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精神分析学理论，童年时代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想要超越人类神经症的计划，而且还有神经症本身；不仅是人性中爱欲的种种可能性，而且还有使这些爱欲可能性不能实现的种种自我挫败的机制。人类智慧指引我们回到童年时代——不仅是回到童年时代的不朽愿望去寻找我们希望得到的那些事物的本质，而且还要回到童年时代的失败去寻找我们患病的原因。
童年性欲中的神经症要素，主要集中在里比多的童年组织形式（口腔的、肛门的、生殖器的）之中。在我们前面论及童年性欲的章节中，我们曾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引申出这样一条定理：性能量在成人身上的最后配置方式（生殖器结合，或里比多集中于生殖器）乃是一种与人的身体的自然倾向相悖的暴虐专制，而人的身体的自然倾向则是无政府状态和多形态的性反常。我们没有深入追究一个问题即这种生殖器结合的暴虐专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生殖器结合并不是青春期所造成，它是童年性欲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在正常情况下于５岁左右发生）
所造成。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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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３１
年性欲中的俄狄浦斯情结阶段是后来里比多集中于性器官的先决条件，而在它之前则有更早的、里比多集中于肛门带和口腔带的阶段，因此多形态的性反常（游戏）的理想虽然深深植根于我们对童年时代的执着，但它却不得不以一种相反的倾向来测量；而这种相反的倾向也同样深深植根于童年时代。按照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后来建立起神经症模式的，正是童年时代这种相反的倾向。神经症的分类建立在童年时代这些“气质定位点”上，建立在成人神经症患者是在不自觉地竭力成就其童年时代的口腔野心、肛门野心或是生殖器（俄狄浦斯）野心上。性格类型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的；而所有的文化成就作为性欲的升华，乃是童年性欲的升华而不是成人性欲的升华，是集中和定位在儿童身体不同部位的童年性欲的升华而不是多形态的性反常这样一种童年性欲的升华。
里比多的童年组合，无论前生殖器阶段还是生殖器阶段，造成了人的神经症。这些组合方式是与人的心理失调相对偶的人的肉体的失调。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把这些组合方式看成是不变的，而且就像不能设想压抑作用的消除一样不能设想这些组合方式的消除。当然，廉价的乐观主义也是不难获得的，只要我们与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一样，把关于幼儿的性欲理论整个地撇在一边。
［１］但我们主张从另一途径去探索。
弗洛伊德关于幼儿性欲阶段（口腔的、肛门的、生殖器的）的理论早在他的生涯之初便已形成，后来却没有以他后期的理论去予以重新表述；事实上，他后来的理论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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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生与死的对抗
在早期的《性学三论》（Ｔｈｒ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BｒｙｏｆＳｅｘ）
中，弗洛伊德把幼儿性欲阶段简单地视为性本能成熟过程中的几个阶段，因此它们只是生物学过程中的几个阶段，而俄狄浦斯工程（Ｏｅｄｉｐ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乃是其自然的目标。
幼儿性欲的这一自然的绽开（ｅ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被视为蒙受到来自外界的扰乱，此时俄狄浦斯工程乃屈原于阉割情结。俄狄浦斯工程与阉割恐惧的这种正面相遇被表述为儿童性欲的要求与现实原则所发生的致命冲突，并被认为是造成压抑的原因。
然而在弗洛伊德后来的讨论中，童年性欲却被说成是在很早的阶段上便受到儿童与其所依赖的母亲之间关系的干扰。
弗洛伊德过去曾把阉割的威胁说成是来自父亲的形象；现在他却发现：过去被他视为败坏了儿童与父亲之间爱欲关系的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早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甚至早在所谓的口腔阶段，便已存在于儿童与母亲之间。
［２］但这样一来，幼儿性欲就是从很早的阶段起便受到本能的矛盾情感的干扰，因而其典型的显现方式（口腔的、肛门的、生殖器的）就必须看作不仅仅由爱欲所创生，而同时也由爱欲本能的对立面，由爱欲的敌人所创生。弗洛伊德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对幼儿性欲所受到的干扰作了另一种展望并将它引入自己的焦虑理论中，但没有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性地使之与对本能的矛盾情感所作的分析结合起来。此时，他不仅把阉割情结视为从很早阶段上便已开始的本能矛盾史上的一个高潮，也把它视为可以追溯到出生创伤（ｂｉｒｔｈ－ｔｒａｕｍａ）的童年焦虑史中的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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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３１
