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对瑞安（见麦克雷，１９７４年，第３章）的介绍最有用。
②对此米达沃（１９６７年，第１３３页）评论说：“很不幸，我们在英国从小就相信科学发现反对使用和演绎具有类似或相同的逻辑特征的方法，即归纳方法——一种把思维逻辑地机械化的过程，从把我们感觉中的证据简单地宣称为事实开始，就肯定能把我们引向一般规律的真理。如果有人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从智力上降低人们的能力的信念，这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科学方法论应受到大部分的谴责的原因之一。
穆勒归纳方法的主要弱点是它不能把发现中的心理活动和证明中的心理活动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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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９
是，现在只有当人们要表明对休谟关于不可能有归纳的必然性证明吹毛求疵是多么困难时，人们才讨论穆勒的因果关系分析方法。
①
穆勒在把他的四种方法发展为帮助发现因果规律的方法和人们普遍认可的证明的方法之后，在《逻辑》中的最后一部分他就转到了社会科学，在这里他坦率地承认了四种方法不适用。它们不适用是因为有众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各不相关的结果互相混在一起，以及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因此，他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替代的方法，（１）
“几何学的或抽象的方法”
，（２）
“物理的或具体的推理方法”和（３）
“历史的或倒推的方法。”
据说第一种方法应该限制使用，只有在由一个原因引出所有结果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第三种是追随奥古斯特。孔德的方法，它所关心的是建立历史变化的真正规律，
①一致方法说“在所研究的现象中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事例只有一种共同的情况，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中所有的事例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或结果）”
；差异方法说“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在一种事例中出现了，在另一种事例中没有出现，这两个事例的所有情况都相同而只有一种情况不同，并且这种情况只在前一事例中出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中两个事例是不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所研究的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这原因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剩余方法说“从每个现象中减去通过先前的归纳得知的由某些前提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现象中的剩余就是剩下的前提的结果。”最后，伴随变化方法说“不管什么现象，如果其他现象以一些特别的方式变化时，它也以某种方式变化，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其他现象的原因或结果，或者两者是通过某种因果关系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
（见穆勒，１９７３年，Ⅶ，第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８，４０１页）。尽管对穆勒的四种“方法”的评论已经够多了，但是要进一步改进科恩和尼格尔（１９３４年，第２４９—２７２页）
的评论是很困难的；又见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４８—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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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经济学方法论
其基础是人的某种本质的普遍原理。据说可以被政治经济学当做样板的是第二种即物理的或具体的推理方法。我们还被告知，这还是天文学中使用的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和借助于上述四种方法，第一次得出了分离因素添加作用规律，在这之后，从那些规律中做出的推理对于经验观察就是得到证实的依据（见穆勒，１９７３年，第８９５—６页）。
论述到这里，穆勒插入了从他１８３６年论文中摘下的论经济人的一页，这一页我们前面已经摘录，然后就继续讨论政治特性学。这门学科尚未诞生，但是已对形成有民族特征的推理科学做出预告，他天真地相信这门科学将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穆勒的《逻辑》中的最后部分还有：勇敢地为方法论的一元论辩护；坚定地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坚持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分析是科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钥匙。但是穆勒在用了成百页去赞美归纳方法之后又突然支持演绎的方法，更不用说事实上最后一部分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当时还年幼的社会学，而当时只是在已经成熟的经济学中才偶然接触到这种科学，这就成心使读者对穆勒关于社会科学哲学的最终观点完全混乱。
