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的治疗理论不能不同时成为一种文化理论，这不仅因为它必须在文化中为里比多找到出口，而且因为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这一治疗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里比多现象，因而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只要精神分析仍然坚持意识本身的自明性质和意识在价值上的自明，那就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治疗目标——“使无意识成为意识。”
“一切本我均应由自我来取代或控制。”
［１］只是在要求用精神分析学自己的里比多理论来解释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这一过程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是在要求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对精神分析本身作出解释的时候，种种困难才会出现。
治疗过程中的移情（ｔｒａ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现象使精神分析学不得不考虑意识的里比多方面。显而易见，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这一治疗过程，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奏效：病人接受分析时能够重建其受压抑的本能生活，能够使受到压抑的爱与恨得到表达并将其指向治疗者本人。这一事实的理论意义是双重的，并且都已被弗洛伊德本人充分认识到。首先，在现实生活中重演受压抑的情景乃是重建意识与无意识的联系的前提：“压抑过程的这一经过修正的翻版只能部分地受到过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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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压抑的那一过程的记忆痕迹的影响，其决定性的作用是在与医生的关系中和在移情中，通过创造出早期冲突的新版本才得以完成的。“
［２］其次，无意识之进入意识，本身就是一个里比多过程，是指向医生这个活生生的人的一种爱恋行为：“这一挣扎过程的结果并非取决于他（指病人。——译注）的知识上的洞察——这种洞察力还没有强大得和自由得足以完成这一使命——而仅仅是由于他与医生的关系所决定的。就他的移情是一种正面的现象而言，它给医生披上权威的外衣并将移情本身转化为对医生的发现和医生的观点的信任……信任重复了它本身在起源上的历史；它是爱的衍生物，这一点看来是毋庸质疑的。”
［３］
如果精神分析所说的意识要以重建受压抑的过去为其先决条件，如果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爱恋行为并且要取决于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一个新的爱恋对象，那么，要在治疗的睡椅上实现治疗的目标，其可能性便显得不可解释。因为首先，回忆要取决于重演过去的情景，而治疗时的情景又必然会限制重演过去的种种可能，从而也就必然会限制回忆的可能和治疗的可能。
［４］其次，医生在分析治疗过程中成为病人之所爱也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精神分析治疗与此前的催眠暗示疗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这两者与远古巫师驱邪的宗教技术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弗洛伊德本人也说，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信任（或信念、信仰。——译注）
的问题，而医生已经禀有父亲形象这一神圣光环。
弗洛伊德最初试图这样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移情活动本身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新的、人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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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神经症“
，并且主张治疗最终应该消除移情作用，使病人从一种受保护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５］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并且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移情作用远远没有全部消除。
［６］最明显的证据和例子就在医生本人之中，就在精神分析运动所产生的仇恨和忠诚之中。
格罗弗（Ｇｌｏｖｅｒ）
在他与克莱因（ｋｌｅｉｎ）进行辩论的时候把这一问题挑明了，他说：“在精神分析训练过程中形成的移情倾向容易在受训者身上发生并成为对训练者在理论上的健全的坚信不疑。这意味着今日众多的受训者在今后２５年中将以此理论付诸实践并使克莱因的教义得到宣传。”
［７］
进一步讲，如果移情是“早期冲突的新版本”
，治疗就不应纯粹着眼于意识而应该着眼于一种能够在行为上反映出来的内在变化。
［８］但是，什么样的变化能够被说成是痊愈呢？
从事分析治疗的拙劣之辈当然可以满不在乎地把治愈等同于对现实的适应。然而对弗洛伊德这位批判现实者来说，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
面对实践中的两难困境，弗洛伊德在他的后期生涯中倾向于以限制移情来限制治疗者在治疗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不声不响地收回了最初的主张，不再认为经过精神分析治疗的自觉意识必须以移情重建为先决条件；相反，他的思想发展到认为分析的职能就在于以回忆（“历史事实”）来代替其在现在的重演。
“当病人的病原性体验属于过去，从而自我能够与其保持一段距离的时候，分析治疗的工作就算是做到了家。”
