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具有可感的艺术形式，它以自身的、独特的形象，能够激起人们心灵中的感情和想象，从而打动人、感染人和鼓舞人、教育人。因此，形象性，成为文艺审美活动的第一显著的特征。蔡元培就是从文艺有别于科学这个角度，谈到形象性这一特征。他在《（美术生活）
》儿童专号的题词》中指出：
科学基于概念，美术偏于直观①。
为什么文艺具有直观的审美特征呢？蔡元培作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论证。
（一）对于同一事物，科学与文艺（美术）的认识和评价不同。他举例说：
譬如这里有花，在科学上讲起来，这是菊科的植物，这是植物，这是生物，都是从概念上进行。若从美术家眼光看起来，这一朵菊花的形式与颜色觉得美观就是了，是不是叫菊花，都可不管。其余的菊科植物怎么样？植物什么样？生物什么样？更可不必管了。又如这里有桌子，在科学上讲起来，他那桌面与四足的比例，是合乎
①《蔡元培美学文选》，插页书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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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的理法的；因而推到各种形式不同的桌子，同是一种理法；而且与桌子相类的椅子凳子，也同是一种理法；因而推到屋顶与柱子的关系，也同是一种理法，都是从概念上进行。若从美术家眼光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桌面上纵横的尺度的比例配置得适当；四足的粗细与桌面大小厚薄，配置得也适当。
这段话是在１９２０年秋在湖南一次讲演中说的，目的在于阐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
美术与科学的不同在于，“科学是用概念，美术是用直观”
①。但是，“在各种科学上，都有可以应用美术眼光的地方”
②。实际上是客观事物的声、色、形等，给人直观的感觉，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１９３４年，即相隔１４年后，蔡元培虽强调美术和科学的区分，而这个区分，不是简单用概念和直观，而是提出“科学基于概念，美术偏于直观”
，实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在这组关系中，各有其主导面。这实际上含有审美过程中的直观能力，并不排斥逻辑能力的萌芽。在其理论发展上推进了一步。
（二）
文艺具有直观性，是同人们接受美感的审美感觉器官发生关系的。蔡元培认为，建筑，雕刻、图画等是“关系视觉之美术”
③。他指出：吾人视觉之所得，皆面也，赖肤觉之助，而后见为体。
建
①同上，第５３页。
②同上，第５４页。
③《蔡元培美学文选》，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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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雕刻，体面互见之美术也。其舍体而取面，而于面之中，仍含有体之感觉者，为图画。
体之感觉自何起？
曰：在于远近之比例，明暗之掩映。
西人更益于绘影写光之法，而景状益近于自然。
这就是说，造型艺术的审美感觉器官，主要是视觉，而肤觉（严格说来是触觉——引者注）
，也间接参与其中，所谓“赖肤觉之助，而后为见体”。
图画为什么可以“于面之中，仍含有体之感觉”呢？这是“起于远近之比例，明暗之掩映”
，说到底，也是借助于肤觉（触觉）的间接参与。蔡元培还认为：
音乐者，合多数声音，为有法之组合，以娱耳而移情者也①。
音乐所托，一曰人发声，二曰乐器声，是听觉艺术。如果说图画“悦目”
，音乐则以“娱耳”。于是，音乐审美，就涉及到音阶、音量、音色、谐音，以及乐调、乐曲。它是直观性，不同于图画“绘影摄光”
，景状“近于自然”
，而是“以有节奏之变动为系统，而又不稍带于迹象”。而且，后者在人的生理上，“有节宣呼吸、动荡血脉之功，而在心理上，则人生之通式，社会之变态、宇宙之大观，皆得缘是而领会之。此其所以感人深，移风易俗也。”
②
正因为文艺具有直观性和审美器官的独特性，蔡元培进
①《蔡元培文集》，第５４页。
②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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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引伸出“美的对象”的普遍和超脱的特性，指出：凡味觉、臭（嗅）觉、肤觉之含有质的关系，均不以美论：而美感的发动，乃以摄影和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为限，所以纯然有“天下为公”之概①。
（三）文艺具有直观性，也就有了一定感性形式的美。蔡元培把这种感性形式的美，看作“美的条件”或“美术的条件”。
他说：“图案上美的条件，第一是有节奏。简单的，是用一种花样，重复若干次。复杂的，是用两种以上的花样，重复了若干次……第二是均齐。”
②还有“对比，增高，调和等等”。
③
又譬如说：
雕刻之精者：一曰匀称，各部分之长短肥瘠，互相比例，不违天然之状态也。二曰致密，琢磨之工，无懈可击也。三曰浑成，无斧凿痕也。四曰生动，仪态万方，合于力学之公例；神形活现，合于心理之公例也④。
作为雕刻之精的标志“匀称、致密、浑成、生动”
，前三点讲的是感性形式的美，第四点“生动”实是一个美学范畴⑤。
“合力学之公例”的为“形”
，“合心理学之公例”的为“神”。
神形兼备，相当于谢赫《古画品录》中所说的“气韵，生动
①《蔡元培美学文选》，第２２０页。
②同上，第９３页。
③同上，第１０３页。
④《蔡元培美学文选》，第５９页。
⑤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文艺出版社，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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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
①这是视觉艺术的感性形式美的规律。
至于听觉艺术的感性形式美的规律，与以上第二方面谈到的音阶、音量、音色、谐音，以及乐调、乐曲有关。虽然“初民的音乐，唱歌比器乐发达一点。两种都不过小调子，又是偏重节奏，那谐声是不注意的。他那音程，一，是比较的简单；二，是高度不能确定。”
②但是，初民的音乐，毕竟具有一定的感性形式美，只不过与现代音乐相比较，其“形式是简单一点儿，粗野一点儿”罢了③。
尤其可贵的，蔡元培还揭示了“复杂而统一”是文艺感性形式美的“公例”
，“至今尚颠扑不破”。
雅氏（即亚里士多德——引者注）对于美术，提出“复杂而统一”一条例，至今尚颠扑不破。譬如我在这个黑板上画了一了一个圆圈，是统一的，但不觉得美，因为太简单。又譬如我左边画几个人，右边画个动物，中间画些山水、房屋、花木等类，是复杂的；但也不觉得美，因为彼此不相连贯，没有统系，就是不统一。所以既要复杂，又要统一，确是美术的公例④。
显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过“寓变化于整齐之中，
①此句标点，按钱书华《管锥篇》第四册，第１３５３页所作的句读。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三章“释气韵生动”第十二节“气韵与形似问题。”
（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９３—２０６页）。
②《蔡元培美学文选》，第１０２页。
③同上，第１０３页。
④《蔡元培美学文选》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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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奇崛于方平之内“
①似乎也恪守了这一“公例”。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蔡元培关于文艺进行审美时必须从具体形象入手的论述是正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也能够从艺术具体形象入手，进行审美活动。但是，他于１９１６年写了《石头记索隐》一文，表面上好像注意到了文学的政治意义，但实质上却没有真正从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上去认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相反地却从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出发，把文学与政治关系庸俗化，强拼硬凑地把小说情节和历史事实相比附，对《红楼梦》作了许多曲解。这是需要认真记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