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端经验主义？
１９３８年，托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出版了，这本书也把对波普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的明白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
哈奇森必然是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认识到了波普的划分标准的意义，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波普的《研究的逻辑》（１９３４年）
那时候还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甚至象艾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１９３６年）那么有名的维也纳学术圈子的哲学思想普及也完全漏掉了波普对意义的可证实原理所作的批评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哈奇森也没有认识到波普思想的新奇之处：虽然他频繁地引用波普，但是他在制定基本标准时却不承认任何东西是从波普那儿得来的。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见哈奇森，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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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年，第１０，１９，２６—７，４８，４９，１２６，１５６页）
①。哈奇森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各式各样的先验论，但是在攻击据说米塞斯和罗宾斯称正统经济学的假设是直觉地明显的时，他把事情夸大了，本来是要调整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方向的坚决的努力就这样搞糟了。
哈奇森争论的中心观点是，所有经济命题都可以被彻底地划分为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前者是不否认世界上任何可想象事态的发生，后者是不否认在这些事态中至少有某些可想象事态的发生（见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１３页）。不管我们对这种科学命题的两分法会怎么想——对于这种认为所有命题都能被整齐地划分为逻辑上需要的“分析性”命题和逻辑上明确的“综合性”命题的实证主义教条，有的现代哲学家已经提出疑问（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３７１页）——事实是哈奇森趋向于把大部分经济命题归结为重复的命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只不过是把伪装定义的断言和虽然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但实际上又蓄意蔑视现实检验的断言两者之间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了。
举例说，在经济学里形而上学的“硬核”命题，例如相信价格体系能够恒定地运转来调和所有经济代理人的利益，或者所有经济代理人都根据他们的利益理性地活动，这些的
①几年后当奈特要求哈奇森说出他的哲学起点时，很有意义的是哈奇森提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和马基以及维也纳的卡纳普，而却没有提到波普（见哈奇森，１９４１年，第７３５页）。稍后一个社会科学哲学家对待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只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表示的哈奇森的观点，见考夫曼（１９４４年，第１６章）
；他也没有提到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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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５２１
确都是认为现实世界甚至在原则上也无可非议的断言，因为看起来它们并不禁止任何事件发生。类似地，哈奇森把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经济命题当做重复的命题取消了（见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４２页）
，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请考虑两种论述：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提高它的价格，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降低它的价格；两者都不是重复的命题，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都是不可比的。就这两种论述说，它们都是关于现实的“综合的”命题，然而没有哪一个甚至在原则上是可信的，因为其他情况是无数的。
因此，如果一个论述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它会的确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但是反过来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一个论述可以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然而甚至在原则上这个论述也是不可反驳的，所有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趋向论述的确是这样。
对哈奇森的批评是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发起的（见阿加西，１９６７年）。
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并不是象哈奇森那样采取“分析－重复命题”和“综合－经验命题”的两分法，并且把大多数经济概念归于前一类，而是提出了三分法，分为（１）
分析－重复命题，（２）综合－经验命题，不过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可检验的，和（３）综合－经验命题，但是至少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他们这样划分的结果是减少了归入第一类的经济概念和增加了归入第二类的经济概念。他们争论说，当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所做的是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时，哈奇森却不断地批评他们表达重复的命题：“人们从他对经济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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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考察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在他那个时期大多数经济理论家除了重复命题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虽然他的书是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后两年出版的。
