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战后德国、日本的复兴，是美国援助的结果。可是研究表明，美国同样援助了拉丁美洲，而且援助拉美的程度，在早期要比援助欧洲、日本大得多。但是，拉美经济没有起来，德国和日本却很快起来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主要依靠两个国家优秀的企业家和工人。有了这个资源，再加一点物质流量进去，经济就起来了。
经济学家又进一步研究产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研究一个界定清楚的产权，对人、对人的行为、对人的预期有什么影响，进而怎样影响经济效益。无论人的受教育程度、受训练程度，无论是他掌握的科技、他拥有的创业精神、他的冒险精神和责任心，这些东西都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同样一个人，从数量上看都是人，但是他的状态、他的精神、他所拥有的知识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可能是1，可能是5，也可能是10。人身上所拥有的能力是真正的人力资本。人的这个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有些能力不仅来自后天的训练，也有天赋的成分。
人力资本产权形式非常特别，它只属于个人。其他资源通过国家政权基本上都可能得到，唯独人的能力是天下最麻烦的东西。要是它不启动，谁都没有办法。能力附属在一个人身上，天然就属于个人。你说这个机器、厂房，这个工厂，这个土地是公家的，但这个能力是他自己的。这一条在任何时代都没有改变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售货员，他就是不对顾客笑。他不按时来上班，你可以扣他，可以罚他，但这个笑你就没有办法，强制的笑比哭还难看。而笑在服务业中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它让顾客高兴，觉得花钱值得。所以说这是人力资源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天底下的东西都不要激励，一碰到人就有激励的问题。什么叫激励？就是他的目标跟你的目标能否一致。你外在的目标能不能转化为他的目标。你如果不能转化为他的目标，他把这个事情老看成是你的事情，那麻烦就大了，那他的能力就不启动、不有效启动或者不充分启动。经济中的很多麻烦都跟这个事情有关。各个国家竞争、比赛，比什么东西？就是比这个事情，就比什么经济体制能把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挖出来。
启动人力三法
从经验来看，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有多种办法，一种就是强迫。这通常对简单劳动起作用，但对复杂劳动不能够持久。因为谁来强迫强迫者呢？你派个监工去，那么监工又为什么好好干，监工身上的能力怎么能持久调动出来？然后你会说，我会派人去监督这个监工。一层层派下去，到最后还是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强制搞经济活动是断然不能持久的，否则应该是那些奴隶制国家发展得更好，因为它一直是靠强制的。第二种是靠热情，类似于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信仰的东西。它的作用有，但不够普遍。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套东西，也不能持久。当然，我们认同意识形态或者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企业文化。它的作用不单单是说服，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尊重。
调动人力资本更重要、更普遍、更持久的办法应该是交换。要让人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企业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你总要跟他换东西，而这种交换跟任何交换一样，都要遵循市场的法则。老板也好，经理也好，要调度职工的积极性，或者国家要调度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责任心，都要根据市场的原则来作交换，激励人的潜能发挥到极大的价值。
企业、公司是团队式的生产组织。团队性的生产是大家共同努力产生一个成果，这里包括了很多部门，从接线员到技术工人。所以对团队生产来说，员工更容易产生所谓“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团队生产计量不清楚，或者很难计量每个人的劳动和这个共同产品之间的关系，所谓多劳多得，就很难贯彻，有的人就会偷懒，因为谁都不知道每个环节对最终产品和产出的影响。这时要设置所谓的监督机制、计量机制，要测定每个部分、每个工作与最终产品的关系。大公司层层分解下去，往往难以测定某员工跟产品的关系、跟这个公司的市场占有份额的关系。因此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动力。这个动力机制就是剩余的利润索取权。这个剩余索取最终驱动整个公司的运作。这时管理已经跟剩余连在一起，跟利润连在一起了。