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矛盾和关于焦虑的新理论，在我看来尚未充分展开，但正如他自己所看到的那样，其所产生的效果，将决定性地使整个压抑理论发生改变。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焦虑导致了压抑，而并非如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压抑导致了焦虑。”
［３］同样，他也试图以本能的矛盾作为造成压抑的原因。
［４］过去的理论把“现实原则”说成是造成压抑的原因；而新理论则把压抑的原因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并把压抑的原因置于儿童自己心中，因而使压抑本质上成为自我压抑。
弗洛伊德未能以他后来关于本能的矛盾和关于焦虑的理论重新修改里比多的童年组合理论。但如果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压抑理论乃是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奠基石［５］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自我压抑这一新思想进行探索。焦虑和本能的矛盾必须作为导致压抑的原因加以探索。而且，根据我们上一章的观点，焦虑和本能的矛盾必须与死亡本能相关联。如果焦虑和本能的矛盾弥散到了整个童年性欲之中，那么，里比多的童年组合方式就必须视为受到死本能的病态干扰的童年性欲。而既然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自我乃是焦虑的唯一席位”
［６］（同样也是本能的矛盾的唯一席位）
，那么，里比多的童年组合方式就是自我的组合方式而不仅仅是里比多的组合方式。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应该把性欲的组合方式视为存在于自我之中的焦虑对肉体所发生的影响。而既然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见的那样，焦虑乃是由于自我无力接受死亡所导致，那么，性欲的组合方式便很可能是由逃避死亡的自我所建构，并因而可望被一个强大得足以去死的自我所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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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生与死的对抗
当弗洛伊德说到儿童身上本能的矛盾冲突时，他心里想到的是爱与恨。但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他的死亡本能的理论必须予以认真考虑并系统地运用到对儿童所作的分析中去。结合与分离、依赖与独立、物种与个体，简言之，生与死的一切辩证统一在人身上破裂了；这种破裂发生在幼儿阶段，它是人类家庭制度的产物。人类家庭制度延长了儿童处于依赖地位的状态。
父母的照料使童年时代成为享有自由、不受现实原则统治的黄金时代，从而允诺和促成了童年性欲和快乐原则在一种非现实的环境中获得早期繁荣。在父母的庇护下，童年性欲（爱欲或生本能）在一个充满爱和快乐的世界中沉溺于自恋式的无所不能的梦幻。
但假若家庭制度使儿童有了一种任何动物所没有的对自由的主观体验，那么，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却是通过把儿童置于对父母的绝对依赖这一客观状态下——而这，也是其他任何动物所达不到的。对父母的依赖在儿童身上制造出一种消极的、依赖性的、渴望被人爱的需要，而这与他自恋似地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梦幻恰恰是彼此相反的。从而，人类家庭制度实际从两个彼此矛盾的方向上塑造了人的欲望，正是由这一矛盾所引发的辩证运动，才导致了弗洛伊德所说的矛盾情感。
但这种由家庭制度在人心深处建立起来的矛盾，却不过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矛盾。主观上沉溺于在爱中与世界结为一体的梦幻，客观上却处于渴望被人爱的消极依赖地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在结合与分离、独立与依赖、物种与个体这些生与死的辩证运动中存在着相互敌对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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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４１
这种敌对倾向不是因为某种新要素的侵入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同样一些本能过分发达过分“肥大”造成的；而在生物水平上，这些本能本来是和谐地结合得好端端的。建构了一切生命的那些本能，同样也建构起人类家庭。作为家庭之内核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使作为生命本质的那种相互依赖的结合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与此同时，它也使作为死亡本质的个体独立性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人类家庭是由爱的一种更紧张。
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反过来它又创造了死的一种更紧张的方。
式。
