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社会科学在当时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信念和力量，因而听任自己的同胞受一些人的放荡行为和另一些人的胡言乱语的影响并非慎重之举。有谁敢把这一点视为他的罪过呢？在我们未来的社会中，这一切预防都将是多余的：社会科学成为示范性科学之后，如果还可能存在什么异常现象的话，它就会成为抵抗一切攻击和恶习的铁壁铜墙。
好吧，就让人们把斯巴达人视为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人吧；然而，在十分善于运用如此庄严、准确、简明、高尚、鲜明而豪迈的古希腊语言的亚历山大大帝、凯撒、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一类人物面前，是否有人敢于支持这种谎言呢？
在经过许多世纪之后仍然宣称从来没有哪一种习语达到更完善程度的大批文学家和著名学者面前，是否有人敢于这样做呢？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斯巴达人留下的书面文献很少。
但是，在军营中或在公共广场中过活的人远不象我们那样感到需要通过书本来交流思想，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吗？正如古罗马人一样，斯巴达人爱作漂亮事，而不爱说漂亮话。
这就从根本上把卢梭的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彻底驳倒了。
至于人们所说的那一切恶习往往与科学和艺术同时并存，我并不想否认这一点。
可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既然我已证实，道德败坏和奴役关系是财产不平等和知识垄断的必然结果，。。。。。。。。。。
那么，与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毫无关系的科学和艺术就不可能被视为罪恶之源，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恰恰相反，科学和艺术所起的作用，非但不会必然导致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种祸害，而常常是不顾这两种祸害的存在、甚至是从它们的极端中产生出来，正是为战胜和消灭这两种祸害而产生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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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公有法典
种想法难道不是十分合理的吗？
至于我，我不仅不攻击科学和艺术，而且还要不断地重复说：只有在科学和艺术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找到切实的救治之方，不仅治疗科学和艺术可能已经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而且也治疗我们所有其他痛苦。
我不仅不灰心，而且几乎还要同爱尔维修一道大声疾呼：人有无恶习，这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受到启发开导，就足可以信仰我们的道德。。。。。。。。。。。。。。。。。。。。。。
反对意见——“科学和艺术削弱战斗的勇气。”。。。。
答复——凯撒、卡西、布鲁图、西庇阿、汉尼拔以及象。。
地米斯托克利、亚历山大、腓特列二世、拿破仑那样的人物，都是雄辩家、学者和勇士。在希腊，人们都同时锻炼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懦弱是私有财产的女儿，而不是科学和艺术的产物。当荷马创作《伊里亚特》史诗时，阿喀琉斯盾牌的雕刻匠们就是他的同时代人。可见，艺术当时在希腊已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尽管如此，那里的人们仍然练习拳击和角斗：希腊人向来是勇敢无畏的军人。然而，罗马人正是凭借关于纪律的学识而征服了全世界，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因此可以说，他们正是以学者的身份控制了各个民族的。同样，当暴君政体为把自卫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取得它的保护而不得不削弱军事纪律的严格性时，当关于纪律的学识最后几乎被完全丢掉时，世界的战胜者便转而成为战败者，并。。。。。。
作为愚昧无知的人，忍受北方各民族的压迫了。。。。。。。。。。。。。。
俄国人什么时候在欧洲成了可怕的人呢？是在彼得大帝强迫他们接受教化的时候。人们在拥有最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的印度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懒惰的、在奴隶制度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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