［９］换句话说，对过去采取一种历史的意识已经不再有赖于今天以改变了的方式重演这一历史，而是成为它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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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于是回到传统的思想，相信纯粹理论与实践之间是完全分离和脱节的。他不仅暗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而且把它作为治疗方式和实践方式推荐给人们。弗洛伊德之被迫回到纯粹意识这一传统理论，乃是由于他希望避免在移情情境中出现的重演和宣泄，他因此不得不乞灵于一种超越于本能之上的自觉意识。
“医生和病人之间、理智和本能力量之间、认知和竭力渴求宣泄之间的这一场殊死拼搏，几乎完全是在移情作用的显现之上获得解决的。
［１０］因此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说，治疗取决于病人有无能力“超越于本能所追求的粗陋（ｃｒｕｄｅ）生活之上”。
［１］
这样，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作为一位治疗者仍然没有能够避免主张一种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ｎｇ（德语：世界观）
，而且事实上是主张以他自己个人的解决方式去解决人生的难题，即以纯粹知性的生活去解决人生的难题。这一向传统的心身二元论的复归，当然与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不吻合。精神分析的一条基本定理就是，里比多要在外部世界寻找对象，从而丧失其在外部世界的对象（自恋回缩）可以被说成是一切心理神经症的一个总体的先决条件。另一条基本定理则认为，意识本身就是本能创造出来的一个作品，它居身于本能与外部世界之间，旨在为本能在外部世界中寻找满足。
治疗理论特别是移情概念需要一种精神分析学的知识理论或至少是精神分析学的知识。
如果我们坚持最初的洞察，坚持认为行为上的重演乃是意识到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就必须设想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不存在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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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渠道。
因此被压抑的无意识能量必须首先进入外部现实，然后才能被自觉意识所觉察。
这一结论大体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关于无意识存在的假定是与意识总是指向外部现实这一常识性假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曾明确无误地表述过这一思想。在把意识定义为心理器官的外围（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ａｒａｔｕｓ）
，并说它形成了一个不同的系统在最靠近外部世界的地方发挥其职能和功用之后，弗洛伊德继续追问道：“当我们说‘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排除了无意识观念可以直接从内心深处进入自觉意识的可能，提出说：“任何来自内心深处渴望成为自觉意识的东西，都必须首先设法把自己转变为外在知觉。”
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这一假设，并且只有通过这一假设，精神分析学及其认识论才能与“所有的知识都在外部知觉中有其起源”这一定理达成一致。
［１２］
那么，无意识怎样才能“将自己转变为外在知觉”以便使自己成为自觉意识呢？如果从移情现象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那么顺理成章的当然是，受到压抑的冲动必须首先在外部世界中找到现实的对象，然后才能把自己的性质显现给主体。说得通俗一点，爱（或恨）的行为会使人认识到被压抑的爱（或恨）。弗洛伊德由于对整个移情行为忧心忡忡，所以未能如我们所做的一样从移情的角度来解释他自己关于无意识要想成为意识就必须首先把自己转变为外部知觉的说法。相反，他说无意识变为意识是通过与语词的联系——“那些与相应的语词意象”。这些语词意象是外部知觉所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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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残迹；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提供这样的语词意象，使之成为把无意识与意识联结起来的链环。
［１３］如果把这一复杂的表达方式还原为它的本来意思，那么它的意思是说谈话可以发挥治疗作用，至少，谈话可以使无意识成为意识。人们能够理解弗洛伊德作为治疗者和作为一个相信纯理论可以使人生变得有意义的人为什么如此渴望拔高语词的力量（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语词是他的上帝，是他的“道”
［１４］）
，但同样人们也可以借助于弗洛伊德，轻而易举地证明语词并没有如此这般的神力。
通过语词来进行治疗的思想并没有公正地处理“动力上受到压抑的无意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ｙ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ｄ）的奇特性，因为它“不能够以寻常的方式成为意识”
，［１５］而只能经由特殊的分析程序（包括移情）才能成为意识。即使我们承认无意识中的观念是“记忆痕迹的投注”
（ｃａｔｈｅｘｅｓｏｆｍｅｍｏｒｙ－ｔｒａｃｅｓ）
［１６］，这里所说的这些记忆也明显地不是普通的、可以经由语词联想而得以复活的记忆。这些记忆属于本我（ｉｄ）
中的原发过程，它们从来未曾出现在意识中，因此也从来未曾被“遗忘”过。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被弗洛伊德作为动力上受到压抑的无意识的内容而发现的童年性生活，并不是真正的性生活而只是幻想的性生活。弗洛伊德生涯中的转折点是在他被迫得出结论说癔病患者的记忆是假的，“癔病症状来源于幻想而并非来源于真实事件。”
［１７］这些所谓的“记忆”
