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一例吧。INFOSYS 技术公司是当今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但她在1981年成立的时候，资本不过1万卢比，相当于当时的 1000美元。困难的问题不是资本数量，而是通行印度的左批右审制度。创办人穆西先生回忆，“我们用了整整18个月时间才拿到软件经营执照”。1946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的穆西，像他的同代人一样曾经笃信，只有国有经济加政府干预才可以结束贫困。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在法国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亲身体验，改变了穆西的观念。他明白了自由企业怎样创造财富。回国以后，在孟买一家软件顾问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穆西和他的6位同事创办了INFOSYS技术公司。公司头10年最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和令人窒息的官僚管制体制周旋。为了远离无穷无尽的申报和贿赂泥潭，穆西在别的印度公司竞相与管制官僚搞关系并从中获益时，把自己公司的技术人才派到境外去争取国际客户。穆西先生一定是想明白了一条道理：在左审右批的环境里充当“行家里手”，开发软件技术和市场的武功当然就废了。如此打熬10年，到1991年印度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国家管制体制之时，INFOSYS技术公司已经有能力获得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客户了。
下文还要提到的1991年印度改革，废除了许可证，开放了市场。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出现了简化税制并提供卫星通信设施的软件技术园。INFOSYS如鱼得水，终于可以在本土向全球客户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软件服务。但是，市场的开放也将国际竞争带入印度。为了与IBM那样的国际顶尖公司竞争优秀的印度技术人才，INFOSYS完成了公司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引进经理和科技人才的股权期权制度，使得一流人才在INFOSYS的待遇毫不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好公司逊色。穆西领导的技术人员从1994年的480名增长为1996年的6500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去年有184万工程师报名应聘INFOSYS技术公司约2000个新的工作机会。公司的致命吸引力，可见一斑。时至今日，穆西先生已无须否认驱动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的基本目标，就是使INFOSYS成为世界级的公司。1999年4月，INFOSYS技术公司以过去五年每年利润增加66%的业绩在美国NASDAQ上市。令投资人刮目相看的，不仅是这家公司业务的90%来自欧美发达市场、极强的盈利能力和高成长性，而且是公司在“财务透明度以及对股东负责”等行为方面，像所有世界级的上市公司一样中规中矩。即使经过今年四月以来美国股市的震荡检验，本文截稿之日INFOSYS技术公司每股的股价为125美元，公司市值仍在16亿美元以上。
正如偶蹄类动物必定食草和反刍，也必定成长于草原环境，企业的组织行为特征和它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关系。INFOSYS主要做发达市场客户的生意，要与国际级IT公司争夺人才，并且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获取投资。这样的“偶蹄类”，必定在产权、契约、承诺、信用、透明度以及反映市场变化的方式等方面，能够像发达市场里的同类物种一样“吃草并反刍”才行。问题在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蔚然成风的“印度之路”几乎是寸“草”不生的，食草动物是怎么个活法才得以存活，并出人意料地长成了大家伙呢？
对拉奥革新刮目相看
答案是环境灾变。1991年开始的“拉奥革新”根本改变了印度商业活动的制度环境。当年70岁并准备退休的拉奥是因为拉吉夫?甘地被刺而突然被推上印度总理职位的。在此之前，差不多延续40年的“尼赫鲁—甘地”政制建立了印度的独立、民主政体和相当不错的独立司法系统。但是，长期主导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却错得离谱。一个最基本的推论是，印度经济资源匮乏，要是听任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而不是由政府指导利用资源，怎么可能加强国力并消除贫困？于是，印度成为“民主制＋计划经济”的实验田，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复杂、非理性的控制和许可证体制，对生产、投资和外贸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控制”。不错，印度没有实行苏联式的全盘国有化（虽然印度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8%激增为1991年的26%），还允许私有制企业。但是，对于一个鸡毛要审批、蒜皮也要盖章的业主而言，“私有制”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凡是资产规模在200万美元以上的印度公司，无论什么所有制，其主要的经营决定，甚至董事会成员资格，都要得到政府认可。许可证体制使得行政部门“从无所不知的分配者和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者，转变为无休止的、武断的官僚政治统治”。
