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为了突出（２）和（３）两点，让我们在假设“检验”的含义上花点时间。
现在，人们可能同意任何对实业家的查问，象他们是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或者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或者以厂商资本成本来折算资本项目收益，这种企图必然要产生模糊的回答，他们的述说将通常依靠正是那些在研究的问题来解释。但是其他的提问是可能的：不是“厂商的目标是什么？”而是“在做战略决策之前所收集的是哪些信息？”或“这些决策事实上是怎样做出来的，在厂商内部战略产出和投资决策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怎样解决的？”
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厂商当做好象一个“黑盒”
，没有揭示其内部的决策机制。一个寻求把光亮投到“黑盒”的本质上的提问肯定必须阐明检验经济行为的黑盒理论预言的企图，并且不管怎么样，没有这种提问，对理论预言的检验几乎象检验假设一样困难。
①见库普斯曼，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０页；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１—９页；罗特文，１９５９年，第５５６页，１９７３年，第３７３—３７４页；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２３页；西耶特和格朗伯格，１９６３年，第３０２—３０８页；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３９页；德。艾莱西，１９６５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２９—３３页；黑维特，１９７０年，第１３７页；麦克罗斯基，１９７５年，第１３６—１３９页；科登顿，１９７６年ａ；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５—７０页；诺顿，１９７８年；在辩护方面，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５３页；玻普和玻普，１９７２年ａ，１９７２年ｂ）。对关于一些弗里德曼的批评家的概览，见博兰（１９７９年）
，然而这本书把这些批评家贬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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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５４１
足以令人惊奇的是，弗里德曼确实承认这个观点：他在他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提到，问商人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做“做为检验经济假说的确实性的手段几乎是完全没用的”
，虽然在“建议人们抓住对预言和观察结果之间的偏差的解释”
方面，这种提问可能是有用的（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３１页注）。于是看起来，检验动机性假设在证实理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要点（１）
；更进一步，在解释预言性检验的结果时可以证明以上是富有生产性的，这是要点（３）
；从要点（３）又可以推论出要点（２）。的确，重读弗里德曼的文章使我们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在事实上他非常小心地从来不说假说的现实主义是不相关的，除非在前面加上一个大部分地的副词。换句话说，他避免极端样式的不相关假设论题，或者说避免萨缪尔逊给了绰号的Ｆ扭曲。
五、Ｆ扭曲
围绕着弗里德曼的文章的争论非常混乱，因为萨缪尔逊企图把弗里德曼的观点简化为“Ｆ扭曲的基本样式”。在这个过程中他放弃了他早期为“操作主义”所做的辩护，代之以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这就使大部分辩论的参加者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可能是可反对的，但是萨缪尔逊的新方法论更糟。
根据萨缪尔逊，Ｆ扭曲以两个样式进行：一个是基本样式，断言一个理论假设缺乏现实主义对理论的证实来说是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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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当的；另一个是极端样式，把实证的优点归于不现实的假设，其理由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总是能用某些比它本身简单的东西来解释复杂的现实。萨缪尔逊不管极端样式，把他的攻击集中在基本的Ｆ扭曲：
……认为甚至就可忍受的近似程度而言，在事实上不准确的非现实主义对于一个理论或假说也决不是一个缺点，这种想法是基本错误的［见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第１７４页］。
……在一个理论中，经验正确的炸面饼圈构成了它的价值，而面饼圈中间不真实的洞构成了它的弱点。我把宣称一个理论由于有缺点才更好视为科学的畸形的堕落；并且我注意到，在幸运的真正的科学中，没人作梦要做这种宣称［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７６１页］。
但是在承认我们应该为事实上不准确的假设感到担心的同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仅仅由于知道一个理论的假设不现实就抛弃这个理论。然而，萨缪尔逊对这个问题却不做声。当我们回想，甚至弗里德曼也仅仅断言说，在对理论的证实中，不现实的假设是“大部分地”不相关的，并加上事实上经济理论中的很多动机假设关系到不可观察的变量，我们确实不会比象萨缪尔逊感情强烈地谴责的Ｆ扭曲那种结果更聪明。
萨缪尔逊更甚地提供了Ｆ扭曲错误的逻辑证明（见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１７５—６）
，但是那个证明预先假设了一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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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７４１