这种经济体制和那种经济体制之间最大的差别，是看能把人激励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企业的目标。所以激励实际上是找一套机制使得这两种目标能够一体化，或者最大限度地靠近。要增强管理，光引进国外的技术经验是没有用的，还要学习国外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不解决，办再多的学习班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管理者自己不想使用掌握的知识，不把他的能力发挥出来，企业就管理不好。
办好企业，办得有盈利，中国人不缺这个能力，不比其他人差，甚至可以说要比别的民族好一点。很多美国教授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一到海外就这么厉害？从历史上看，都是非常穷的农民，到了美国就开个洗衣房、饭店，就靠这个谋生。几年时间，他就起来了，买房，让孩子上名牌大学，第二代一出来就进到中产阶级去了，然后就形成新一代的中国城。什么道理？说明中国人有才能，至少不会比美国人差。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承认人的能力，是不是把好人挑到管理的位置上，然后又开足马力去启动他的能力。
我相信中国人不缺这个能力，问题是我们缺乏这个体制，能够把这类人选到这个位置上来，然后激励他。当然下一步你还得能管得住他，约束得住他。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激励不足。
激励企业家这种人力资本，不能仅仅靠工资，还应该让企业家分享利润。这个利润分享不是短期分享。关键是把分享利润的权利资本化，变成一种股权。
比尔?盖茨刚创业时，虽然从风险投资人那里找了一些早期投资，但钱很少。那么他如何吸引最有竞争力的人才？就是给你股权。早期到比尔?盖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他的工资比市场平均工资低15%—20%。但是他不欺负你，他给你公司的股权，以弥补这15%—20%。结果微软公司的资本以火箭速度增值。现在早期跟他合作的人都拥有千万元以上的家产。同样，当人们问雅虎公司总裁杨志远，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们怎么找到最好的人？他说我们找人不单单是靠工资，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都是公司老板的组成部分。
所以从体制上来说，不管是国有、集体，还是乡镇企业，管理者要跟利润挂钩。高级管理层做的决定会影响公司长期运转的资产质量和公司的市场竞争的定位，对利润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管理者分享利润，就会关心利润。这是投资人的福音。想要投资人放在企业里的投资有回报，就一定要让这个管理层好好工作，这是为什么分享利润的计划会如此普遍的原因。当然，分享多少要由市场决定。分享利润的权利也不能够短期化，对那些最核心、对公司最有影响的人员，他做的决定、行为对公司有长远影响，分享利润的权利要资本化，要股权化。股权化有两条途径，一条是要把过去的贡献折成股份，另一条是给他期股权。股东可以终身分红，也可以把这份股权出让。
归结起来说，企业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能够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把人力资本充分挖掘出来。否则，搞活企业就永远是空话。
1997年11月
能力定价和高科技产业
人是否乐意“调用”知识存量，更重要的，是否乐意学习，取决于社会对其拥有的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怎样定价。定价机制不简单，讲起来似乎只是钱、报酬方式和数量的斤斤计较，背后其实是完完整整的一部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本主义基础上从人权、产权到知识产权的现代文明史。
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有头脑的人。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是企业。因此研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策略，不能不研究有头脑的人和企业。本文讨论人和企业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市场和企业怎样为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的头脑定价，以有利于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充分的运用。
定价问题：一般商品和特别商品
北京人都知道大白菜的故事。大白菜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当时的政府很有理由地管制着大白菜的价格。管制的结果是，菜农不愿意供应低价白菜，而居民的“需求”又因为低价机制而毫无弹性。于是政府两头忙：一头要督促农民种够大白菜，另一头要组织低价大白菜在城市居民中的分配。后来开放了市场，允许价格反映大白菜的供需形势，价格就开始发挥所谓的资源配置功能。现在，政府再也无须为大白菜忙活了。这个故事说明，定价机制被歪曲，连大白菜都会供不应求。
