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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经济学方法论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
（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１０２页）这句格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批评。
①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
、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
②对于科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乞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１９７４年）。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１９７１年，第１０４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
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１９７７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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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为科学家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中得出的。
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
拉卡多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
①
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这或多或少是互相联系的一簇理论或者一簇科学研究（ＳＲＰ）。
②当对特定的研究战略或科学研究框架进行证伪时，这些战略或框架就会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波普曾认
①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迫他进行精确的解释。
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简便的理解。
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１９６８年，第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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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变化可能包含了不断增加的或不断减少的问题移动，拉卡多斯则喜欢说这种变化是“进步的或退步的问题移动。”
据说，如果一个科研框架的形成比先前的框架包含了更多的“超经验的内容”
，也就是它预言了“一些新的、至今为止没预料到的事实”
，那么这就是一个在理论上进步的科研框架；如果“这些超经验的内容得到了证实”
，那么这样的科研框架就是在经验上进步的（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３３—４页）。
反过来，如果一个科研框架的特征仅仅是不管什么新事物变得可利用，就没完没了地进行追加的特别调整，那么这样的框架就被标为是“退步的”。
如上所说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区分。加之，这种区分的可用性是在一长段时间里而不是在某个给定的时点上。
一个研究战略的向前看特征是与孤立的理论不同的，它并不理睬即时的评价。因此，对于拉卡多斯来说科研框架的“科学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不再是科学的，而是从“进步的”地位滑到“退步的”地位（占星术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也可能有保留原来地位的情况（灵学是这样的例子吗？）。这样我们的科学与非科学区分标准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它牵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的进化，这种进化是它的必要因素之一。
现在，把科研框架分为僵硬的和灵活的组成部分又使争论的范围扩大了。
拉卡多斯通过观察得出，“科学史是研究框架的历史而不是理论的历史”
，“所有的科研框架都可以它们的‘硬核’为特征，在硬核的四周围绕着辅助假设这样的保护带，这些保护带承受着检验的冲击。”按“硬核的首创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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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论上的判定“
，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它除了包含纯粹的形而上学式的信仰之外，还包含“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
，事实上这些启发是由一系列的“做”和一系列的“不能做”组成的（见拉卡多斯，第４９—５２页）。保护带包含了科研框架的灵活部分，硬核正是在这里和辅助性假设结合起来形成了特定的可检验的理论，由此科研框架才赢得了科学的声誉。
很清楚，象硬核和保护带这样的术语是由于对它们天真的联想而选捡出来的。然而，让我们注意在拉卡多斯的纲要里，没有哪一个实证主义者执意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形而上学。
就象波普一样（见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３８页）
，拉卡多斯已相信不带有形而上学的做法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小心翼翼地在硬核里藏了起来，很象是在玩扑克游戏时，牌子在分牌的人手中藏了起来那样，而真正的科学游戏却以牌子的形式在玩牌人的手中发生，也就是说，可证伪理论藏在保护带中。
①
拉卡多斯认为，波普的可证伪标准并不仅仅是要求一个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皮特的“想象力”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素材”
（见熊彼特，１９５４年，第４１—３页）
——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说”
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１９７１年，第２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１９７７年，特别是第２６—４５，８７—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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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经济学方法论
科学理论是可检验的，而且还要求这种检验是独立地进行的，也就是说一个理论所能预言的结果是其他与之对抗的理论所不能预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波普的“证实”就要求至少要有两个理论，对于科研框架也同样要求至少有两个。如果某个科研框架能够解释所有与之对抗的框架所预言的事实，并且还做了进一步的预言，有的预言已经从经验中得到证实，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个科研框架是优于其他的框架的（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６９，１６—１７页）。拉卡多斯通过分析牛顿的引力理论来解释他观点，他说牛顿的理论“可能曾经是最成功的研究框架”
，然后他又追溯了１９０５年以后物理学的发展趋势，从那以后的物理学都加入了相对论的阵营，牛顿的理论被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内。他把这种从牛顿的到爱因斯坦的科研框架的运动标称为“客观的”运动，理由是大多数科学家的行为都好象他们相信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ＭＳＲＰ）。
