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时代不同，诗有古今，今之诗人当然要写今诗，那么今之诗人必须反映现实，其作品才能反作用于现实。因此诗与现实的关系，是通过当代诗人的感情抒发反映出来的，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反映。这是黄遵宪诗论的特点。他把诗看作是诗人的“笃好深嗜”
①，自然诗中有人的性情，有诗人自身。而“诗之外有事”的“外”
，相对于人处于诗之“中”
而言的。诗人与“事”
（现实）的关系，诗人是处在诗中，而“事”（现实）则在诗人心目之“外”。诗人反映“事”
，（现实）要有由“外”化为“中”的过程，主客观达到统一。这样不但“事”（现实）处在“诗”之“外”
，诗反作用于“事”（现实）
，也在“诗”之“外”。黄遵宪主张诗人“阅世”
、“知今”
，目的在于通过诗歌的社会作用，达到“能救时弊”的目的②。诚然，“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观点，并非始于黄遵宪。清初的赵执信在《谈龙录》中，就提出过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的主张，并且强调“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
③。不过，黄遵宪又明显地继承了魏源关于“知”
“行”关系上所强调“行”对人认识的重要性的观点。
①《人境庐诗草笺注。自序》，第１页。
②《感怀》，《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第１页。
③赵执信：《谈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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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诗怎样才能反映广阔的现实呢？
作为诗人，黄遵宪认为，第一，要注意生活实践。他说：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者千古贤，独能救时弊，贾生治安策，江统徒戎议①。
你要“论当世事”
，要“识时”
、“通情”
，那就要“知今”
、“阅世”
，要走出“门”去，到现实生活中，掌握真情实况。这样，你对“当世事”才有发言权，才有可能“救世弊”
，有所作为。他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讨论小说创作时，特别强调了“阅历不能袭而取之”
②。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当然有所区别，但对于生活实践的需求，二者是一致的。黄遵宪对于那些“不出门”的“儒生”
，是极尽嘲笑之能事的。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咀。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中言今日论，痛苦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手执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③。
他鄙薄那些“寻章摘句，于字句求生活”的人“是为无用人耳。”
④
①《感怀》，《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第１页。
②《致饮冰室主人手札》（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③《感怀》，《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第１页。
④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庚辰笔话第七卷第四十话》，１９６８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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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７２
第二，要多读书，以广其识；游名山大川，以壮其气。
１８７９年（光绪五年）
１２月１８日，他和日本友人黾谷省轩、石川鸿斋论及日本当时的诗文。
黾谷省轩说：“敝土诗近来纤靡成风，识者愧之。与栗香（即宫岛栗香——引者注）辈谈，亦慨之。
与有志之士二三辈约，欲矫之以宋唐；愿得阁下提撕，一振颓风，以扶大雅。“黄遵宪回答：
仆不肖，何敢当此？
愿得随诸君子后，力著一鞭耳。
诗之纤靡，一由于性，二由于习。
习之弊，又深于性。
欲挽救之，仍不外老生常谈。曰：多读书，以广其识，以壮其气；多读杜韩大家，以观其如何耳①。
黄遵宪在这里论及诗之纤靡由于性和习而造成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是否全面，故且不论。作为一个诗人，黄遵宪强调要“多读书，以广其识，以壮其气”
，无疑是正确的。同一天，黄遵宪和石川鸿斋笔谈时，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太史公所谓游名山大川以壮其气也，此理自不可诬”
②。反复阐明这个重要道理。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一切文艺作品都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③黄遵宪强调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