改革二十多年，关于价格机制对一般商品供求的调节作用，大家的认识似乎一致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特别商品，比如所谓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油料、棉花，能不能放开由市场价格自由调节，政府和许多经济学家的意见还不那么一致。至于更特别的一些商品，比如货币（其价格是利率），能不能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供求，人们的认识就更有分歧了。但是，今天的政府和中央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主动利用利率杠杆，也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最后一类特别的商品，是否可以由市场价格调节其供求，各方的认识分歧更大。这类商品，包括本文讨论的人的能力，或者说人的头脑。困难的问题，首先还不在于应不应该运用价格机制为这些资源定价，而在于：（1）这些特别的“资源”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商品；（2）市场和企业怎样为这些特别商品定价；（3）这些稀缺资源被正确定价之后，社会能不能接受。
本文集中讨论这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根据大白菜的经验，只要解决好怎样定价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最后是可以解决的。
对“能力”定价：重要性何在？
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人。但是，人可不是一个被动地“存放”或“保管”知识和技术的“场所”。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应用于经济过程，以及这种应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1）能力，即综合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创造性组合或发挥的本事；（2）意愿，就是我们的这位知识和技术的主人是否乐意“调用”其知识存量。
人的意愿是知识和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的十分重要的因素。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具有自主意志的个人。这一点，把知识财富与任何其他物质财富区别了开来。物质财富可以“随便拿走”，但是“臭老九”掌握的知识财富可是拿不走的。他不乐意“调用”，任你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这是知识分子问题麻烦的全部根源所在。当然如果社会制度足够野蛮，也可以“蓄人为奴”。但是根据巴泽尔的研究，即便在奴隶制下，法权上成为奴隶人身主人的奴隶主，也无法做到在奴隶不乐意的条件下，像享用自己的物质财富一样，“享用”“自己的”奴隶的劳动。恩格斯的著作中提到过的罗马时代那些聪明的奴隶在事实上支配着愚笨的奴隶主，现在看来并不是特别费解的事情。
人是否乐意“调用”知识存量，更重要的，是否乐意学习（即主动增加知识存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是社会对其拥有的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怎样定价。定价机制对头，人就乐意去“启动”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并变成经济增长的增量；反之，他不但不生产，还可以“反生产”。这样看来，所谓对人的头脑定价，就是对人的能力定价。对人的能力定价的重要性，完全在于历史已经证明，靠强制和威胁是没有办法动员“能力”资源的。仅仅靠说服（或宗教情怀或意识形态），既不充分，也不可能持久。必须研究的，是平等交易。基本问题是：你在多大程度上启动你的能力资源，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给你回报。平等交易，就要定价机制。所以定价机制不简单，讲起来似乎只是钱、报酬方式和数量的斤斤计较，背后其实是完完整整的一部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本主义基础上从人权、产权到知识产权的现代文明史。
回到大白菜。政府人为压低大白菜的价格，本质上不是“看轻”大白菜，而是“看轻”生产大白菜的人——北京菜农——的“能力和努力”。你看轻了，人家的“能力和努力”就不充分“供应”，结果就是任你用尽什么办法，还是达不到大白菜满足供应。
高科技、低科技，在这一点上道理是相通的。原则上，真正懂得“低科技”的大白菜供求之道的，也应该懂得“高科技”的发展之道。不过，“高科技”依托的能力定价问题有一些特别，需要作一些特别的探讨。
“能力租”
“能力”资源，作为一种要素投放到市场，有一些特别的经济性质值得注意。限于篇幅，本节只讨论其中的一个特点。这就是，生产“能力”的“成本”与“能力产品”的关系非常难以确定。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流行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通常把“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市场知识的存量”（Rosen,1977,1986），看做是一种未来收入的源泉。更一般的，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以教育、培训和扫盲为基础的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看做是“生产”人力资本的结果（Schultz, 1961，1975）。由于这样的认识，社会用于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投资，就可以在收益率方面同用于非人力资本的投资相比较。