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６年，章炳麟正处在他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在《与人论朴学报书》中，提出了文学发展的观点，认为：
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千载，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近？……毛诗、春秋、论语、荀卿之录，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典章。然人事百端，变易未文，或非或是，积久渐明，……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①？
这段文字，思想锐达，议论闳通，说明了文学法式是随着“政俗”
、“人事”——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古代的优秀作品，包括经、论、诸子，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作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但也不能把古人的格式、理论，当作僵死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人事百端，变易未艾”。社会生活在发展，文学就发展。所以，章炳麟在接受西方进化论新观点的同时，又依据《易传》中朴素的辩证法，论证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文之久而变者，亦易道也②
。具体说来，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四言之变为五言，又变
①《章氏丛书。文录二》。
②《天放楼文言序》，《太炎文录续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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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七言，再变而为长短句。章炳麟称之为“数极而迁”
①。问题在于，文学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变化影响外，章炳麟还提出了两点原因：其一，与文学语言有关。
章炳麟指出，文学发展，有“因”
（继承）有“创”
（革新）
；穷变通久，运行不息，其内在依据是文学语言本身的不断变化。唐以后历代的古文字，动辄标举“秦汉之文”
，以为至美；就是只强调“因”
，而忽视“创”。他说：其实，“秦汉之文不可尽可法。
如太史公书常有辞不比顺、意不相属者。
又邹阳上书，缠复激饶，转笔引事，其立意乃与上同，使今人为之，适足为笑。而古人之文，若终不可及者，亦时势为之，立文造句，今昔不同，生当其时，则辞气自异。“
②虽然章炳麟讲的是文字型的杂文学，但他认识到“语言、文字出于一本”
③。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语言（书面语言）总要受口语变化的影响，不仅立文造句、语调辞气不同，而且表达习惯也差别很大。如果只知“因”而不知“创”
，不适应变化了的文学语言，总是刻意模古，就会把文学创作引上了绝路。
其二，与学术相系。
章炳麟认为，“文章之道，亦本与学术相系”
④。
学术不同，文辞各异。
只有在学术上博取众长，才能在文学上有所创造。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７页。
②《章氏丛书。菿汉微言》。
③《章氏丛书。菿汉微言》。
④《与孙思昉论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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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史记》之文，所以“深远要眇”而又“通俗政治学术消息之故”
，就因为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春秋》“史法”
，融汇了他的删诗之志，而且还能能深明道家之意，推本溯源，广综博取，所以才能首创纪传体通史，以寄闳美深眇之旨。他在论述九流诸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时，特别重视道家——玄学一派。他感到，老庄的社会政治理论，比儒家站得高，看得深，虑得远。同时，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深刻。他说：
文章滥觞，实始诸子，九流虽异，儒墨以外，多近道家①。
与道家相关的，还有魏晋玄学。章炳麟认为文章“上遗秦汉”。而“以魏晋为法”
，一再说魏晋之文优于两汉而接近晚周，但他不像王闿运那样着眼于辞采韵偶，而是倾心于“甄辨性道，极论空有”
，“守己有度，伐人有序”
，他对王弼、嵇康、裴頠诸家，更是推崇备至，说他们的文字“任意舒卷，不加雕饰，真如飘风涌泉，绝非人力。”
②
这种文风的形成，他认为就与玄学密切相关。他在《五朝学》一文中指出，魏晋玄学，“其言循虚，其艺控实”
③，对当时各种学科所获得的成就，作出哲学概括。它虽然失去了各学科直接的现实的品格，但却可以统摄一切学科的基本规律。因此，它不仅不妨碍文学的发展，而且还有力推动了文
①《致谬献书》，《章太炎年谱长编》。第１２页。
②《太炎文录续编。菿汉闲话》。
③《太炎文录续编。五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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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进步。章炳麟此论，对我们今天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审美观念的进步，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但是，章炳麟的文学发展观是半截子的，只适用于晋宋以前。他以文章和诗赋发展情况，加以论证，指出：
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曰微，故俪语华靡，……
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风，于滋沫矣。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吕、柳、独狐、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为魏晋；晚唐变以诡谲，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①。
今查，“天监”
为南朝梁萧衍（武帝）
年号，公元５０２—５１９年。
文学发展到了南朝梁武帝为穷止，此后“皆不足邵”
，岂不是后半截子不发展了呢？这种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在诗赋论述中，也提了出来，不过下限的年代向后推迟了。章炳麟认为：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诗赋亦由是不竞，……
