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拿旦。斯威夫特（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ｗｉｆｔ）
的读者们都知道，在他对人类天性的分析中，对于肛门功能颇为强调，并抱着在西方文学中独特不凡的态度。
单就对粪便描写的数量而言，他可以与阿里斯托芬和拉伯雷相颉颃。不过对于阿里斯托芬和拉伯雷而言，肛门功能乃是人类整个存在的一部分，他们让我们爱它，只因为它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对于斯威夫特来说，它则成为了他攻击人类的虚荣、骄傲乃至自尊的决定性武器。
斯威夫特的粪污描绘中最令人反感的篇章是其后期的三首诗——《贵妇的化妆室》（ＴｈｅＬａｄｙｓ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Ｒｏｍ）
、《斯D特里芬和奇萝》（ＳｔｒｅｐｈｏｎａｎｄＣｈｌｏｅ）
、《卡西努斯和彼得》（ＣａｓｉｎｕｓａｎｄＰｅｔｅｒ）——它们都是下述主题的变种：“啊！西莉娅，西莉娅，西莉娅……”
阿尔都斯。赫胥黎（ＡｌｄｏｕｓＨｕｘｌｅｙ）
解释说：“这个单音节的动词，是１９２９年的庄重作风不允许我重复的，它与‘ｗｉｔｓ’和‘ｆｉｔｓ’押韵。”
［１］①然而，因为具有更广泛的形而上
①这里指的是在“……西莉娅”后省略了的ｓｈｉｔｓ（拉屎）一词。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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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从而更令人不快的则是《格列佛游记》（ＧｕｌｉｖｅｒｓDＴｒａｖｅｌｓ）第四部中斯威夫特将人视为“耶胡”
（Ｖａｈｏ）的幻象，而耶胡遍体粪污超过了所有其他动物。肛门主题也不是斯威夫特成熟期或后期创作的新特色；它在《桶的故事》（ＡＴａｌｅｏｆａＴｕｂ）中业已显露端倪，那是他青年时代天才的狂醉的流溢和整个斯威夫特式启示录的源头。因此，要理解斯威夫特就要在一开始就认识到，斯威夫特对人类天性的剖析就其整体和最深刻并最恼人的层面而言，可以称为“排泄幻象”。
“排泄幻象”
是米德尔顿。默里（ＭｉｄｌｅｔｏｎＭｕｒｙ）
１９５４年论述约拿旦。斯威夫特的书中一章的标题。
［２］认识到斯威夫特作品中排泄主题的核心意义，则要归功于阿尔都斯。赫胥黎。他在题为《为汝所欲》（ＤｏＷｈａｔＹｏｕＷｉｌ，１９２９）的一篇文章中说：“斯威夫特的伟大在于他那‘憎恨肛肠’的近乎疯狂的强烈情绪，这乃是他愤世嫉俗的本质和全部作品的基础。”
［３］默里的功绩在于他所使用的引人注目的措辞，这将文学批评重新导向斯威夫特创作的中心问题。阿尔都斯。赫胥黎的文章对昆塔拉（Ｑｕｉｎｔａｎａ）
的《约拿旦。斯威夫特的思想和艺术》（ＴｈｅＭｉｎｄａｎｄＡｒｔｏｆ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ｗｉｆｔ，１９３６）一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此书绝好地说明了试图驯化和管教英国文学中这只猛虎的文学批评是何等贫乏。昆塔拉对斯威夫特作为作家的最后阶段进行了概括讨论，将他所谓的“有害作品”予以埋葬。他说：“人们欣慰地撇开粪污描写而转向题为《赫尔特。斯克尔特》（ＨｅｌｔｅｒＳｋｅｌｔｅｒ）或《追捕巡回审判的律师》（ＴｈｅＨｕｅａｎｄＣｒ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ｔｏｒｎｅｙ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ｒ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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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生与死的对抗
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ｉｔ）
这些重要的诗作，它们显示出斯威夫特彻底掌握了刚健有力的诗律。“
《格列佛游记》第四部中的排泄主题则被当作坏艺术予以摒弃（在这里，文学批评像通常那样发挥着道德偏见假面具的功能）
：“斯威夫特在发挥兽性主题时堕入了危言耸听的泥淖……假如第四部降低音调，《格列佛游记》本会成为更优秀的艺术品。”
［４］在我们的头等大学里阐述英国文学的人乃是像鲍德勒（Ｂｏｗｄｌｅｒ）
那样懂得如何改进经典作品的一批人士，这真令人更加放心了。斯威夫特的评论史正像精神分析学的历史一样，显示出在肛门性方面的压抑比在生殖器方面更为沉重。精神分析关于生殖功能的原则在有些人心目中业已成为合理的前提，但他们却不愿听取对于肛门性弗洛伊德有何论述，或者斯威夫特有何言论（可是他们仍然撰写《斯威夫特的思想和艺术》这样的论著）。
即使是赫胥黎和默里，尽管他们正视了这一问题，也仍然表明他们自己不能看出其中的意蕴。在将过去的批评所压抑了的不愉快的事实引入意识之后，他们又进而运用系统的歪曲、谴责和贬低手法来保护自己和我们大家免受排泄幻象的侵扰冲击。在文学批评领域中，这是说明弗洛伊德下述观点的一个绝妙例证，即意识觉察到某个被压抑观念的第一种方式乃是断然地否定它。
［５］要否定排泄幻象最基本的手法当然是谴责它。赫胥黎采取了一种智力优越的姿态——斥责“这种拒绝接受宇宙现状的荒唐态度和孩童般的愚蠢”。