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个直接可观察的事实是，同样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资，可以“生产”出不尽相同的、在某些方面差距甚大的“能力结果”。同等学力的学生，日后的能力差异颇大。一些低学历的“天才”，在经济增长中表现得能力非凡。反过来，部分高学历者，虽然投入的成本很高，但终其一生，既没有重大的创造和发明，也没有惊世骇俗的企业家才能。这可以说明，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之间，并没有线性的关系。这对于习惯于“成本定价”思维模式的人来讲，要按照“能力”的“生产成本”来为能力定价，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越是“高科技”，越是“知识含量密集”的地方，简言之，对转化已有知识的创造性要求越高的领域，生产能力的“成本”与“产出结果”的关系越难以确定。成本定价法，例如按照学历定薪资和待遇，就越是错误百出。
比较相近的，能力资源有点像矿产资源。我们可以根据矿产的稀缺性和矿产的品位定价，但无从探究和比较不同矿产的“生产成本”，因为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矿产的全部生产成本。如果说矿产对于人类经济社会，是自然所赠的礼物，那么那些杰出的头脑，就是文化历史所赠的礼品了。在经济学上严格一点，与其说为能力资源确定一种价格，不如说决定一种能力资源的“租”（rent）。关于“租”的经济学告诉我们，成本对于确定租的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产权强度。
测度“能力”的困难
能力资源是无形的，因此直接为能力定价（租），首先要遇到测度的困难。矿产在物理上有形，甚至油气田都是如此。但是“能力”无形，于是带来无法直接测度（或者直接测度的成本太高）的困难。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凡是涉及对人的能力和努力的测度，问题就比较复杂。由于经济产出品常常是许多要素综合投入的共同结果，要测度能力的贡献份额，就更加困难。其实，许多经济制度安排就是为了解决测度困难而生的。例如计件工资合同，就是通过计量产出品数量来测度工人的能力和努力。计时工资合同，则通过计量工作时间来测度工人的能力和努力。显见的事实是，任何间接的测度办法都会有误差，因为无论产出品数量和劳动时间，都不足以完全准确地反映能力和努力的投入。因此，在任何一种市场性的合约中，总有一些“公共域”（public domain）问题存在。就是说，总有一些误差带来的实际利益，落在一些力量的控制中。
对一般工人的能力和努力的测度误差，带来的后果也许并不严重。但是，在高科技产业中，如果对以下两种能力的测度带来了误差，从而引起能力和努力的供给不足，那么发展高科技，就差不多成为南辕北辙的事情了。
这两种能力，一种是技术创新，一种是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市场盈利能力的企业家才能。我们首先分析，为什么这两种能力的测度误差常常很大，主要是因为：
第一，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能力，由市场的长期竞争来检验。
第二，技术和市场的创新能力的间接测度指标，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例如利润指标。
第三，综合性的间接测度指标，反映的是众多投入要素的共同结果，因此发明家和企业家能力的贡献份额，难以独立考核。
第四，这些考核的困难，带来了对经济制度安排的挑战。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仅仅运用工薪报酬制度，没有办法激励技术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有效供给。
为什么股权安排是重要的
正是创新对经济产出流的持久的决定性影响，要求在薪资制以外，以企业的股权来作为对重大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才能定价的基本经济制度。
薪资制的经济特点是事先的“合同性收入”。当企业与员工签订薪资合约的时候，通常包含着一个确定性的承诺。因此，当员工一方完成合约规定的工作义务的时候，企业不论总的经营成效如何，都必须按照合约支付薪资，即使在企业破产的时候，也要首先支付拖欠的薪资。换言之，薪资的领取人对企业的存亡并不负有责任。这类薪资合同，适用于经济行为影响企业成本，并仅仅影响企业成本的主体。
但是股权安排完全不同。首先，它不包含一个确定性的承诺。股权的回报是红利，也就是企业支付了全部确定性承诺后的剩余。有剩余，股东可以分享；但没有剩余，股东也必须“扛着”，直至承受破产的风险。其次，股权不是短期安排，而是与企业生命周期同样长的制度安排。股权是不可退、只可转的制度安排，这保证了持股人的经济行为与企业持久地连在一起。
不难理解，为什么要考虑技术创新人和企业家的股份安排。道理很简单：技术和市场创新的行为，影响的是企业的长远的、不确定的未来结果。对于行为影响长远而影响的方向又不确定的行为主体，仅仅给予短期的、确定性的激励制度安排，必定会发生经济学家们叫做“激励不相容”的后果。股权分享是给发明家和企业家能力定价的主要制度，回避这一点，发展我国高科技产业最主要的资源就会供给不足，正如当年定价机制的错误，导致大白菜的供不应求一样。
理解当代的实践