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实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义以上，……自屈、宋以至鲍、谢，赋道已极，至江淹、沈约，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逾远，世多慕《小园》、《哀江南》辈，若以上拟《登楼》、《闲居》、《秋兴》、《芜城》之侪，其靡已甚。赋亡盖先于诗②。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７页、４３９页、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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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章炳麟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论文以晋宋为法，论诗不取近体，论赋则谓其先于诗而后亡。这当然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不已，新变无穷的文学发展总体观点，是矛盾的。不过，就文学发展中的某一文体来看，有一个发生、发展、定型、僵化，乃至衰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赋则谓其先于诗而后亡”
，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诗、文方面，就不像章炳麟所断言的那样了。
这是由于章炳麟撇开了诗、文历史发展的事实，而是以古训为立论，否定一切不合古训的新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所以，说他的文学发展观到了一定历史时期就停顿了，倒退了，属于半截子的思想。
从半截子的文化发展观出发，章炳麟对唐以后的文人，极少赞许。即以“唐宋八家”为例。章炳麟推尊韩、柳，也仅称其“稍稍复古”
，“劣能自振”
，而对《毛颖》、《黔馿》诸篇，则谓“荒谬过甚，故是唐人小说之体”。唐代古之运动，改革了极端文字化的骈俪文休，使书面语同口头语接近了一步。
这不仅推动了古典散文的发展，而且给小说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形式。韩愈、柳宗元的个别作品，带点小说意味，是具有进步意义，是符合穷变通久的发展规律。但是由于章炳麟胸中横亘着周秦魏晋之文，因而只肯定了他们“复古”
的成就，而否定了他们创新的合理。至于“宋代六家”
，在章炳麟看来，更不及韩、柳了。他说：“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
，王安石“不可与道古”
，“苏轼父子，则佞人之笺笺者。”
①其评“八家”
，尚且如此。对明以后规模“八家”者，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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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批评得更加刻薄。例如，归有光、方苞“故未识字”
；刘大櫆之作“榛芜秽杂”
，“童牛角马，不今不古”等①。
从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出发，章炳麟还对近代文坛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他只称赞当时最大的拟古主义者王闿运“文学深湛，近世鲜其畴类”
②。
而对一代议政风气和文学风气的开拓者龚自珍、魏源，则肆口诋諆。他说：“自珍……文辞侧媚”
，“佻达无骨体”
，“将汉种灭亡之妖”
；“源故不学，惟善说满洲故事，晚乃颠倒诗书，以钓名声”
③。从这些结论可以看出，其错误除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以外，又多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今古文学派的门户之见。
至于对维新文人的批评，在政治上，自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他的批判却不都是着眼于政治，而经常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不合乎晋宋文章的三尺之法。他说：
谭复生、黄公度……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格，复生气体骏利，以少习俪语，不能远师晋宋，熹用雕琢，惊而失粹，轻侠之病，往往相属；公度熹言经世，其体则同甫、贵与之侪，上距敬舆，下榷水心，犹不相逮④。
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⑤。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２、４６６页。
②《与刘光汉书三》、《太炎年谱长篇》，第２３３页。
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４３—４４６页。
④《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５０页。
⑤《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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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①。
要说到梁启超及其倡导的“文界革命”
，则更不堪齿数，至谓“文不足以自华，乃以贴括之声音节奏，参合倭人文体，而以文界革命自豪。后生好之，意相模仿，致使中夏文学扫地者，则夫已氏为之也。”
②
章炳麟对“报章小说”尤其深恶痛绝，甚至以桐城古人为“雅训”
，以“报章小说”为下流。他在给其妻汤国梨信中说：“此女平日好观俗小说，此最有害，如能学习诗词，可以改移其志”。
③曾为革命家的章炳麟，在反对文体改革的问题上，竟和反动文学流派结合了同盟，最后他甚至否定了自己一生中所建立的最大最久的业绩——那些所向披靡的攻战文学，说是“斯皆浅露”
，“无当于文苑”。晚年自编《丛书》，将其刊落殆尽，而专收使并世学者、艰于一读的“闶雅”之文，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是非颠倒、昏头昏脑的复古主义者和一个思想锐达、笔走雷霆的革命理论家，竟然是一个人。然而这是事实。
诚如李泰棻所指出那样：
炳麟学术庞杂，文义瑰奇，类于定庵，而精思锐入，则远出其上④。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５０页。
②《诛政党》，《太炎年谱长篇》，第３５４页。
③汤国梨编次：《章太炎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６页Ａ。
④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中》第三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４年版，第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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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９５
总观章炳麟美学思想和龚自珍美学思想相对照，也属如此。
章炳麟远出龚自珍之上的原因，除其自身精思锐达外，还和他接受了西方美学、文学理论影响，又力图恢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他的学说构成了一个庞杂而又自相矛盾的体系。
“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
他又是很富于思想和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之言’“。
①
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一册，上海东亚图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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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