左批右审制决定商业比赛的输赢，定义了竞争的内涵，当然也就导引着无数商界英雄为之折腰。当“搞定官员”成为商场制胜的不二法门时，你说什么才叫做本事呢？当这类特殊“本事”被许可证体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强化之后，“用进废退”的进化论原则就要起作用了。许可证的神奇性在于，没有拿到它之前，申请当事人不免感到讨厌甚至屈辱，可是一旦到手，它就可以把潜在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这就是说，被管制者也是管制的受益人！弄来弄去，非生产性寻租的甜头诱人上瘾，最后竟然是功能决定了器官的模样。所以，在经济分析上，直接用于获取许可证的资源只是“印度之路”代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者主要的代价，是许可证经济限制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和强度，抑制创新，保护了落后和守旧。要在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持续提高人均国民所得”，那就比登天还难了。
对症下刀可见效
1991年的拉奥总理差不多是被逼到了墙角。国家的财经状况极其糟糕，以致印度政府甚至讨论出售驻日本和中国的大使馆以筹措应急资金。但是危机也降低了拉奥内阁，特别是他的财长辛格和商业部部长奇丹巴拉姆向“不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说服成本。印度的经济政策急速转变。而拉奥革新的核心内容说难极难、说易极易，其实就是冲着许可证体制下刀。过度的管制和控制而导致的市场竞争不足捆住了印度的手脚，消除左批右审制解放了印度商业传统的活力。在耶金和斯坦尼斯罗合著的《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的第8章，专门有关于拉奥改革的出色记载。这本书已经有了外文出版社的中文版，对印度改革管制经验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这场改革的总结局是崇牛为圣的古老印度重新长出鲜嫩的青草，为一大批INFOSYS技术公司模样的“偶蹄类”提供了成长环境。乐观的观察家甚至预言，今年印度眼看会超过中国的经济成长率，这只是显示自1991年以来变革的成果的开始乐章。
我对印度没有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对于老的“印度之路”是否真的已经消失，新的印度道路是否主导了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我不能下断语。从印度发生的变化中我只看到一点希望，就是腐败病入骨髓如印度综合征，也是有药可救的。条件是，对症下刀，手不要哆嗦、不要抖。
2000年8月
启动经济和政府退出
当前重点是四个退出：政府从传统国有经济的困境里退出，从近年的权力经济里退出，从与民争利的市场领域里退出，从成功的投资项目中退出。
收入是“内需”之基
国内市场问题，现在讲了很多。由于景气低迷，政府希望通过刺激消费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基本的道理是，老百姓如何消费是不需要政府来教的。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增长，或者对收入增长没有很好的预期，或者希望的消费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实现，那么无论政府和学者怎样希望、教育和喊叫，社会消费还是增加不了。要“刺激”消费，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增加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政府的经济政策，要以消除妨碍居民和企业收入持续增长的种种因素作为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国内市场扩张的基础。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直线增长。有时好一点，有时差一点，有点波动，并不奇怪。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陡然加快，后来减慢一点也是正常的。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里面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我的看法，现在真正严重的问题不是短期增长率的调整，而是那些妨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久久得不到克服，甚至“慢性病”化。那样的话，我国经济有可能从景气低迷变成长期性衰退。
制度性障碍三例
让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我所说的妨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1997年我们在中山市调查外地民工问题。我们知道这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进来，获得收入，对两地的经济增长都有贡献。农民工进来以后，广东的劳动部门增加了管理收费。一个镇的农民工管理费，可以收到每年400万元之多。这个收入水平在内地输出劳动力省份的劳动部门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于是纷纷“觉悟”，派人跟到广东，名曰“追踪服务”，实质追踪收费。结果农民打工必须“证、卡齐备”（就是同时要给输出地和输入地双方缴纳管理费），还要每年注册交费，否则就不合法。最后什么结果呢？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中山市很多鞋厂有大量订单，但居然招不到工人。政府部门在中间收取过多费用，农民工出来就不合算了。看来“民工潮”解决了（劳动部门叫“有序流动”），但广东地区的劳动供给不足，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厂或者减少接单，或者以机器替代劳动力，一方面产出品的市场竞争力下降，一方面总就业空间缩小，民工的收入增长被人为遏制。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中西部地区。这几年高速公路修得不少。高速公路一修通，大巴客运很赚钱。一辆豪华大巴的投资，几年就可以收回来。但是这个市场被开发之后，公路管理部门就“明白”了机会在哪里了。他们说：对不起，这个东西要管理，要“规范”。管来管去，就是只准他们自己办，或者他们认可的人办。民间就不可以自由进入。广东好像也有类似现象。广州的出租车到顺德，不能直达顾客要去的地方，而是要绕道顺德市边上等一个地点下车，然后换乘顺德的出租车，反过来也是一样。总之各有各的“地盘”。市场经济变成了“地盘经济”。收费不是靠向社会提供方便，而是靠制造不方便，制造麻烦。越不方便，收费越多。加起来，都是社会的经济浪费，减少居民和企业的实际所得。
