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曾国藩标示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为古文之境，那么要达到这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古文之境，就须要在古文
①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五年。
②《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４页。
④吴汝沦：《与姚仲实》，《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０７页。
⑤苏雪林：《林琴南先生》，《人间世》第１４期，１９３４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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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和古文的形式上，下一番功夫。否则，他的美学思想只能是一种历史遗产的归类，而不能在创作实践中发挥作用。
曾国藩所说的古文的观念沿袭了方苞、姚鼐的“桐城”
一路，桐城派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散文流派。从它一开始，就和宋代的理学结合在一起，由程、朱上溯孔、孟，宣扬儒家之道：它以归有光承接唐、宋八家，上溯先秦、两汉，探源《六经》、《左》、《史》之文，它对民间文艺以及新兴的小说、戏剧文学，顽固地采取排斥和鄙视的态度。就其总的倾向来说，它是保守落后的，是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文学派别。但是，由于这一文派不仅多少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古文作品传世，在创作实践上显示出一定的业绩，同时更由于这一文派中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家，不断吸取古代美学和文学的研究成果，探讨散文的艺术经验，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
曾国藩平生在治古文上是非常服譍姚鼐的。在《圣哲画象记》中，把姚鼐列为他对历史人物所最钦佩的３２人之一；并在《复吴南屏书》中，对当时吴敏树诋訾姚鼐，把他比作宋代江西派的吕居仁的论述，深不以为然，以继承姚鼐之传而自命①。他在对古文写作方法，以及文章风格上，虽有所阐发，但基本上继承了姚鼐之论述。不过，姚鼐死后，桐城派遇到了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震撼，使得封建统治所要求于文学者，已经不是“华国文章”
，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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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更直接、更实际地有助于封建统治者的重新稳定。曾国藩十分敏锐地感受到这个问题，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
①的观点，从古文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理论的探索。
一方面，他为了给桐城派找出路，把“经济致用”的口号，从早期改良主义者手中夺过来，而注入不同的内容，用以代替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这个体系中“义理”之首位。他在《圣哲画象记》里，取“义理、考据、词章”之说，以概孔门四科，把“德行”
、“政事”两科并入“义理”之内。而四科之中，首先标举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四人，许为“德行”而兼“政事”
，得“义理”之全；然后才是濂、洛、关、闽五子，只承认他们占了“德行”一科，仅得“义理”之偏，并且只承认他们是大致不差，“其大者多合洙泗”
而已。
②在姚鼐的体系中，“义理”
只是宋儒的义理，程、朱是继承孔、孟“道统”的正宗，根本没有诸葛亮、陆贽等人的地位。诸葛亮的治术，一向还被理学家议其“不纯”
，是否够得上儒家的资格都还有问题。
而在曾国藩这个体系中，这些实践的封建政治家却成了“义理”的最完满的代表，压在宋五子头上，巍然居四科之首。显然，此“义理”已非彼之“义理”
，实在就是“经济”的别称。曾国藩还公然说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③更干脆把方苞、姚鼐所谓“义理”抛到一边去。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１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３页。
③《致吴南屏书》，书札卷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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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致用”
，早期改良主义者用来攻击桐城派，方东树畏之如毒药；曾国藩却用它来发挥“躬行实践”
①的疗救妙方，变成了桐城派的续命汤。陆贽和马端临，是早期改良主义者所推崇的人物，作为反唐、宋八家，反桐城派的两面旗帜②；曾国藩又把他们夺过来，纳入自己的体系。其关键在于他是洋务派的先驱人物。他依据情势发展，主张要“变”
，反对顽守“祖宗成例”。所以他在文学上能抛开方、姚辈所谓“义理”
，实际上代之以“经济”。即所谓“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③可是他所要的“变”
，是以对外妥协，换取新装备，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不同于早期改良派主张的，即把封建专制制度改变成一个对内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对外足以与侵略者相抗衡的君主立宪制度。所以他所谓“经济”
，绝不是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所谓“经济”。后来桐城派文人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指出：
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④。
①《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６页。
②冯桂芬：《复庄卫生书》、《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４页。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５页。
④《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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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那些拜祷讴歌的话之外，曾国藩“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
，就是以“经济”代之“义理”
，借以补救理学空疏的弱点，而使桐城派得以延续，那倒是确实的。
另一方面，曾国藩重视写作艺术，反对程朱的重道轻文的观点。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中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①？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②。
此后到二程，进一步认为，从事于文，即有害于学。并转引《书》“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
③的话相佐证。到了朱熹不象二程之绝对，但仍反对著力于文。
《语类》中载：
一曰说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④。
曾国藩虽然在思想上是崇尚程朱理学的，但对他们的重义理而轻词章的见解，是反对的。他在《与刘孟容书》中说：周莲溪氏，称“文以载道”
，而以虚车讥俗儒。
夫虚车诚不可行，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殁，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后日苟有所见，而愿
①周敦颐：《通书》。
②周敦颐：《通书》。
③见《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④《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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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
①
又说：
于汉宋两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阅。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②。
曾国藩有一部《鸣原堂论文》，选取了汉代匡衡、贾谊以后的古文十七篇，多从结构、气味、音调、遣词和造句等方面，进行评点，“总期足以感发兴起耳”。
③由于曾国藩注重古文写作的技巧，他的文章，曾受到章炳麟较高的评价，说他“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９３５１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
④
从以上两方面看来，曾国藩在桐城文论体系中，既有所传承，又有所修正，而且这些修正部分，能分别从内容和形式入手，比起那些守旧说者自然要高明一些。桐城古文经曾国藩又延续近半个世纪，与他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网罗人才，扩大影响；并能够认清“世变”
，在理论和创作中作出了
①《与刘孟容书》，书札卷７。
②周敦颐：《通书》。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３页。
④《太炎文录。校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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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有一定的关系。诚如梁启超所说的：“国藩功业既焜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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