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坛，存在着一股脱离现实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到了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意义美学思想，主张诗文要适应政治上的变易，经世致用，反映现实。王韬在《我诗》中强调所谓“贵笃挚”
，“别真伪”
，“但知吟乱离，不能饰平治”
①，最能表明忠于现实，勇于暴露的思想。但是，当时脱离现实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
①转引《中国近代文论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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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６２
十分顽固。到黄遵宪的时代，这股诗风中的代表人物公然提出“避俗就俗，力求生涩”
，反对‘纱帽气“
，“馆阁气”的主张，声称要做个“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陈三立）
①；有的标榜“杂凑摹仿”
，以模拟汉魏六朝为准则（王闓运）
②；有的则以玩弄艳丽词句、对仗工整为能事（樊增祥、易顺鼎）等等③。
时有变化，诗有古今。黄遵宪对有清一代的拟古主义提出了“古”与“今”之辨；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
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之，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④？
既然“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
，诗就不是脱离“事”和“人”而作词句的玩弄、声律的游戏。
而且“诗之外有事”
，有古事，或今事；“诗之中有人”
，有古人，或今人。黄遵宪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反对“俗儒”泥古、尊古的倾向。生活今世的诗人，只能描绘今世之事。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⑤，从另一侧面提出了相同的美学主张：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圆，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
①《散原精舍诗》。
②《湘绮楼论诗文体法》，《湘绮楼论文》。
③《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自序》，第１页。
④《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自序》，第１页。
⑤《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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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琉璃，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①。
据钱仲联笺注，“谈迁《枣林杂俎》引袁宗道曰：‘时有古今，诗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为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此意即公所本。”
②其后的顾炎武在《日知录。诗体代降》中说过：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
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③。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蹈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我。
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似也。
知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④。
①《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６页。
②《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６页。
③《日知录》。
④《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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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７２
赵翼进一步强调诗歌随着时代而发展。他指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①。
诗从触处生，新者辄故存②。
但是，这些前人的美学主张，大多从诗歌形式的发展或偏重于形式变化而言的。黄遵宪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跨进了一步。他不仅主张诗歌的形式要随“势”而“代降”
，诗歌的内容也要随“势”而“代降”
，而且指出诗歌为什么要随“势”
而“代降”的道理。他写道：
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上，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
虽然，诗固无古今也，苟出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草木、禽鱼之日，出其态以尝（当）我者，不穷也。
悲、欢、忧、喜、欣、戚、思念、无聊，不平之出于人心者，无尽也。治乱、兴亡、聚散、离合、生死、贫贱、富贵之出于我者，不同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③。
这就是说，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它能够反映“我”的耳目闻见，也就是说诗必须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同时，能够真实地体现“我”的“心声”
，体现“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①《论诗》、《佳句》。
②《论诗》、《佳句》。
③《与郎山论诗》，引自《岭南学报》１９３１年７月第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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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已亡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
①，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
诗歌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不同于图画、音乐。
“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为什么要使诗歌语言趋向口语、俗语呢？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黄遵宪回答道：中国的书面语言和口语是脱节的。
这是由于，汉语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但书面语言却一直以古老的文言为主。这样，它们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不便于人们学习和使用。黄遵宪又说：
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②。
黄遵宪总结了周秦以来文体不断发展的历史，要求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
，“适用于今，通行于俗”
③的新文体。
他特别赞扬小说家能采纳方言进行写作，要求书面语言和口语接近。而这一切又服从于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文化的要求，“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
④。
①《与郎山论诗》，引自《岭南学报》１９３１年７月第二卷第二期。
②《学术志》，《日本国志》卷三三，第６－７页。
③《学术志》，《日本国志》卷三三，第６－７页。
④《学术志》，《日本国志》卷三三，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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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