然而凯恩斯毫无疑问是关心经验问题的“
（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２８页）。
①
哈奇森的主要的方法论法则是，科学的经济研究应该受到可经验地检验的论述的限制。不幸的是，对于可检验的要求指的是对经济理论的假设还是对它的预言，他是很含糊的。
结果，他好象是强调对假定（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
、或我们现在所称的假设（ａ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的检验，就象他那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这种印象在他回答后来弗里茨。马克卢普对极端经验主义的遣责中得到了加强：马克卢普把哈奇森当做极端经验主义者的主要榜样来引用（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３—４页）
，极端经验主义者的意思是，他总是“坚持用从感情观察中得来的客观资料对所有的假设做独立的检验”
，从而就提出了“一个从事实而不是从假设开始的方案。”
哈奇森否认极端经验主义的责难（见哈奇森，１９５６年）
，并且毫无困难地表明他书中很多关于可检验性的重要性的论述指的不是假设，而是经济学中“已完成的命题”。
然而这本书的重点是在其他方面，甚至在该书出版２０年
①哈奇森认为经济学家们是（并的确是）为了保护经验命题而把它们做为重复命题和定义来表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地，他们有时候令人不可思议地尽量要从事实上是重复的东西中抽取大量的经济洞察力（见里昂惕夫，１９５０年；克拉普霍兹和米香，１９６２年；又哈奇森，１９６０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０年；哈奇森，１９６６年；拉特斯，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９—４１页；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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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７２１
之后在对马克卢普的回答中还含有哈奇森长期存在的罪名的暗示，即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运用于假设就象运用于理论的预言一样有用。因此，马克卢普认为，对于诸如居民户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这样的基本假设，采用比如说对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主进行查问来进行直接检验，其结果“如果不是引人误入歧途的，也是徒劳无用的”
；对这种评论哈奇森的回答是（见哈奇森，１９５６年，第４８１页）
：“不管检验这个［理性的］基本假设的专设条件是‘直接地’和‘独立地’获得的，还是从对结论的专设的检验追溯到从中推出这个结论的假设‘间接地’获得的，在原则上这都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这关系很大，并且关系到“原则”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哈奇森和马克卢普分手，并且我们还将看到，和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那有影响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有分歧。马克卢普把１９５６年的哈奇森和更多地把１９３８年的哈奇森称为一个“勉强的极端经验主义者”
，这并没有错得太远（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９３—５０３页）。
二、再次的先验论
然而，如果我们要对哈奇森的书做个公平的评价，我们就需要再次提醒自己本世纪３０年代先验论的力量，也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经济学基本是从一系列假定中得出的纯演绎的体系，而假定是从经验内部得出的，经验是不会自行向外在的证实开放的。于是富兰克。奈特以整整一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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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章的疯狂而又混乱的评论来欢迎哈奇森的书的出版，表达了对被他视为哈奇森的“实证主义”的内心的愤怒，否认了在经济学中的真理有任何东西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相象，肯定了在经济学中的悟教条，①下结论说：“如果对这个评论的关键的用词加以限定，就象为了使它们用得恰当和精确所必须限定的那样，那么用任何‘经验的’步骤来‘证实’关于‘经济学’行为的任何命题都是不可能的”
（见奈特，１９５６年，第１６３页；又第１６４，１６８页）。当哈奇森重申他的立场（见哈奇森，１９４１年）时，奈特以明确的否定回顾说，关于经济行为的命题是能够以经验检验的，因为经济行为是受到目的指导的，因此它的含义也就依赖于我们对它有目的的特征的直觉知识：
我的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哈奇森先生和那么多其他的人［？
］在可检验的命题和“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概念”
以及坚持只有具有前一特征的命题才允许进入经济理论的观点之间所做的无条件的对比是一种虚假的作做，必须干脆抛掉。可检验的事实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这种
①类似地，马克卢普在攻击哈奇森的极端经验主义时宣称（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５２—３页）
：“的确，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基本差别：在后者中，事实和‘观察’的资料本身就是人类活动者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并且这就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的要求：在抽象的模式中为了分析的目的构造起来的所有类型的活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应该是‘可理解的’，其含义是我们能够想象明智的人按研究中的理想类型所假定的方式活动（至少有时候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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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９２１