［６］默里则与自我矛盾的保守的性哲学家ＤＨ劳伦斯相呼应，采A取了一种道德优越的姿态——斥责它“如此反常，如此不自然，精神上如此病态，人性上如此荒谬”。
［７］。。这样，他们对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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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特所表现出的显而易见的情绪反应被伪装成一种精神分析的病情诊断：排泄幻象原来是一种精神错乱的产物。赫胥黎谈到“这种对内脏和排泄主题的心醉神迷”
“濒于精神错乱的边缘”
，暗示它和斯威夫特与斯特拉（Ｓｔｅｌａ）
及范尼莎（ＶａｎｅｓBｓａ）之间“变幻无常的冷淡关系”有联系，意味着这是一种生殖功能方面的障碍。
［８］
默里试图把赫胥黎的暗示转入正式的传记研究，这是滥用推论的一个例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斯威夫特的“有害作品”
的文本和《格列佛游记》的第四部被粗暴地歪曲了，从而把他的厌世主义转化为厌女症；于是，整个排泄幻象被解释为试图借指出女性的污秽来辩释他（与范莉娜、范尼莎和斯特拉）在生殖功能上的挫败。这就虚假地影射暗示着排泄幻象只局限于斯威夫特创作的最后阶段。这种暗地里植入的观念不仅有利于暗示说斯威夫特还有并非排泄性的幻象（在这一点上赫胥黎比默里还要固执）
，而且还有进一步的好处，即可以把排泄幻象与斯威夫特最后的精神崩溃联系起来。事实上斯威夫特的精神崩溃在１０年之后（１７４２）才到来，而这却阻止不了任何对精神病理学无知但又执意要对斯威夫特的粪污描写施行脑叶切除术的人。借助于将斯威夫特的精神崩溃视为上帝对其粪污描写的惩罚这样一种热情的幻想，年代上的缺口就被填补上了。依靠小小一句精神分析的行话，再辅助以小小一次历史想象的飞翔，排泄主题在《格列佛游记》第四部中业已十分突出这一事实就被解释过去了：“显然在斯威夫特写作《格列佛游记》第四部时，这整个情结正在他头脑里起作用……它在那一刻的出现可能是范尼莎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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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的深刻的情感激变的结果。“
同一种情结在范尼莎去世前两年所作的《给一位年轻诗人的忠告信》（ＬｅｔｅｏｆＡｄｖｉｃｅｔｏａＹｏｕｎｇＰｏｅｔ，１７２１）中已有显著的表现，这却被置若罔闻。默里的业余诊断在斯威夫特遭到范莉娜拒绝（１６９６）一事中找到整个情结的根源。这一点对他认为《桶的故事》（１６９６—１６９８）
未受这个情结影响的论点也就至关重要。
默里用以支持这种阐释的办法是，一方面把目光从《桶的故事》中肛门性的突出表现转移开去，另一方面则将全书解释为不须认真对待的奇妙玩意——也就是说采用一种否认机智妙语具有意义的喜剧观念。
［９］
如果文学批评对于斯威夫特的职责就是判定他神智错乱，那么就应该把批评转交给精神分析学家。他们担当起此项重任，并且表明由他们签发一张精神病的医学证明书来反对天才是可以信赖的。他们的一般结论和赫胥黎以及默里基本相同，只是添加了某些漂亮的新术语。例如费伦齐（ＦｅｒBｅｎｃｚｉ，１９２６）说：“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可以把他的精神病状况描述为正常能力的抑制，在与优秀妇女的关系上缺乏勇气，对较低类型的妇女或许具有持续的侵犯倾向。对斯威夫特生活的这种洞察确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我们处理《格列佛游记》中的奇念狂想是严格按照分析神经症患者（特别是解释他们的梦境时）处理自由联想的方法进行的。”
［１０］卡普曼（Ｋａｒｐｍａｎ，１９４２）说：“在对《格列佛游记》进行这样一种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认为斯威夫特是一个显示出性心理幼稚症的神经症患者，他特别表现出嗜粪癖，并连带着厌女症、厌世症、恋污癖和恐污癖。”
［１］格里纳克（Ｇｒｅｎａ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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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则说：“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斯威夫特的肛门固恋心理是强烈而富于约束力的，而生殖器需求却受到损害或至少受到限制，以至在成年生活的早期就完全退出了生殖器性行为，这可能始于他与其第一位女神吉英。韦林（ＪａｎｅＷａｒｉｎｇ）的不幸关系。”
［１２］
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在发挥其诊断时将斯威夫特神经症的根源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早期。如果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放弃默里将排泄幻象孤立为晚期赘生物的那种尝试；我们也必须排弃默里的那种论点（这与他为了体面的理由而试图挽救斯威夫特的一部分作品有关联）