儿童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在他心理中形成了种种矛盾冲突，他对这些矛盾冲突所作出的反应是焦虑。焦虑既是对死亡的逃避又是对死亡的体验。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看法，童年的焦虑有一漫长的病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婴儿的出生。在出生的那一刻，生与死正进行着紧张的拼搏，婴儿此时的焦虑，为尔后焦虑爆发时伴随产生的生理感觉和神经感觉这种综合症状提供了模式。
奥托。兰克走得如此之远，他竟断言，儿童出生时的创伤性体验是尔后产生神经症的原因。弗洛伊德则并不把人类特有的焦虑和神经症归咎于出生创伤，而是把它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家庭中养育的儿童，会像遭受出生创伤一样地遭受到精神上的创伤，这些精神创伤因而必然会在种种不同于出生时那些生物学作用的情境中重新引发出焦虑综合症来。
［７］
纯粹生物性的生产行为不仅注定了有机体必有一死的最终命运，而且其本身就既是婴儿的诞生又是胎儿的死亡。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又是与赋予婴儿以个体性的母亲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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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生与死的对抗
物学意义上的分离。这种心理创伤的原型，这种需要却又不能够找到母亲的体验，则是一种心理上分离的体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乃是“与保护他的母亲相分离的焦虑”。
［８］儿童最大的心理创伤莫过于阉割焦虑。这种焦虑，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也是害怕与母亲分离，或者毋宁说，是害怕失去那可以在交媾行为中与母亲替身重新结合为一体的工具。
［９］进一步讲，所有这些分离均被体验为死亡的威胁；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在焦虑中自我所害怕的，“本质上是被推翻和消灭。”
［１０］
这样，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这样说，但他对焦虑的分析却证明：在焦虑与死亡本能之间有一种紧密而深邃的联系。焦虑是对分离、个体性以及死亡等种种体验所作出的反响和回应。儿童在母亲怀抱中经历和体验了一种新的、紧张的结合方式、生存方式和爱的方式，他必须同样也经历和体验一种新的、更加紧张的分离方式、个体性方式和死亡方式。
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当自我面对自身里比多所提出的过多需要时，创伤便宣告形成。
［１］在人类家庭中，爱欲朝向新的更高的水平扩展，同时也就导致死本能向着新的更高的水平扩展。正因为儿童是如此爱他的母亲，他才把与母亲的分离视同死亡。其结果，那本来在生物学水平上只能经历和体验一次的出生与死亡，在人类心灵的水平上却反复不断地经历和体验，从而儿童完全可以如圣保罗那样宣称：“我每天都在死亡。”
由于无力接受分离、接受个体性和接受死亡，人所采取的一个步骤便是把死亡爱欲化——赋予病态的死亡愿望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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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４１
力，赋予病态的渴望回到出生（分离）之前的胎儿状态、回到母亲子宫中去的愿望以活力。
弗洛伊德分析阉割情结时，认为它是对失去可以与母亲子宫的代用品重新结合的工具的恐惧。这一分析的内在含义不仅是暗指在幼儿的俄狄浦斯情结中隐藏着病态的、退行性的死亡愿望，同时也是暗指在成人对生殖器的使用与安排中隐藏着这种病态的、退行性的死亡愿望。因此，正像弗洛伊德经常指出的那样，在选择妻子的时候，我们实际仍然是在寻找自己的母亲；而在性交行为中，“阴道实际上成了母亲的子宫。”
［１２］
费伦奇在《塔拉莎》一文中，曾大大发展了这种对性交所作的分析，说它是旨在“以生殖器的方式重建子宫内的处境”。然而他的这种分析却没有阐明这种“退行性的子宫倾向”所具有的病态性质。因此，在我看来，他也像弗洛伊德一样［１３］，错误地和不合法地把这种倾向投射和扩展到所有有机生命身上。无论如何，在人类身上，这种特有的里比多集中于生殖器区域——集中于儿童的生殖器阶段以及成人的生殖器结合——的现象，乃是由退行性的死亡本能发明出来的，它反映了人无力接受死亡、分离和个体性的心理事实。在同一篇文章中，费伦奇超越了弗洛伊德，他证明了童年性欲的更早的阶段——口腔阶段和肛门阶段——同样也受到这种退行性趋势的支配。
［１４］在最早的幼儿时期，里比多特别地集中于口唇，高度地投注于吮吸行为——这种情形是由无力接受与母亲分离造成的，是由退回子宫的幻想支持的；而肛门阶段则涉及为了恢复与母亲的结合而象征性地把粪便作为一种巫术工具（ａｍａｇｉｃ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加以操纵。因此，性欲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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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生与死的对抗
合方式，无论是前生殖器阶段还是生殖器阶段，都显得是由焦虑，由对死亡的逃避和赴死的愿望建构起来的。里比多在生命中的分布要想不与死本能相对抗，只有在多形态的性反常中才能办到。
无力接受死亡不仅激活（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了退行性的死亡愿望，而且败坏了爱欲并使幼年的自恋工程背上了逃避死亡的负担。本能的矛盾冲突使童年时代处于它徒劳无益地想要战胜和克服的越来越严重的二元论冲突之中，直到最后，经过最后的最大的挣扎拼搏，它终于承认自己被打败，承认自己已遭受永久性的创伤。在这个二元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些步骤，死亡本能正是通过这些步骤才转变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否定性原则。