其实从未被“遗忘”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它们根本从未发生过。这些记忆几乎不可能“通过与它们相对应的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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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发生联系“而成为自觉意识，而只有通过付诸行动并作为行动的结果才能成为自觉意识。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说，这里，病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回忆起任何被遗忘被压抑的东西，他只是把它表达为行动。他不是在他的记忆中而是在他的行为中重建它；他重复了它，但当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重复它。“
［１８］
同样，以语词为中介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思想，也与弗洛伊德在别处关于语词所说的话互不相容。在他的论文《论无意识》中，在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无伦次作为其出发点的时候，弗洛伊德区分了“语词观念”和“具体事物之观念”
［１９］这两种观念。他进一步指出：“意识既包含具体事物之观念，又包含与之相对应的语词观念。”
如果我们把他的这段话应用于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这一问题，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清楚地看出，光是语词是远远不够的；具体事物也是需要的。
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事物”呢？弗洛伊德说它存在在无意识之中，是某种记忆，但他又强调它首先是一种抵达外部世界的能量性愿望。
“无意识系统中包含着对对象的能量贯注，包含着最初的和真实的对象投注（ｏｂｊｅｃｔ－ｃａｔｈｅｘｅｓ）。”
精神分裂症的语无伦次为他提供了最初的出发点，它证明仅仅光有语词是不够的，因为精神分裂症的最明显的特征恰恰是“对象投注被放弃”
，而“与这些对象相对应的语词观念的投注却保留了下来”。
语词意识在这里并不代表治愈，并不代表真正的意识，而仅仅代表疾病的加剧。当然，它同时也是走向治愈，走向真正的意识的中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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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观念的投注并不是压抑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代表企图走向痊愈的第一个努力。这些企图和努力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过程中是十分明显的，它们的指向是要重新获得失去的对象。情形很可能是这样：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它们通向对象的道路就必须是经由那从属于该对象的语词；然而这样一来它们也就不得不在本该满足于具体事物的地方使自己满足于语词。
［２０］
弗洛伊德说，语词是通向失去了的东西（具体事物）的中间站；而语词又仅仅是构成人类文化的众多符号系统中的一种。
拉巴尔（ＬａＢａｒｅ）
说：“如果我们不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就不可能有所谓文化。”
［２１］弗洛伊德对语词意识所作的分析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语言作为神经症的理解，而且深化了我们对文化作为神经症、作为“替换满足”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ｒａｔｉｆｉBｃａｔｉｏｎ）
，以及作为走向真正的愉悦的一种临时安排的理解。
充分理解了实际治疗的这些真实的维度，也就勾画出了正统精神分析治疗中的种种局限。正统精神分析治疗强调意识中语词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忽视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它因此培养了一种语词意识并把这种语词意识当作真正的意识。弗洛伊德认识到分析所具有的这些局限性，他知道他自己距离真知还有很远的距离。这里我不打算对正统精神分析作用于病人的影响作出判断和估计，然而正统精神分析对分析者本人所发生的影响，那是每个人根据他们的正式期刊都可以加以估计和判断的。纯粹的废话和喋喋不休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使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所进行的与现实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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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昙花一现的关联的语词堆砌和语词操练，这些都堪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语词的自恋式过高估价相比拟。同样，精神分析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这种联系，也并没有完全使它丧失其治疗价值。弗洛伊德本人曾说，精神分裂症对语词的过高估价，“代表了试图走向痊愈的第一步努力。”如果终极的治愈取决于在外部现实中找到与童年时代失去的对象相对应的实实在在的对象，那么精神分析迄今所做的一切，乃是在造成里比多从外部世界这个大宇宙——弗洛伊德以及大多数现代人确实不爱这个外部世界——的大撤退并使之指向内心世界这个小宇宙。这种从外部世界的自恋式退却当然是里比多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典型特征。就里比多的这一取向同时伴随着认识到外部世界的不可爱而言，它代表着人在对现实进行思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但若就精神分析歪曲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之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而言，它却可以成为一种障碍，使人不能把外部现实改造得可爱，使人不能最终地获得真理——因为精神分析和在此之前的神秘主义者们早已教导我们，只有当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对自己的真知。