，即斯威夫特对范莉娜（吉英。韦林）的爱在被她拒绝以前乃是“具有自然的感情和自然的丰富天性的健康自然的爱情”。
［１３］我们将不得不回到赫胥黎那更加顽固的文学判断上去，承认斯威夫特始终等于排泄幻象；我们还将不得不回到他那更为顽固的心理学判断上去，承认斯威夫特的性状态从一开始在结构上就是反常的。由格里纳克进行过极精细分析的传记所提供的证实材料真是绰绰有余。斯威夫特未出生前就失去了父亲；他在１岁时被保姆从他母亲那里拐走；于３年之后被交还给他母亲，然而在回到母亲身边１月之后即被她抛弃——这正好是在精神分析学上至关重要的“俄狄浦斯时期”
（Ｏｅｄｉｐ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１４］按照精神分析学的标准，这样一连串的婴儿期损伤一定早就足以造成一种导致终生神经症的罹病素质了。
于是，这件病例看来就此结束了。精神分析专家和批评家达到共识，认定斯威夫特是疯了；而他的作品仅应作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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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历史文件来阅读，不仅仅是《格列佛游记》的第四部和“有害作品”
，也包括整个斯威夫特。因为如果我们对斯威夫特那些令人讨厌的部分喊叫说“发疯了”
，那么我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把这件病例呈交给精神分析学家。可是，在精神分析的详审细察之后，斯威夫特身上的东西就无不令人讨厌了。
我们不应低估精神分析学揭示象征的真实含义的能力。
例如，精神分析在评论格列佛作为一个小人坐在布罗卜丁奈格岛（Ｂｒｏｂｄｉｎｇｉａｇ）一艘小船上时指出：“男人作为阴蒂坐在小船上这一通常的象征手法，暗示着对于女性的男生殖器意念的认同，这是男性易装癖者的特征。”与此相似，精神分析把这位教长的品格搞得来毫无正直诚实可言。
①“斯威夫特表现出显著的肛门性特征（他那极端的个人洁身自好、守口如瓶、雄心勃勃、乐于搞不太明显的污浊玩意［即讽刺］、在正义事业中怀有顽固的报复心）
，这些都清楚表明排泄功能的早期控制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或许是在为时过早的情况下完成的。“
［１５］
在这一点上，人类共有的普通人性会起来反抗了。假如说个人的纯洁无瑕、雄心壮志以及拥护正义事业都是神经病征，那么谁还能逃脱鞭笞？假如让这一类精神分析在文学文本上为所欲为，当然没有一个天才会得以幸免。普通人性使我们转而对赫胥黎、默里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们产生反感。他们有什么权力签发精神病证明书？凭的是他们自己杰出的健全神智吗？
从理智和真实来判断，《格列佛游记》与默里和赫胥黎的著作相比并不会受到指责。只有斯威夫特才能公平评
①斯威夫特曾任都伯林圣帕特利克大教堂的教长。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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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赫胥黎的嘲讽，他在一卷论文集中谴责斯威夫特的厌世主义的歪曲描写，而这卷书不仅专门对斯威夫特，还对圣弗兰西斯和帕斯卡尔的品格加以摧毁。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神智——以及他们对一个男人坐在一条船中的含义的解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有斯威夫特才能公平评判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嘲讽，他们谴责斯威夫特对肛门性的着迷专注，而他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现肛门的本领真是臭名昭著。幸运的是，斯威夫特本人在面对说他精神错乱的指控时并未缄口不言：
他献出他所有的微薄财富建立一所愚人和疯人之家。
［１６］
在斯威夫特博士的精神病院里，有个房间是为赫胥黎和默里准备的；他们的宗教偏执早就以《桶的故事》中那个宗教狂热的典型杰克的名义预先勾画出来了。赫胥黎的情况正像杰克一样，后来有消息说“据确凿报告他已经发了疯。过后不久他在国外露面，正如报告所言堕入了有史以来患病的大脑所能产生的最为古怪的奇想之中”。
［１７］斯威夫特也为抱着肛门情结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准备了一个房间；他不是预言式地宣布他们是“北美的某些算命先生，他们有一种预见人的命运的方法，那就是窥视他的屁股”
［１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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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２生与死的对抗