不可被检验可以认为或者也可以不认为是“太坏”
；不管怎么样，它是真理［见奈特，１９４１年，第７５３页；又见拉特斯，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５—６页］。
使人惊奇的是，早在３０年代就成为奥地利资本理论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的奈特，在其后来的一生中竟会直接从米塞斯那里接过他的方法论观点并让其伴随着他一生（见冈斯，１９７２年；赫希和赫希，１９７６年，第６１—５页）。
我们仍然只能说近年来哈奇森还是继续坚持波普的方法论法规对经济学是适用的，同时又要承认鼓吹方法论的一元论，几乎象悟教条鼓吹方法论的二元论一样危险。
考虑到早期的那篇《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定》的观点，我会仍然支持经济学要有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标准。
然而，按１９３８年的标准，虽然从很多方面看来这篇早期的文章可以称为是怀疑论的著作，但是它那乐观主义的“自然主义”现在看起来是无辩护能力的：这就是，它提出“社会科学”能够并将会按象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同样的方式发展……它看起来是非常错误地引导人们坚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某种一般的相似（虽然这种一般的相似当然存在）
，并且断言它们之间差异的“度数”只不过是几度之差，却没有清楚地说明实际上这些差异是多么重要［见哈奇森，１９７７年，第１５１页；又见第５７，５９—６０页；和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Ⅶ—Ⅹ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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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三、操作主义
在艾尔在他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中普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同年，波斯。布里奇曼在《自然科学理论的本质》（１９３６年）中重新肯定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一年后，保尔。萨缪尔逊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它的副标题是《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
这篇论文最后在１９４８年发表，并且立即被认为是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而是因为它论证了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种标准的假设不足以导出大多数经济预言：比较静态的方法是空的，除非专设了一个对应的动态系统，并且表明这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应原理（见萨缪尔逊，１９４８年，第２６２，２８４页）。
萨缪尔逊宣称他那本书的中心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学里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
：“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
（见同上，第４页；又第８４，９１—２，１７２０—１，２５７页）。然而，极为可笑的是这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操作主义。操作主义的方法论是布里奇曼奠定的，它所关心的主要是某些对应法规的建立，认为这些法规能把科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和自然尺度的实验操作联系起来。然而，萨缪尔逊所定义的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达的波普的证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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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１３１
萨缪尔逊进一步在比较静态论证中对自从他那时起人们所称的定性微积分和定量微积分做基本的区分。
在经济学中，内生变量的变化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外生变量的变化引起的，确定内生变量的变化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萨缪尔逊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一个最小的要求，即我们能够决定这个变化的代数符号：“我们的理论的有用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经常能够确定我们的未知变量变化的性质，这个变化是由预先计划好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数的变化引起的。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
（见同上，第７页；又第１９，２１，２４页脚注，２５７，３５０—１页）。通过把定性微积分的标准运用于公认理论的某些支柱，萨缪尔逊得出结论说现代消费行为理论中没有多少经验的内容（见同上，第９０，９２，９７—８，１７，１７２页）。他也同样怀疑“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宗旨，它声称要对福利做出有意义的论述而没有借助个人之间的比较（见同上，第２４，２４９页）。
经济学中的操作主义研究方案的观点一直遭到马克卢普的嘲笑。马克卢普苛刻地（和也许是不公平地）理解布里奇曼的著作，把操作主义解释为要从理论框架中排除所有的精神结构，此后就很容易证明，这样做就等同于要取消一个理论中的所有数学公式。另一方面马克卢普认为，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数学功能的精神操作，那么操作主义的方法论威力就受到了致命的调和：仅仅是用在自然方面可衡量的操作概念来组成的理论不会取得什么，而不过是造成关于经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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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的低水平的一般化（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６章，特别是第１７９—８３页）。很明显的是，如果不是受到“操作的理论”