［２］
对自己的这样一种真知，其可能性建立在内外和谐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与自己和与世界相异化相疏离的基础上。
弗洛伊德在他论社会梦想家约瑟夫。波普尔－林科伊斯（ＪｏｓｅｆＰｏｐｅｒ－Ｌｙｎ－ｋｅｕｓ）的那篇文章中考察了这种可能性。弗洛伊德承认：他本人以其“道德勇气”——即勇敢地承认里比多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发现的那些真实情形，完全可以在一种以爱为基础的乌托邦中被纳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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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水平。
但弗洛伊德紧接着便抵制了这种乌托邦取向，说它与“自然界的进程”
、“人类社会的宗旨”不相容。
［２３］对乌托邦展望的拒斥和抵制，意味着如此勇敢如此自恋地从外部世界中撤退回来的里比多，不可能以其改变这个世界的计划重新回到外部世界中去。弗洛伊德因此停留在与现实相疏离的悲观主义中。
正统精神分析治疗未能使里比多以改变世界的计划这样一种方式返回外部世界；同样，它也未能给攻击性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经过精神分析的意识，通过使自己回到内心世界这个小宇宙中，便把先前处于压抑状态的大量里比多交由自我来处理。在经过精神分析的意识通过语词来抵达现实的范围内，这样做的结果，乃是使我们平生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欲望的范围和性质——用里尔克优美的诗句来表达，那就是意识到“我们肉体的未曾生活过的地带”。那么，经过精神分析的自觉的自我将怎样来处置这些新发现的欲望呢？一旦认识到升华的局限，一旦承认不可能“超越粗陋的本能生活”
，［２４］正统精神分析学便由于无力把自己转变为社会批判而不得不把这些欲望重新送回压抑状态中去。弗洛伊德抱有的乐观希望——经由精神分析的自觉意识来消除压抑——现在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条定理，即精神分析的意识将“以更加坚实的材料重建压抑”。
［２５］换句话说，精神分析在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肉体的未曾生活过的广袤地带之后，却告诉我们马上把它们忘掉，因为它们与“自然界的进程”
、“人类社会的目标”不相容。这样一来，这种新建立起来的“自我控制”
——如果我们严肃认真地看待弗洛伊德有关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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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的话——便意味着由所有这些本能放弃所释放出来的攻击性都将转向内部。
［２６］
这样，弗洛伊德便没有任何办法避免攻击性的内在化，避免罪感的积累；而正如他自己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攻击性的内在化和罪感的积累，乃是造成个人的神经症和人类社会的神经症的主要因素。
治疗最终不得不走向这一悲哀的结局，乃是因为弗洛伊德相信现存文化的不可避免，相信它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强化理智——这种被强化的理智正在开始支配和驾驭本能生活，以及攻击性冲动的内在化——这种内在化必然导致种种好处和危险”。
［２７］
唯一可以改变的选择，唯一可以避免“罪感的加剧……
直到它最后……可能增长到如此巨大以致没有人能够承受“
［２８］的途径，就是使攻击性转向外部世界，就是使它成为用来改变这个世界的巨大能量。治疗就是战斗。问题仅在于选择站在哪一边和把谁作为自己的敌人。弗洛伊德把治疗视为自我与现实原则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本我：
其情形就像一场内战，其胜负只能取决于来自外部的援助。精神分析医生和病人的软弱无能的自我，由于都以现实的外部世界为根基，便联合起来反抗内在的敌人——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道德要求。
［２９］
但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自我与本我结成联盟共同反抗现实。除了某些情感上的态度，如顺从于不可避免的文化挫折和对“粗陋的本能生活”的敌视，弗洛伊德不能正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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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９１
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现实原则的表述在理论上的含混性。
弗洛伊德说，成熟的和理性的自我必须接受现实原则，必须以现实原则来代替在本我中占有优势的快乐原则。
［３０］理性的自我当然必须把事实作为事实来接受并避免按自己的愿望来思维。然而认识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却丝毫不意味着就应该排除一切改变世界以使现实变得符合快乐原则的欲望和行动。
［３１］事实上，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弗洛伊德的天才洞察——我们受压抑的欲望具有不朽的力量，那么，改变现实便成为自我在现实与快乐原则的矛盾冲突面前所能作出的唯一合理的反应。在自我、本我与现实的冲突之间必须加入一点什么东西。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在神经症中，自我接受的是现实，它的能量是指向本我，对本我实行压抑的；但是要维持这种压抑，它就必须回避和忽视与受压抑的欲望相关联的那一部分现实。在精神病中，自我完全被本我所压倒而割断了自己与现实的联系，它因此着手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正常的健康人的反应与神经症相似，它不回避和忽略现实；像精神病一样，它也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但与精神病不同的是，它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创造一个新世界——也就是说，它致力于改变现实：