这场争论最终成了一座疯子的巴别塔，①一片喧嚣，互相指斥对方为疯狂。如果我们抵御住掩耳逃跑的诱惑，保留一点精神分析的兴趣和冷静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我们的结论只能是：这些指控都是有道理的；他们全都疯了。他们疯狂的关键在于他们骄傲地坚持认为除了他们自己——赫胥黎、默里、精神分析学家们——其他每个人都疯了。使我们免于陷入他们的疯狂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承认我们都是疯狂的。精神分析学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责难，因为它本该帮助人类去发展这种自觉意识和这种谦卑态度。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学看作科学给人类自我陶醉心理造成的第三个大创伤，可以与牛顿和达尔文的革命相比拟。
［１９］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却自居为豁免了普遍指责的骄傲的特选人物。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证的，精神分析学的本来目的是要对人类的普遍神经症作出诊断，而它本身又是这种神经症的一种症候和一个阶段，正像人类智力发展史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
如果我们把精神分析学转到这个方向上来，那么将精神分析应用于斯威夫特（或者其他任何文学人物）的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也就准备妥当了。我们不再试图将斯威夫特的文学成就当作他个人的神经症的偶发现象予以解释了事。
相反，我们力图鉴赏他探察人类普遍神经症的真知灼见。于是，精神分析学就不是为了把斯威夫特如何解释了事，而是成为阐发斯威夫特的一种方法。我们并不因事实上斯威夫特对人类
①《圣经。旧约》中载人类欲建通天的“巴别塔”
，上帝弄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之彼此话语不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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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３２
普遍的神经症有他个人的看法而感到烦恼不安；我们甚至也不因想到他个人的神经症严重反常，或者想到他的反常状态与他的艺术密不可分而感到烦恼不安。
对于天才的产生，强烈的痛苦可能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精神分析学从未认为通过它的立场能达到关于天才和疯狂有亲缘关系的由来已久的传统看法。或许如尼采所说存在着“医生和护士自己也患了病的必然性”。
［２０］。。。。。。那么，精神分析学对于研究斯威夫特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更为必要，尽管采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它是必要的，为的是保持那种必不可少的谦恭态度——对于我们自己，对于人类，以及对于天才。为了要严肃对待斯威夫特对人类普遍神经症所作的探索，它也是必要的。本章的论题是，如果我们愿意倾听斯威夫特，我们将发现他对弗洛伊德关于肛门性、升华作用以及人类普遍神经症等原理有惊人的预见。为了预先防止有人提出异议，让我先说明斯威夫特的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的区别在于，他探索无意识的工具不是精神分析学而是机智（ｗｉｔ）。可是弗洛伊德本人在《机智和无意识》（Ｗ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中就承认机智在探索人类普遍神经症方面有它自己的方式。
为了阐明那些“有害作品”
，精神分析显然是必要的；至少，那些没有接受过精神分析的神经症患者看来并无能力去正确地说明这些诗写的是什么。正是这些诗刺激得默里深恶痛绝——“满纸胡言，不堪忍受”
，“如此反常，如此不自然，精神上如此病态，人性上如此荒谬”。
默里所谴责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妇女有生理排泄之罪，所以是令人厌恶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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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生与死的对抗
们用不着考虑这一看法是否应受如此的谴责，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出自默里的想象，而并非斯威夫特所有。默里就像斯特里芬和这些诗中其他不幸的男人一样，当他发现那个西莉娅在……时就吓昏了头，从而不知不觉地为斯威夫特心理洞察的真实性充当了证明。任何只要能接受精神分析早的冷静智慧的头脑都会发现这些诗并无特别之处，或许除了它们写于１８世纪前半期这一事实而外。
因为它们的真正主题是——这对于平心静气的阅读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由肛门功能恰当和集中体现出的我们的动物性身体与我们自命不凡的升华心理，特别是与升华了的罗曼蒂克的柏拉图式爱情的矫饰之间的冲突。在所有情况下，诗中予以揭露的正是某位“女神”