第一个阶段是口腔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不仅发现婴儿的嘴在母亲乳房上的爱欲活动是婴儿最重要的活动，我们还发现婴儿既需要母亲的乳房却又找不到母亲乳房时的焦虑。因此弗洛伊德说：这个阶段向我们揭示出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
［１５］正是在这个阶段上，儿童形成了他那纯粹的快乐自我的宏伟计划，他醉心于在爱和快乐中与世界结合为一体。但是，这一纯粹的快乐自我之得以建构起来，却是与最初的压抑作用开始形成分不开的。这一压抑作用采取了拒斥外部世界、把一切痛苦的事情统统投射给那个被拒斥了的外部世界的形式，它否认这一外部世界的存在。
［１６］从而，最初的肯定（纯粹快乐自我的构想）即伴随着最初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压抑作用的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但按照弗洛伊德（以及黑格尔）的说法，它同样也是死亡本能的显现。
［１７］因此，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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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４１
阶段上，自我的无力接受分离导致了这样一种结局，即把那促成分离促成个体生命的本能力量转化成一种与现实相分离、否认现实、压抑现实的精神力量，其结果便使儿童在爱中与世界结为一体的自恋构想背负上一种不现实的、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整个世界的构想（即许多哲学家退缩到其中的唯我主义）。
在弗洛伊德所说的第二个阶段即肛门阶段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的二元论。童年的自恋倾向继续坚持其从第一阶段便已开始的否认其自身依赖性的工程，但由于现在这种依赖性已在行动的水平被体验到，儿童对依赖性的否认便成了对被动性的否认。儿童因此通过反抗的行为，通过企图把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的尝试来确证自己的独立性，就像在玩耍中那样，“现在让我们来玩游戏，让我来做母亲，你来做孩子。”
［１８］
但这种执意要将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的做法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弗洛伊德总是注意到攻击性起源于这一阶段，因此才有肛门－施虐癖（ａｎａｌ－ｓａｄｉｓｔｉｃ）
这一称呼。
他差不多认识到，正是在这一阶段，通过把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死亡本能的向外转化开始以攻击性的形式出现。
［１９］此刻，爱欲经由其既成为母亲又成为孩子的工程，在对死亡的逃避中把已经转变为一种否定性的死本能转变成一种否定性的主动性或否定性的攻击性。
（儿童自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阶段依附于肛门区，因为像我们后面将要看见的那样，同时成为母亲和成为孩子的计划不是在现实中实施而是在幻想中实施的：这些幻想必须有某种身体基地，因而便附着于身体的一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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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生与死的对抗
位，这个部位能够像神奇的自我的复制品一样被以巫术般的和神奇的方式加以操纵。）
在最后的生殖器阶段或俄狄浦斯阶段，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两极性被转化为男性身分与其对立面阉割的两极性。
［２０］这里，幼儿的自恋倾向继续其从前一阶段便已开始的对被动性的反抗，不过它现在却是在生物学的生殖意义上体验到这种被动性，就像孩子事实上是被一位母亲生出来的一样。
因此，在它的俄狄浦斯构想中必然会产生通过母亲来有一个孩子的设想，即成为自己父亲的设想，以此来将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由于弗洛伊德本人并非经常坚持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这一解释，我们特引证弗洛伊德的这段话：“所有的本能，爱、感激、肉欲、反抗、自我确证与自立自强——所有这些都在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中得到满足。”
［２１］
俄狄浦斯工程并不像弗洛伊德早期表述中所暗示的那样是对母亲的天然的爱，而是像他后期著作中所承认的那样，是矛盾情感相互冲突的产物，是试图以自恋膨胀（ｎａｒｃｉｓｉｓｔｉｃ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的方式战胜这一冲突的尝试。
［２］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是渴望成为神，用斯宾诺莎的话说是ｃａｕｓａｓｕｉ①，用萨特的话说是ｅｔｒｅ－ｅｎ－ｓｏｉ－ｐｏｕｒ－ｓｏｉ②E ；同样，它所展示出来的也完全是由于逃避死亡而被扭曲了的童年自恋倾向。在这一阶段（以及在成人的生殖器结合）中，男性身分被等同于主动
①ｅａｕｓａｓｕｉ，拉丁语，自因。引申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即把自己神化。