在完成《逻辑体系》５年之后，穆勒出版了他的可称为权威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著作既不包含对方法论的明白的讨论，也没有回顾《逻辑》以表明《原理》是运用坚实的方法论的榜样。最令人惊奇不过的是，那些攻击穆勒的逻辑观点的人竟没有企图去看看穆勒在经济学中是否实践了他从总体上为科学所宣扬的东西。威廉。韦威尔和斯坦利。杰文斯都支持科学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直接反对穆勒：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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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５９
威尔对穆勒的《逻辑》写了一篇很长的回答，企图通过科学史探讨科学发现的哲学，他是从康德而不是从休谟那里得到鼓舞（见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２０—８页）
；杰文斯在他自己的主要是贡献给科学哲学的《科学的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论文》（１８７３）中不断地批评“穆勒在逻辑科学中的革新、特别是他的论证教条是从众多的特别到一个特别”
，还说归纳并不是一种逻辑推理，而只不过是“假说和经验的结合”
（见哈雷，１９６７年，第２８９—９０页，米达沃，１９６７年，第１４９页脚注；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５８页；和麦克莱南，１９７２年）。但是他们俩都没有把他们反对穆勒的《逻辑》的争论同穆勒的《原理》联系起来，尽管在事实上韦威尔是把李嘉图经济学数学化的先驱，而杰文斯当然是边际主义的三个创始人之一，并且象反对穆勒在逻辑中的影响一样坚定地反对穆勒在经济学中的影响。
人们对待穆勒的两部著作就象它们的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样，对于这种奇怪现象的一种解释是，无论是批评家还是穆勒自己都没有看到《逻辑》和《原理》之间有任何联系；对于任何实用的目的来说，他们正象是由两位不同的作者写的一样。就象加科普。威纳尔（威纳尔，１９５８年，第３２９页）曾经说过的：“《原理》没有单一的方法论特点。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也是这样，有的部分是抽象的和演绎的东西占统治地位；在其他部分中基本是采用事实资料和从历史中推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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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经济学方法论
五、事实上的穆勒的经济学
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穆勒通过检验他的抽象的、假定的李嘉图前提在事实上做了些什么。李嘉图遗赠给他的追随者们（在１８１５、１８１７和１８１９年）的教条产生了许多可检验的命题——谷物价格的上涨、国民收入中租金部分的增加、一个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和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这些命题又依赖于其他因素，特别是人口以至少和食物增长一样快的速度增长。更甚者，假如当时的英国没有自由地进口谷物，那么这些命题都是肯定的而不是假定的预告，因为李嘉图大胆地否定了相反作用的力量能够消除这些预言，除非“暂时”出现这种现象（见布劳格，１９７３年第３１—３页）。
谷物法直到１８４６年才废除，并且，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的可用的统计证据都证明了李嘉图的每一个预言都是错的。
举例说，英国农业收入的递减被技术进步所抵销，其证据是麦子价格从１８１８年的高水平稳步下降；从李嘉图去世的１８２３年到穆勒的《原理》问世的１８４８年的２５年间，不管是每英亩的租金还是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大概都没有上升；在那段时期里实际工资当然是增长了；在英国从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４８年人口的增长比从１７９３年至１８１５年的人口增长慢得多。除了关于租金这一点可能有例外之外，所有这些事实在穆勒的《原理》中都认识到了，然而《原理》还是无条件地保留了李嘉图体系。
穆勒做为李嘉图经济学的忠实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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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７９
最主要地不是由于他忽视了李嘉图的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而是由于他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免疫战略”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战略是，一旦在假设其他不变的条件中可能包含有什么特定内容，他就把这些内容抛掉。
回顾李嘉图自己对待时间期限的模糊态度，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困难。时间期限是李嘉图体系中基本的长期作用力所要求的，他断言长期作用力支配了特定的短期的、相反作用的影响。据说农业历史地受到收入递减规律的支配，因为技术进步只可望能延缓生产食物上升成本的影响，而不能永远地克服肥沃土地的稀缺；李嘉图甚至进一步认为地主没有在食物生产中引进技术改良的个人刺激力。类似地，李嘉图承认工人会及时地比消费农产品更多地消费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上升的生产食物成本不一定会导至实际工资的上升和抑制利润。最后，工人可能也会开始进行“道德限制”
，允许资本积累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这会再次突破已经固定下来的“静态”。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让步：李嘉图没有理论来解释技术进步、一般工人家计开支中的构成变化以及控制家庭规模的安排。然而，说李嘉图的趋向论述指的是有条件的预言，可以用事件进程可信地对这种预言进行证伪，这也许是公平的。
