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审美作用
包世臣《艺舟双楫》是本论文、杂著集；书名用一舟双楫的比喻，极其形象地说明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规律的把握，可以分别就文，书两方面作出研究和探讨。这是解剖麻雀，具体入微的分体研究方法。该书共９３篇，编为六辑；文论四辑，书论二辑。从文论所阐发美学思想来看，集中在论文的“道”
“法”和审美作用这个中心问题上。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对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探讨，溯源于孔子的“文质彬彬”的论述①。但在包世臣看来，真正探讨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要推曹丕、陆机和刘勰了。他在《艺舟双楫。叙》中指出：
论文之书，始于《典论论文》，而《文赋》继之。魏文评时流得失，上衡论体裁当否。
《文心雕龙》后出，则推本经籍，条畅旨趣，大而全编，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②。
这话的意思说，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学价值方面，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认为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①《论语。雍也》。
②包世臣：《艺舟双楫》，上海古今书室丙辰（１９１６年）季复月印行，“叙”
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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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事“
①，肯定文学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所以，是一种“时流得失”之评，偏重于艺术美内容方面的社会功用。陆机的《文赋》“论体裁当否”
，则偏重于艺术美形式方面的探讨。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说：如果“义华而声悴”
，有好的内容而无好的形式，或者“理拙而文丽”
，辞句虽很漂亮，但理义浅薄，那也不是美的作品。这都是强调了内容的决定作用。所以，刘勰认为美的好的作品必须是“衔华佩实”
（《征圣》）
，“舒文载实”
（《明诗》）
，只有做到内吞和形式相统一才是美的，因此，他要求“为情而造文”
，反对“为文而造情”。
“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情采》）。
那种“繁彩寡情”的文艺作品是不美的，使人“味之必厌。”
②
然而，包世臣在这里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推本经籍”和“条畅旨趣”
，换了对具体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批评角度，深得“作者用心所在”
，而加以肯定的。
尽管对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的研究、探讨，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到唐宋诸家也曾有过各自独特的理论上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坛上的纷争，这个古老的命题，有时也会展现出勃发的生机，增添了理论上的新意。
包世臣生活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急剧变幻的时代，并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清中叶以来时代变幻的脉膊。他自认为
①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２５页。
②以上引文见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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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８
“生长孤露，早此忧患”
①，曾在治学上作了这样的回顾：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学废驰，贿赂公行，吏治汙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学于古，而饥驱奔走数十年，验以人情地势，辄不相远，斟古酌今，时与当事论说所宜，虽补偏救弊之术，偶蒙采纳，皆有所效②。
包世臣主张学以致用，主张济世救民，发展农业生产，“劝本厚生”。
在文学创作上也作了反映。
也许包世臣受到曹丕文以致用观点的影响，从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这些所谓“非礼之念”和“非礼之行”
，使他十分重视对艺术美的内容与形式这两者进行探讨了。
同时，固守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提倡所谓“文以载道”
，也引起了包世臣的思考和非议。因而，他在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讨论中，着重在于内容和形式的二者的内涵的复杂性的揭示，往往表现出变幻时代的矛盾的双重性。同旧的有所舍割，但又不能从根本上放弃，对新的有所企望，但又无法找到崭新的凭借。这种“补偏救弊”
，几乎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美学思想的通例，显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之
①《艺舟双楫》，第９页。
