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后，古文在宋、元、明、
①《揅经室集》，第９０３页。
②同上，第９１２页。
③同上，第６９４页。
④《揅经室集》，第７８５页。
⑤同上，第８５６页。
⑥同上，第８３１页。
-- 90
４７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清时的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而骈文演变到宋代四六体阶段，已是衰落时期。但到了清代，由于桐城派墨守成规，作品内容空洞无物，古文体徒具形式，远远及不上唐宋八大家的气势。当时随着朴学的兴起，一般文人都学有渊源，修辞叙事，都有根据，这就有利于骈文的发展，所以汉学家不少人都是骈体能手，而古文家则倾向于宋学。
如汪中、孙星衍、孔广森、洪亮吉等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兼骈文大家。
清中叶以后，随着骈体文的兴起，在正统的文学内部，出现了所谓“文笔论”派，企图从理论上为骈体文的发展提供依据，并对语言的形式美进行了研究。
“文笔论”
派提倡偶语、骈文，反对散体，在客观上对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挑战和否定。
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上，“文笔论”
的首创者便是阮元。
他同龚自珍一样，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找到先进的理论武器，只能借用孔子和经学这种陈旧的思想武器。
阮元曾竭力推崇孔子，以他为文学楷模，便是明显例证。他说：
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①。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
；此千古文章之祖也……。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以通天物万物，以警国家身心②。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１页。
②同上，第１００页。
-- 91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７
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
，此千古文章之祖①。
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②以上这些论述，都表明了阮元以孔子作为“文笔论”的楷模和依据，严格地与那些“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
③的学人划清界线。不过，阮元与龚自珍有所不同，龚自珍从“经学”中拮取孔子等人的“微言大义”
，而阮元推崇孔子，是从文学形式上进行仿照。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文心有韵”说。
阮元在《文言说》中认为：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左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使能达意，使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④。
阮元认为，文章之初，先有韵语，“寡其词”
，“协其言”
，使之“易于记诵”
，便于“行远”。这一论点，基本上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是合情合理的。诚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所
①同上，第１０３页，１０５页。
②同上，第１０３页，１０５页。
③同上，第１０１页④同上，第１００页。
-- 92
６７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指出的：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
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
，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杭育杭育”派的原始素材采自《吕氏春秋》一书：
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宜也①。
这里，把前呼后应的“杭育杭育”
，说成类似“郑卫之音”
，同阮元的“文章之初，先有韵语”看法有相通之处。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艺术本身也不能停留在“古人不及今人”的幼稚地步，就象鲁迅所讲的现在的新诗人如果要用《诗经。关睢》中的头几句话，作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吧，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
②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寡词协音，只能是语言艺术形式美化的一条规律，不是语言艺术的形式美化的唯一准绳。阮元的错误在于他过于夸大了寡词协音，并以此作为衡量文学作品唯一准绳。
①《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３页。
②鲁迅：《门外文谈》。
-- 93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７
为此，阮元笼统地指责一切“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的作品，认为它们只是“古人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
①就是说，它们都不能算作“文”
，或文学作品。他在《与友人论古文书》中指出：
两汉文章，著于班、范，体制和正，气息渊雅，不为激音，不为客气。
若云后代之文，有能盛于两汉者，虽愚者亦知其不能矣②。
两汉之“文”似乎就以班固、范晔为顶峰，为后人不可企及，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指责一切“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语”的作品，是笼而统之的论述，那么对于汉之“文”的评价，涉及作家作品，则是很具体的论述。后者与前者相比较，其论述还以古视今，今不如古，又多了一层复古主义色彩。
为了证明文必有韵的论点，阮元引用刘勰《文心雕龙。
总术》中的“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作为根据，进而指出：
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③。
显然，这里对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有韵为文”论述的补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０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７页。
③同上，第１０２页。
-- 94
８７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充。虽然梁时“有韵为文，无韵无笔”的说法比较流行。但是，并不为阮元引伸的用有韵无韵来区别“文”
（文学作品）
“笔”
（其他作品）
，有违本意。梁时萧统曾招聚文学之士，编集《文选》３０卷。就在这本《文选》中选入了很多无韵之文；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对于“文”
“笔”的区别，也主要是从文学性质上的特点来着眼的，而不是拘泥于有韵无韵。
阮元对于萧统编纂《文选》十分推崇，在《揅经室集。自序》中说：
余三十余年以来，说经纪事，不能不笔之于书。然求其如《文选。序》所谓“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甚鲜，是不得称之为文也①。