另一方面，李嘉图清楚地认为他的理论对立法者有实际的帮助，因为从可见的将来看，各种暂时的调整不会事实上对正在起作用的基本力量产生相反的作用。
在一定的压力下，他以２５年这样的“短期”来考察他所假定的因素的长期影响（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５—６，２６３页）
，然而这并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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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经济学方法论
他赞成要等２５年来看看他的理论是否正确。
李嘉图的方法的整个宗旨是和证实的方法、至少是和我们所指的证实的方法相反的，我们的证实是指要用证据来检验一个理论是否站得住脚，而不是简单地等着看看在我们的考虑中是否漏掉了一些有影响的情况（见奥布赖恩，１９７５年，第６９—７０页）。
确实有人说“Ｊ。
Ｓ。
穆勒的方法论立场和李嘉图的并没有什么差别：穆勒只不过坚定地阐明了李嘉图含蓄地接受的‘法则’“
（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６６页）。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穆勒是一个证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预言家：检验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理论不是看它事前预言的正确性，而是看它事后解释的能力——穆勒并不是对称论题的信仰者。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正确地做出预言，穆勒会说，应该研究足够的补充因素以弥合事实和这个理论所奠定的因果前提之间的差距，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这个理论能以它的真实的假设条件的本质进行，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
足以肯定的是，在《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穆勒的这种态度在起作用。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李嘉图已经去世了２５年了，而且在此之前两年谷物法也终于废除了；在后来的２３年中，穆勒完成《原理》多至６版，随着再版的增加，要否定实际上李嘉图的每一个历史预言都遭到了反驳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他的预言都好象是以没有自由贸易为条件的了（见布劳格，１９７３年，第１７９—８２页）。
特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现在极明显地和证据相矛盾，这是当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接受的事实（见布劳格，１９７３年，第１１—２０页）。但是，在穆勒的社会哲学中，马尔萨斯困难隐隐地显得更大，而穆勒有点象是把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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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９９
为比较静态的命题保留在《原理》中——如果人口少了，工资将提高——与此同时又承认人口超过生活手段的趋势事实上并没有自己呈现出来（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６７—７１页）。类似地，穆勒对李嘉图教条也做了同样的歪曲，说保护将提高谷物的价格和提高归给地主的租金份额（见布劳格，１９７３年，第１８１—２，２０８页）
，这就使得把谷物法的取消做为检验李嘉图体系的实验实际上变得不可能。
甚至是那些最同情穆勒的经济学的人也同意，穆勒是一个半心半意的证实主义者。
①在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嘉图的理论越来越离题之后，真正的问题是穆勒是否应该承认李嘉图的理论不仅仅是离题的，而且是无效的。在《原理》的１８４８—１８７１年的续版中，穆勒坚定地延长了技术进步能够延缓农业中收益递减规律影响的期限，从而也就延长了内在的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然而，如果我们只抓住《原理》的第一版，当然可以认为“从李嘉图的去世到穆勒的《原理》问世这段时间太短了，因而不能对李嘉图的预言做结论性的检验”
，特别是人们都同意“无论如何李嘉图或穆勒都不准备用预言检验来否定他的分析”
（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７３页）。而对于《原理》的以后的版本，有人会说，难道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不是过份地要求穆勒应该放弃他用了一生的
①就象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７２—３页）在他为穆勒的辩护中所表达的：“不能说穆勒总是企图用事实来检验他的理论……有时候穆勒希望和在他的推理理论同事实之间的差距共同生存……他准备用事实的资料来巩固他的理论；但历史的事实……从未被允许凌驾于理论之上而取得自己的正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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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时间来维护的一个整体的思想吗？穆勒的确放弃了工资基金教条，而且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他做得比象享利。福西特或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这样的他的紧密的追随者所做得更甚。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给穆勒定罪或免罪，而是要正确地描述他的方法论观点和他把这些观点运用于实践的方式。
