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感到审美具有情感的特征，而情感与理智不同，属于“无判断”
、“无标准”的，从而使他对于审美准标的分析和研究笼罩上神秘主义的色彩。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说过：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感情”。情感表达出的方向很少，内中最少有二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请你科学家把美来分析吧！什么线，什么光，什么音，什么调……任凭你说得如何文理密察，可有一点儿搔着痒处吗？至于“爱”
，那更是“玄之又玄”了。假令二位青年男女，相约“科学的恋爱”
，岂不令人喷饭，又何止两性之爱呢？
父子、朋友……间至性，
①《红楼梦评论》，载《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７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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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３２
其中不可思议者何限①。
这里，梁启超对于美的分析，紧紧扣住与理智相区别的情感特征是对的，但是，把情感看成是不能用理性来解剖，是绝对的超科学的，因而“美”
对于人永远是个说不清楚的谜，这是不可知论。我们认为，感情是人对自身周围的事物所采取的态度，因此它受着周围事物的影响。梁启超的错误是把“感情”和周围事物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感情”
，那当然是神秘莫测了。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也还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的。
并不是任何两个人都可以谈恋爱。
比如，鲁迅所指出的“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林妹妹的”
②，就是因为他们彼此所处的社会地位、文化教养不同，怎么说人类的感情都是神秘莫测、不可理喻的呢？！
我们只要从一定的社会存在来理解一定的社会意识，还是可以找出“感情”的盘根错节在那里。至于说到“美”
，它所引起的感情的特征，确实是客观存在。梁启超曾用“情人眼中出西施”的俗语，证明他的理论主张。
所谓“情人眼中出西施”
，按梁启超的理解，即因情而不顾“客观上万人一律的美人的标准”
，把一个丑女子看成“西施”
，关键在于评论者在理智世界，而热恋者在感情世界③。我们认为并不是完全这样。
“情人眼中出西施”
，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美的选择和欣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时
①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载《饮冰室全集》文集，第１４册。
②《二心集。
“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１６４页。
③《非宗教同盟》，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版，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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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很难用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来硬性作出规定。用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就象文艺作品的风格一样，有个较广阔发展的天地。但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并不足以表明审美的无判断、无标准。为什么这样说呢？概括起来有这么三点：①审美的对象（客体）具有“西施之美”。百花各有香和色，本质上它是百花中的一种。
②审美的主体（人）同审美对象（客体）关系，是反映、被反映的关系，即透过情人之眼而审视西施的。它带有“直感”的特点，又往往离不开形体的美。既然把这个审美对象（客体）统称为“西施”
，就与一般认为“西施”的形体美不相上下，绝不会是梁启超说的“丑女人”。否则，“情人眼中出西施”对于那位情人，成为一种恶意的嘲弄。
③审美对象的形体美作为“西施之美”就有了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标准的幅度再大，只能容纳一些非美非丑的内容，绝不能容纳象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敲钟人加西莫多的外形丑。审美主体（人）的有情或无情，情多或情少，影响到对审美对象（客体）的态度，但不能改变审美对象（客体）的形体美。一个丑女人，竟被有情人所热恋，摒除的倒是她的形体丑，而要在她内在的精神方面找原因。
如此说来，人类的“爱”和“美”确有情感的特征，但也是可以用理智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怎么能讲它们是无判断、无标准呢？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把这种神秘莫测、难以判断的“爱”和“美”
，推及到社会生活方面，指出：
程婴、杵臼代人抚孤，抚成了还要死；田横岛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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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死得半个也不剩①。
他认为此等举动，只是感情的冲动或“情急起来”的表现，“若用理智解剖起来，都是很不合理的”。
②如此看来，历史上那些“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包括被他热烈赞扬过的维新变法的同志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也都是不可理解的了。事实上，这种人有着这样崇高的感情，也有着同样高度的理智。谭嗣同之所以能够“我自横刀向天笑”
，就是因为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③这是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一文中的一段记载，写于１８９８年。事隔二十几年。同一个梁启超却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把理智和情感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崇高（美）
和正义（善）的曲解，是有害的自我否定。
梁启超的这种有害的自我否定，固然与他当时（１９２４年）政治思想的主导方面有关。而从理论上分析，除了把理智和情感完全对立、否定审美的标准以外，另外还否定了审美的价值。他不同意美和真、善一样，都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而是把审美的趣味与实际生活中的价值对立起来。他认为，生活本身没有价值可言，只有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表明上他反对消遣主义，实际上是无限夸大了美的趣味性。他还奉行了孔子的“知不可而为”主义和老子的
①《人生观与科学》，《饮冰室全集》文集，第４０册，第２４—２６页②《二心集。
“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１６４页。
③《谭嗣同传》，《饮冰室文集类编》卷四戊戌集，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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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不有”主义，认为这两个主义在他的心目中具有“人类精神生活”上“绝大的价值”。
“知不可而为”主义，容易奖励无意识之冲动，“为而不有”主义，容易把精力消费于不经济的地方“
，抛开一切杂念、目的。因而，同这两大主义是并行不悖的。而且这两大主义构成了他的唯兴趣论的另一哲学基础，同狭隘的实用主义相对抗。他曾用“乐以为乐”和“室以为室”两个命题，作了一番讨论：
墨子说儒家言“乐以为乐”
，无异言“
“室以为室”。
这个比例，本来不通；我们自然不应该说“为吃饭而吃饭”。但是尽可以说“为美而爱美”
，“为文学而做文学”
，“为科学而做科学”。前者是和“室以为室”同性质，后者是和“乐以为乐”同性质；墨子只看见狭隘的实用主义，自然会起这种谬见，胡先生（按指胡适之——引者）并非见不到此，何故附和他呢①？
区分“乐以为乐”和“室以为室”两个命题，含有正确的见解。
在美的创造和欣赏中，绝不能与狭隘的实用主义划等号。
建筑房子，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能不考虑到对象的实用方面。房子能遮雨、避暑、抗寒、防震，这是主要的，即所谓“室以为室”
（如果作为建筑艺术来看，也有美化与实用的关系）
，但是，文学作品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作用于精神方面，并经过若干中介（中间环节）
，才能作用于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这是我们通常说的美的社会功利性。在这里，梁启
①《评胡適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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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只是敏感到这一点，并未深入探讨以上这个问题。他排除狭隘的实用主义，努力区别“室以为室”和“乐以为乐”
，可是，他又把“乐以为乐”推向一个极端，提出“为美而美”
，“为艺术而艺术”。这是否同他所说的美的创造和欣赏，也含有“无意识的冲动”和“把精力消费于不经济的地方”一致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前者，与他把情感与理智对立起来，含有神秘主义的论断有关，后者用来直接反对狭隘的实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