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
（参见本F书第４、５章及第１２、１３、１５章）
，并且两派中没有一派认为有什么必要研究方法论，任何对他们的方法论的批评或评价，都被认为是毫无必要的，是一种时间浪费。
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有：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G F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０年）
；Ｔ。
Ｗ。
哈奇森著《经济学的发展与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０年）
；杰弗里霍奇逊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F大学出版社，１９０年）
；约翰菲比著《方法论与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１９８F年）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３卷第４５—８页；苏通《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历史应用》，载《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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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９３
然而，到了８０年代，从马克布劳格先生的这本概论性力F作开始的一些经济学方法论著作的问世，研究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杂志《经济学与哲学》和《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究》的创立，打破了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兴趣明显地日益增强。
西方经济学界重新表现出对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兴趣，具体说来原因不一，但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这都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包括其方法论）发生了危机。
众所周知，在西方工业国家，战后经济曾出现过出乎意料的空前增长和繁荣，当时人们把这主要归功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给人形成了经济学家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经济运行的印象，因而使经济学家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殊荣。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６０年代后期，经济增长便开始滑向经济危机，并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缠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
面对几乎是世界性的经济滞胀，昔日春风得意的经济学家们如今一筹莫展，再也开不出令人满意的有效良方，于是，在政府和公众眼里，经济学家们成了跟神汉巫婆、占星术士或江湖骗子一样的人物。
这样，当年作为指导经济发展之理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便受到了多方面的抨击，整个西方经济学出现了群雄竞起逐鹿的危机局面。
在批评或评价主流经济学过程中，起初人们认为，无论是批评还是评价，都需要具有不容置疑的一个方法论基础，这就形成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两股动力。
可是，这种观点很快就使人们偏离了正确的道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因为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正确的方法论只能有一种。
为了避开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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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局限性，许多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又转向了卡德维尔在《超越实证主义：２０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１９８２年）一书中所说的“多元主义方法论”
，他们不再致力于作出评价或批评，而是希望搞清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是这样，因此他们的方法论又称为“认识方法论”。
认识主流经济学是推进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第三种力量。
除了批评、评价或认识主流经济学而外，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还觉得，如果我们能掌握“正确的”方法论，经济学就有可能取得更为明确的结果，形成新的一致观点，由此结束当前的危机。
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方法论可以单独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这种理想的追求仍形成了促进经济学方法论探讨的积极结果。
还有一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相信，方法论的研究可以形成经济学的新的发展方向。
这部分人认为，过去的经济学方法论基础限制了经济学家们解决２０世纪后期的许多问题的能力。
换句话说，过去的经济学力图模仿自然科学的“唯科学主义”
或“自然主义”
，①是按照相当机械的方式仿照自然科学这只葫芦画的瓢。
然而，“唯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方法在经济学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自然科学中的有些研究方法是过时的；在经济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要求
①唯科学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
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应用于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一切研究领域的观点，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探求知识。
自然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是与唯科学主义类似的一种观点，它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扩大为一种世界观，认为任何实在的事物都没有超自然的或自然之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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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稳定的外在环境，但这种环境现实中并非总是具备的；而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
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与整个社会生活不可分离的经济问题，它不可能把同其具有有机联系的因素割离开来，通过某一部分或层面的研究得出具有整体意义的正确结论。
这些人认为，经济学必须改变其方法论，至少不能把“唯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
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
在这些人看来，近年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并非完全是经济学危机或赶时髦的结果，而且也因为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就是经济学应该研究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
他们指出，各个经济学家所实践的方法论是各不相同的，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不同经济学家所作研究的细微差别。
上面是笔者所了解到的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概况与成因。
二
在我国国内，经济学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同样感觉或洞察到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就笔者而言，近年来所以致力于国外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评介工作，主要基于下述的一些粗浅认识。
首先，我国的经济学事实上也面临着严重而深刻的危机。
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虽然我国经济学界人士作了不懈的艰苦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许久以来基本上在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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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经济理论成果上倘佯，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经济变化的客观规律出发，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要求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切实、认真、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具有描述经济现象、分析经济运行、指导经济活动能力的、切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经济理论。
