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引“诗之中有人”
，就是诗中“有我”。何谓“有我”呢？就是要具有“我”所处的时代精神，要能表现“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具有“我”的风格。
“人各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
①。古今诗人不同，在于诗之古今不能“剿说累同”。在《与朗山论诗》中，黄遵宪在谈到如何才能成为“一家言”时曾经这样写道：
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是故论诗而依傍古人，剿说累同者，非夫也②。
不“依傍古人，剿说累同”
，才能立“一家言”。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各不相师”
，不是说排斥传统佳作，否定遗产继承。他接着写道：吾今日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不先不后，而我在焉。前望古人，后望来者，无得与吾争之者，而我顾其情，舍而从人，何其无志也③。
①《人境庐诗草笺注。跋》，第３８９页。
②《人境庐诗草笺注。跋》，第３８９页。
③《人境庐诗草笺注。跋》，第３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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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潘飞声《在山泉诗话》中也记录了黄遵宪这样一段话：
后人学艺，事事皆驾前人，惟文字不然，以胸中笔下皆有古人在，步步追摹，不能自成一家面目，是以宋不如唐，唐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汉魏也①。
不必“依傍古人，剿说累同”
，那是因为“我”所处的时代与前人不同，“我”的经历际遇与旁人有区别，由此而产生的“我”
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也与前人、旁人相异，看不到这一点，“步步追摹”
，是不能“自成一家面目”的。
１９０２年４月，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到自己“意欲扫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时，对此讲得更明白。他说，要“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
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而其用以感人为主。“
同年，１１月末，他在给邱炜萲（菽园）的信中进一步写道：
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
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②？
这里不仅谈到诗的创作与诗人的经历、际遇以及诗人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有关，而且已经涉及到诗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意识到诗作必须“鼓吹文明”
，发挥其“左右世界之力”了。黄遵宪青壮年时期，正值戊戌变法前后；他成为改良运动中有作为的政治思想活动家和著名爱国诗人。他的一生诗作编辑为《人境庐诗草》。从这部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出黄遵宪所遭
①潘飞声：《在山泉诗话》，《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４１３页。
②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黄公度先生论诗手札墨迹》，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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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７２
之时势、所见之理，他所鼓吹的文明、所左右的世界，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反对侵略，反对投降。
黄遵宪的诗作，兼有“诗人之诗”和“非诗人之诗”的特点，关系着“国之存亡，种之主奴”
①。他极其生动地、形象地记录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被殖民主义者侵略、瓜分的历史，反映了近百年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对投降的英勇斗争，也表现了诗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高风亮节和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在广州，他热情地讴歌鸦片战争时坚守虎门、抗击英军而英勇殉难的水师提督关天培的爱国壮举，猛烈抨击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懦弱无能②；他在天津，想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的军舰威逼天津的情景，这些“十年前事首频搔”的屈辱往事，虽事过境迁，却仍旧发出了“地到腹心犹鼾睡，人来燕赵易悲歌”
③的感慨。他在北京目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悲愤地说：“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
，希望清政府象越王勾践那样，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雪耻图强：“教训十年民力盛，倘排犀手射鲸鱼”
，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领土④。
甲午战争时期，他陆续写了《悲平壤》、《东沟行》、《哀
①《梁启超、徐仁铸等十三人识跋》，未刊稿。转引《黄遵宪》，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１页。
②《羊城感赋》，《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３６—３９页。
③《由轮舟抵天津作》，《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９页。
④《和钟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怀诗》，《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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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旅顺》、《哭威海》、《乙未二月二十七日祭沈文肃公祠》、《马关事件》、《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和《台湾行》等感人肺腑的爱国诗章。
这些作品形象地体现了诗人反对日本侵略，谴责清政府顽固派屈膝投降和为祖国危亡担忧的爱国主义感情。同时，热情讴歌台湾人民反抗侵略，誓死抗日的斗争精神。
（二）批判守旧，变法图强。
黄遵宪反映变法思想的诗作，大多写于维新变法失败之后，而且侧重于反映变法与反变法这场斗争。
《感事》是黄诗中完整记叙戊戌政变的组诗。
戊戌政变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第一次较量而永载史册。慈禧再度临朝，捕杀了维新派的“六君子”
，而且株连甚广，凡与新政有点牵连的，都被杀戮、监禁、流放或革职，无所不用其极，“可怜时俊才无几，瓜蔓抄来摘更稀”
，一时京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诗人也身受其害。但是，黄遵宪并没有屈服，他在写于南归途中的《感事》里，痛骂泄谋告密的袁世凯为“两端首鼠”
，斥责顽固派为“贼”。
他猛烈抨击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维新派的血腥罪行，以及清政府在政治上更加堕落的现实，诗人禁不注要“穷途并哭海漫漫”
①了。他写道：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
①《台湾行》、《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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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８２
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①。
