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是个风云变幻、代代相嬗的时代。梁启超论述美感的特征和社会功用时，十分注重情感，糅合了人在欣赏美的过程中的心理因素，为中国近代美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客观上符合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要求，起了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是个“小说界革命”的热心倡导者。他的小说理论，对于美感的特征和社会作用的分析和研究十分透辟。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认为：
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其最受欢迎者，则必有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①。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小说能“常导人游于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受之空气”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
①《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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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２
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历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
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感人之深，莫此为至①。
梁启超紧紧扣住人们情感中的想象这一中间环节，抒发审美的感受，有情、有状、有境界，都能够在文艺作品中展现出来，得到共鸣。他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人物形象为例，进行分析，说：
宝二爷和林姑娘，你怕我错怪，我怕你错怪，实则彼此始终未尝错怪，此中电气相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②。
由此可见，梁启超所说的“感人之深，莫此为至”
，是十分有道理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艺术欣赏中的想象的地位和作用，梁启超还用了“熏”
、“浸”
、“刺”
、“提”四个字来具体描绘。他认为，“熏”的作用在于“染”
：“浸”的作用在于“化”
；“刺”的作用在于“觉”。这三者都自外而内的，换句话说是文艺作品（审美客体）作用于读者（审美主体）的。如果要从读者（审美主体）体验、评价文艺作品（审美客体）的话，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５８页。
②光绪二十三年《致碎佛尊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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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则是最后达到的“提”
，也就是自内而脱之使出，所以是最“上乘”的。这四者相同之处，都借助于读者在艺术欣赏时的情感、想象之力，而这又同艺术美的形象性和愉悦性相关联。
为什么“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一厄”会“忽然发指”？又为什么“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会“忽然流泪”？梁启超回答道；前者由于“我本愉然乐也”
；后者由于“我本肃然庄也”
①。莱辛在《拉奥孔》中说过，艺术作品“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
②。梁启超所说的“愉然”
、“肃然”所带来的类似这种想象自由活动的愉快感，是艺术作品的审美的特征。
而“乐”
和“庄”
的审美效果，兼有中国古典传统的阳刚之美和明柔之美的判别。审美所以能够使人透过对艺术形象的知觉，直接去把握它的深刻内容，产生认识与情感相统一的观照态度，主要是凭借和通过审美的想象活动来进行和实现的。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进一步分析了作为审美主体（读者）的脑筋有敏锐或迟钝之别，小说所含的刺激也有大小多寡之分。按照梁启超的看法，艺术美的形象性和愉悦性的发挥，又从属于这一点。所以，“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
③他在分析审美趣味的时候，也曾指出有三种形态：第
①《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第１５８页②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８页。
③《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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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２
一，对境之常会与复现；第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第三，他界之冥构与蓦进。都是建立在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变化的兴味上的。他说：
人类心理，凡遇著快乐的事，把快乐状态归拢一想，越想便越有味；或者别人替我指点出来，我的快乐程度也增加，凡遇著苦痛的事，把苦痛倾筐倒箧吐露出来，或者别人能够看出我苦痛替我说出，我的苦痛程度反会减少。不惟如此，看出说出别人的快乐，也增加我的快乐；替别人看出说出苦痛，也减少我的苦痛。这种道理，因为各人的心都有个微妙的所在。只要搔着痒处，便把微妙之门打开了。那种愉快，真是得未曾有，所以俗语叫做“开心”
①。
梁启超这种“心态之抽出和印契”的审美形态，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整个美学思想带有折衷的味道，而梁启超则认为情感在审美过程中越集中、越炽热，越好。由此联想到为什么晚清的许多匡时救亡的文艺作品，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自身的创作和他们作过肯定的作品，大都采用直言疾呼、张扬政见的手法，被人贬为不是“正路的文学”
②。这就与梁启超所鼓吹的这一美学观点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没有正确处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辩
①《美术与生活》，《梁任公文存》下卷，第２２２页。
②周作人：《现代中国文学》，转引自刘心星：《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湾正中书局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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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证关系，片面强制刺激力和思想性，往往影响到作为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享受。
尽管如此，象梁启超这样强调以情感、想象的心理因素来阐述美感的将征和社会作用，是不可多得的。他毕竟借助了西方美学理论和文艺学、心理学的广博的知识，为开发民智服务。他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遍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之力所得而易也①。
此文（１９０２年）发表后的十七年（１９１９年）
，“生平不喜观剧”
的梁启超旅居法国３个月，深感“至此乃不期而心醉，每观一次，恒竟夕振荡不怡，而嗜之乃盖笃，虽然为时日所限，往观尚不逮十度也”。
②这种把审美过程中的心理因素和情感特征，作为自己美学思想研究的对象，对于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