十年改革中，虽然出现了一大批鼓舞人心的经济理论成果，但与我们所面临的剧变中的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相比，与现实的要求相比，其“供求”矛盾要远比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物质供求矛盾大得多。
为此，每一个稍具历史感和责任心的经济学工作者无不想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大厦添砖加瓦，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我们必须首先对经济学方法论有一系统、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为了更好地创立切合我国经济建设要求的经济理论，我们有必要认真透彻地学习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就。
近些年来，在一批具有良好的西方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界人士的卓越努力下，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新动态、新现象已经被比较系统地评介到国内，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然而，由于主观的或（和）客观的原因，我们的评介多为正统经济学的内容，对西方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理论的积极反思的评介相对不够，对从方法论高度比较系统地考察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则评介得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少数人、特别是象笔者这样比较年轻的学习者，走上极端，忘了原旨，对西方经济学推崇备至，顶礼膜拜，似乎西方经济学果真象其杰出代表人物在一百多年前即已宣称的那样完美无缺，只要照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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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直接成为解除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
这些人往往浅尝辄止，自以为是，象一个不知易理的人走进了由一系列明确的和隐含的假定、二百多年的研究成果与精致复杂的数学形式主义构筑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八封阵。
要破除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我们认为，必须借助于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科学评介，不仅要评介主流派的学说，而且也要评介其它各派的学说；不仅要评介新的进展，而且也要评介积极有效的反思；不仅要评介其内容，而且也要评介其方法论观点。
我们相信，在当前情况下，其中的方法论的评介将尤其有效，尤其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我国读者高屋建瓴，透过迷障，正确把握西方经济学，从而真正扬其所益，弃其所谬，为我所用，而且有助于形成我们自己所迫切需要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第三，与数学形式主义方法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有关，近年来我国经济学者中崇尚数学形式主义的思想在不断滋长。
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数学形式主义的发展，笔者在作为拙译《中级微观经济理论》中译本序言的《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历史应用》一文中已作了概述，在那里，笔者并且简要论述了对数学作为经济学分析工具之优劣的观点及我们对数学形式主义应持的态度。
经济学的数学化对于完善经济学的表述形式、增加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无疑地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然而，如果把过多的资源用于追求徒有其表的精致形式而无视现实中种种棘手的问题，那将至少是资源的错误配置；如果把经济学的形式化作为回避现实经济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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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那将是对经济学进步的反动。
在没有一套具有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经济理论作基础的情况下，在没有认清包括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和经济各因素自身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从过份的数学形式主义中是不会得到比智力游戏和无理论的“空盒”
更多的东西的。
要深刻认识这一点，我们也有必要从方法论高度审视一下我们已做和应做的工作。
我们认为，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的形象被扭曲了、丑化了，以至于不仅学习经济学的学生、甚至连一些研究经济学的学者都对它忌讳莫深，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切合我国实际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我们不能把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有关因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内，如果我们不能理清作为混然一体的社会生活中不可割离的一部分的经济生活的关系，并由此明察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就决不可能成为一门比政治家们的直觉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科学。
第四，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不仅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部分，对我们来说，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建立自己的经济科学理论的起点。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中的每一个革命性发展均是以方法论的革命性发展或转变为先导的。
我们把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研究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因为我们有一百多年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有二百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数十年的我们自己的不懈探索的历史，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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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权威之一马克布劳格F先生的这部概论性力作，我们不想在此多费笔墨。
我们认为选择这样一本既有基础知识，又有历史概述，并有现状剖析的概论性著作，对我国读者是比较合适的。
为了弥补本书的不足，我们建议作者再读一读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与本书配套的其它著作，如亨利勒帕日著《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亨F德森和匡特著《中级微观经济理论》、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哈奇森著《经济学的发展与革命》、霍奇逊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晏智杰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等。
四
本书的翻译是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胡代光教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彭松建教授（编审）
的推荐和帮助下进行的，值此译稿付梓，谨表衷心感谢。
本书作者马克布劳格教授对本书的中译给予了热情鼓F励，亲自撰写了《中译本序》，补述本书出版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新成果，在此，我们亦深表感谢。
本书由笔者负责组织翻译。
具体分工如下：笔者译《中译本前言》和第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及附录一、二、三，并撰写《译者后记》；陈一民译《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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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经济学方法论
和第一至五章；季勇译第十、十一章。
全部译稿出来后又由笔者作了统稿和部分文字修改润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管理系向以斌先生帮助通读了全部译稿，楼永、李文政两位小姐协助做了部分统改工作。
限于译者知识水平和时间，中文稿中可能存在种种不足甚或错误，凡此敬请读者指正。
黎明星１９８９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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