穆勒和所有的古典传统作者一样，基本上是要求判断正确的假设，而我们将要看到，现在经济学家主要是要求预言。
这并不意味着古典作者对预言不感兴趣；很明显，由于他们介入政策问题，他们不可能避免预言。他们主要是相信，由于正确的假设产生正确的结论，过份简单的假设，如经济人、在给定的技术状态的收益递减、在给定的工资率时非限定弹性的劳动力供应等等，必然会导致过份简单的预言，甚至在以巨大的努力来考虑有关的干扰因素时，这种预言也决不会真正和事件的进程相符合。在对事件的解释中所省略的干扰因素毕竟不只是经济性质中相对地小的干扰因素，而且也是主要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就象穆勒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在经济学中我们检验理论的应用以判定，在允许加入非经济因素之后，我们已经考虑用来解释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干扰因素是否充足。我们从不检验理论的效力，因为，如果由于假设的效力从人的行为方面看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建立在以人所经历的、能自我提供证据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结论也是正确的。
这样，我们同流行的现代观点就相差甚远了，现代的流行观点认为假设不需直接地检验，虽然如果能检验的话还是有用的。现代观点还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所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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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１０１
预言被证据反复地证实的话，在最后的分析中也只是预言和经济理论被建立。
①
六、凯尔恩斯的《逻辑方法》
如果对古典方法论到底是什么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应该通过考察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来消除这些怀疑，这本书在１８７５年第一次出版，在１８８年修订，当时正是边际革命活跃的时候（然而，该书只是马马虎虎地参考了边际革命）。
当然，到这时我们离开李嘉图的去世已经有５０到６０年了，然而正象我们将到看到的，凯尔恩斯还象穆勒那样坚定地相信基本的李嘉图趋势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说在穆勒和凯尔恩斯之间有任何区别的话——这仅是一丝毛发之差——这个差别就是凯尔恩斯比穆勒更加刺耳和教条地否认可以通过把经济理论的含义和事实做简单的比较来对经济理论进行反驳。对此可以用两个人的个性来解释，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凯尔恩斯经历了英国历史学派兴起的时代，他显然是被这个学派的成员对古典经济学的不现实的假设没完没了地责骂激怒了（见科茨，１９５４
①见赫希（１９８０年）
，他非常正确地责备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评论家，说我们掩盖了古典证实主义和现代证伪主义之间的区别。现在我认识到，从这方面看，我早先对古典方法论的特征描绘（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６９７—９页）是令人误入歧途的。
赫希还认为古典方法论是有辩护能力的，这当然是很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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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年；库特，１９７５年）。
凯尔恩斯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假说的、推理的科学这个有名的命题开始：它的结论“将只有在没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才和事实一致，换句话说，它们所代表的不是实证的而是假说的真理”
（见凯尔恩斯，１９６５年，第６４页）。他引用思诺的话来争论说，政治经济学不应该被视为假说的科学，而是应该视为一种以真实的前提为基础的科学。
凯尔恩斯争辩说，在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中没有假说的东西，因为这些前提的基础是“人的本质和世界的可以归纳的事实”
；“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取得财富的愿望”和“自然力的物质质量，尤其是土地，人类在土地上辛勤劳动”
都是事实，“它们的存在和特征都是可以容易地弄清楚的”
（见同上，第６８页，７３页）。从这方面看，经济学的确是比自然科学优越的：“经济学家是从终极原因开始他的研究的。他已经处在他的事业的开端，而物理学家只有经过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才能取得这种地位”
（见同上，第８７页）。
的确，经济学家一般地是不能进行实验的，但是他能够在他的心中进行思想实验，他甚至能进行“在土地上的直接的物质实验”
（见同上，第８８—９３页）。因此，他的假设并不是“猜测的”
，而是从观察中得出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观察的“直接的、简单的证明”
（见同上，第９５页；和第１００页）。因此，凯尔恩斯继续解释说，断言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假说的科学，其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对事件做出有条件的预言的科学，这些事件总是受到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支配：“应该把政治经济学的教条理解为，它们并不是要断言什么将会发生，而是断言什么可能或倾向于发生，从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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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０１