——译 注②ｅｔｒｅ－ｅｎ－ｓｏｉ－ｐｏｕｒ－ｓｉｏ，法语，自在自为的存在。 ——译 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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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附着于阴茎，由此而造成自恋里比多集中于生殖器部位。
［２３］这里，即使在俄狄浦斯情结被摧毁之后，也仍然存在着额外的幻想，即不仅享有男人与女人的性关系，而且享有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儿子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保证了使父亲不朽。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在自恋的最脆弱的一点上，即在自我的不朽性问题上，安全感只有通过逃向子女才能获得。父母之爱不是别的而仅仅是父母身上再次萌生的自恋倾向而已。”
［２４］这再一次表明：性的结合，无论是前生殖器的结合还是生殖器的结合，都并不与爱欲在人身体内的自然分布相符合；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特别集中于身体某一部位某一机能上的过量投注（ｈｙｐｅｒｃａｔｈｅｘｉｓ）和超量负荷——这种过量投注和超量负荷是人的自恋幻想在逃避死亡的过程中引发出来的。
童年性欲中的所有问题最后在阉割情结中达到顶点，阉割情结是联结儿童性欲和成人性欲的中间环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整个童年性欲，最后都屈服于阉割情结。经由阉割情结，童年性欲最终转化为正常成人的性欲。因此，阉割情结是成人生殖器性欲心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更普泛些说，它也是两性心理学中的一个关键。与此同时，阉割情结也建立起了性能量的储存库，这些被拦蓄起来了的性能量不可能在正常成人的性行为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因而经由升华作用创造出了文化。最后，阉割情结又是这样一种机制，它把儿童对父母的依赖式的爱转变为成人对社会权威、宗教权威和道德权威的依赖式的爱。总而言之，在神经症是由儿童性欲受到压抑所导致的范围内，阉割情结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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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类神经症的关键。
阉割情结的理论最好不过地显示了精神分析学距离成为一种完成了的体系有多远。弗洛伊德不断地向前走，不断地作一些新的更正以与他后来的发现如焦虑、本能的矛盾冲突、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ｔｈｅｐｅｒ－Ｏｅｄｉｐａｌｍｏｔｈｅｒ）等相一致，却没有从整体上作通盘考虑，也没有放弃早期那些与后期不符合的表述。但弗洛伊德至少知道，他并没有使问题获得完满的解决。那些跟在大师后面亦步亦趋的人在没有整个放弃这一问题的时候，试图把前期的弗洛伊德与后期的弗洛伊德结合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其结果却是遭到公众的冷落。
因此，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表述，需要有一种考虑到弗洛伊德思想中向前发展的种种因素的理论表述。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中有这样一个思想，这一思想在他后期的表述中虽已过时却并没有始终不渝地予以放弃，并且它至今仍充斥于精神分析的教科书。这一思想就是：儿童性欲的生殖器阶段本质上就是手淫，而阉割情结的本质则是父母（通常是父亲）以阉割惩罚相威胁来压抑手淫。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还有这样一种解释，即认为女性的阴茎嫉妒（羡慕）
（一条与阉割情结不可分割的定理）
乃是由于小女孩担心女性阴蒂在手淫上不如男性阴茎那样优越的缘故而形成的。
在精神分析学家如是谈论的范围内，他们为那种广泛流行的幻觉正了名。那种幻觉就是：父母只须戒除对儿童手淫的压抑，至少是不以阉割相威胁，儿童就可以健康成长而不受阉割情结的伤害。
在那些具有精神分析头脑的人类学家中，也同样有人在试图寻找正确的大便训练方式，仿佛父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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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是造成日后的肛门创伤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肛门人格的原因。整个这一套思想都是以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的某一思路为线索而形成起来的，其基本的假定是：首先，受到压抑的是自体爱欲中躯体器官的快感；其次，这一压抑是从外部插入的。然而里比多之集中于生殖器却并不简单地是器官快感的表现，而是由儿童自恋倾向中的退行性幻想——它被对死亡的逃避所扭曲——造成的，简言之，它是由俄狄浦斯工程造成的。
整个这一套思想已被弗洛伊德本人的这一表述所推翻：“手淫不过是在生殖器上释放那些从属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兴奋。”