再讲一个故事是粮食。现在政府为了保护农民的所得，要独家收购粮食，不让商人去收购。我在北京调查过那个“大磨房”，老板是温州人。他同时做北京的面粉生意。据他讲，最好的时候做到北京面粉市场的1/4。但现在的粮食政策他就没法干了，因为市场的面粉价格往下走，而政府卖出来的麦子价格往上涨，又不准他直接收购农民的麦子。这个生意怎么做？他只好就不做了。我的问题是，粮食商人的收入就不是收入，就不能增加社会总需求吗？
这类故事仔细去看，各个地方、各个领域都不少。民间发现的市场机会，利润一出来，规范管理、加强管理、左加费、右加费，一直管到没有利润为止，管到谁也不想干为止。要承认，20世纪90年代一些政府部门的行为比8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80年代他们是把计划体制下的管制权出卖给市场，很多事原来不能办，给点钱就办了。90年代是什么情况呢？民间不断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然后不断被拿走，不断被管住。这个问题不解决，长期增长的基础就垮了，企业家精神只得萎缩了。
没收入讲消费是笑话
所以政府不要老讲什么鼓励消费。人家有收入怎么会不消费？怎么还要政府教老百姓花钱呢？刺激消费的话讲讲就可以了，多讲就成了笑话。没有钱怎么消费，你倒让人们能在市场里挣到钱呀！有的研究表明，中国还是个资本净流出的经济。一方面说缺资本，一方面很多的资金外流。当然其中一部分是非法所得的外流。但确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搞一个生意这么难，七抽八抽，左管右管。这就是广东省政府一直强调要解决的市场软环境问题。要害是政府跟企业、跟民众、跟民间，在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怎么摆。这一条在目前启动经济时非常值得重视。不要以为现在的问题仅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奏效。那在美国也许灵，在中国不会那么灵。中国还是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的经济。没有体制政策，短期经济难以启动，更不会奠定长期增长的基础。所谓体制政策，就是界定政府部门和企业、居民在市场中的权利界限。当务之急，就是要有效地解决90年代以来，部门借规范管理之名与民争利，把市场机会不断拿走的严重问题。
可怕的“国家能力”
顺便讲一下税收。税收的增长连续多年高于GDP的增长，这样搞下去，究竟行不行？我看最后会把税源搞枯竭，不但对企业不利，对政府也不利。这次来广州之前见到联想的柳传志，我问他联想在惠州的生产基地怎么样。他说惠州市长非常开明，但是现在是两条线，地方政府管不了税收部门。最可怕的是运动式的收税，倒过来查找。前几天在惠州调查，有的企业说税收部门定好了补税的额度，然后再查，1998年不行查1997年，1997年不行查1996年，一直查到那个数够了为止。这个搞法真是要非常当心。一些学者对此也有点“贡献”，就是90年代初期论证中国的税收比例太低，危险之至，要影响“国家能力”。现在不是要重开争论。现实问题是景气如此低迷，政府可以考虑在税收方面好好退一块，现在这个不下决心，市场是起不来的。
很多人讲，现在政府要承担这么多义务，如果税收减少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如果政府把自己手里的各种资产和各种特许权好好盘好，不需要猛增税收也可以把政府养得好好的。现在应该一手让税，一手盘活政府手里的资产和资源。惠州不是被前几年的大亚湾泡沫套住了吗？政府财力非常弱，但又要搞投资环境，资金怎么来呢？就是把原来市政府手里的各项资产盘活，重组政府拥有的公路、煤气、天然气管道资源，组出政府投资市政的资本。我们政府手里有多少东西呀！现在猛收税，收了税国家投资，投资再形成不良资产，将来如何是个了啊？应该开始启动地方政府，从广东开始，把政府手里的各项资源盘一盘，会盘出东西来，这个意见，供广东省政府考虑。
政府手中的市场准入权是当前刺激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北大门口很尴尬，讲起来叫中关村，也叫硅谷，但一出门就有人拉住你，一个问你要不要文凭，一个问你要不要盗版光盘。有关部门多次扫荡，扫来扫去扫不尽。我这次出来前不久，一出门又有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拉着我要卖盗版光盘，我说你要被抓住不得了呀，要关几个月，你怎么还干呢？他回了一句话：“现在合法的生意不挣钱，能挣钱的不合法。”这让我思考，是不是我们这个经济真的除了卖文凭和盗版光盘，其他都“全面过剩”，都不赚钱？我的看法不是的。中国有盈利和盈利潜能的生意还是不少，但就是某个部门独家垄断经营，不准民间进入。
政府退一步、市场进一丈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参考美国经验。我是1991年到洛杉矶念书的。当时星球大战计划搁浅，因为苏联垮了，军备竞赛没法搞了。洛杉矶有12%—13%的失业率，多少成熟的产业工人也是下岗，从头学电脑，重新转型。当时美国的制造业也是全面过剩。怎么走出来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开放大服务业。先是开放天空，在航空业引入竞争，后来就是电信、电力，直到市政和公益事业。过去认为只能一家来搞，所谓自然垄断。后来突破了思想障碍，市场准入，竞争、收入和就业都上去了。中国自己的经验也是一致的。航空工业一开放以后，出现那么多航空公司，现在据一则报道说，有7万名航空小姐、机械师和驾驶员，但有8万个卖票的。这种情况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现在我们的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债市和股份制公司股权的场外交易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增长空间，高度盈利。问题就是要让民间进去。这些领域不开放竞争，效率低下，影响全部其他产业的竞争力是第一个严重结果。另一个结果是，就业没有空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要减少吧？农民不可能再增加了，还有一亿的剩余劳动力要往外走。第二产业现在也是大量过剩，不可能增加好多就业。我认为，最大的就业空间就是在原来由国家垄断的那些行业。要一个一个地研究，一个一个放。让盈利的东西变成可以合法进入的产业，这样一定可以刺激民间投资。