看只有这些教条是正确的“（见同上，第６９页；又第１１０页）。
跟着上面的是该书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多重意思的杰出的论述，其中包括了我们自己对这个术语的两个意思的理解（上面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个论述的是声称，使用和归纳一分类方法有区别的假说—演绎方法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明确无误的特征（见同上，第７４—６，８３—７页）。由于冲击经济生活的因素的复杂性，应该经常用“经济研究所允许的那些证实”
来补足经济学的假说的真理：“证实在经济研究中也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实施；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小心地实施，它经常能够给推理论证过程提供充足的实证，能够使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具有更高程度的信心。”
这个评论的影响不幸地被冲淡了，因为凯尔恩斯把李嘉图引证为“一个最自在地采用这种方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的作者”
（见同上，第９２—３页）。凯尔恩斯声称，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考虑“在对更强有力的因素的作用力的调整中从属原理的影响”
，认为人们毫无疑问能够建立这种原理。他举例说，从劳动力的相对不流动这个“从属原理”的影响，斯密分析了在地理上相邻的劳动力市场中同样劳动的工资差异，而李嘉图和穆勒从中得出国际价格理论（见同上，第１０１页）。作为一个更好的解释，他举了图克在《价格史》中的论证，图克论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价格水平的变化并不和货币量变化的方向一致。凯尔恩斯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存款问题造成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把银行钞票流通和总的价格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见同上，第１０１—４页）。为了使他的观点切中要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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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还说道：
不能认为这种不一致（在价格和货币流通之间）暗示着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会证明假如其他情况不变货币的价值和货币量按反向关系变化一这基本规律是错误的。这个规律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其他每条教义一样，仍然是以同样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事实为基础的，我们要不断地建立货币理论的基本原理。这种现象只不过表明了，在现实情况中，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复杂的机械现象和动力学的基本规律知识并不相对应，这会使一个初学者的期望和基本规律不一致，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事实的不一致并不会比这更大。一枚金币从高的地方穿过空气掉在地上，其速度会比一根羽毛掉下的速度更快；然而没有人会考虑否定所有落体的引力加速力都是一样的这一教义［见同上，第１０３页注］。
如果我们找不到更专设的、更不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那么我们很难找到对滥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条件的更好的描绘了。
凯尔恩斯下结论说，经济规律，“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或者这个规律所肯定的趋势并没有和从它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才能被驳倒”
（见同上，第１１０页；又第１１８页）。总之，不管是证明假设是不现实的，还是论证一个逻辑的不一致，都永远不能把一个被驳倒的预言做为抛弃一个经济理论的理由，特别是对于只能做出定质性预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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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５０１
经济学更不能这样做（见同上，）第１１９页脚注）。
①为了表明这并不是对凯尔恩斯的意思的苛刻的解释，让我们看看他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坚持：马尔萨斯理论是一个趋向律，因此“并不和生活资料在事实上应该比人口增长快得多的教条相一致”
；他的确是完全希望同意“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里，特别是在所有正在改善的国家里，生活资料事实上增长得比人口快”
（见同上，第１５８，１６４页）。然而，马尔萨斯理论是正确的。此外他还说，没有马尔萨斯的理论所有标准的李嘉图原理都根本无法理解（见同上，第１７６—７页）
，这个评论当然提供了理解他对经济预言所采取的防守的方法论态度的钥匙。换句话说，他信奉李嘉图的科学研究方案，并且坚持认为马尔萨斯理论是这个方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完成这个争论。