这个表达中的修饰词的感情的影响，对此是不值得一提的。
不管怎么说这是萨缪尔逊的表达法，用做“经验的”的同义词。
马克卢普甚至走得更远，否认均衡的概念可以算是“操作的”描述（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５６—７页）——“均衡做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并不是一个操作的概念；企图在那种结构中发展操作的概念还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显得失去了定量计算的意义。确实，均衡的思想只不过是预言，只要外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保持不变，那么内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可观察的对应物也保持不变（见芬格，１９７１年）。
简而言之，一个操作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
马克卢普没有提萨缪尔逊的名字，但他象是暗指萨缪尔逊说：
要想了解用了“操作的理论”这个措词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名称中的确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的名称提供任何说明或样板……当经济学家们称“操作的理论”时可能意味的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领域、和观察的资料应该有足够的联系。联系是“足够”的，如果它们允许我们……面对经验的证据让理论从属于非经常的检验［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６６页］。
多纳尔德。戈登做了一个更有希望的努力来约束经济学中操作主义的意义（见戈登，１９６８年）。
他很多方面都是从布里奇曼的方式开始，把一个操作的命题定义为意味着一个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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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３１
作在原则上能够实施的命题，其结果是包括了对这个命题的检验。但是他允许把内省“操作”作为对记录、汇编和计算这些物理操作的补充（见同上，第４８—９页）——就象布里奇曼允许纸笔思考的实验一样——其结果是他的操作主义定义和波普的可证伪定义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于是他运用对应原理来重新解释萨缪尔逊的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如果在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一个函数关系有操作的意义，这个函数应该表明它在动态上是稳定的；对一个函数的稳定性的检验是定量微积分的可用性，这也就意味着与之有关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是从属于一定的限制因素的。
于是，在于一般需求曲线的通常解释中，我们认为购买者的喜好、他们的收入、价格和商品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是不变的，给定的收入和价格属于其他情况，把需求曲线限制在一定的经验上可观察的位置，而给定喜好的假设是一个经验的假说，认为需求不变，或者在可观察的时期内只有很少的变动。接着是，在原则上，在定量的计算和定性的计算之间没有适当的区分。
如果我们能对产品的需求做出定性的预言，这必然是因为需求曲线能保持超过观察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能预告它的定量斜率和弹性。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对需求做出定量的预言，因为需求曲线已经变动了，那么我们也不能得出关于需求变化的定性的预言。然而，实际上在定理计算和定性计算之间的区分对于操作意义的要求，或者象我宁愿说的，对于可证伪性的要求，是生死攸关的（见戈登，１９６８年，第５０—１页）。
这个争论似乎要建立的一个重要原理是，我们能推断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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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些东西的存在，象很好地定义的反向倾斜的对黄油的需求函数，只要（１）如果我们能对黄油关于它的价格变化所发生的变化从量方面正确地预告它们代数符号，和（２）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对应原理正确地假设黄油市场是动态地稳定的。在《基础》中，萨缪尔逊经常依赖因果经验主义来保护条件（２）
，于是让条件（１）做所有获取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的工作。为了说明其要点，让我们考虑一个人所熟知的观点，有一些经济学一年级的教师用这个观点来“证明”
一个命题，即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小于１：如果等于或大于１，那么按这个术语的定义凯恩斯乘数将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模型将显示出爆炸性不稳定的动态特征；但是现实世界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爆炸性不稳定；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必须有一个小于１的值。证毕。参考了所有这些争论，在对戈登的回答中，萨缪尔逊从他早期的《基础》中的乐观主义退却（见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第１７６９—７０页）。他解释道，对应原理最多是一种有启发的设想，并且“在《基础》中……我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人和因果经验主义者向前走，说出了我的意见，认为动态稳定的假说是一个我们要做的‘现实主义’的假说。我对此不再那么肯定……你的理论模型或体系将总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代表，同时又忽略了很多变量；也许正是被忽略了的变量在保持现实世界的稳定。”
定性计算和对应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经济理论检验中做为继后的运用（例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兰开斯特，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６年ａ）
，但是现在在这方面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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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５３１