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德”理论，它的整个推理结构保证了假设、理论命题以及这些命题的结果，全都互相包含解释他者的含义。事实上，大部分经济理论并不是完全公理化的，并不具有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是为什么存在一些把理论的假设和理论的含义区分开来的要点的原因（见德。艾莱西，１９７１年，第８６８—９页；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８１页；玻普和玻普，１９７２年ｂ，第２３６页；旺，１９７３年，第３２１页）。还有，甚至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分解为它的假设的、完全公理化的理论也不能用经验来检验，除非这个理论是以起始条件和多少是“现实主义的”辅助条件来补充的，从而为出现在理论中的分析变量提供了可计量的替代物。因此，萨缪尔逊对Ｆ扭曲错误的证明看起来只是参考了理论做为组织我们的思想的分析性编档体系这个正式作用，而没有参考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这个重要作用（见麦克莱兰，１９７５年，第１３９—４页；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７０—２）。
我们可能会认为弗里德曼观点的最薄弱的一环是他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赞同。一旦理论被视为只不过是产生预言的工具，那么假设不相关论题就是不可抗拒的了。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证实一个假说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言和检验进行比较。”
但是这样一种比较能够表明某一个理论的预言非常精确，虽然从因果机制的意义上看，这个理论并没有对预言提供任何解释。人们可能会认为，科学应该比仅仅做精确的预言做得更好。但是，萨缪尔逊不是对弗里德曼这种求援于对称论题的暗示提出疑问，而是自己也赞同对称论题，其做法是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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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一个通过邮电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计算看起来是要表明，人们广泛地希望不要相信我的强硬的观点，因为我认为“理论”做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象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７６５—６页，又１９６６年，第１７８页］。
除了描述主义的方法论是有点老式的（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１８—２９页）
之外，我们奇怪的是，这种狂热地坚持总是用对问题“怎样？”的回答来回答问题“为什么？”的目的是什么。
在最后的分析中，萨缪尔逊几乎是和弗里德曼一样地为经济学辩护的。
毫不奇怪，大部分评论家下结论说，在萨缪尔逊和弗里德曼的争论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方法论危机：工具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称论题是错的；描述主义虽然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却是一个过份缓和的方法论，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见博兰，１９７０年；旺，１９７３年）。还有，这两个作者都把他们所鼓吹的东西的失败归罪于实践。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８２—３页）参考了萨缪尔逊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１１章）
，指出萨缪尔逊是象弗里德曼一样的Ｆ扭曲者，意思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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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９４１
也从允许明显地违反事实的理论假设中推论出表面上有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结果。阿奇博尔德也令人信服地指出（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
，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攻击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不是针对它那可怜的预言记录，而是针对它的不一致性、简单性、恰当性，等等，也就是针对理论的假设基础而不是针对它的预言。
但是，撇开争论的要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里德曼、马克卢普和萨缪尔逊，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我们早就说过的防守的方法论，其主要目的看起是一方面要保护经济学免受象假设不现实这种挑剔的批评，另一方面是抵制对预言进行检验的刺耳要求（见库普曼斯，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１—２页，拉特斯，１９７６年，第１０页）。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辩护的前半部分，但是对于后半部分我们还没说什么。
六、达尔文生存机制
马克卢普在为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辩护时，却一直突出了所有对经济假说检验的无结论性。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喜欢用证实而不喜欢用证伪这种语言，但他是完全认识到认为证实理论只不过是那些至今抵制证伪理论这种波普观点的：“检验一个经验假设结果是得出它的不确实或它的非不确实，从来不会得出它的必定的确实”
（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０页）。
借助于这种术语学分类，我们现在能够考虑他关于象经济学这种领域中的经验检验的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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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当经济学家的预言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特定的条件基础上的，这些规定的条件满足与否并不能对之进行检验，于是不管观察的结果如何也不能对基本的理论进行否定。同时也不可能对一个其预言的规定概率是低于百分之百的理论进行否定；因为如果是以比如说７０％的概率预言一个事件的，那么任何结果都是和这个预言一致的。只有同样的“事例”发生了一百次我才能用“击中”和“击漏”的频率来证实规定的概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证实我们的现论的企图都给挫败了。但这的确意味着，对我们的大部分理论的检验将是更接近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那种证实的特征，那种证实是有可能和可重复控制的实验或和重复发生的、充分识别了的情况联系起来的。这就暗示着，甚至当经济领域中大部分理智的人应该准备把我们的检验做为结论来接受，并且赞同经过这样检验了的理论“不是不确实的”