“义归翰藻”中的“翰藻”
，指的是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美化。
阮元用这么一个审美标准来衡量自己所有的作品。
不仅如此，他还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②。
既然梁时“文”的概念超出了“寡词协音”的范围，那么对“文必有韵”的“韵”
，作出不只是押脚韵，而且也包含了“章句中之音韵”——“平仄”了。这个修正，把一些“不押韵之文”
，包括《文选》中的很多无韵之文也容纳在内了。因此，阮元提出：
①《揅经室集》，第１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５页。
-- 95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７
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咏叹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宫羽者；《诗》、《骚》而后，莫不皆然。……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亦祇论章句中之平仄，不复有押脚韵也。四六乃有韵文之极致，不得谓之为无韵之为文也①。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
然则今人所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②。
应该承认，“章句中之音韵”
——“平仄”
，同押脚韵一样，都是文学作品艺术美化的形式。骈文（四六）具有平仄音律之形式美。但是，这种平仄音律的形式美，已与古代易于记诵的协音，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距离。
沈约在当时提出了音韵说，对律诗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阮元却固守所谓“平仄音律”
，并以此要求一切样式（戏曲、小说、散文等等）都应纳入这个模式，不免削足适履。
至于“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
，“皆合乎音韵宫羽者”
，远不如后来的包世臣的眼界宽，把前人的“奇偶”与“疾徐拽繁复顺逆集散”
③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然后才提出自己的论述。由此可见，阮元由“寡词协音”——“押脚韵”——章句中的“平仄”
、“奇偶”这么一条思路来论证他的“文必有韵”
，其出发点有合理的成分，而推导和结论是不合理的。
其二，文必尚偶。
①同上，第１０２页，１０４页。
②同上，第１０２页，１０４页。
③包世臣：《艺舟双辑》，上海古今书室丙辰（１９１６年）季夏月版，第１页。
-- 96
０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阮元在《文言说》中指出。
“文”
“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用韵与尚偶，都是对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美化。
只有偶俪为文，才是文学作品，反之，就不是了。孔子的《文言》之所以被阮元推崇为“万世文章之祖”
，就是符合文必有韵，文必尚偶这两种艺术形式美：
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澁语者比也①。
文必尚偶，同文必有韵一样，含有很大的片面性。如果就文学作品来说，最典型莫过于骈文，只有它才能“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
此后的刘师培继承了阮元的学说，十分清楚地道出了这一点，即“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和“文章正规”
②；因而，那种与偶俪相对立的散行文体，就不能算作文学作品了。美具有多样性。
“诗人温厚骚人怨，一种芳华各自情”
③，偶俪是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美的审美标准，散行也是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美的审美标准，怎么能顾此失彼，尊一罢百呢？
这个顾此失彼，尊一罢百的理论依据的偏颇，在阮元《四六丛话序》中就可以窥见了。他还指出：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载，第１０５页。
②同上，下册第５６２页。
③《揅经室集》，第８３９页。
-- 97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８
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弊，而文统不可谓之不正①。
所谓文体之“卑”
，就在于它“溺于声色”
，离开了“沈思瀚藻”的要求；所谓“文统”之“正”
，就是说它形式上的尚“偶”不尚“奇”
，所以他不仅不赞成唐、宋古文运动对于散文形式的改革，指出：
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合乎班孟坚《两都赋序》所谓文章者更鲜矣②。
这话把“桐城派”推崇唐宋八大家的美好世界，无疑捅了一个大窟窿。
“文起八代之衰”
；“八代之文”并非为“文”
，也就不存在“起”
“衰”的问题了。韩、苏而下至于明代的“唐宋派”
，各家都不是女的“正统”
，只有“《四书》排偶之文（即八股文）
，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
③。这自然是十分荒唐的。为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里，曾经给予了有力的批驳，指出：魏晋以前，文、笔本无分别，晋以后始作区别。虽然范晔的《后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都曾论及，但并非绝对地以此为界。至于《昭明文选》，既是名曰《文选》，但却选了许多无韵之文；既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５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载，第１０５页。
③同上，第１０６页。
-- 98
２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标“沈思翰藻”
，而沈思若《庄子》，翰藻若《淮南》，只字未录。可见萧统自己，就没有定见。这一来，他首先推倒了“文言说”的历史依据。
接着，他针对阮元以韵偶为文之说，驳道：
文辞之用，各有体要，……盖人有陪贰，物有匹耦；爱恶相攻，刚柔相易，人情不能无然，故语辞应以为俪。
……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礼经》、《春秋经》、《九章算数》者，虽欲为俪无由。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各任其事①。
这段驳辞，写得痛快淋漓。
他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立论，不仅击中了“文言说”的要害，也阐明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终结了骈散之争。
不过，应该承认两点：一是阮元从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美化角度，探求“文笔”之分，在中国近代美学史颇有影响。
李兆洛的《骈体文钞》，目的显然在于取桐城派《古文辞类纂》而代之，刘师培的论文题目就是《广阮元言统》。他们都主张抑散扬骈，但都未超出阮元的首倡之见。二是阮元的首创之见，作为一种理论看，确实缺乏科学性。但对动摇“桐城派”的文统说，又有某些积极意义。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２—４２３页。
-- 99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