过多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必须从这里转到战后经济方法论的中心著作，这就是实际上每个现代经济学家在他或她的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阅读过的一篇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１９５３年）。它的中心论题是经济学家不必为使他们的假设“现实”
而烦恼，这就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这场风暴几乎整整十年才消失。
①
弗里德曼的观点是那样微妙，甚至现在也难以找到两个经济学家，他们对弗里德曼说的究竟是什么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所追求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论题，它们好象都是互相做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提出来，虽然实际上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四、假设不恰当论题
弗里德曼从列出在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间旧的思诺—凯尔恩斯—凯恩斯区分开始他的文章，在此之后他断言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整体在
①弗里德曼的这个论题是那么有名以致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笑话话题。
奥布林（１９７４年，第３页）说在Ｂｅｌｆａｓｔ大学的学生告诉了他以下的故事（在此４年前我在曼谷的一个经济学家集会上听到了相同的故事）
：“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被困在一个沙漠孤岛上，他们有一罐火腿，但却没有开罐工具。
当工程师和化学家运用科学做各种开罐的试验都失败之后，他们转向一直在一旁面带高人一筹的微笑的经济学家愤怒地问，‘要是你会怎么办？
‘’让我们假设我们有一把开罐刀‘，经济学家沉着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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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实证的一边。接下去就是对统一的方法论本质的论述（尽管满页都是波普分子的味儿，但文中并没有因此而提及波普或其他的科学哲学家）
：
理论被看做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对它应该用它对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只有事实证据能够表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
，或者更好的说法，应该做为确实的东西偿试“接受”还是应该“反对”。
下面我将用更大的篇幅来论述，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注意这个“唯一”
］是把它的预言和经验相对比。如果它的预言有矛盾（比另一种假说的预言更“频繁”或更经常地出现矛盾）
，那么假设就遭到反对；如果它的预言并不矛盾，那么它就被接受；如果它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很多机会，那么人们对它就非常有信心。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正确；它只能不能证明假说不正确，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说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
［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８—９页。
］
从这里，弗里德曼又很快地转到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用现实来证实一个理论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有效性的检验，这种检验和对它的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对预言检验的补充。他写道，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基本是错的，并且产生了很多危害”
（见同上，第１４页）。
假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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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７３１
极的优点：“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
（见同上，第１４页）。这样花哨的夸大正是萨缪尔逊后来所命名的“Ｆ扭曲的极端样式”。
很多评论家对假设的“现实主义”
的评论（见罗特文，１９５９年，第５６４—５页；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４０—１页；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４２—４页，１９６８年）还远不是清楚的。有时候说经济理论的假设“不现实”
，意思是说它们是抽象的。就象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这当然是弗里德曼的意思之一：“现实的”假设在描述上是精确的，意思是它们考虑了所有有关的背景变量，并拒绝漏掉其中任何一个。弗里德曼当然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绝对地说任何不是现实的真正复制品的理论都把经济活动者的行为理想化，并且过份地简化假设的起始条件，从而在描述上是不精确的。同样地，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如果简化是好理论所要求的标准，那么所有好理论都横蛮地做了理想化和过份简化。
但是还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在一门象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中假设是“现实的”
，也就是说，对它们所说的经济活动者的动机我们做为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理解。悟教条告诉我们，这是在社会科学中适当的理论化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弗里德曼在他的文章的后面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假设的现实主义”的这种解释，并且象反对描述的精确性一样反对假设的现实主义：不管是不是企业家证明他们努力使收益最大化，或者甚至不管是不是他们认识到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的极大意义，这都不是对他所称的“收益最大化假说”的“现实主义”