②《艺舟双楫》，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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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势！
包世臣对于艺术美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在“道”与“法”两大方面的具体阐述上。
第一方面，“道”
，涉及到艺术美的内容。所谓“言道者，言之有物也，言法者，言之有序也”
①。艺术美一要有内容，二要有条理，结构、体制等形式。这是包世臣对“道”与“法”的自我界定。
作为“道”
，又与“事”和“礼”分别发生关系。
“道”受着“礼”
的支配和统帅。
“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
②这样，就把儒家礼法和伦理观念作为文章思想内容的归依，维护封建的“道统”。然而，在“道”与“事”的关系上，包世臣又吹进了一点新意。
“道附于事”
，并非抽象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切具体事物之中。言事之文，必先洞察所事之条理原委，扶明正义，然后述得失之所以然，而条画其补救之方“。那末，言事即所以明道了。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述其本末“
，才能“是非明白，不惑将来”
③。然则不明道也不可记事。包世臣认为，“言事之文”和“纪事之文”是各类文体中最难作的。
“道附于事”又在这两类文体中又最为明显，所以，离开了具体的事而言道，则道就成了空洞的门面语。
①《艺舟双楫》，第３页。
②同上，第１３页。
③《艺舟双楫》，１４页、１３页、１４页、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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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８
包世臣的“道”与“事”和“礼”的关系，十分复杂。
“道”与“礼”是指导关系，“道附于事而统于礼”
①。但是，这种关系不能代替“言事”
、“纪事”之道。
“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国家也”
②。有些“寻常小文”也不必“强推大义”了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包世臣否定“礼”对“道”的指导关系。他批评韩、柳以来古文家的陋习，也是以“离事”与“离礼”同时并重作为标准的。
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遒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瞩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为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④。
然而，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引述到包世臣批评韩柳以来古文家陋习，只以“离事”为标准⑤，而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虚言道而言张其军”
⑥，抽掉前半句中的“离事与礼”
，均有失片面。
①《艺舟双楫》，１４页、１３页、１４页、１４页。
②《艺舟双楫》，１４页、１３页、１４页、１４页。
③《艺舟双楫》，１４页、１３页、１４页、１４页。
④《艺舟双楫》，第１３页、８１页、１３页、５３页、５１页。
⑤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０２页。
⑥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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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第二方面，“法”
，涉及艺术美的形式，即所谓“言之有序”
①。他认为：“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言”
②。他在一些诗文集的序跋里，一再赞赏和追求合乎法度之美，发表了不少精到之论。
包世臣所处在古文与八股文（八比）并存的时代。虽然，“近世多有精通古学而不能八比”
③，但从文“法”的研究，古文又有与八股文并重之势。包世臣在《述学》一诗中，说过自幼学习八股，“差长艳科第，七岁学八比”
④，又在编录论文集的附记中，肯定八股为“儒业正经”
，说什么：“八比取士，历年五百，忠良英俊，类出其中，义醇词净，本于经；议鸣识壮，酿于史；描摹精切，依于子；波澜洪远，源于集，与古文固不殊也。”
⑤但是，包世臣眼界毕竟开阔，心神甚为宏大，敢于将八股文与古文相比较，认为：
古文言皆己意，故贵能蹈实；八比代人立言，故贵能导虚。古文虽短章，取尽己意，故转换多变态，其墙壁宽而峻；八比虽长篇，取协题情，故推堪少回互，其墙壁隘而夷⑥。
两相比较，八股文有自身的不足和弱点。包世臣感到在文
①《艺舟双楫》，第１３页、８１页、１３页、５３页、５１页。
②《艺舟双楫》，第１３页、８１页、１３页、５３页、５１页。
③同上，第９１２页。
④《艺舟双楫》，第１３页、８１页、１３页、５３页、５１页。
⑤《艺舟双楫》，第５３页。
⑥《艺舟双辑》，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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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８
“法”
（近辉远映，上压下垫，旁敲侧击，仰承俯引）
“较古文为备”。在这个意义上说，“八比实足以为古文为导引”。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也论及科举八股，从文题、布局、手法，一直到炼词造句诸方面，比包世臣只从布局、手法上来讲，更为全面一些。但是，在对待科举八股的态度上，刘熙载只引用了“‘虽不应举，亦可当格言一则’。
此亦足破干禄之陋见，证求理之实功已。“