［２５］如我们所说，俄狄浦斯工程是试图通过成为自己的父亲来战胜死亡。我们无法设想，放弃一点点器官快感竟会造成这样一种创伤并导致这样一种深远的后果，就像人们用阉割情结所假设的那样。阉割情结所粉碎的是对死亡问题的一种儿童式的解决办法。因为正如我们已看见的那样，人类家庭生养出来的是一个无力接受死亡的儿童，所以顺理成章的便是，俄狄浦斯情结将不可避免地在儿童身上自行发生并指向父母，而不管父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因此弗洛伊德认识到，父母没有任何办法（不管是采取宽松的方式还是严厉的方式）避免在儿童身上唤醒攻击性。因此他才在一段卓越的表述中说：“一个人是确实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还是得以免于这一事件，这并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必然会产生罪感，因为罪感乃是矛盾冲突的表现，是爱欲和破坏性的死本能之间永恒冲突的表现。”
［２６］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肛门阶段；用悖论的方式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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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生与死的对抗
是在自己训练自己的大便习惯。精神分析必须始终记住，儿童就是他自己的父亲。弗洛伊德曾说（但他并未始终遵守他自己的这一金玉良言）
：“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一普遍断言具有完整的真实性——儿童在心理上乃是他自己的父亲。”
［２７］成人对大便训练的鼓励，其起源存在于一种童年气质之中。童年肛门性并不是肛门爱欲或“粪便游戏”
；它并不是追求器官快感和游戏——它们从外部遭到父母对大便训练的要求的粗暴压抑——的简单表现。它是爱欲和死本能的一种矛盾的混合物，涉及附着于肛门带的与母亲结为一体的退行性幻想和同时成为自己与他人的自恋幻想。因此“粪便游戏”
（玩屎）本身包含着想要支配和控制粪便的内在冲动。
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不仅假定了那受到压抑的东西简单地就是爱欲（或游戏）
；它同时还假定这压抑来自外部，来自以阉割相威胁的父亲，来自坚持大便训练并因而造成肛门创伤的父母。然而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却倾向于认为压抑本质上是自我压抑，是内在于儿童自己的焦虑和本能的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一新观点中，阉割情结成为儿童与母亲关系中长期的矛盾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高潮，它代表攻击成分压倒爱的成分而取得了最后的决定性胜利。弗洛伊德在他后期的一部著作中犹豫不决地得出了这一看法：
人们甚至可以相信，儿童这种初恋就因为它是初恋而注定了要破灭，因为这些早期的对象投注始终在极大程度上是矛盾的；与儿童强烈的爱一起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攻击倾向，而且儿童越是热烈地爱一个对象，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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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和挫折就越是敏感。最后，爱注定了要向逐渐积累起来的敌意缴械投降。
［２８］
同样，正像亚伯拉罕（Ａｂｒａｈａｍ）指出的那样，［２９］在大便训练过程中儿童逐渐对粪便产生厌恶也不是由于他接受了父母的灌输而是由于内在的理由。在开始肛门阶段的自恋工程（符号性地保留、驾驭和拥有世界）时，儿童的自我转而反叛口腔阶段的自恋工程（符号性地摄入和吞咽世界）。
但如果阉割情结是本能矛盾冲突史上的高潮，那么它也就一定是儿童与母亲关系史上的高潮；而如此一来父亲的角色就一定是次要的了。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后期，在对女性心理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揭示了位于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之下的一个更深的层面，其核心就是附着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母亲。弗洛伊德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震惊，其效果相当于在希腊文明后面发现了米诺斯－迈锡尼文明所造成的震惊。
［３０］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母亲，由于家庭的生物学基础，必须成为儿童的整个世界。
当然，在这个一般的意义上，弗洛伊德从他生涯的开始便深知这位原始的或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的重要意义。在他生涯后期所发现的仅仅是，必须把他对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的分析与这位原始母亲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必须把与父亲的俄狄浦斯关系理解成建立在与母亲的俄狄浦斯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一新观点给人的启示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原则上可以在丝毫不涉及父亲形象的条件下发生。对小女孩的分析表明，她与她母亲的关系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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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性为主动性这一原则的作用下，引发了想使母亲怀孩子的欲望。