凯尔恩斯承认，李嘉图的租金理论并没有显得正确地预言了在新殖民地的耕作制度。这种“剩余现象”要是在自然科学中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在经济学中却并不是这样。
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如果它能够解释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地出现的事实，那么这就被当做对这种科学真理的
①凯尔恩斯根据他对澳大利亚黄金发现的影响的经验研究，相信他关于在经济学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定量性预言的断言是正确的；然而请参阅博尔多（１９７５年）的一篇论文，该文拼命地企图把凯尔恩斯的方法论和现代证伪主义者的立场等同起来（见赫希１９７８年；博尔多，１９７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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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最强有力的证实。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终极原理并不是以这种情况中的证据建立起来的，而是直接地求助于我们的觉悟或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现象可能会自我呈现出来，但是这些原理不受任何现象的影响……假定论证的过程是正确的，经济理论也不是建立在这个论证过程之上。在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假设干扰因素的存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不会动摇我们对事实的相信，也不会削弱我们对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的信心。举例说，当我们面临在什么情况下租金才存在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不会动摇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土地并不是同等肥沃的以及最好的土地的生产力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见同上，第２０２—３页注］。
在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甚至在杰文斯那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观点，即认为“证实”并不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以看看它们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不过是建立对被认为是明显地对的理论的运用边界的方法：人们进行证实以便发现“干扰因素”是否能解释在顽固的事实和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原因之间的不一致；如果能解释，那么理论是被错误地运用了，但是理论本身还是对的。人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是否存在证明一个理论是错误的什么方法这个问题。
①
①这个评论对于马克思就象对于主流古典经济学一样适用。（见布劳格，１９８０年，第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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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７０１
七、纳维利。凯恩斯的总结
在经济思想史上，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被做为在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穆勒尔之间有名的方法争论的十年记录下来，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已经到达英国彼岸，并加剧了最吵闹的本土历史学家科利菲。莱斯利和约翰。恩哥拉姆的攻击。约翰。纳维利。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１８９１年）
的目的是要把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传统和历史学派的新主张调和起来，他从亨利。斯德威克的《政治经济学的原理》（１８３年）的宽恕的方法论讨论中得到启示，并通过补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１年）
中对此和其他长期存在的教条的争论所采取的同样的态度来实现他的目的。但是，虽然凯恩斯称赞亚当。斯密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学家，因为斯密在论证中采用的是抽象—推理和历史—归纳结合起来的方法，他的书中还是流露出精巧地伪装的企图去为经济学中的抽象—推理观点辩护。
①他不断地强调说，甚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绎方法都是以经验的观察来开头和结尾这个事实，尽力使他的观点讨人喜欢。同时他还提醒他的读者
①这可以解释马歇尔在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有点象谜语一样的评论“说到方法，我看我的是处在凯恩斯＋斯德威克＋凯尔恩斯和施穆勒尔＋阿什利之间的中间方法”