对于利润分享、认股权、管理层收购（MBO）以及风险资本等，直到对硅谷的优秀头脑大下其注的当代西方企业制度和高科技经济体制的实践，我们有必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对于国内的探索，包括公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经理持股、各类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经验，我们更要下工夫研究实践的合理性和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的判断是，政府根本无须“发明”什么高明的办法，只要顺应时势，在中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并在与社会各方充分的信息交流中推进有关立法，就可以完成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推进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1989年9月16日
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
学生考试作弊、真文凭贬值、假文凭泛滥，这些现象，在我看来，都与“学生质量考核”有关。问题的重点，不是学生为什么想作弊，以及为什么有人居然敢用假文凭。问题的重点是，那些防止考核学生质量出错的机制，为什么大面积失灵？
报纸报道，时下学生考试作弊、假文凭泛滥愈演愈烈，有成为潮流之势。怎样解释这些“有辱斯文”的现象呢？想来想去，这件事情不简单。因此选择“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作为寻找合理解释的入手之处。
特别困难的考核
大体而言，知识是可以分类的。学校里传授的知识是所谓“一般性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于那些特殊的知识或技能。特殊知识可以通过“专利”或“商业秘密”来界定其权利，并加以保护以利于交易。那么，一般性知识靠什么来保护呢？张五常为此提出过一个理论，要点是一般性知识可以自我保护，因为想要获得一般性知识的人，必须花费工夫“学习”。
学习的各种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就构成获取一般性知识的“代价”。比如中学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外文，教科书可以用版权来保护，但是课堂讲授和基础训练，并没有专利保护，正如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教的各门专业知识也不设专利保护一样。但是，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掌握一般性知识的便捷之道，不是买本教科书自学成才，而是经过学校教育。有趣的是，学校里的知识既不可能直接买到手，也不可能立马“偷”到手。无论是谁，真正要得到这些知识都必须下工夫“学习”。除了支付学习的经济代价之外，学生还必须花费“求知的努力”。读书人都知道“十年寒窗苦”的意思，可不单单指节衣缩食而已。
但是，学生经过学校教育项目之后，究竟掌握了多少一般性知识，非常难以识别和鉴定。一个原因是，一般性知识是所有“直接有用”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对其“上层”的“有用性”和贡献程度，难以确认。我们不妨随便问一位“成功人士”，当年读没读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或者有没有用方程式算过“鸡兔同笼”？要是得到肯定的回答，我们不妨再深究一个问题：当年熟读“木兰词”或算得出同笼鸡兔脚丫子的总数，与日后的“成功”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妨扪心自问。拿我自己为例，当年高声诵读的“金戈铁马入梦来”，对于今天在大学教书领薪水，究竟有多大的用处和贡献呢？
答案是没有直接的用处和贡献。但是，从间接意义上看，一般性知识的用处和贡献又无所不在。古典诗文对于文字操纵能力的培养，应该无人否认的吧？而文字操纵能力，差不多又是一切其他知识的基础。至于韵律之中的美感及其对于性情的陶冶之功，那就是无论你从事什么行当，都可以受用无穷的。“大人”也许一辈子不再计算鸡兔同笼，但是由此培养而得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却让他们终身受益。难题在于，直接有用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比较容易检验和识别，而直接“没有用”的一般性知识，其有用性就难以检验和识别。由此，掌握一般性知识的程度，也就难以评判，本文所谓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就是这样来的。
考核出错的学问
其实，考核任何物品的品质都有困难。“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尝。”这当然管用，但差不多只能对付最简单的品质考核。复杂的呢？彩电的质量如何，当然你可以亲眼看一看，但是你看到的“那一片刻”的质量，究竟可以维持多久？更复杂一点，考核钻石首饰的真伪，莫非“你就得亲手砸一砸”？巴泽尔分析过市场里考核不同产品品质的方法，他的结论是，考核品质总是要破费的，而“考核费用”在不同商品市场里有极其不同的分摊模式。卖西瓜的可以让你尝一尝，“不甜不要”。那一点考核费用，其实摊入西瓜卖价，由全体买瓜者支付。要是西瓜的滋味实在太差，人们屡尝而不买，那个倒霉的卖家只好兜底了。也因为如此，卖瓜者多少总要为提高他自己识别西瓜品质的能力而投点资，保证进货的品质，降低兜底的风险，减少考核成本。