［３１］弗洛伊德把这一通过母亲来有一个孩子的计划称之为前俄狄浦斯的；但既然俄狄浦斯意图是清楚明白的，那么弗洛伊德称它为前俄狄浦斯计划，其意思一定是说它早在女孩转向父亲之前的时期便已开始。
因此，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设想女孩子可以在与父亲形象无涉的情况下构想出俄狄浦斯计划来。在同样的思想框架内，弗洛伊德把女孩子的阉割情结描述为一种因发现性差别而诱发的对母亲的突然反感，一种因发现自己是一个女人即与自己母亲性别相同而产生的突如其来的反感。
［３２］这样，至少对女孩子来说，阉割情结是围绕与母亲的关系旋转的，它并不需要父亲的介入和参与；在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中，女孩子是在阉割情结之后和作为阉割情结的结果才转向父亲的。随之而变得清楚的是，先前形成的那种对男性身分的渴望——整个阉割情结以及女性的阴茎羡慕理论都假定了这一点——所代表的正是这种自因的（ｃａｕｓａｓｕｉ）俄狄浦斯计划。由于性差别这一发现的冲击，对生物性地依赖于母亲所作的反叛，现在转变成渴望与母亲性别相反的愿望。
那么男孩子的情形如何呢？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比他的男性心理学更成熟，因为它完全属于他后期的思想。弗洛伊德本人已认识到需要以前俄狄浦斯阶段这一观点来对男性的阉割情结作广泛的重新审视。
［３］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对他自己先前的表述所作的修改，实际上表明他正稳步地走向这样一种立场：男性的阉割情结原则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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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不涉及父亲形象的条件下发生。弗洛伊德在这一方向上走出的第一步是他发现引起阉割情结的并不是父亲的阉割威胁，而是对女性性器官的发现，就像在小女孩那里，阉割情结乃是因认识到男女性别差异而起的一种反应一样。他迈出的第二步是他认识到，性别差异的发现只是在母亲被从这一角度去看待时才成为一种创伤性的危机——而在较早的著作中他曾说，阉割情结是由于在与兄弟姊妹的关系中意识到男女性别的差异才被激活的。最后的一步是他认识到，阉割情结的本质并不是感知到要进行阉割的父亲的形象，而是感知到被阉割的母亲的形象——用弗洛伊德直率的说法就是感觉到母亲的生殖器并把它视为阴茎的割除。
［３４］
对男孩子也像对女孩子一样，突然接触到性别差异这一事实，便把对母亲的反对转变为对与母亲相反的性别的渴望。
这种对男性身分的渴望是在把女性身分视为阉割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样，通过性差别的发现而把母亲理解为被阉割的，便自动地和丝毫不涉及父亲形象地把男孩和女孩带离母亲并生发出恐惧感和轻视感。
［３５］弗洛伊德不仅从这种恐怖与憎恶的感觉中为男人对女人的轻视以及女人对阴茎的羡慕找到了根据，而且还从中为乱伦的恐惧与憎恶找到了根据。弗洛伊德总是把对乱伦的憎恶视为主要的禁忌，视为基本的道德法则，并总是使之与良心或超我的形成相关联。
弗洛伊德在这一方向上的进展，其过渡阶段是《自我与本我》（１９２３）中俄狄浦斯情结具有双重性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认识到，所有那些指向父亲的矛盾关系——他曾把父亲设想为超我的起源——也同样能够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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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３６］我们因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说：原则上讲，阉割情结以及精神分析归因于阉割情结的所有那些影响深远的后果，最终都以儿童与母亲的关系为基础。而儿童对与母亲的性别差异的奇特反应——“恐惧和厌恶于这被残害了的生灵”——作为阉割情结乃是儿童自己的发明创造。这是幻想的产物，而这一幻想又与成为自己父亲这一幻想分不开；并且，作为幻想，它与实际地看见女性生殖器仅有遥远的联系。因此，正像你无论是否实际杀死了你的父亲你都注定要有罪感一样，弗洛伊德同样认为，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阉割是否实际实施；重要的在于男孩子相信这一点。
［３７］
尽管弗洛伊德发现了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母亲或原始母亲，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１９２１）和《摩西与一神教》（１９３７）中，他还是返回到他称之为科学神话的阉割了儿子们的原父（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ｌＦａｔｈｅｒ）上；而由于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强调了种系发生因素或远古遗产在个体的神经症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认为他实际上陷入了形式上的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却很可能只能从他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中获得解释。原父这一神话其实不外乎是把男性的优越性和攻击性假设为一个不变的自然事实（原父作为文化的原因是在自然状态之中）
，并运用这一假设来解释人类家庭制度的心理起源。