，也就是说了“Ｏ。
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足以令人信服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检验［见同上，第１５５页］。
这一页可以当做是对“幼稚的证伪主义”完全恰当的批评，当做对杜海姆不可驳论题的重申来读，也可以当做对更加“复杂的证伪主义”的恳求来读：正因为对经济理论的检验“更近似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证实的特征”
，我们才需要尽可能多的说明。但是这又意味着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智力资源集中在生产非常详细地说明的可证伪的预言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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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１５１
上，这就是，少安排优先权给象简单、优雅和一般性这些评价的标准尺度，多安排优先权给象可预言性和富有经验果实等这些评价尺度。然而，非常清楚的是，从马克卢普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的主张的趋向上可以看出，他会按其他方式精确地安排他的优先秩序（见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５２—６０页；罗特文，１９７３年，第３６８—７２页）。
马克卢普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屡次转向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对批评家们所设计的对经济学的所有检验的贬低中，他是格外坦率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如果证据是具体化的，他会希望把什么证据视为对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的企业行为理论或者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反驳（例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１９０，２０７页）。
象马克卢普确实做的那样称赞经验研究，如果从来没有提出和人们所持的信念有什么不同的东西，那么那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
①
弗里德曼对经验检验的态度和马克卢普的是有些不同的：虽然他同意“在科学中从来没有必然性，并且从来也不能完全‘客观地’取得支持或反对一个假说的证据”
（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３０页）
，但是他相信新古典研究框架不断地受到检验，并且完全胜利地通过了大部分检验。
他认为，首先，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竞争代表了一个达尔文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比如保证所有消费者都使他们的效用最
①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６页）最近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因袭主义者——意思是一个人他把从分析的步骤方面看不做断言而只有惯例（解析，假定）的命题当做有意义的、有用的命题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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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大化和所有的厂商都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尽管新古典模型的假设可能是违反事实的，但它的预言仍然正确的结果，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对这个争论的经典论述是阿曼。
阿尔金做的，因此我们将把这称为阿尔金论题）。其次，
对收益最大化假说的一批甚至更重要的证据是这个假说在专门问题中的无数运用和对它的含义寻找矛盾的屡次失败。这个证据得到文件资料的极硬的支持：它散布在无数的备忘录、文章和专著中，这些文件所关心的主要是专门的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把假说付诸检验。但长期继续运用和接受这个假设，以及要发展和广泛接受另外的连贯的、自我维持的理论的失败，是对这个假说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见同上，第２２—３页）。
不必怀疑这是弗里德曼的整篇文章中最所向披靡的一页，因为他对于这些“无数的运用”
甚至一个例子也不举。
毫无疑问，当干燥的夏天草莓价格上升，当伴随着石油危机油价急剧上涨，当受到转向强硬的货币政策威胁之后股票市场价格下跌，这时我们可能会很满意，因为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含义的反驳又一次失败了。然而，就多种假说能够解释同一个现象而言，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提出反驳的屡次失败不是经济学家不愿发展和检验非正统假设的征候。要是能够告诉什么样的经济事件为收益最大化假说所排除，或者更好地，什么样的事件，如果它们发生的话，能够迫使我们放弃这个假说，这将更加令人信服。就象阿奇博尔德公正地评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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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５１
于“无数的运用”那一页的真正涵义是“鼓励自满和打击对据说显然是进步的先决条件的怀疑的再检验。”
（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２页）他的评论认为，不管弗里德曼在其他地方说了些什么，他并没有真正对检验收益最大化假说感兴趣，而是想方设法去巩固这个假说。就象我们知道的，没有什么很奇怪的理论，但是，在我们周围的一切证据都用来巩固一个理论这是很奇怪的。此外，一个假说所保持的时间和缺少一个广为接受的对手并没有提供对“它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