①而包世臣却提醒人们要注意“摆股八比气息”
②。因为时文毕竟是“利禄之途，人怀侥幸”
，“朝驾南辕，暮从北辙，前邪后许，谬种流传，隳风气而坏风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趋愈下”
③，而作者本人“幼习举业，继攻古文”
，最后能够掌握文“法”
，写出佳文，“则听其自为从吾所非，而非父师之所能为力者”。
④这些说明了包世臣比刘熙载美学思想更具有积极成分。
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包世臣探讨诗文美的内容和形式，除了对其内容（“道”）与形式（“文”）作了种种界定，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外，还涉及到诗文的社会作用。在包世臣看来，诗文具有“功用”和“审美”二方面的社会作用。而且把“功用”与“道”
，“审美”与“法”沟通起来。虽说这种沟通不完全科学，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①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４８页。
②《艺舟双辑》，第５４页。
③《艺舟双楫》，第５６页。
④同上，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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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包世臣对于“道”
，对儒家经典作了界定，因而在诗文的“功用”问题上，他十分推崇儒家“诗文”。于是，“温柔敦厚”
、“美刺”
，以至“以礼说诗”等，都成为评价和欣赏诗歌的标准。诸如“观风俗，镜得失”
①，“昭劝戒，垂世法，保绪深达治源”
②等，被当作创作诗文的宗旨。然而，就创作实际而言，“古今传诗之用于美者什一二，而应制教，希恩泽，充羔雁，不足与于诗教者，已居大半。其他风云月露，体物即事之章，苟有善者，亦必出于比物连类，以致寄托。”
③前者对一些应酬之作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后者把吟咏情性的山水诗、咏物诗的佳作，统统说成是“比物连类，以致寄托”
，未免偏颇。因为诗文的社会功用问题十分复杂，就他自己来说，因听从别人劝告，认为济世救时之作，系耗费精神之事，曾一度辍作，此后三十多年，诗作“必不得已而有言”
，“自是始专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达于诗，尽意则止。依傍之陋，渐就湔除矣。”
④这种诗文多少带有追求超脱世俗的清高意向。包世臣曾为此而努力创作出“究人情之极”之文，达到“遗远世俗，自尊所闻，言依于礼义，心泯乎得失。”
⑤在这种创作理论的指导下，使他的诗文能够“直吐肝膈”
，出现了生机。
在诗文的“审美”作用方面，包世臣揭示了“移情”的
①《艺舟双楫》，第１０页。
②同上，第３９页。
③同上，第７７页。
④同上，第２１页。
⑤同上，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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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９
现象，深刻剖析了诗文鉴赏者的审美心理特征。他指出诗文的“移情”功用：
是故艺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则艺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学，成连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为期，情固必移于海上乎？
古人闻涛声见剑舞，而悟草法；览山川雄奇，诗文为之增气。是岂有迹象可拟，理趣可寻者乎？是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适移之于海上也①。
这里所说的是指“移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审美主体（诗文鉴赏者）移情要有对象；而对象自身之移情，也要有凭借。
“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适移于海上”
，其原因在于“有迹象可拟、理趣可寻”。他还认为，文学作品以语言为媒介，“感人之速，莫如声”
②。作为诗文鉴赏者，又须具备“想齐内省之心”。包世臣曾说：“吾知坐华屋绮筵，而微新曲者，必有思齐内省之心，一时迸发勃然，而不能自遏矣”。
③，我们从鉴赏者审美心理活动来看，“思齐内省”确是移情的内因，它同以后梁启超的“解脱说”
，互为发明。如果说梁启超的“解脱说”
，旨在审美意趣可以使人摆脱现实的不满和精神的痛苦，被誉称为“文学家的桃源”
④的话，那么包世臣的“移情说”
，
①《艺舟双楫》，第５０页。
②同上。第７９页。
③同上。第４９页。
④参见拙作：《梁启超关于美的分析及其历史评价》，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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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则是通过艺术形象感染和诗文的教育作用，加强自身的修养，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进入艺术境界，以至“不能自遏”。
在这个问题上，包世臣和梁启超的观点，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梁启超强调解脱出世，寻找“世外桃源”
；而包世臣注重现实社会，通过移情养性，“思齐内省”
，以适应“社会功用”。
包世臣一再申述的“观风俗，镜得失”
①，“昭劝戒，垂世法”
②，都是面对现实的。他的审美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审名山大川之美，也是审人性陶冶之美，以客观之景，来移主观之情，达到齐家治国的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