但即使我们承认男性的优越性和攻击性是普遍的事实，它们为什么是事实这一问题却仍然存在。由于弗洛伊德的人类学基本上是根据精神分析学而进行的一种推论，它也就不能被合法地用来掩盖精神分析学本身的空缺。如果必须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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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人类学中去寻找证据，那么整个阉割情结的思想就将面临所有那些本来针对弗洛伊德人类学的攻击。那时我们将有充分的自由争辩说，阉割情结并不是普遍的现象而是仅仅存在于父权制文化中。如果这种乞灵于人类学的做法行不通，弗洛伊德便不能对那必须予以解释的东西作出解释。
根据父亲是家庭中富于攻击性的统治因素这一野蛮的外部事实，以它来解释儿童何以把主动的攻击性与男性身分相等同，这恰恰是把有待解释的东西作为给定的东西而予以设定。精神分析必须从童年时代去获得对成年男性的攻击性的解释。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精神分析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悖理的观点即儿童就是自己的父亲；原父过去也一度是个男孩，他的气质倾向应追溯到他的童年。这涉及到方法论中的一个关键。在原父神话中，弗洛伊德放弃了精神分析的解释而乞灵于以野蛮的自然力范畴来填补空白。在自然状态中，力就是至高无上的，而人类家庭就是在原父手中凭借力的垄断建立起来的；这位原父垄断了所有的女人，并阉割了所有那些对他的垄断构成威胁的儿子。
这样，弗洛伊德便被推回到黑格尔和尼采的位置上。黑格尔把主奴的二律背反假定为由自然界给定的；尼采则像弗洛伊德一样把罪感解释为受到压抑的攻击性，与此同时，他又乞灵于一个建立起压抑建立起国家并因此导致了攻击性内在化的“主人种族”的突然出现。的确，弗洛伊德超越了尼采和黑格尔，因为他把攻击性的内在化并确实把人类的全部攻击倾向归因于人类的家庭制度；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主奴关系的二律背反都不可能保证由自然所给定，而家庭制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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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证由自然所给定。弗洛伊德向后追溯到社会制度与自然制度的真正的结合点上，他揭示了人类家庭所固有的心理动力倾向怎样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建立起主奴关系的二律背反和建立起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则把主奴关系中的二律背反是由自然给定的这一假定置于他对家庭所作的分析中。弗洛伊德专横暴虐的原父被转换到家庭之中，并承担了黑格尔和尼采以国家的名义所设想的那种统治。
［３８］
弗洛伊德主义的人类学，其正确的出发点是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在家庭中由自然所天然给定的是儿童对母亲的依赖。男性统治必须被理解为继发现象，理解为由儿童对原母的反叛所造成，理解为阉割情结赠送给成人和赠送给文化的一份遗产。弗洛伊德式的人类学因此必须跳出弗洛伊德对家长制的一神教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它因此必须从荣格醉心于利用巴霍芬（Ｂａｃｈｏｆｅｎ）
对伟大母亲宗教的发现的做法中有所借鉴。巴霍芬在父亲宗教的下面发现了母亲宗教，这就相当于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父亲形象下面发现了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母亲形象；而且正像弗洛伊德的发现一样，巴霍芬的发现也可以与在希腊文明后面发现了米诺斯－迈锡尼文明这一成就相媲美。
从这一基础出发，弗洛伊德式的人类学就必须创立一种理论来说明家庭结构、宗教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动态的相互关系，并用它来解答许多至今尚未得到解答的难题。例如，巴霍芬所假定的以及追随在巴霍芬之后那些不可能成为同路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罗伯特。格雷弗斯（ＲｏｂｅｒｔＧｒａｖｅｓ）所假定的母权制宗教须以母权制家庭为先决条件的说法，就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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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目了然的。按照精神分析学理论，幻想并不如此笨拙地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正如弗洛伊德所预见和人类学家们开始看见的那样，唯一确定的可能似乎是：乱伦禁忌是古代家族制度中发挥主要动力作用的因素；乱伦禁忌指向母亲；乱伦禁忌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以抽象的社会需要去解释，而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以罪感和阉割恐惧去解释。光说乱伦禁忌是家庭制度的基础（许多人类学家现在正乐意这样说）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回到弗洛伊德并指出是乱伦罪感（俄狄浦斯工程）造就了乱伦禁忌。而如果乱伦禁忌涉及到一种对男性身分的强烈渴望以致竟使女性身分被视为阉割，那么很可能人类家庭中内在地便具有一种父权制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