所以我说市场问题当中第一位是收入。收入问题要很好地研究，政府要提供环境，让老百姓、小企业和大企业能够在市场里赚到钱。现在政策重点不要放到转移收入分配方面去，学什么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抄回来越来越复杂的方案。那样做，危险之至。第一位要让人从市场里赚钱，其次才是辅助性的保障系统。如果挣钱的路越来越窄，保障的负荷越来越重，最后政府哪里来钱？政府只能把现在还开门的公司搞到关门为止。这样下去是搞不动的。
政府退出市场四途
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广东省政府提出的“政府退出市场”非常重要。这很可能成为支持下一波经济增长的政策基点。现在值得讨论一下政府怎么从市场里退出来。首先，我们的政府目前陷在过去传统的国有经济的困境里面。这要坚决退出来。退的办法各式各样，但方针要明确，就是千万不要再陷进去了。现在讲社会保障体系，搞得很复杂，有点文不对题。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提高社会保障的程度，而是如何偿还政府的国有经济对一部分老工人欠下的债务。国有经济早就把这笔钱“投资”掉了，财政也没有能力。于是来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其实就是让目前还过得去的企业替传统的国有经济来偿付对部分老工人的欠债。但这样的路线会使政府越陷越深，因为集中到政府手里的各种保障资金又会成为将来政府的债务。可以替代的办法是好好把国有资产的存量切掉一块，想办法卖掉，还清老工人的债务。以后新人统统新办法，不要政府再背包袱。中国这个地方现在就这个发展水平，不能搞太复杂的东西，最好的保障体制是他自己能好好挣钱，能好好储蓄和投资，有一个有效的市场体制和金融系统，这是主要的；遇到天灾人祸，首先是个人动员储蓄，其次是家庭、亲朋和社区互助，再次是地方政府的辅助性的帮助，最后才是中央政府的一点补助。不能倒过来，仿效什么福利国家模式，所有企业一大笔钱交社会保障税，养一大堆人。在中国的信用条件下，你能相信30年后他还能给你东西呀？你看30年前投资的国营企业，现在要你解决下岗问题，你要明白30年后兑现的承诺是不怎么靠得住的。
第二方面，政府要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的国有经济和政府经济的麻烦中退出来。比如窗口公司，就是这样的问题。政府要退出，涉及的也是债务，但不是老工人，而是对金融债权人，包括境外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去年的座谈会上我们已经提了一个建议，就是重组广东债务，确保广东信用。债信的影响深远，不可掉以轻心。但是地方政府手中没有足够的手段，用现金来偿付到期本金和利息。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重组债务，第一靠政府手中还掌握的资产和特许权，第二靠各方对广东省未来的预期。尽最大的努力，减少债权人损失，保护广东的信用。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广东窗口公司发生这样严重的资不抵债问题，是政企不分体制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的国有制体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证据。必须坚持在重组窗口公司资产和债务的同时，重组公司的机制，否则过几年又出来一批窟窿，没法交代。这件工作，广东已经启动了，几大公司的债务重组，非常麻烦，具有世界级的挑战性。但是，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政府整天陷在这件事情里，不能承担正常的职能。
第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政府要从与民争利的市场机会中退出来。这是当务之急，但难度也是最大的，因为陷得太深，油水又这么大。有一种意见认为政府退出市场的口号不够准确，因为市场总要政府来管理。这也许有道理。但更现实的情况是，现在就是天皇老子发命令，政府及其部门要从市场中退出来，恐怕也要退它个5年、10年的，不存在市场中政府缺位的危险。
最后，政府要从成功的投资里退出来。市场经济的早期环境，有些事情民间没人做，或不敢去做，政府带头进入，并且也成功了。这类机会政府也应该功成身退。因为政府毕竟不是企业，行为的着眼点不是利润和市场份额，而是政治的或行政的考虑。现在成功，再过几年机制老化，又不成功了。所以成功的也要退。怎么退呢？开始政府100%持股，可以在公司很好的时候，卖掉一些。卖掉一些政府就有资源了，有了资源你可以再干别的好事。这样的话，你退一部分，民间就长一部分，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归结起来，当前重点是四个退出：政府从传统国有经济的困境里退出，从近年的权力经济里退出，从与民争利的市场领域里退出，从成功的投资项目中退出。广东这样的经济，有条件提出退出问题，因为民间经济的实力比较大了，民间已经起来，应该有非常明确的政府退出的政策和舆论，这样，相信会对广东的下一步发展起作用。
让企业唱主角
