：
希腊言：海中有都城曰韦盖。海大神泡斯顿常驰白马水上而为波涛④。中国亦云。此非宾海者弗能虑造是也。伯禹得龟文，谓九之畴，惟印度亦曰鸿水作，韦斯拿化鱼，视摩拿以历史，实曰鱼富兰那。二谶之迹，国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１页②刘师培：《南北考据学不同论》，《国粹学报》［台湾］文海出版社③《国学论衡。原学》。
④《宗教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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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川，而馈饷其诬。……地齐然也①。
在这里，章炳麟用希腊、印度及中国濒临川海的自然条件，说明那些内容涉及浪涛、鱼龟等形象的神话所以产生。这是文化学——神话学上的地理环境论。
这种地理环境论的运用，在德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神话学者Ｐ。
Ｗ。福尔克汉玛、Ｋ。布尔将等著作中已可见；他们先后用风土条件去解释古希腊神话。日本现代神话研究者松村武雄，在他的《宗教及神话与环境》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论证了各种地理条件和神话关系的现象和规律。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活动不是全无关系的。但它不能直接决定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它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才能起一定影响。
地理这种因素，对于一般文化（特别是精神产品）
的研究，并不是主要的。
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主宰下，注意到这种自然因素，当然有益处。如果把它绝对化、夸大到决定的地位（即地理环境决定论）
，就必然要得到歪曲事实和反科学的结论了。
虽然如此，章炳麟在资产阶级意识初抬头的时候，运用这种新观点去解释文化现象，对于许多过去学术上占优势的、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因为它多少还看重文化产生、构成的客观因素，不同于那些在这种问
①见重订本《訄书》，《国故论衡。原学》篇虽基本论点相近，但文字出入处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