当然，在科学史上，这一特别事件恰好不能算是在库恩的理论中实际上缺少从退步的科研框架变化到进步的科研框架的内容：牛顿的体系可以作为爱因斯坦的更广义的相对论中的一个特例。但是，并不是全部科学史都如此整齐划一地刚好符合平稳的、累积的科学进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旧的理论总是不断地被更新的、更一般化的理论所替代。更多的是，在科学进步中获得某些内容总是以失去某些内容为代价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回到接续的研究战略的非对应性这个熟悉的库恩问题上来。然而拉卡多斯进一步提出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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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观点，他说所有科学史都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科学家对进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超过对退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这是一种“理性”偏好，看起来这是由于在进步的科研框架中所得的内容总是超过所失的内容，他把任何按这种偏好去做的企图都定义为科学史的内在性（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第１０２页）。
通过对比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把它和外在的这个词语联系起来的所有来自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正常压力，而是任何科学家没有按照科研框架方法论活动的例子；例如，当退步的科研框架比进步的科研框架更简单时，人们就偏爱于选择前者。拉卡多斯从不妄说有朝一日内在的历史会变成全部历史：这样说将暗含着科学家总是完全“理性的”
，这就成了库恩主义的命题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命题的（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第１３０，１３页）。他承认，根据历史的证据，认为全部科学史都能用纯“内在的”
理性重新构造来解释的观点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劝告我们在采纳外在的历史之前优先考虑内在的历史。
拉卡多斯还劝告说，我们所能采取的二中择一的做法是，“在正文中叙述内在的历史，而在注脚中指出，从内在历史重新构造的角度看，事实上的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
（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第１２０页）。
他本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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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
①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见卡恩，１９７０年ｂ，第２５６页）。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
（见库恩，１９７１年，第１４３页）。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被证明是“进步的”
（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１３１—６页）。这样，方法论的好坏就处在检验之中：要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富有成效地构思了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该著作在１９６４年发表。
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
、“高雅”
、“证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
、“朴素”
、“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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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５
出的一系列稳定的范例，而是接续不断的进步式的拉卡多斯研究框架，这种框架以具有不断增加的经验内容的理论不断地一个个地更替。
拉卡多斯的关于科研框架和科研框架方法论的思想已经激起了人们对科学史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片段做了一系列重新解释（见乌尔巴赫，１９７４年，豪森，１９７６年）
，包括一两个对经济学的重新解释，对此在本书后面将做一些详细的考察。不管上述的这些研究是不是在事实上表明了，拉卡多斯的后历史式研究框架的启发力应该留给其他更有资格的人来判断，但是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拉卡多斯在最后的分析中遇到了波普所经历的同样的困难，这就是要在指教式的傲慢和记述式的谦让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
我们早已看到，波普宁愿劝告科学家们做什么，而同时又不否定在忽略他的劝告的情况下取得科学进步的可能性。
与此类似，拉卡多斯把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特征描述为对过去的科研框架的事后评价，认为这种评价并不能简单地与启示式的劝告相等同，并不是要劝告在世的科学家放弃某种退步的科研框架而加入某种进步的科研框架。他规劝人们对那些至今依然不能成功地预言新事物的新出现的科研框架要能够容忍，他也拒绝责难那些死抱住退步的科研框架的科学家，认为那些科学家诚恳地承认了他们的科研框架确实是退步的。然而，他还说科学刊物的编辑们在拒绝发表来自退步的科研框架的文章时完全是公正的，认为科研基金在拒绝资助这种科研框架时也同样是公正的（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１１７页）。
我们不难看到，上述特征构成了某种理智上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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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经济学方法论
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６年第３２４页注）
，“一个贼想偷多少就能偷多少，而警察和公众却因为他对谁都告诉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
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大的失败来判断。
①
四、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
特征和放宽他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②
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
和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１—７６页）。
关于对拉卡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１９７６年）和图尔明（１９７６年）。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巴斯卡（１９７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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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５５
“证明的来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１９７２年，第４７８—８４页；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第５，１４章）。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例见波拉尼，１９５８年，第２１，１５３，１６４，１８３，２９２—４页；又见齐曼，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８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
于是，波普主义者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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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１９６５年，第７页）
，他说：“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
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我认为（观察）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
（见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１０３页；又第１０７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
②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