诗人经历丰富，见多识广，将日本，东南亚及欧美等国的政治、历史和科学文化融入诗中，可谓“罗络中外，低昂古今，风起云涌，错彩镂金”
，有龚自珍所说的“怡魂泽颜”
的作用②。
（三）同情人民，仗义执言。
康有为在《人境庐诗草。康序》中指出，黄遵宪诗作“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
③黄遵宪青年时代，家道中落，同情贫苦人民。他听到邻妇时时隔墙哭声，看到如狼似虎的官吏“手执官府”
，催缴钱粮，邻妇强颜欢笑，用家中三日口粮招待后，仍然被勒索。最后，只好抓去邻妇的老翁入狱顶租。他就奋笔写下了《邻妇叹》。诗人在诗的结尾控诉道：
遥闻长官高堂上，红灯绿酒瓘未足④！
这同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⑤，心情相同。他几次到广州应考，路过香港，看见国土被帝国主义侵占，人民倍受蹂躏的情形。他对“酋长虬髯客，豪商碧眼胡”
，“民
①《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１２２页。
②《梁启超、徐仁铸等十三人识跋》，未刊稿。转引自《黄遵宪》，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２页。
③《人境庐诗草笺注。康序》，第３页。
④《邻妇叹》，《人境庐集外诗辑》，第６页。
⑤《杜甫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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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气多羶行，麦言学鸟言“的”番鬼“深为反感，激起了一腔爱国热忱，发出”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
①的慨叹。
１８７４年黄遵宪由海道北上赴考，沿途目睹帝国主义的罪行。当他行到北京郊外，看到京畿大片农村被帝国主义轮番洗劫后，“荒凉地不毛”
，“中妇乞钱号”的悲惨景象，不禁发出“天恩才咫尺，民气不衣冠”
②的悲痛呼喊！
１８２年，黄遵宪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看到２０万华人遭到非人待遇，挺身而出，捍卫海外华人的权益和人格。
美吏尝藉口卫生，逮华侨满狱。先生经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積日，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耶。
美史谢。
遽释之③。
钱仲联在《黄公度先生年谱》中称“先生为中国历来驻美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
④当梁启超二十年后到美洲时，当地的华侨还记得黄遵宪处理华工事件，“尚称道此事不容口”
⑤。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黄遵宪早年看不到人民因遭受压迫、剥削，而奋起的反抗斗争，撰写了有仇视太平天国起义军及义和团诗作。但到了晚年（１９０３年）后而改变了仇视的态度，批评曾国藩“视彼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王
①《香港感怀十首》，《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２４—２６页。
②《武清道中作》，《人境庐诗草笺注》，第４６页。
③《人境庐诗草笺注。黄公度先生年谱》，见第３１页。
④同上，第５４页。
⑤《人境庐诗草笺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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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８２
成）之辈，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
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黄遵宪能如此同情人民，仗义执言，含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人道”思想，表现了诗人的执着和正义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爱国诗人、维新诗人的黄遵宪不仅在自己诗作中熔铸了时代和社会内容，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和美学修养。他认为：
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谓公（指梁启超——引者注）
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脑丝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吾极赞其言②。
文学艺术既不是乾巴巴的说教，又不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感叹；而应该以情感人，晓之以理，情理交融。梁启超是情感论者，自称是个“笔锋常带感情”
③的人。黄遵宪在这里借用了一位深交三十年的朋友对梁文的评价，阐发了文学艺术的感染力，极为形象、生动。
他在这段话中，还有一条夹注，说到诗作问题：
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④。
①转引尤炳圻：《黄公度年谱》，《诗话和诗纪》第１页。又黄遵宪《旋军歌》：“黑山绿林赤眉赤乱民不算贼”
（《人境庐集外诗辑》，第６２页）。
②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③《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册。
④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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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２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１９０２年（光绪二十八年）
１１月，黄遵宪收读梁启超主编《新小说报》和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后，认为：
《新小说报》初八日已见之，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之上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①。
为什么会如此感人呢？除了感受移情外，“《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
②，符合荀子所说的“文理情用，相为内外”
③的观点。但是，也要看到黄遵宪对梁启超这类重说教而不重于艺术表现的政治小说，颇有微词的，提出小说之神采必以透彻为佳、小说之趣味必以曲折为佳的审美标准，纠正其“直、平、浅”的弊病。正如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所指出的那样：
小说之所以耐人寻索，而助人兴味者，端在其事之变幻，其情之离奇，其人之复杂④。
为了达到小说之神采必以透彻为佳、小说的趣味必以曲折为佳的审美标准，黄遵宪试图从作者必须“富阅历”和“积材料”两方面入手，加以解决。指出：
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
①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②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③《荀子。礼论篇》，《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版，第２３８页。
④《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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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８２
一饱尝烂熟，出于纸上，而又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无不如意，未足以称绝妙之文。前者须富阅历，后者须积材料。阅历不能袭而取之，若材料则分属一人，将《水浒》、《石头记》、《醒世因缘》以及泰西小说至于通行俗谚所有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分别抄出以供驱使，亦一法也①。
按理，作家阅历越丰富，语言越积累，小说中社会情态、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创造，越能得心应手。其实，这个问题在诗与古今、诗与现实等论述中，也有所涉及；并付诸诗歌创作实践，应该给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