（科斯的引用，１９７５年，第２７—８页）。但是那时马歇尔是一个能干的理论家，他在他所有的方法论著作里强调收集和综合事实，执着地贬低抽象理论的作用（见科斯，１９７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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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们说，象穆勒和凯尔恩斯这些抽象—推理方法的巨人都对历史—归纳分析做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一方面研究农民所有权，另一方面又研究奴隶劳动。凯恩斯本来可以指出一个突出地反对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经济学观点的英国异教徒的传统，①但是他不这样做，而是喜欢把斯密和穆勒做为如何适当地运用假说—推理方法的模式使他们和李嘉图对立起来。
凯恩斯的这本书以对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充分的总结开始，凯恩斯把这一传统视为是由５个互相区别的论题组成的（见１９５５年，第１２—２０页）
：（１）对实证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规范艺术进行区分是可能的；（２）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事件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３）直接地引用具体事实或归纳方法做为经济学的起点是不合适的；（４）正确的步骤是从“人的本质的很少几个和不可缺少的事实……把它们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生理性质和人的生理构成联系起来”开始的演绎方法；（５）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一种趋向科学而不是事实。”最后，几乎可以称为第６个论题的是凯恩斯补充说：
①奥布赖恩，（１９７５年，第６６—８页；又１９７０年，第９６—８页）把休谟、斯密、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合在一起做为一个归纳主义者集团，并把他们和推理主义者，即李嘉图、西尼尔、托仑斯、穆勒和凯尔恩斯相对比。但是这种方法是否经得住考察很值得怀疑。
还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对里查德。琼斯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所做的孤立的方法论的主张只是做了附带的参考。
也许在这里他的直觉比那些称Ｒ。琼斯为先驱者的英国历史学派的成员们的要好：琼斯对租金的真正的研究和他的规划宣称是有区别的，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多地反映对经济问题的总的归纳方法，而更多的是明确地否定李嘉图关于在地主之间的完全竞争的假设（见米勒，１９７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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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９０１
然而，穆勒、凯尔恩斯和巴奇霍特都坚持应该在科学的假说规律能运用于阐述和解释具举的工业事实之前进行观察和总结经验。因为在那之后就应该确定多大的……
调整需要针对干扰因素的作用而做出。和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提供了对演绎地得出的结论进行的检验，使我们能够决定这些理论应用的界限［见同上，第１７页］。
他把历史学派总结为持有一种“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经济学观点也是同样地简明的：历史学派否定５个思诺—穆勒—凯尔恩斯论题中的每一个，更加上，他们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是持赞成的而不是反对的态度（见同上，第２０—５页）。
①
就象我们已经提到的，凯恩斯喜欢说经济学“必须以观察开始和以观察结束”
（见凯恩斯，１９５５年，第２２７页）
，他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含义有敏锐的感觉，他认为在一个论证的开始所用的“归纳的前提决定”和在它的结尾所用的“归纳的结论证实”
采取了不同的逻辑操作（见同上，第２０３—４页注，２７页）。虽然凯恩斯有时候说经济学的前提“只不
①对历史学派的总的评论，见熊彼特（１９５４年，第１０７—２４页）和哈奇森（１９５３年，第１４５—５２页）。对方法争论的特别的评论，见哈奇森（１９７３年）
，他做结论说：“在事实上，方法争论主要不是关于方法方面的争吵，而主要是兴趣方面的冲突，争论什么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研究课题，是定价和资源配置分析呢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广泛的发展和变化”（见哈奇森，１９７３年，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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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经济学方法论
过是对某些最熟悉的日常事实的深沉的思考“（见同上，第２９页）
，他的书还是再次提醒我们，就象威纳尔曾经说的（见威纳尔１９５８年，第３２８页）
，“内省……不管在今天是不是时髦，在过去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研究的‘经验’技术，并且鲜明地和直觉或‘天生的思想’区别开来。”对于凯恩斯来说，不只是内省是经济前提的经验背景资源（见同上，第１７３，２３页）而且“收益递减规律也能用实验检验”
（见同上，第１８１页）。当然凯恩斯确实从来没问过这样的问题：从定义上说，内省不是一种可在人际之间检验的知识资源，那么它是如何为经济论证建立真正的经验起点的呢？他从来没有引用一个通过把一个变量放进定量的土地中来对收益递减规律进行真正的经验检验的例子，虽然黑恩利奇。冯。屠能和其他的几位德国农学家早些时候在事实上进行过这种检验。然而凯恩斯抵挡住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谴责，这种谴责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凭空地捏造假设，却很少关心这些假设是否现实（见罗特文，１９７３年，第３６５页）。