神经症并不否认现实的存在，它仅仅试图忽略它；精神病则否认现实的存在并试图以别的什么东西来取代它。被我们称之为正常反应或“健康”反应的那种反应把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像神经症一样它也极少否认现实，但它却像精神病一样关注于对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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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变。
这种态度自然会在外部世界中取得某种成就，它不会像精神病一样满足于在自身之中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它因此不再是自我封闭的（ａｕ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而是向外开放的（ａｌ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①［３２］
精神分析除非使自己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否则在其对神奇语词的执着、热衷和迷信中，便会自我封闭地等同于精神病。
把精神分析学转变为一项改变人类文化的工程，便解决了未曾解决的移情问题。移情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意识要成为意识便只能首先转变为外部知觉，而外部知觉又必须建立在行动以及现实的爱与恨的基础上。用更具技术性的术语来说，无意识唯有经由投射作用被投射到外部世界，才能够成为意识。但正像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见的那样，人类文化乃是受压抑的无意识的一整套投射。与移情一样，人类文化乃是强迫性重复冲动的创作和产物，它不断地生产出童年冲突的新版本。与移情一样，人类文化的存在，其目的乃是要将儿童的情结投射到具体的现实世界中，因为只有化为具体的现实，它们才能看得见摸得着。弗洛伊德把图腾视为人类文化的原始雏形，但图腾的本质就是俄狄浦斯情结投射于外部世界和投射为实实在在的替换对象，并通过这样象征性地解决俄狄浦斯问题而共同建立起社会群体。
①ａｕ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和ａｌｏ－ｐｌａｓｔｉｃ在医学上的本义是自体成形和异质成形，这里根据上下文姑且译为自我封闭和向外开放。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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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愈益回复到受压抑状态的神经症，人类历史在其从图腾制演变为一神教和演变为现代国家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已经把越来越多的俄狄浦斯情结投射给它在其中能够被看得见摸得着的外部世界。
人类文化于是成为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正是在这个竞技场中产生出了移情的逻辑；童年幻想创造出普遍的人类神经症，而童年幻想本身却是不能直接被领悟被驾驭的，只有它在人类文化中的产物才是可以被领悟被驾驭的。人类意识要想从父母情结（俄狄浦斯情结）中解放出来，便只有首先从其文化产物即从父权制的国家和族长制的上帝中解放出来。这样，文化为所有人做的事情，实际正是移情现象为个人所做的事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正是它们（移情现象。——译注）为病人提供了价值无可估量的服务，它们把病人埋藏在心中的被忘却了的爱变成了现实的东西显现出来；因为在最后的结局中，没有谁能够毁灭于子虚乌有的幻影中。”
［３］在最后的结局中，也没有汁么东西存在于子虚乌有的幻影中；在最后的结局中，俄狄浦斯情结仅仅存在于它的文化产物之中。只有当现代文化继续维持儿童对死亡的逃避时，俄狄浦斯情结才可能继续存在。
像这样转变为一门文化科学的精神分析学，当然便能够免除其要求于个体的神秘的成年礼。弗洛伊德曾坚持认为个人有必要接受精神分析，以便懂得精神分析学所说的一切。
但这种必要性将不复存在，因为问题将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我并不是在此评论作为一门技术而能够把卓尔不群脱颖而出的个人重新变成于社会有用的角色的精神分析，像这样一门技术是只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予以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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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生与死的对抗
任何有用的东西都会发挥其作用，而且，正像弗洛伊德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宗教”
或许能够比精神分析提供更好的服务。
然而多亏了弗洛伊德的天性，精神分析毕竟同时内在地具有成为整个人类意识中一个新的更高阶段的可能和成为普遍的人类神经症的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的可能。如果这样，精神分析所说的意识就只能是对人类生存有可能不建立在压抑基础上的一种憧憬。
精神分析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能够发挥的唯一作用乃是把里比多从建立在压抑基础上的文化和现实中撤退回来，而它能够提出的唯一解决方案乃是动员里比多和意识投入对现实的转变。但如果精神分析学使自己完全脱离文化或超越于文化之上，那么，在为了改变现实而从现实机制中撤离的时候，它便完全地脱离了现实。如果精神分析学相信通过神奇的语词作用和自我封闭的自我调整能使它避免普遍的神经症，那么它就是在发展一种个人独特的精神病，它便落入弗洛伊德所说的与世隔绝的命运。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神经症不同于文化的本质就在于：“神经症是非社会的自我中心的结构，神经症努力试图以个人的方式成就那在社会中以集体的努力造成的结果。”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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