最后一个意见，政府退出后市场里由企业唱主角。企业制度非常要紧，决定市场经济的兴衰。现在都讨论国有企业改革这么难、那么难。但是从生活中看，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各种地方经验应该说非常丰富了。现在的问题是政策总结和合法化的问题。目前和农村改革早期一样，管用的东西不能讲，能讲的东西又不那么管用。恐怕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先提出一套办法来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中国这么大个国家，发展和认识都极不平衡，中央政府只能在实践基本行得通了、大多数人也赞成以后才能讲话。但是探索的工作要地方来做。其实底下早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根本的问题是，企业的控制权已经放到经理手里了，但经理掌握的企业控制权不向利润最大化的方向用。为什么？因为多创造利润与经理层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在经理手中的控制权就会往别的方向来用，比如多花成本、多签单、多作把好处转到亲朋好友那里去的关联交易，或者无所用心、得混且混。总之，多花成本，或者叫成本最大化，追逐的就是扩大成本。有人论证利润最大化对国有企业不重要。这样的宏论应该回答：本身不追逐利润的企业究竟从哪里获得资源？财政不断地拨款？借银行的钱不用还？赖其他债权人的债？企业不追逐利润，谁会从外部给它投资？金融投资为的就是分享企业的利润，你不追逐利润谁来投呢？现在国民经济憋就憋在这个地方，一方面有大量的储蓄，一方面投资无门。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掌握控制权的经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并在竞争形成的要素市场上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最终使经理的管理决策行为与企业的盈利目标相容。在惠州我们看了几个企业，与传统国有企业的办法都不同了。高级经理到岗位上，就必须持一部分企业的股份。这和上海和山东等地的经验是一致的，基本经验就是不能让经理白白分企业的股权，而是必须买。没有足够的钱，就通过融资，让经理先对公司负一个债务，将来靠分红所得还贷，真正获得相应的股权。什么是顺德讲的贴身经营？就是要让掌握企业控制权的经理与公司有资本纽带，没有资本纽带，多数人都会有短期行为，使成本最大化。我想这个道理已经只剩一层窗户纸了，一捅就破。与其在那里人为发明国有企业走出困境之道，不如好好总结实践经验，凡管用的就肯定下来。
没有好的公司体制，政府是退不出来的。在企业改制上，广东一定要想办法走到前头去，这件事情虽然有这个风险、那个风险，但一定是收益大于支出。不要等上面开了口以后再来，等不来这一天的。先得从底下把它拱出来，做得通，方方面面都能接受，工人觉得好，企业觉得好，地方政府也觉得好，把它做通，然后再来一个事后承认主义，变成章程，变成地方性的法规，然后再变成全国的制度。这一步一定要跨出去，否则政府退出市场是退不出来的。企业没有利润动机，以成本最大化为目标，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
企业的体制搞对头以后，启动市场、开发市场的主体就是企业，而不是政府。过去一讲公司就讲制造业，现在看来，这个观念要大大突破才行。现在看，企业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开发市场。制造业里所有名牌公司，科龙、联想、海尔等，第一个本事是做市场。这次我们看到惠州的办法是先通过几个骨干公司做营销网络，开发市场，创品牌，然后再去扩张制造业。制造业生产能力现在很过剩，而关于怎么搞制造业的知识，至少在几个三角洲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普及程度非常高。问题是没有订单。1996年回国第一个看的公司是济南的小鸭圣吉奥，当时他们讲一个生产工人，就有07个市场推销人员。完全改变了传统工厂的概念。管理庞大的营销网络，开发市场，比制造业的管理还重要。就是市场网络为王，你有营销能力，所有制造业企业都要跟你谈。联想的经验并不是掌握可以与硅谷竞争的高科技，而是首先靠手里有一个高科技产品的营销网络。先帮你卖东西，挑好的卖，落下一个好的销售网络。有了这个网络，名牌厂家就只好找你谈判，跟你合资，最后就有实力上自己品牌的产品。TCL的经验就是市场能力领先。他们有6500个生产工人，6500个销售人员。如何管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6 500个市场营销人员，比车间管理难得多。TCL 1999年前6个月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10％，其中65%做农村市场。你要是听主管市场的袁总讲，他可以把市场一层一层讲下去。讲到村庄推销，他讲他们重视“村庄意见领袖”，就是对老乡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可不一定就是支部书记，往往是镇上的修理工，因为他老修，知道返修率，他说哪个牌子好，哪个不好，对农民的影响很大。珠江三角洲加工业能力大，市场销售是大问题。过去一部分靠港商和台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恐怕要更多靠内销能力。作为企业行为的市场营销、市场开发，不仅是当前启动市场的大问题，也是今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工业的大问题。
1999年8月5日
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
在中小企业还不可能一步迈进“高级”资本市场时，需要“底层”资本市场的“关照”、挑选和“试错”。因此，分级的资本市场是获得企业规模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政府最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清理并关闭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是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事件。本文在简要分析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利弊的基础上，依据淄博市场的经验探讨存利去弊的条件，在估计了执行“清理关闭”政策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之后，提出“清理整顿，择优升级，设立并逐步开放全国性的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的建议。
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现状