凯恩斯还提供了另外的证据说，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概念是一个对“现实人”而不是对“虚构人”的抽象。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穆勒坚持经济人是一个假说的简化的观点，这种简化是把真正暗含着经济行为的一套有选择的动机孤立出来。诺思更接近于现代的观点，认为经济人只不过是理性的假定，是使受限制的行为最大化的假设。
凯尔恩斯恢复了穆勒的立场，强调经济人的假说远不是胡编乱造的。
自从那以来，经济人被各式各样地描绘为是公理，是先验的真理，是不需证明的命题，是一个有用的虚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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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１１
个理想的典型，是有启发的构思，是不可辩驳的经验事实，是在资本主义中的人的典型的行为模式（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１章）。
现在凯恩斯强烈地为经济人概念的现实主义辩护，认为在当代的条件下自我利益的经济行为的确是支配了利他主义和仁慈的动机（凯恩斯，１９５５年，第１１９—２５页）。他认为经济学的前提并不是在“好象”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当纯理论是在人为的简化条件下假设发挥作用的力量时，它仍然宣称它所研究其结果的那种力量在其的确起作用的意义上是真实原因，并且在经济世界中的确以一种支配的方式起作用”
（见同上，第２２３—４页；又第２２８—３１，２４０页注）。
然而，在为这个命题所做的辩护中没有提供证据，只有因果关系的经验主义。于是，明显地和经济人的假说相抵触的现象就干脆被允许做为这个规律的例外存在。
因此，“对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地方、惰性、习惯的爱，对个人尊重的愿望，对独立或权力的热爱，对乡村生活的喜好……都属于影响财富分配的力量，经济学家可能发现这些都是需要认识的”
（见同上，第１２９—３１页）。穆勒—凯尔恩斯的非竞争等级的劳动力的教条被誉为是“对公认的价值理论的调整……
是通过观察得出的，它的目的是把经济学理论和实际情况联系得更紧“
（同上，第２２７页注）。
可以肯定，只有当我们检验经济的预言时我们才能判断一套特定的假设的现实主义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援引了穆勒的《逻辑》：“在任何具体的演绎科学中，其信心的基础并不是一个先验的论证本身，而是在它的结果和那些凭经验的观察之间的一致”
（见同上，第２３１页）。但是甚至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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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他又来了一个两面保全的说法：“我们可以有一个相信我们的前提和事实一致的独立的基础……尽管事实上要获得显现的检验是困难的”（见同上，第２３３页）。此外，由于“在所有采用演绎方法的情况中，它（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都或多或少存在，”我们不能“认为理论被推翻了，因为理论作用的事例并不是专门给观察提供的”
（见同上，第２１８，２３３页）。为了说明“干扰因素”的广泛影响，他讨论了取消谷物法的失败，取消谷物法导致了麦子价格立即下降，对此李嘉图早就预言。在完成他的争论时，他责备李嘉图表现了“对所达到的结论的绝对的和一致正确的过份的信心”
，忽视了“时间因素”和“时期的变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原因的最终结果已经自己产生了”
（见同上，第２３５—６，２３８页）。
从凯恩斯在书里对“采用演绎方法中的观察功能”的很重要的论述中我们得到的观点是，不能指望这样的经济理论能得出直接的结果，它是一部“分析的动力机”
，用来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把细节的观察和相关的“干扰因素”联系起来（见哈奇森，１９５３年，第７１—４页；赫希和赫希，１９７５年）。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从马歇尔的影响中得出来的。凯恩斯向我们保证说“自由竞争的假说……从大量的经济现象方面看是近乎正确的”
（见凯恩斯，１９５５年，第２４０—１页）
，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在任何特例中我们如何才能断定一个正确的近似。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一章是有些简化的，除了一些图表之外没有提到统计技术。当然，统计学史的现代阶段是同诸如卡尔。皮尔逊、乔治。尤勒、威廉。戈塞特和罗纳德。费歇尔这些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从１８９１年开始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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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尔，１９６８年）。
凯恩斯承认在对一个经济理论的检验和证实中统计学是基本的，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一个经济争论被统计检验解决的例子，虽然在杰文斯、凯尔恩斯和马歇尔的研究工作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结果，他留给读者的不可抗拒的印象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假设一般是对的，那么它的预言一般也是对的；不管什么时候如果这些预言不对，那么通过对事实进行努力的研究总会发现某些特定的干扰因素能够解释这种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