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对于一些纯文学样式的写作和审美活动的特点，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探讨。其中，以诗论较为集中、丰富。他的《辨诗》广论一切韵文，着重阐述诗赋的流变发展。认为诗起自民间，“兴于巷陌”
，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诗歌应该抒发性情，承传《毛诗序》、钟嵘《诗品序》的观点，倡导言志抒情说。他认为：
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此则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③。
吟咏性情，作为古今诗歌共有的本质特征，除了历史承传外，还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清代诗坛的种种弊端而发的。
所谓“性情”
，作为一个词，它是指人的思想感情；其中
①鲁迅：《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３页。
②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新，第３页。
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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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８５
“性”
，主要指人的思想、品格、天赋等内在的本质；“情”则是指喜、怒、哀、乐、爱、憎等外在表现。性与情，人皆有之。但有性情，不等于就有诗。只有“感于物而形于声”
，即把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寄寓在由辞采、声律等因素组成的艺术形式之中，以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唤起人们相近的精神活动，这才叫做诗。所谓“物”
，章炳麟认为，“兼万物、物色、事物三义”
，可以说它包括自然与社会中的各种事物。
“物”是情感之源，而于诗人所感之“物”中，章炳麟特别指出了“与金鼓之节相依”的“奇材剑客”
、“命世将帅”的战斗经历和“念国政”
，“思贤才”的政治生活；其次才是“下悲小己”的“荣辱得失”
①。
在章炳麟看来，诗歌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诗歌中表现性情的真实程度。
只有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才能反映社会生活，扣动读者心弦。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重视《诗三百》中的《风》。他说，《雅》、《颂》、《赋》，“三者皆因缘经术，旁涉典纪”
，只有《风》才是“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
②后来，“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瑰、郭璞诸家”
，显然继承了《风》的传统，“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
③，才获得了杰出的成就。而宋以后的诗人，把诗歌当成了伪饰自己的工具，“怙权而称恬退，冯生而言任达，得意恣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８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８页。
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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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而为牢愁之声“
①，这类作品，不论其形式多么精致，也不算是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应该既要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又能作为当时的时代的记录。
章炳麟在《韵文集自序》中谈到他自身创作的动机和目的，作了如此的说明：
余生残清之季，逃窜东隅，躬执大象，幸而有功。
余烈未殄，复遭姗议，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既壹郁无与语，时假声韵以寄悲愤。躬自移录，不敢比于古人。采之夜诵，抑可见世盛衰②。
就像他早年诗作《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在揭露清朝政府镇压革命者的暴行中，表现了革命者不怕杀头的英雄气慨，直抒胸怀，热情磅礴，不加任何雕饰，又感人至深，无怪乎鲁迅早年读过，直到晚年还是记忆犹新的。
章炳麟还指出，与性情真实相对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就是“熹杂书”。
他说，宋人之诗，于“小说杂传禅家方技之言，莫不征引”
，已使诗“辞无友纪”
；到了清代，“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曾国藩等人，又“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
，结果弄得“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
③。完全把诗歌创作引进了死胡同。
总结历史上诗歌创作的正反面经验，章炳麟把诗歌兴衰
①《治平吟草序》，《章太炎文录续编》卷二。
②转引自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６５页。
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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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规律，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本性情，限辞语，则诗盛；远形性，熹杂书，则诗衰①。
应该说，“本情性，限辞语”
，作为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反对大量用典的理解，是正确的；章炳麟自身早年优秀之作也实践了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章炳麟的文学观中，诗赋推重汉魏而薄中唐以降，以至在《诗辩》中对唐代某些诗人的批评，有失公允。
发展到后来，对白话体新诗，也颇有微辞。
这一点上，不及柳亚子写了一辈子旧体诗词，而又不反对白话新诗②。章炳麟反对新诗过分散文化，要求“缘情体物”
，“依韵成章”
，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认为“诗本旧名，当用旧式”
，“不当以新式强合旧名”
③，即认为诗歌形式，只能复古，不能创新，否则就不是“诗”
，便完全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