的检验，因为一个竞争的达尔文过程保证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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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那些真正取得了最大化的人才能生存。他写道，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行为都好象他们在理性地寻求使他们所期望的收益最大化……并且有使这种企图成功所需要的资料的足够的知识”
（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１页）。现在我们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来重新解释弗里德曼所写的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理解“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
，这就是要把经济活动者不可能看得很认真的拟比动机赋给经济活动者（就象假设台球手每次把台球打入网兜时都计算台球的角度和动量）
；所有这些的关键都是，以拟比动机为基础的理论是不是有预言价值。这大概是我们能够要求的对悟教条的最激烈的反对了，并且这相当于工具主义的方法论：理论只不过是制造预言的工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批准我们所做的预言的推理许可证（见科登顿，１９７２年，第１２—１３页）。
因此，经济假说中的拟比公式不只是拒绝提供把经济行为和收益最大化联系起来的任何因果机制；它还积极地排除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
但是还有第三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理论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并且大部分弗里德曼的批判家所关心的也许正是这种解释。这种情况就是，从关于经济行为的直接可觉察的证据方面看，人们相信假设是错的或极不可能的（例如，人们观察到厂商不顾经济情况而自己凭粗经验制定它们的产品价格）。
然而，弗里德曼在继续否定直接检验假设的需要的同时，他的确允许“用‘假设’做为对理论的间接检验”
，这是引用他的文章中很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那一部分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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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９３１
题（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６—３０页）。这就是说，一个理论的假设从因果经验主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它们可以做为一个更广的理论的内容，这个理论的结果已经过检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假设在一个特别的范围内可以表明是错的，但在其他范围内并不是这样。
这就对理论建立中的假设作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要点：这就是在其他情况中间把一个理论所倾向运用的范围确定下来。正象弗里德曼贴切地评论的：“完全恰当地用‘假设’来对一个理论经常并且错误地把握的情况进行确定，其意思可以解释为假设能够用来决定一个理论把握的情况”
（见同上，第１９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考察一个完全竞争理论的假设以看看这个理论是否能用于卷烟工业中，因为如果这个理论是恰当地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理论所要用之于的情况也是象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样专门确定的；我们早就知道完全竞争理论不能用于高度集中化的卷烟工业。一旦我们取消对一个理论运用范围的任何参考，我们就使它变得无法检验，因为每一个反驳都可以遇到这样的争论，说理论被错误地运用了。
但是，在介绍了这些重要的方法论划分之后，弗里德曼立即把这个观点搞糟了，他允许把完全竞争理论运用于不管是什么样的厂商，所依赖的情况是：“把同一个厂商视为它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竞争者，而在另外的问题上又是垄断主义者，这没有什么不一致”
（见同上，第３６页；又第４２页）。
换句话说，我们又再次回到对经济理论的极端工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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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义解释。
①
在区分了三种意义，在这些意义上假设可以说是现实的或不现实的之后，现在必须补充说，弗里德曼在他通篇文章中都用加上引号的“假设”
，而没有对各种各样的假设的不同的逻辑地位做一点点评论，这就加重了衡量他的含义的问题。
他甚至没有明白地区分起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对此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４—５页）已经指出，经济学中的假设可以指（１）对诸如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的论述；（２）
对经济代理人的明显行为的论述；（３）
对某种功能关系的存在和稳定性的论述；（４）对要考虑的变量范围的限定；和（５）提出理论运用范围的边界条件。这５个假设中的每一个的假设现实主义问题都是明显地不同的。
同样地，梅利茨（见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４２页）区分了“辅助性”假设和“生殖性”假设，前者和理论的假说连在一起，目的是简化理论的逻辑结果，后者是为了取得假说本身。
①我们肯定必须同意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３年，第６９—７０页）的猜测，他说，假使“我们从理论Ａ和从理论Ｂ中的某些部分成功地预言一个经济实体的某些行为；而当Ａ是对的Ｂ就必须是错的，反之亦然。解释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不同的理论解决不同的问题’。另一种方法是：‘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的观点是Ａ和Ｂ的正确预言都包括了我们有用知识的一部分，对我所说的工程目的是可用的，但是做为科学的假说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
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一般的同Ａ和Ｂ一致的理论。部分的这个理论必须专门确定每个次理论能把握的情况。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专门的确定可能是错的。我对这种垄断—竞争混合情况的抱怨正好是，这是一种专设的混合而不是包含了适当的专门化的一般理论，从而也不能怀疑这种理论会遭到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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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１４１