，这是引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每一个人们曾经坚持过的谎谬的教条都是以这种理由来辩护的。
仍然存在一个我所称的阿尔金论题，这就是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动机假设都可以用拟比的论述来建立。这可以看做是不相关假设论题的、被击溃的样板——争论拟比假设的现实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假设从定义上讲既不真也不假——或者是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做极端的重新解释，其结果是把个人的理性活动轨迹移到社会平面上。由于严重地依赖阿尔金论题，弗里德曼事实上抛弃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以研究经济问题的古典方法为基础的：不是从具体的个人代理人的理性活动取得一般的可检验性预言，而是从一种新的因果机制、比如动态选择过程中取得宏观经济学的预言，动态选择过程对那些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都活动得象他们是理性的收益最大化者的实业家给以奖赏，而对那些由于破产就以其他方式活动的人给予惩罚。这并不是行为主义者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而是一个新理论。这就是我早期当做弗里德曼第二方法论论题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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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东西，它的理论涵义是那么深远从而它已广被接受，它的细微的特殊之处也为人们所注意，这是很惊奇的（但请见库普曼斯，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０—１页，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１—３页；温特尔，１９６２年和戴斯林，１９７１年，第５９—６０页，２９—３０３页）。
①
对动态选择过程的参考，立即显示了求助于阿尔金论题的错误：传统微观经济学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比较静态分析，这样一种学说在分析均衡结果方面是有力的，但是在分析达到均衡的过程时很虚弱。
“显得是企业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可以是任何东西——习惯反应，随机选择，或其他难以归类的东西”
，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２页）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决定因素碰巧使企业的行为和理性的、信息充足的收益最大化行为一致，企业就繁荣并且取得扩张的资源；什么时候只要不是这样做，企业就趋于失去资源。”
但是当厂商真的朝最大化行为活动，这个使厂商繁荣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理由使人相信，那些在一个时期里繁荣的厂商，在另一个时期里也将保持一致的活动；换句话说，与那些不赢利的厂
①因此，哈利。约翰逊（１９６８年，第５页）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不加限制条件地说：“已经表明……不管厂商是否有意识地寻求使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竞争将消灭缺乏效率的厂商；也不管消费者行为是理性的或纯随机的，对一种产品的需求曲线将象在马歇尔分析中的那样趋于向下倾斜。结果，经济学家把经济当做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是可能的，这个系统对根据某种理性的一般原理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经济学家的信心比情有可原的３０年前所表现的更足。”关于对达尔文论题的其他反响，见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１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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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５５１
商相比，有赢利的厂商的“习惯反应”可以形成任何积累的趋势助使厂商发展，但“随机机会”当然不会这样。斯德尼。温特尔（见斯德尼。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２４０页）在他对阿尔金论题所做的系统的考察中对此做了表达：
于是在关于选择的争论的现有论述中就存在一个基本的困难，困难的根源是事实上不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相对偏差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由于人们并没有仔细对待动态过程以表明哪些行为是可行的，那些是不可行的，于是就忽略了厂商并不能从总体上按照接近最大化的行为安排它们的活动。一般地，这种安排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环境状态，但是环境在动态过程中本身也在变化。
为了维护阿尔金论题，我们就需要能够预言反均衡状态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需要以和厂商在经济环境中的出现和消失有关的、至今人们还没注意到的进出理论来补充标准的厂商理论。假设在生产中与规模成比例的收益不断增加，或者有其他以技术为基础的成本优越；如果一个非最大化的厂商取得比最大化的厂商的大的起始优点，比如说，由于在时间上早进入一个行业，规模优越性会允许非最大化者比最大化者增长得快，并且这是不可逆转的；结果，我们所观察的厂商只是那些没有使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和那些的确是“停滞”的厂商（见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２４３页）。在一个行业中甚至仅仅是有区别的产品和联合广告的出现都会产生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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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现在我们当然能给一整套假设下定义——规模收益不变、有区别的产品、完全的资本市场、所有利润再投资，等等——这将支持阿尔金论题，但是这个步骤将不过是带我们绕了整整一圈又回到假设的“现实主义”