但是，西瓜交易中考核成本的分摊模式，却不能适用于所有商品。你要知道龙虾的滋味，一般是要由你付费才能“亲口尝一尝龙虾的滋味”。作为耐用消费品的家电，其考核费用在卖方市场上主要由买方支付，而在买方市场上就更多地由卖家承担。张瑞敏砸冰箱以及这个“故事”被天下都知道，可不是免费的事情。市场竞争迫使生产商“实行三包”并对品牌投资，其实是在“一种产品的品质需要长期考核”的行业里，分摊考核费用的具体模式而已。名牌瓜子并不能比非名牌瓜子多卖几个钱，那是因为考核瓜子品质的费用比较低。但是名牌珠宝就全然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名牌珠宝商的信誉要长期“投资”，直到市场相信，品牌珠宝商不但聘得起一流的珠宝专家帮助顾客考核珠宝的品质，而且其专家系统绝不会因为短期的利益而贱卖名声、指鹿为马。
巴泽尔的工作，告诉我们以下几点。第一，产品的品质越难以直接检验和识别，分摊考核费用的模式就越复杂。第二，为了有效地考核品质并降低考核成本，需要各种各样的（考核）专家系统。第三，考核是容易出错的，为了减少考核出错，包括专家考核的出错，社会还需要投资于一些特别的组织、机制和制度。让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不能有效地减少考核出错，产品品质的生产过程就一定要受到连带影响。根据以上“预备知识”，我们可以来讨论学生考试作弊、真文凭贬值、假文凭泛滥等现象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现象都与“学生质量考核”有关。问题的重点，不是学生为什么想作弊，以及为什么有人居然敢用假文凭。这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面，不可能从中产生合理的解释。问题的重点是，那些防止考核学生质量出错的机制，为什么大面积失灵？让我们直指“教育专家系统”本身，研究考核成本的分摊模式，然后发现每个环节发生考核出错的原因。
2000年11月29日
教育专家系统的可靠性
国有教育体制的“亏损”不是反映在财务账面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质量上，反映在学校名牌、教职和文凭的贬值上。无论如何，没有可靠的教师和学校，要指望由“学官”来解决考核学生质量的难题，是靠不住的。
教育考核靠专家
我们曾经谈到，由于学校“产出”掌握基础知识的学生，可是学生拥有基础知识的质量又难以被考核，因此，教育专家系统不可或缺。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专门“游教”办学，应该是教育分工能够很早完成的一个经验证明。不过，传统教育家一面“生产”可以教学生的知识，一面又“评价”学生掌握知识的质量。这样一个“自产自评”的专家系统，靠什么保证可靠性呢？
孔夫子是被尊为“圣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能够自律，绝不会将考核学生的评价权廉价地出售，也不会因为控制了“评价标准”就轻而易举地减少教育努力的付出。但是，靠圣人办学的规模总是非常小的。等到教育成为普遍的“行业”，就需要教育专家系统发生更复杂的分工，演化出种种机制来分担考核学生质量的费用，减少考核出错。
一个教育专家系统，其实是蛮复杂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多少“有关方面”参与考核学生质量之事？教师、学校、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社会舆论，以及聘用学生的个人和机构。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即便这样一个“多环节”的专家系统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局面，实际上还需要许多其他“看不见”的组织和机制来支援。
第一环节是教师。老师的功能可不是单单教书，而且要负责考核学生。教育的一项有趣的性质，就是“教的”与“学到的”不是一回事。自古以来，同级同科的学生们，不会因为缴纳了同样的学费、用了同样的课本、上同一位老师的课，就“学到了”同样的知识。学生个人的努力、勤奋、悟性和灵气，对于知识资本的积累从来就有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自孔夫子以来，老师光“教书”是不行的，还要负责为学生究竟掌握了多少知识或技能“打分”。老师因此成为考核学生质量的第一颗“定盘的星”。
不过，老师的考核是可能“出错”的。专业水平不够，自己肚子里的那杆秤就是错的，拿来量学生，怎么能不“出错”？另外一种情况，亲近的学生，错了也算对；不亲近的，再对也算错。那就是职业道德方面的出错了。为了防止老师的考核出错，有许多传统的机制。比如，“老师资格”的获得，要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各种专业教师协会，一方面组织教师的知识更新，一方面提供“同行评议”；同学、家长和社会各界对于老师的操守，有非正式的“口碑”和正式的评价机制，等等。但是，这些都是辅助性的措施。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是完全靠“评议”来选北大教授，怕无缘取得“兼容并包”、广招天下怪才的成就吧？靠同学或舆论来评老师，也不一定靠得住。要是多数人偏偏“欣赏”那些要求不严、“分数放箭”的好好先生，如何是好？慧眼不识英雄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像1991年香港大学的学生们把张五常“选”为“最劣教授”的事情，难道不是一个教训？