我国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产物。虽然国家至今没有正式法规，但全国已经出现一批交易股权的市场。这些市场绝大多数由地方政府正式或非正式批准设立。据调查时请业内人士估计的结果，目前将企业股权公开挂牌交易的“市场”在全国约有十几个，分布在沈阳、鞍山、大连、天津、淄博、青岛、济南、武汉、无锡、杭州、义乌、温州、乐山、南宁、宜昌、珠海等城市。在这些市场上“挂牌”的企业共有300余家，基本是国有的“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中的“大企业”。在这些市场上的“会员”共约300家，拥有股民约500万。此外，各地还有一些在“产权交易”名义下进行的股权交易活动，这些交易活动有的形成市场，有的尚没有成市，总的范围和规模没有准确估计数据。
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存在有利有弊。最主要的利是：为我国中小企业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同时增加我国居民和其他投资人的投资选择。这类场外交易最主要的弊是：这类市场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力量的控制和切割，容易脱离各地的实际经济条件一哄而起，使中央金融当局难以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一旦发生金融风潮，有可能危及一地或数地的社会经济稳定。
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
中小企业构成我国企业群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和出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中小企业当中，以下三个类别值得特别的重视：（1）大型和较大型非国有企业中率先实行股份制改制的企业；（2）执行“抓大放小”方针后在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的中小国有企业；（3）成长迅速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这三类企业中的佼佼者，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先锋部队。这批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不但在当前经济生活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是未来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的可靠后备资源。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小企业都是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近期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使中小企业靠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由于中小企业活力的基础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淘汰，所以并不能有效保证银行债权的安全。许多国家的经验是共同的：除非政府的政策性支持，追求稳健经营的商业银行通常不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我国银行初步的商业化改革，已经显示商业银行的贷款向“大行业、大企业”倾斜的倾向。目前我国并没有一家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政策性银行。因此，中小企业不可能以银行为主要融资渠道。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1%，其中银行负债仅占总资产的19%；同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4%，其中银行负债至少占60%。与大企业相比较，中小企业更多地依靠非银行融资已经是一个现实的趋势。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风险较高，但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和创汇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的中小企业，究竟从何处融资？从市场经济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以社区或地方信用机构提供的贷款为辅。其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资本来源靠民间集资入股，股权直接分红得益，没有也不必经过股权市场的交易。但是，中小企业中的“顶尖”企业，即被市场证明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优秀企业，却需要并可能面向市场发行一部分可流通的企业债券和股票。一方面，如果不利用资本市场，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难以成长壮大；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中小企业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可以向投资人提供一个新的、有足够竞争潜力的投资机会。