（见同上，第２４２——５页）。简而言之，阿尔金论题的问题和达尔文理论中“适者生存”的字面意义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了生存，只需要比对手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中建立什么，因为生存下来的种类比我们从经济选择中能建立的要完善，生存下来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者。
现在我们重述弗里德曼文章的三个中心观点来总结我们对这篇文章的长篇分析，所有三个观点都联合起来提供广泛的理由以说服经济学家们建立抽象的模型，不必过分为它们好象没理的假设基础担忧：（１）假设对于证实理论来说“大部分地”都是不相关的，应该“几乎”仅仅从它们做为产生正确预言的工具价值方面来判断它们的价值；（２）以“无数的运用……于专门问题”来判断，标准理论有一个优异的预言记录；和（３）不管事实上在个人方面公开的行为和行为的动机如何，竞争动态学已不断地解释了这个优异的记录。毫不奇怪，人们已经发现整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对弗里德曼这篇充满劝告主张的文章感到满意！
回头看看围绕弗里德曼的文章的整个争论，我们禁不住为这个争论的缺乏方法论的诡辩而感到震惊。认为理论能够被整齐地划分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经验的探照灯只能照在理论的含义而不能照在理论的其他部分，这种观点只能看做是对整整一个世纪来对传统理论的劈头盖脑的批评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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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７５１
传统理论首先是遭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而后又遭到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的风格都是一成不变地伴随着对标准理论的假设的最疯狂的反对，而完全不注意理论的预言内容，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辩护者中引起反应，产生了他们公认的“假设大部分不相关”教条。这就很象好几代的物理学家都取笑牛顿的引力理论，理由是他自己犯了一个明显地不现实的假设错误，假设运动着的物体的质量集中在它们的中心，这种取笑会足以引起牛顿答道，预言就是一切，假设不足轻重。面对着没有一个有违反事实假设的理论能被认真接受的责难，假设不相关论题几乎是可以原谅的。
七、幼稚和诡辩的证伪主义
我们所讲的现代经济学中明显的方法论争论故事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部分可以很快地讲完。
５０年代末出版了两本论经济方法论的书，这两本书都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斯德尼。舍弗尔的《经济学的失败》（１９５５年）
的研究是对一本战前巴巴拉。沃顿写的书《经济学的挽歌》（１９３８年）
的怀旧，虽然前者在否认经济学的科学称号方面走得更远。舍弗尔的中心论点本身是简单的：经济理论化的假说—推理传统是一条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调查整个社会组织，不要假装有经济学的自治原则这样的东西；只有存在不受具体情况限制的普遍规律时科学预言才有可能，而由于经济系统总是向非经济力量和机遇的作用开放的，就不会有经济规律，从而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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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有象这种规律的经济预言（见舍弗尔，１９５５年，第４６，１６２页）。所有这些都包括在５４页里面，此后在该书剩下的部分包括了对特别的经济模型失败的一系列案例研究。
在整个消极的控诉之后紧接着是提出一种新经济学的积极建议，足以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新经济学原来是以对决策的归纳研究为基础的关于理性活动的一般理论（见同上，第１８９—２２１页）。要在舍弗尔的主张里把有用的东西从废话中分离出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请参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３５—８页）
，因为要把公认的经济学一笔勾销而一切都从零开始的任何方法论处方都会象自我打败一样不可避免地被扔掉：对于那些宣称因为一个人不能跑，因而试着走也没有意义劝告，经济学家总是忽视，并且总是继续忽视。
爱恩瑞斯。帕番瑞欧的《做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１９５８年）采用了一种有些不同但同样地极端的观点攻击模型和理论之间的区分：对于帕番瑞欧来说，模型和理论是不同的，模型不能被反驳，因为它们适当的“社会空间”特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绘；但甚至是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也必须用辅助性假设或“对应规则”来补足，这些假设或规则把理论中的理论变量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成为“有争论的理论”
，这种理论是真正地可反驳的。他对经济学中的流行作法的控诉简直是说，经济学家很少建立“有争论的理论”
，而是满足于“模式”或“基本理论”
，这些最终都是不可反驳的事后解释纲要（见帕潘德鲁，１９５８年，第９—１１，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５页；又见１９６３年）。
从本质上说，帕番瑞欧在通过把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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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化制造一种理由，他好象是把这种理由说成是经济学的理论的奇特困难（见同上，第１３４—５页）。虽然他强调“经验的富有意义”的重要性，但他显得是用定量的比较静态来限制“基本理论”
，否认经济学至少能因为某些定性的预言得到证实而感到自豪。但是要想弄清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整个争论被埋在一大堆刻板的、为经济学新规定的理论语言中（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３—５页；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７２—７页）。帕番瑞欧的刺耳的实证主义看起来已经导致了他的一个追随者把他的观点的基本精神运用于消费者行为理论（见克拉克森，１９６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