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功利性在中国近代美学中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内容。鲁迅从美的客观性认识出发，认为文学艺术不但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反过来还要对现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
①《鲁迅全集》卷一，第７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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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鲁迅非常重视文艺的功用，他说：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①。
鲁迅十分明显地把文学艺术的作用提到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他那时在日本阅读了许多被压迫民族的一些文艺作品，被拜伦、雪莱、裴多菲等人的抗争精神所激励，认为这即是用来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现状所需要的“新声”
，也使他认识到文艺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唤醒人们，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激发人们奋起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例举了德国爱国诗人台陀开纳在拿破仑侵略德国时，以诗歌唤起国人敌忾同仇这一事实，说明文艺对人们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首先表现在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最本质的典型的东西，积极地表现社会集团的政治思想的目的。鲁迅在参加民主革命运动时，就将文艺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
《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就是配合当时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大论战，支持和言传了革命派的主张。
鲁迅坚决反对维护腐朽统治的御用文学，并反对脱离社会生活、无真情实感的田园诗作，也反对那些悲叹颓唐的末世哀音。
鲁迅认为文艺应当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别求新声于异邦”
，要求作家像果戈里那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像摩罗诗人举凡“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他
①《鲁迅全集》卷一，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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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
①。鲁迅从抗争文艺的要求出发，批评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诗歌“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②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表现出他早期美学思想的功利倾向，即具有文艺反映，改造社会的功利观。鲁迅从“迈上文学的第一步，就带着广阔的民族功利主义”。
③然而，在鲁迅的论述中，也时而出现超功利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是带有某种客观的因素。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这样一个观点，“文艺”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所离尽，究理弗存“。
④就是说，文艺与社会人生和国家的存亡都没有关系。
这种看法显然是理论上的偏颇，与他主张文艺致用的功利观互相矛盾。他的偏颇是受到康德、叔本华的“无关心”
、“无利害”观点影响。但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呢？我们不妨从造成这个矛盾的原因上去探讨。鲁迅认为在艺术美感中应当不能以个人的实利之念去要求文艺，即使它“纵有激响，何能撄之”
⑤，抱着个人的实用态度来对待美学，那么即使很美好的艺术也无法引起人们的美感，因此主张美感与“实利离尽”。
鲁迅的矛盾是在于他还不能在理论上把审美中片面追求个人狭隘的实用价值，与艺术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功用价值
①《鲁迅全集》卷一，第６６页。
②同上，第６９页。
③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５３页④《鲁迅全集》卷一，第７１页。
⑤《鲁迅全集》卷一，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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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划清界限，而使两者等同起来，导致在理论上混乱不清。
鲁迅这一矛盾在论述文艺社会功用时，表现为艺术的“不用之用”问题上。他说从效果看，文艺在增加知识方面不如历史书籍，训诫人们不如格言，使人发家致富则不如工商业，猎取功名又不如毕业文凭。不过自从世界上有了文学，人们便因此可以感到接近于满足了，这是因为文艺本身那种潜移默化的功能，促使人们更了解人生。他指出：
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
严冬春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①。
按照这个说法，艺术非“活动于现实之区”
，非“致力于善生”
，艺术也就无实用价值。但艺术“神驰于理想之域”
，“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
，因而，艺术的社会价值就那么大。缺乏艺术就会使人生不完善。这就是“不用之用”的观点。
此后，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才作了较正确的说明：
言美术之目的……则以为美术必有利于世，倘其不尔，即不足存②。
①同上，第７１页。
②《鲁迅全集》卷八，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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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将艺术功用具体化为“可以表见文化”
，“可以辅翼道德，”
，“可以救援经济”
①三个方面，其中特别强调了“辅翼道德”
的作用。
鲁迅认为艺术在向人们提供审美享受的同时，也促进了道德的成长和完善。１９１６年他在《〈蜕龛印存〉（序）代》一文中，特别强调“艺术由来，在于致用”③。早期鲁迅的功利观是否就完全显示出社会功用倾向，而不夹杂着其他呢？
回答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虽以科学的态度对社会功用作了说明，但不等于此文中没有非功利的观点，而且此文的观点又与《摩罗诗力说》，中的非功利观更有甚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不妨再作一番探索。
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分析美术的目的与致用时指出：
主美者以为美术之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②。
所谓“正解”
，就是对以上引述的正面肯定性的评价。鲁迅在这里承认了非功利美学观的应有地位，以为“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甚至认为那种“沾沾于用，甚嫌执持”
③。乍看之下，仿佛鲁迅是否认功利作用而提倡非功利观的。其实不然。鲁迅这个观点是从蔡元培那里来的，当时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是
①同上，第７１页。
②同上，卷七，第２４页。
③《鲁迅全集》卷八，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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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超功利”美学观。但蔡元培提倡美育，是借“非功利”的口号，把美育作为一种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武器。当时蔡元培认为清政府钦定教育宗旨中的“忠君”
、“尊孔”与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政体不合，与信教自由相违，所以要用美育来取代它们。
蔡元培的主张也有软弱性和局限性，如他在反对封建礼教的同时，又认为美育是超政治的教育，与社会斗争无关。尽管如此，他的主张在当时是进步的，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鲁迅正是在反对束缚人性，反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基础上与蔡元培思想相一致，因此使用了非功利的观点，其出发点和倾向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鲁迅毕竟是引用和肯定非功利的观点，反对狭隘的实用主义，而不是真正鼓吹为美而美。
鲁迅在功利观上还有一种偏颇，即过分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将文艺当作救国的首要任务和根本途径。他的偏颇在于将文艺作为社会前进的决定因素和原动力，而事实并非如此。只有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文艺是通过改变人们精神面貌，提高人们精神境界，从而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由于当时的鲁迅未能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进行分析，只看到精神和理性的作用，产生了片面观点。当然，鲁迅在后来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改正自己的偏颇，更自觉地运用文艺武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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