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市场是分级的。在美国，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国家级”上市企业的证券，区域性证券交易所交易“次级企业”的上市债券、股票，而那些“未经注册的交易所”交易更次级企业的证券。在交易所之外，有各种“场外交易”非集中地交易未上市企业证券或上市证券。这表明，美国资本市场的分层结构对应于不同规模企业不同的融资成本和风险。看似“垂直”的资本市场等级，其实是将直接融资的识别风险分散配置的一种机制。在中小企业还不可能一步迈进“高级”资本市场时，需要“底层”资本市场的“关照”、挑选和“试错”。因此，分级的资本市场是获得企业规模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自己的经验也表明，资本市场的分层结构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第一，目前在上述各地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上柜”交易的股票，差不多都是地方性中小企业的股票。第二，在沪、深两个交易所设立六七年后，政府才有可能“构想”通过沪、深两市为国有大企业直接融资。第三，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在沪、深市场急速扩张之后，不但没有萎缩，反而越发“热门”起来。这表明，不同“级别”的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各有其适用范围和服务功能。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难以互相替代，却可以互相补充。由于中小企业在我国具有远比在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需要比发达国家规模更大、形式更多样完备的场外交易市场。场外交易可以提供进入门槛和费用较低的直接融资服务，对于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十分必要的。
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风险的根源
当前我国各地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有其内生的弊端。最主要的问题是，这类市场容易受到行政力量的控制和切割。在“政企不分”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常常会将发展经济的合理要求歪曲地表现出来，特别容易引发以下两大问题：第一，脱离各地实际的企业基础和金融条件，攀比“开市”；第二，股权交易受行政力量的控制和切割，导致市场行为的扭曲。以上两大问题交互发生作用，使中央和地方的金融当局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随时发生地方性股权交易丑闻或风潮，危及地方和区域的金融秩序。
概括起来，一方面，直接融资是我国中小企业日益不可或缺的融资通道，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政企不分”、以行政权力干扰交易，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里难以立刻治愈的痼疾。现在要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可以存利去弊？
存利去弊：以淄博经验为例
在目前多个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之中，山东省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ZBSTAQ，以下简称“淄博报价系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研究淄博市场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分析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使我国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存利去弊。
淄博市场的基础是该地乡镇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超前改革试验。国务院于1988年确定周村区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批准在“乡镇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制”的主题下试验“保护股份合作制的股权”和“乡镇企业股票的社会发行和转移办法”。1991年2月，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等5个中央部门联合考察周村试验区，提出将试验重点转向改制企业的股权流转，为此将试验区的范围扩展到淄博全市。1992年11月，为了我国乡镇企业第一批持股公众的投资安全，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9家全国性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有效地支持了淄博乡镇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并为淄博中小企业的股权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1993年9月，在国家证监会、体改委、人行总行等部门的关心下，按照“电脑联网、终端委托、集中竞价、分级清算、无场化交易”原则设计的“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ZBSTAQ）正式开通。
淄博经验主要有三条。第一，股权交易为企业的改制和发展服务，企业、基金和报价系统互相促进；第二，把中央有关部门、专业研究力量和地方政企各界的努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参照国际经验，立足本国现实，精心设计和操作，奠定超越一时一地短期利益的市场制度、组织和程序；第三，以严格的监管来确保交易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积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市场“名声”。淄博的经验证明，我国有能力逐步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现代化的场外交易。
淄博股权交易试验的成功，刺激各地仿照设立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为避免一哄而上的股权交易市场因为规矩不严而坏了整个股权交易的名声，淄博市人民政府于1996年7月正式要求由国家证监会直接管理淄博系统。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能够上达。现在看来，如果适时以权威方式明确淄博市场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市场，而是国家设在地方的一个为制定全国性政策服务的试验性市场，并进一步确定由国家证监会直接监管，就有可能遏制各地一哄而起攀比开市。这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
