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第１０—１２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１９７７年，第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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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为依据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ＵＦＯ景观）
；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事实”
，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１９７４年）。总之，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Ｄａｄａｉｓｍ）”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
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第２１，１８９—９６页）。
费叶拉本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智力发展被很好地描述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
（见巴斯卡，１９７５年，第３９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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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经济学方法论
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第２３页；又第９章）。该书所争论的第二点是，关于科学是通过把旧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同上书，第１７—８页）。
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顺其自然“
（见同上书，第３０２，２３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
；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同上，第１７９，２９７页）。
他解释说，“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
（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８年，１８８页；又１２７—８，１４２—３，１８６—８页）。
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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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地位；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第２９９页）。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
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
（见巴斯卡，１９７５年，第４２页）。在最后，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
①
五、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们又想从这些东西中得出什么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横蛮的“诱惑力”
，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不恭是巧妙的，它迷恋于所有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占星者和上帝的证人的经历，它不但取笑其他人同时也取笑自己；的确，很难知道作者是不是一直在嘲弄你。
《反方法》被广泛地评论，费叶拉本德在一本新书（１９７８年）对他的评论者做了很有特色的反应，他对评论者的回答有他们的评论的两倍长，谴责他们对他的书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解释，回避问题，而最差劲的是缺乏幽默。他向我们保证说，除了科学家所偏爱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补足理性的科学步骤，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方法是什么；他的反证大部分是成功经验的个人秘史加上非正统的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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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经济学方法论
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４５页，特雷弗－罗珀，１９６９年）
；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１５００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８００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
①见Ｗ。
图恩特（１９７３年，第１５８，１６２—７４页）。库恩至少主张（见库恩１９７０年ｂ，第７—１０页）
，在波普的划分标准下，应该承认不同于“世俗”占星术（预言整个民族和种族的未来）的“相命”占星术（预言个人的未来）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虽然这是已经被驳倒的观点。又见艾森克（１９７９年）。
②如果回到１００万年前左右，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会显得更加有理。他的理论是理论充满预言的杰出例子，实际上所有那些例子都是特别的；加之，他责骂失误也象责骂成功一样频繁（见戈德史密斯，１９７７年）。
③这种特别的猜测是缺乏理论的，仅仅以几个假设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当然还根据其很深的心理学要求（见汤普金斯和伯德，１９７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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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拒力是不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和耶路撒冷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
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
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六、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
①对此波拉尼已经说过（见波拉尼，１９５８年，第１８３页）
：“几乎每个欺骗了人们数千年的大的系统的错误，都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
星占、咒语、神谕、巫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巫医和开业医生的医疗法，所有这些都在众眼之下通过他们假定的实践成功稳固地建立了几世纪。
科学的方法是为了阐述事物的本质这个目的精确地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在更加细心地控制的条件下，以比现实问题造成的情况中所出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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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经济学方法论
到经济学。然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等。”
（见波普１９５７年，第１３０，１３６页）。所有这些至少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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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６
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的。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１９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文化知解）或“悟”
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一样。
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
①对于在《如果事物可以谈论》的标题下为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教条的有趣辩护，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３１５—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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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经济学方法论
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
“悟”
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悟”
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但是要在“证明的来龙去脉”中支持“悟”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４７３—６，４８０—５页；拉纳德，１９６６年，第７２—３页；莱斯诺夫１９７４年，第９９—１０４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１９５８年）
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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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义联结在一起的。
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纳德，１９６６年，第８１—３页；莱斯诺夫，１９７４年，第８３—９５页；瑞安，１９７０年，第１，６章）。
“悟”
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
①韦伯的思想样板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别的构思，这种构思特别地和觉得人的代理人和事件产生于这些代理人（例如经济人，资本主义，官僚，等等）的活动这样的思想有关。简而言之，韦伯的思想样板的定义涉及到把ＶｅｒAｓｔｅｈｅｎ作为这种样板的基本要素。很多人都误解了韦伯的意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晦涩地说：思想样板既不是“思想”
，也不是“样板”。伯格（１９７６年）和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８，９章）都极好地解释了韦伯的非常含糊的思想样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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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经济学方法论
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拉曼，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６页）
，在本世纪５０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
①
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
看起来早在１９０８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７２页）。
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１９５７年，第７６—９３页）
；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１９７３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５１４—６）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
②类似地，如果不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１９６９年，第７篇）和奥内尔（１９７３年）
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５３５—４４页）
；卢克（１９７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