另外，一位教师是不是很好地履行考核责任，也是很难加以识别的。但是，教师“打分数”、“下评语”的大权在握，什么人有资格使用这个“权”？有什么激励机制和制衡机制防止老师考核出错？这一套问题，丝毫不易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比较“经济性”的问题是，要有较高的老师考核质量，首先要有较高的教师质量。为此至少要给教师的质量定一个合适的价吧？谢泳在他那篇《过去的教授》的出色文章里引证：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教授，月收入300—400元，最高500元还加一幢新住宅，讲师120—200元，助教80—140元，一般职员30—100元，工人9—25元。我想当年的梅贻琦不会没有预算的压力，他开出来这个价，总是觉得非如此不能聘到一流人才来清华任教。有了这个价码，当清华教授的竞争才能达到一定的激烈程度：没有当上教授的，争而当之的经济意义明了；当上教授的，一旦被发现出错的经济代价也一目了然。我的看法，无论几百元，给教授的薪水里都应该包含了教授考核学生质量这样非常难以监督的工作努力的市值。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教师个人的人力资本（包括名声）的产权得到充分承认，而教师人力资本的产权是学校聘请教师合约的一个基础。
要是教师人力资本的产权残缺严重，知识不值钱，名声不值钱，那么这位教师履行考核学生质量的职责就只好凭“良心”了。但是，当一个社会形成这样的风气，宁愿把资源花费在贿赂考官上，而不愿用来提高教师所得的时候，教师要维持“良心”的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这种情形下，考核学生质量的教师环节，从制度来分析就靠不住了。有关报道中讲的那位监考先生眼看大量考场作弊不闻不问，甚至参与策划并提供方便和保护。人们当然应该谴责这位监考先生的失责和败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该问一问：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为监考先生们的不失责、不败德付出一份相应的费用？
防止老师考核出错的“企业”
教师环节“失守”，考核学生质量的责任就向学校转移。学校，应该是防止老师考核出错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我想过学校制普行天下，而“教师个体户”在古今中外都没有经得住“生存检验”的原因。我的理解，除了其他方面的规模效应之外，“防止个别教师考核出错”，应该是学校制度胜出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学校，就相当于市场里的企业。聘任什么样的教师、怎样组织教学、如何激励并监督教师行为、校正教师可能的考核出错，都是学校的责任。自古以来，学校讲究牌子可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校品牌的主要市值，是保证对学生的考核出错最小，从而节约社会挑选学生的信息成本。
悖论在于，学校发出不实文凭和假成绩，在短期内可以提高高考升学率、就业率甚至“出售文凭和成绩单的所得”。只有从长期看，才可能对学校的名声产生坏的影响。这里所谓的长期，就是不实文凭和假成绩被发现的期限。由于基础知识的质量识别非常困难，学校培养的人才究竟是不是实至名归，那是要经过多少年以后才能被市场“看”明白。“百年树人”，是有道理的。否则天下名校中最负盛名者，为什么不足百年的几乎没有？这就是说，教育品牌的形成比起一般商品的品牌，需要更长的时间。
因此，学校必须有足够的动力关心其长期名声，才能顶住增发不实文凭和假成绩等短期获利的诱惑。但是，学校为什么要关心长期名望？想来想去，“学校本位”是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好学校像一家好公司一样，必须是一个长期的合约，通过长期行为才能积累声誉、培养传统。如果学校本位体制被打破，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学校代理人的产生不是基于学校本位和学校传统，而是变成通常的行政官僚的任命，谁有足够的动力来对“学校”的长期行为负责？相反，学校代理人通过自己手中的廉价投票权，“崽卖爷田不心疼” （在这里可能是“爷卖崽田”），牟取当期收益，不是更为顺理成章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是重建学校本位。我的记忆里，上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学校本位”问题，如同20年前经济学家蒋一韦呼吁“企业本位”一样。问题是，有谁在听吗？
学校“失守”，那就由“管学校”的政府教育行政机构来负责考核学生质量吧。事实上，现在各地报道的考场作弊和其他环节的作弊案件，恰恰多发生在教育行政机关直接管辖的范围内（考场一般设在学校，但由教育行政机构直接管理）。这提醒我们研究，教育行政机关是否适合充当学生质量的考核者。我是到了北大任教，才知道连北京大学的学生文凭也是要盖了国家教委的官印才算“正式”这回子事的。可是，国家教委怎么可能考核北大的学生呢？教委的公务员们就是全心全意，也不懂那么多专业；就是懂全部专业，也忙活不过来。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事权分离”：所有教育事务的审批权力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但“具体事情”还是要学校和教师来做。这基本上就是最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了。所不同的是，国有教育体制的“亏损”不是反映在财务账面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质量上，反映在学校名牌、教职和文凭的贬值上。无论如何，没有可靠的教师和学校，要指望由“学官”来解决考核学生质量的难题，靠不住的。
用人方的考核