在讨论淄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处理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的问题上，是能够存利去弊的。如上文所述，“利”就是股权交易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事关国民经济全局；“弊”源于场外交易的“地方性”，容易造成一哄而起和监管失控，引发地方的或区域的金融风潮。因此，存利去弊的对策就是消除场外交易的“地方性”，代之以“全国性的现代化的场外交易市场”。
这个建议的要点如下：
第一，按照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清理整顿全部现有的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由国家证监会组织各地市场和券商，按照企业基础、市场运转秩序和操作水平等标准，对现有的十几个市场和有关券商作出考核和分类。
第二，在《证券法》中确定我国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的基本形式为“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并制定和通过相应的管理细则。
第三，以清理整顿中鉴别出来的甲类市场和券商为骨干，组织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协会，制定自律性的章程和会员资格，设计全国性的自动报价系统。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协会及其自动报价系统由证监会设立专门监管部门依法监管。
第四，我国证券交易协会自动报价系统的立法和组织框架的设计都是全国性的，但系统可以逐步开放，逐步扩展。成熟一个，开放一个。可以考虑首先开放一个达到最低必要规模的交易网，进行试运行。以后经协会初审、证监会批准，按照企业和市场的需要与可能（而不是按照行政区划或等级）分步扩展，渐进地完成全国性布局。
1999年11月
哈尔滨不相信眼泪
本文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采访稿，文字经作者订正。
这一代下岗的人给以后的人们、给现在还很年轻的人一个什么信号？它告诉年青一代劳动力：铁饭碗是靠不住的，而且如果端上铁饭碗，过了几十年没准还是麻烦，因为你退不出来了。现在的年轻人必须对自己的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靠进入一个等级、获得一种身份，就可以终生无忧了。
河东河西各有道理
记者：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国企改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人员太多，如果改革步子迈大了，下岗工人增多了，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您二位如何看这个观点？
汪丁丁：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其仁第一次见面，他提出的改革的两个观点就很有见解，一个是非国有经济市场半径太小，另一个就是国有部门的工人问题。因此，工人下岗与国企改革的关系问题，在十多年后又被重新提出来了。实际上，我们现在社会上广泛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年以前，有人在研究微观机制再构造时早已经提出来了。
周其仁：工人下岗现象最厉害的是东北地区，但最近有一些调查和报道，发现当地提出的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管用了。所谓第二战场战略就是指国有经济的问题不能都在国有经济的框架内解决，完全靠国有经济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因此必须发展非国有的部门；同时，根本改革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前一段时间，哈尔滨工人大量下岗，走进“贫困”状态，但总得找办法。原来苏联有一部电影名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道理很简单，相信眼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现在哈尔滨也不相信眼泪，而是积极开辟第二战场。由此，我们必须彻底想清楚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把哈尔滨和温州作个比较。温州因为当年地处前线，什么国家大项目也没有，国家投资很少，国企也少。而“一五”时期的156个项目以及国家以后的投资很多都放在了东北，这在当时给当地的个人和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东北许多人一下就成了光荣的工人阶级。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再看看这两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大差别。这是个很好的比较案例。它告诉我们，靠国家行为，而不是市场竞争中的企业行为来发展经济，到了一定时候就不行了，再没有后劲了。如果再想在国有经济的框架内解决问题，比如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政府扶持和倾斜政策等，是走不出来的。到最后还是要面对痛苦的现实，我们现在对工人的大规模下岗问题就是只能承认现实。1990年我在国外看国内的报道，当时强调要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政策倾斜，7年过去了，国企的现状还是令人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