——“如此神圣的一个创造物”
、“超凡的奇梦”之类；更确切地说，予以揭露的是男性崇拜者头脑里的幻觉，他幻想那位女神通体只有头和翅膀，却没有臀部去泄漏她尘世的弱点。
斯威夫特对“西莉娅……”这一主题的特殊处理在于如下的观念：在堕入爱情状态和觉察到所爱者的排泄功能之间存在某种绝对的矛盾。在我们把这个念头当作一个患病的头脑的胡思乱想而予以摒弃之前，最好回忆一下弗洛伊德也谈到过这同一件事。
在１９１２年所写的一篇论述男人性生活失调的文章中，他最后总结说根本问题在于人类对于肛门性具有一种犹豫不定的矛盾态度：［２１］
我们知道，性本能在起初分化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成分——更确切地说性本能是从它们那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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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并非全都能够进展到最终形式；某些成分不得不被超越或者在最终形式产生前转向其他用途。首先，性本能中的嗜粪成分就已表明与我们的审美观念不能相容，这大概从人发展了直立姿势、嗅觉器官远离地面时就开始了；进而，相当一部分属于情欲本能的施虐成分也不得不被摒弃。然而，所有这些发展进程都仅仅和这一复杂结构的上部层面相联系，而引起情欲兴奋的基本过程却总是保持不变的。排泄的事物和性的事物是太密切而不可分离了；生殖器官的位置——在尿和屎之间（ｉｎｔｅｒｕｒｉｎａｓｅｔｆａｅｃｅｓ）
——仍然是决定性的和不可改变的因素。生殖器并未经历人类身体其他部分的那种趋向美的发展，它们仍保留着其动物的特色。因此即使是今天，爱也一如既往在本质上和动物相似。
在《文明及其不足》中，弗洛伊德再度发挥了这一思想，即性压抑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种器质性因素，在于人类机体中较高功能和较低功能间的不平衡：［２］
整个性欲而不仅仅是肛门性欲受到了威胁，可能沦为由于人采取直立姿势和嗅觉价值降低而导致的器官压抑的牺牲品。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性功能就与一种不易作进一步解释的阻力联系在一起了。这种阻力在通往完全满足的道路上设置下障碍，并迫使性功能从其性的目标转向里比多的升华和移置……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也包括许多其他人，都对“产生于屎和尿之间”
（ｉｎｔｅｒｕｒｉｎ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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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ｆａｅｃｅｓｎａｓｃｉｍｕｒ）
这一事实怀有反感。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对始于直立姿势的新生命形式施行机体保护，乃是随着文化而发展的性压抑的最深刻的根源。
那些像米德尔顿。默里一样诅咒斯威夫特的排泄幻象违犯基督教义的人们，大可以深思一下弗洛伊德在上述两段文章中部使用过的圣。奥古斯丁的那句引语。
下述事实表现了斯威夫特的思想与弗洛伊德相类似，即全面阐述他那些诗作不得不采用“压抑”和“升华”这些术语。造成斯特里芬和卡西努斯的罗曼蒂克幻想并使得真相的暴露如此具有伤害性的，当然不是对肛门因素的无知，而是对它的压抑；而斯威夫特诗中表现出的最终恐惧正是想到升华——即是说所有的文明行为——是一个谎言，一旦质诸真实就无法存在。他在最早处理这一主题时（《贵妇的化妆室》，１７３０）
，还和斯特里芬一道讲述升华仍然可能的道理：
难道我要拒绝爱情的女王，只因为她来自恶臭的泥污？
斯特里芬也使自己调和于——
混乱中产生了这样的秩序，粪堆里长出如此艳丽的郁金香。
但是在《斯特里芬和奇萝》（１７３１）中，升华作用与对排泄功能的意识则表现为互不相容，而结论是升华作用必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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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一切代价，甚至以压抑为代价来加以培养：
古今官方都命令说女人应当体面端庄：对配偶尤须藏起每处瑕疵岂止是不要让全世界所知……
把感情建立在情理和智能上，用礼仪铸造成铁壁铜墙。
在这些诗作的最后一篇《卡西努斯和彼得》中，甚至这个解决办法也碎裂了。集中体现在“理智”一词中的具有文明化升华作用的生活，因为排泄幻象之不可压抑而崩溃了。
这首诗谈到了两个大学生：
剑桥成长的两个二年级大学生都富于特别的理智，都是多情人——
而卡西努斯这样解释他的致命创伤：
也不要惊奇我怎样丧失了理智；啊！西莉娅，西莉娅，西莉娅拉（屎）。
神圣的马的种族“慧駰”
（ｔｈｅＨｏｕｙｈｎｈｎｍｓ）
，①则摆脱了
①《格列佛游记》第四部中慧駰国的统治者，它们与耶胡相反，是些富于理性、公正和诚实的马。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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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的柏拉图式爱情的幻想，更确切地说是摆脱了爱情。