尽管事实上每一个假设都可以为两种功能服务，这依赖于所研究的特别的预言，但是有些假设在经济学中经常被用于特定的功能：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是典型的辅助性假设，而利润最大化是典型的生殖性假设。
虽然两种假设的“现实主义”
都可以是中肯的，但是对于检验一个理论来说，在辅助性条件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比起生殖性假设对“现实主义”
的缺乏来，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后者通常可以做多种不同的解释。只要这样说就够了：由于从一开始就不加区别地运用假设这个术语，整个假设不恰当论题就给搞糟了。
马克卢普给弗里德曼以救援，区分一整类的假设、假定，或基本的假说：“‘启发原理’（因为它们在分析中用做有用的指导）
，‘基本假定’（因为它们没有受到时间因素的挑战）
，‘有用的虚构’（因为它们不需要用‘事实’来肯定，只是在‘拟比’论证中有用）
，‘步骤法则’（因为它们是关于需要遵循的分析步骤的分解）
，‘定义假设’（因为它们被当做纯分析的规矩）“
（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５页）。
在任何理论中，这些类型的基本假设必须用他所称的“假设的条件”
来补充，这就是，起始条件被确定为事例的样板，背景的样板和经济的样板，理论就要运用于这些样板，并且将为了检验的目的对从这些样板导出的结果进行推断（见同上，第１４８—５０页）。
他同意说为了证实一个理论（他经常说证实而不是说证伪）
，“假设的条件”必须和可观察的情况相对应，但是他给所有的基本假设免除了这种仔细察看。消费者能够按一致的秩序排列他们的偏好，企业主在同样风险的情况下宁愿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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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收益而不是更小的收益，这些基本假设“虽然是凭经验认为有意义的，但是不需要独立的经验检验”
（见同上，第１４７页）。马克卢普说，对它们进行这种直接的、独立的检验不但是“没有理由的”
，而且甚至是把人“引入歧途的”
，因为“可以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理解为一种理想化，它们的结构和操作的概念是远不相同的，已经排除了会由证据引起的矛盾”
（见同上，第１４７页）。马克卢普承认，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假设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并且当有一个更满意的理论体系可用时，它们将连同它们做为其中一部分的理论体系被否定。
总之，马克卢普的观点是，一个理论，甚至在人们已经知道它的基本假设是假的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被否定的，除非能够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论。他承认一致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与某些消费者和企业主的事实是矛盾的（见同上，第４９８页）。就象他所看到的，问题是对于特定的预言来说，比如利润最大化行为，我们不知道例外的有意义的偏离有多大。因此我们应该“把最大化行为做为一个有启发的假定来接受，并且牢记演绎的结果有时候会和观察到的资料很不一致。重复说一遍，我们可以用经验来检验，如果人们的活动总是象经济学家们所不合理地假设的那样去活动，那么就要看看人们活动的结果是不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合理地接近于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样子”
（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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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９８页）。
①按照马克卢普，这就把方法论的阵营划分为，一边是极端的先验主义者，如米塞斯、奈特和罗宾逊；另一边是极端经验主义者，如哈奇森；而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有佐西恩、萨缪尔逊、兰格、弗里德曼以及可能还有他自己：“他们中没有一个认为没有可以引起他们放弃他们的理论的可信的证据，并且他们中也没有一个愿意对他们的基本假设做独立于命题的经验检验，当运用理论时，假设和命题总是联合在一起的”
（见同上，第４９５页）。
因此最坏、最狡滑的人是，他坚持把对基本假设的直接证实做为对一个理论的正确性的批评性检验，而这种检验又是先于或者独立于该理论的预言的。但是有过这样的大坏狼吗？弗里德曼的批评家认为，（１）准确的预言并不是一个理论正确的唯一的适当检验，即使是的话，也不可能区别出真相关还是假相关；（２）取得假设的直接证据并不一定比取得用来检验预言的市场行为资料更困难，或更甚者，考察假设的结果并不比检验预言的结果更模糊；（３）检验假说的偿试可以产生一种重要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解释
①类似地，比尔和奥尔（１９６７年，第１９５页）不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认为对经济学中的假设是很难检验的，因此作为第二好的办法是，只要假设不是断然地和任何可观察的东西有矛盾，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于是就直接地检验预言。
这种办法是合理的。
他们说：“对于完全竞争模型的预言，如果因为其中的几个不能充分地把和中级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条件不一致的东西合理化就无视它们，那么这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否定是错误的，因为要确定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完全竞争思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和意义有多大，或者要确定一个完全竞争的合适思想是什么，这确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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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检验的结果；和（４）如果对含有明显地违反事实的假设的理论进行预言检验是唯一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对这个理论进行极为严厉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