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谢无量：《中国文学史》，第五篇第五章，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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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亡①。
他把“六经”
（包括《诗经》）都看作“周史之宗子”。既然象《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已带有“史”的性质，文学家自然也就是历史家，因此他常以历史家自居，在《尊史》、《己亥杂诗》里，以太史公司马迁自比；在一些政论文里以“古史氏”作为自己思想的假托者。他还在《古史钩沉论四》里说，当掌权的腐朽统治集团排斥真正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参预国之大政时，知识分子应该针锋相对，“谏而不行则去”
，应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所谓“宾”的身分自处，而且成为所谓“史之材”。这种“史之材”不能为周围环境压力所屈服，不能在腐朽统治集团面前“仆妾色以求容，俳优狗马行以求禄”
，搞那种虚伪地歌功颂德的东西。
而要坚持自己的斗争精神，在“主其记载”
，也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以荣其国家，以华其祖宗，以教训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宾之所处矣！”龚自珍还特别指出，这种“史之材”并不是“为其本朝而生”的，他“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并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局面的到来而作舆论准备，因而使得“人主不敢骄”。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文学家和史学家一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张扬了批判现实的政治原则。
为什么文学作品一定要以“尊史”的面貌来“经世匡时”呢？原因不外有二：其一，从历史的探求，可以寻找对现实政治发展趋向的
①《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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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２
规律。龚自珍在《尊史》中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
他又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说：
探世变也，圣之至也②。
这里所说的“探世变”
、“知大道”
，是努力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为现实服务。
其二，由于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家与前代社会有了一定距离，便可以抱客观态度冷静地对待它，议论它。
文学家对他所处的当代社会也应象历史家对过去的历史一样，才能使文学也成为社会斗争的工具，成为现实政治斗争客观清醒的反映。既然在历史家那里，上一代的历史是下一代人褒贬议论的对象，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也当作历史看待，在文学中回过头来冷静而清醒地加以议论呢？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如果人们能把现实社会当作历史看待，那么，人们就会觉得，他今天所处的社会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是和过去的社会历史一样可以为人们议论褒贬的。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上的依据，文学家便可以以史官自任，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实录”精神，来反映现实，并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
可是，当农民起义用革命的暴力来彻底批判封建统治的时候，龚自珍的“尊史”
论就转化成了一种反动的东西了。
因
①《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８１页７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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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这个时候，他希望老百姓把现实政治和“史之百王”的历代政治进行比较，看到满清王朝对人民的“恩典”
之处，从而“仰视圣清千万年，俯祝云祁之游其世”。
①
（三）用经“用经”
，就是“通经致用”。我们知道，“六经”是封建社会法定的儒家经典，而阐发“六经”的工作就是“经学”。
“经学”
是中国封建统治学说的总称，是中国封建社会学术研究的主体，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派都利用“六经”的阐发工作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正统地位和权威性。
龚自珍是一位官僚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历史和阶级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办法找到一种新的先进的理论武器，因此，他只能借用“经学”这种古旧的思想武器来为自己议政服务。在《对策》里，他说：
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
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②
在《农宗》里，他说：
龚子渊渊夜思，思所以撢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③。
这些都表示了他把“经学”和议政结合起来，通经致用的主
①《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２３７页。
②《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新版，第１１４页。
③同上，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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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２
张。这种主张在清初就被黄宗羲等人提出过，因此，是清初民主主义思想家观点的继承和发挥。
龚自珍是近代初期经今文学派的杰出代表。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争论有很久的历史。西汉初，所谓的古代经典都由宿儒口授，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西汉所设立的五经博士，就是专门传授这种经典的，被称为今文学派。后来，有些古文经典（《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
被发现，由于这些经典是用汉代已经不通行的古籀字写成，传习这些经典的就被称为古文学派。当时争论结果，今文学派遭到了失败，从此淹没不闻。
近代今文学派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
以繁琐考证为特点的汉学和程朱理学的泛滥，已经根本不能适应面临社会大变革的形势。于是，在地主阶级内部，以“匡时济世”为特点的今文学派便应运而兴。然而，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古文学派（由清初发轫的正统汉学）气势正盛，坚守封建伦理思想的程朱理学（即宋学派）照旧是受统治者表彰优宠的正统思想，形成了“道听程、朱，涂詈许、郑”
①的局面，梁启超说龚自珍对于“考证之学”虽“本非所好”
，不过“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
，只是“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
②。
①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１１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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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沿着今文学派的路子，要在孔子等先圣著作中探索政治斗争的“微言大义”
，借以议论时政、匡世济时，主要是某些朴素的社会发展观点。因此，他特别推崇今文学派的“三世”
“三统”说。即认为任何社会都有治世、衰世、乱世的变化过程。这个观点使龚自珍有了理论依据，支持他去批判“衰世”现实、要求改革，以便能有一个“治世”出现。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里关于“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的议论，在《尊隐》里关于“日有三时”喻指盛、衰、乱三个世代的议论，都是这一观点的具体运用。
当然，以“经学”作政论，实际上仍然是以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议政的理论依据，这使得他的议政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封建复古色彩。今文学派的“三世”说发展观点，不过是治、衰、乱三世历史循环论，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社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因此，如此的批判是有其历史的、阶级的限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