“求婚、恋爱、送礼、遗产、授产之类在他们头脑里都绝不存在；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表达这类事情的词语。年轻夫妻的相识和结合，都仅仅因为他们父母和朋友的决定——这是他们每天都看着发生的事，而他们也把这视为理性动物的一种必然的行为。”
［２３］如果说慧駰代表着对人类生殖功能和生殖制度的一种批评，那么耶胡就代表了对肛门功能的一种批评。
耶胡代表了人类兽性的自然内核；但斯威夫特的想象和格列佛赎罪心理的实质乃是认识到西欧的文明人不仅仍是耶胡，而且比耶胡更坏——“是一类凑巧得到了一点理性的动物，他（指慧駰，下同。——译注）想不通这是由于什么机缘。然而理性对我们却毫无用处，却只是助长了我们天性的腐败堕落，并且使我们感染上造物本没有赋予我们的坏习性。”此外，耶胡的本质在于肮脏，这种肮脏不是使它们区别于西欧人，而是使它们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使他感到奇怪的另一件事是耶胡对污秽肮脏有奇怪的嗜好，而所有其他动物则似乎对清洁有天然的爱好。”
耶胡在生理上具有一种极度的恶臭——“那臭气大概介于黄鼠狼和狐狸的气味之间”
——它在交配季节更为强烈，对于公耶胡是一种有力的诱惑。格列佛在回到英格兰之后还仍然感觉到人类身上的臭味：“第一年里我不能忍受我的妻子或孩子呆在我跟前，他们的那种气味简直让人受不了。”当他上街的时候，他要“用芸香、薰衣草和烟草紧紧塞住鼻子”。耶胡吃东西的习惯也同样不洁：“没有什么比耶胡不分青红皂白任何东西都吃的习惯更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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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了，它们遇见什么就吞下什么，无论是草、根、浆果还是腐败的兽肉，或者把杂七杂八的东西搅在一起吃下去。“
但是，耶胡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对自己的排泄物的态度。对耶胡来说排泄物并不仅仅是些废物，而且是自我表现和进行攻击的工具。这种态度从幼年期就开始了：“当我用手抓住那个小坏蛋时，它排泄出一种又黄又稀的污秽东西，把我的衣服全弄脏了。”这种态度持续到成年期：“有几个该死的这类畜牲抓住背后的树枝，跳到树上，从那里把粪便拉到我的头上。”
这也是耶胡的仪式的组成部分，象征着社会的更迭：当耶胡群的老首领被撤职的时候，“它的继任者就率领着那个地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耶胡一齐前来大小便，弄得它从头到脚都是屎尿。”因此，在耶胡的社会领属系统中，“这个首领总有一个与它本身尽量类似的宠儿，它的差事就是舔主人的脚和屁股，并把母耶胡赶到主人的窝里去。”
格列佛在返回英格兰之后还仍然认为人这种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具有特别的排泄性，所以他和自己的马夫呆在一起就觉得摆脱了人类的那种难受的臭气：“因为我嗅到他从马厩里沾上的气味就感到精神振奋。”
斯威夫特并不像赫胥黎所说的憎恨人有五脏六腑，而只是憎恨人类使用它们的方式。
［２４］
对人类排泄天性所作的这种可怕的描绘，是理解《格列佛游记》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昆塔拉说它是审美上的一次失误，是拙劣的哗众取宠；米德尔顿。默里说它是对人类谬加毁谤：“因为即使我们竭尽想象之能事来对人类进行剔刮剥离，也不会得到耶胡这种东西。我们大概会找到它的残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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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恶，但我们绝不会找到它的污秽和肮脏。那是人性的一种毫无道理的堕落；不是一种赞扬，而是骇人听闻的攻击。“
［２５］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用隐蔽在昆塔拉和默里的苛责背后的那些助长人类自傲心理的老一套自鸣得意的偏见，而是用精神分析无情的睿智来衡量斯威夫特是否说得正确，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耶胡的排泄幻象与精神分析关于肛门性欲在人类文化形成中广泛作用的学说实质上是相同的。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在婴儿期要经历一个阶段——肛门阶段——其结果则是里比多即身体的生命能量集中在肛门区域内。婴儿的肛门性欲阶段采取的基本形式是在肛门产物之上附加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性等同方式的结果，则是肛门产物对于孩子来说获得了作为其自己的孩子或创造物的意义——他可以用它在游戏中得到自恋快感，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爱（以粪便为礼物）
，或者向他人表明独立（以粪便为财产）
，或者对他人施行侵犯（以粪便为武器）。这样，社会行为中的某些最重要的范畴（游戏、礼物、财产、武器）就从婴儿性欲的肛门阶段中产生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绝没有失去与这一阶段的联系。当婴儿性欲达到其灾难性的终结时，非身体性的文化事物承袭了本来附着于肛门产物的象征意义，不过只是作为第二好的替代物来取代原来的东西（升华作用）。因此升华是象征的象征。财产的范畴并不只是简单地由粪便转移为金钱；相反，金钱就是粪便，因为肛门性欲在潜意识中继续存在着。
肛门性欲并没有被戒除和摒弃，而是被压抑了。
［２６］
精神分析学中主要的含混不清的地方包括如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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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比多的婴儿前生殖器时期的机制，包括肛门机制，是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我们在本书其他地方业已采取的立场是，它们并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是被人的自我（ｅｇｏ）
建构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代表着人的身体的畸变，而这正是人的自我。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精神分析学和斯威夫特的论点不谋而合，即肛门性欲——用斯威夫特的语言来说是“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
——就特别是人类的特权；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又与斯威夫特有所分歧，按照他的意思，那种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在生物学上是既定的。这也就是说，斯威夫特不给耶胡任何“一点理性”
，并且把耶胡转变为西欧文明人仅仅归因为理性，这是错误的。如果肛门机制是由人的自我建构的，那么，“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就是人。
类理性的一种原始的或婴儿期的表现。斯威夫特也先于弗洛伊德对肛门性欲与人的侵犯行为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强调，耶胡的污秽首先表现为以排泄物实行侵犯：精神分析理论也强调肛门机制与人的侵犯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将婴儿期性行为的这一阶段称为肛门－施虐阶段。挑衅、统治、权力意志这些人类理性的属性首先是在排泄物的象征性操作中发展起来的，又在对排泄物的象征性替代物进行象征性操作中永恒化了。
精神分析关于肛门性欲的理论依赖于它关于升华作用的理论。假如金钱之类并不是粪便，那也就没有多少理由去假定人对于排泄物怀有奇特的迷恋。同样的道理，假如斯威夫特没有同时也预见到升华理论，那就很难理解他怎么会预见到关于肛门性欲的理论。然而斯威夫特确实是预见到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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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作用的理论。发现这一点的功绩应当归于威廉。燕卜逊（ＷｉｌａｍＥｍｐｓｏｎ）。
燕卜逊在谈到《桶的故事》及其附录《精神的机械作用》（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
时这样写道：［２７］
在斯威夫特的这个可怕的事例中，也由于同样的机制，表明了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一种怀疑，而不是读者的意识。
“每一件精神性的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有一个粗俗而令人厌恶的模仿物，与它十分相似，并有相同的名称。
只有作坚持不懈的鉴别才能区分它们。“
他为此提出了一整套猥亵的双关语，试图简化这种鉴别工作。他有意识的目的是要反对基督教改革者们的灵光说（ＩｎｅｒＬｉｇｈｔ）
，捍卫英国国教；而其效果则只有精神分析学家才能给予全部赞赏。在他的表述中搀杂着他（令人信以为真的）佯作相信而实则嘲讽的东西，亦即引起他厌恶的根源，那就是“每件精神性事物实际上是物质性的，霍布斯和科学家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宗教实际上都是一种性变态”。
根据燕卜逊的看法，斯威夫特产生厌恶的根源在于发现在高级事物和低级事物、精神性事物和物质性事物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这就是精神分析学所说的升华。斯威夫特发现了升华学说，是把它当作对宗教——尤其是宗教狂热——进行心理分析的一种新方法。他的新方法把宗教狂热视为他所说的“精神的机械作用”的结果。一开始他就把他的宗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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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传统的自然主义心理学区别开来，后者把宗教狂热当作“自然原因的产物，强有力的想象、怒气、激愤、恐惧、悲伤、痛苦以及类似情绪的结果”。
如果你想给斯威夫特的宗教心理学安上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只能叫做精神分析学。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宗教狂热定义为“使灵魂或其官能超越物质的一种提升”。然后，斯威夫特进而提出“感官的败坏即为精神的产生”这一基本主张。斯威夫特所说的感官的败坏意味着压抑，这从他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２８］
因为人身上的感官是通往理性的要塞的许多道路，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它被整个地阻塞起来了。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努力，或者是转移、蒙蔽、愚弄、灌醉和哄骗感官，再不然就把它们挤出据点；当它们缺席的时候，或者被弄来互相打内战的时候，精神就趁虚而入，履行其职责了。
压抑是升华作用的原因这一学说，在斯威夫特为“精神的机械作用”所建立的类比关系中生动地暗示出来了：［２９］
在我们的祖先塞西亚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中有一个民族叫做“长头人”。它最先是因为接生婆和保姆们捏弄、挤压和拉扯婴儿脑袋的习惯而产生的；通过这种方法，自然形态的一个通道被关闭，将会被迫寻找另一个通道。
于是它在上面找到空间，向上长成圆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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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生与死的对抗
斯威夫特不仅断言精神是通过身体的感官性被压抑而产生的，而且正如塞西亚长头人的类比所暗示的，他也断言了升华作用的基本结构是——用精神分析的惯用语来说——从下层向上层的移置。从下往上的移置，赋予身体的上部区域和下部区域以一种象征性的同一，这就是斯威夫特对清教徒崇拜大耳朵所作的解释：耳朵乃是象征性的阴茎。根据精神分析学，将生殖器功能移置向另一器官是转变性歇斯底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ｉａ）的基本模式。
“转变性歇斯底里将身体的那些征象明显的部分生殖器化。”
例如，处女的脸红就是转变性歇斯底里的一个轻微病例，也就是说是整个头部的轻微的竖立。
［３０］根据斯威夫特对清教徒的分析，“大的比例不仅被看作人的外部的一种美饰，也被视为内在优美的标志，此外，自然主义者也坚持认为，如果在身体的高级区域有些部分突。。
出隆起，例如耳朵和鼻子，那么在低级区域也一定同样如此。“。。
因此斯威夫特说，虔诚的女教徒们“也就把那个器官所有这类特别的膨大看作热情的突起部，或者精神的赘生物”
，并且“希望孕育一个符合这种期望的后代”。
［３１］沿着这条道路斯威夫特抵达了弗洛伊德关于人性中最高部分和最低部分具有同一性的原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因此，属于我们每个人头脑中最低最深的东西，通过理想事物的构建过程被转变为人类心灵中价值最高的东西。”
［３２］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则是：［３］
然而在人的头脑中，当给思想以刺激并放松控制时，它决不会停步不前，而会自然而然地冲进高和低、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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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这两个极端。他最初的幻想联翩，一般总是把他带到绝顶完美、最为高贵的观念去；直到他翱翔到力所不逮目不能及的程度，却没有觉察到高处和低处的边界是多么接近，互相毗邻。沿着这同样的路线飞翔，他垂直跌落进事物最深的底部，就像一个人向东旅行最后进入西方，或者像一条直线被它自己的长度拉成了一个圆。
斯威夫特正是以这种超凡的活力追求着他的幻象。
这样，在《桶的故事》和在《精神的机械作用》中，他一共两次得到了关于在所有对立物中上帝与魔鬼这一组对立相互统一的观念。
“人们自称要扩展某种无形力量的领域而缩小相反的领域，却发现自己对于善与恶的性质十足的无知，而且极其可怕地把两者的界线弄混淆了。在人们把他们神性的宝座提升到光明天界（ＣｏｅｌｕｍＥｍｐｙｒａｅｕｍ）以后；……在他们把他们邪恶的天性沉没到最低的核心中去以后；……我却放声大笑着，同时看着这些推理家们卷入关于某些道路某些地方到底是接近上帝还是魔鬼的聪明的辩论，看着他们一本正经地争论道，如此这般的影响是从上面还是下面进入人的头脑的，或者某些激情和感情是被恶的还是善的精神所指引的……这样人们就让基督和魔鬼建立了交情，他们也让裂开的舌头和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