现在，考核学生质量的重任就全部落到“用人单位”一方的肩上。“用人单位”对于所要用的专门人力资本，应该具有更多的专家经验。但是，对于支撑应用专门知识的一般性知识或全面性的素质，用人单位的专家经验就不一定够用。因此，在一个成熟的知识市场里，学校教师的专家经验和“用人单位”的专家经验，在识别学生质量时是分工合作的。IBM到名校去挑尖子学生，然后再通过公司的培训和考核。到了我们这里，“上游生产过程”在考核学生质量方面的节节败退，“用人单位”就十分吃紧啦。学校“文凭”和成绩单不能提供可靠的识别功能，要挑选能力更强的学生，就只好由用人单位来支付几乎全部的信息费用了。现在办学机构要筹经费，希望公司商号解囊协助，不能如意，以为问题在于中国缺乏对于教育捐款的免税制度。我的看法，问题没有如此简单。哈佛大学每年得到的巨额赠款，其中一部分就是用来保持哈佛名声的。你要问哈佛的名声对捐款者有何用？我想至少其中一个用途是，“用人单位”可以节省挑选学生的成本。“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可不是用来说说玩的。
当然，“用人单位”究竟是不是真正要挑能力更强的人？我的看法，大量“公家的”地方并不真正在意选用人的本事。比较听话一点，报上“好看”一点，是不是关系户以及能不能搞关系，可能占据更大的权重。这等劣质需求，日复一日刺激劣质供给。面对“滥用文凭”潮流，公家“用人单位”的人事政策恐怕要负相当责任。报载前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贪污被枪毙的那位胡长清，生前雇人购买了伪造的假文凭，不知道那张“文凭”对于他走上高位起过什么作用。胡某就地正法已经多日，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谁对这样的臭事负责。相比之下，学生考场作弊应该还算好一点吧。只是亏了那些真正下苦工夫读书的考生了。作弊可以“中举”，假文凭可以谋职，苦读寒窗的岂不是都成了傻瓜？
两木难撑天下
好了。考核学生质量的专家系统的可靠性，现在差不多就剩下两个支撑点。其一，那些受到市场竞争压力要对挑选人才承担最后责任的“用人单位”，希望挑选到真正能力强的学生，并为此承担考核费用。其二，残存的好的学校传统和教师的“良心”（心理上的传统）。但是，靠这两点是否敌得过假文凭泛滥之潮流？看来蛮困难的。特别的困难是：用人单位面对的是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而大量中间环节的学生质量考核，特别是中考、大考这样被看做“一考定终身”的环节，“用人单位”的作用就不管用了。因此，高考考场里发生的问题，不是“严加监管”就可以解决的。好比把树砍了，把草皮也挖光了，水土流失一旦发生，只靠修坝就不一定管用了。治本之策，是政府退出直接的学生考核过程，把精力集中到界定学校本位和教师产权上，同时开放办学的市场竞争。无论如何，考试作弊、真文凭贬值而假文凭泛滥的地方，就是GNP每年翻番也不好自称现代化的。
2000年12月3日
第二部分：研究企业家
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因为它常常导致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质量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很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成的。最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逼得你非学不可。
景气低迷，是目前许多厂家面对的一个现实。本文试图提出，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题目从何谈起？我想还是先从几个故事开始。
故事里面大有学问
第一个故事是冰箱的门。冰箱原来都有个门把——鼓出来的那么一个物件。但是你现在到商场里看，大部分冰箱的门都是“暗开”的了，就是没有门把了，只是在门的上边，开一道暗槽。这当然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发明创造。但是，对于住房面积比较小的许多中国家庭来讲，这个小小的改进有其功效。因为许多家庭希望冰箱有装饰功能，放在那里比较好看一点。没有门把的冰箱门，可以满足这么一点需要。事后来看，这件事平淡之至。但是对于第一个做出没有门把的冰箱的工厂来讲，就不简单。生产线要改，模具要改，其他设备要改，工人习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也要改。那么，谁在中国第一个生产出没有门把的冰箱来的呢？据科龙集团主管技术的陈福兴副总裁讲，是科龙。什么时间？1988年至1989年。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因为不景气。冰箱生产“过剩”，要竞争图存，不拿出点新的东西，商场和顾客如何会买你的账？你听，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意思了？企业为了对付不景气，加快了创新活动。你再问下去，果然就是科龙的一条发展线索。冰箱的门可以两边开，第一个也是科龙在国内生产出来的。门可以两边开，冰箱在房间里的摆法就多了。冰箱可以就着房间，而不是房间必须就着冰箱。什么时候搞出来的呢？就是前两年业内人士普遍抱怨宏观调控把经济调下来的时候。去年以来，市场更“冷”了。科龙的产品可就更“花”了。他们率先引进“热转印”技术，在冰箱门体上压膜制成大面积图案，高温成型，永不脱落。冰箱的装饰性更强了。
这只是讲了一扇冰箱的门。创新的背后是投资、技术改造和管理。科龙的轨迹非常有意思：每逢景气低迷就大手笔投资。去年、今年，科龙在成都收购成都发动机厂的一个车间，在西南建起一个冰箱生产基地。一家伙投入25亿元现金，把原来整个车间推倒。潘宁（科龙老总）的理念是，市场低迷，大家难过，我扩大规模，提高竞争门槛，等到下个市场高潮来到时，科龙已经准备好了。你总不能说，等市场热点来的时候，你才去推倒车间建生产线吧。潘宁讲的这一条，不是什么点子大王的秘诀，但就是很难做到。就是把这个方子告诉天下所有老总，也不是个个都可以照做的。在景气低迷时大投资，你要多么雄厚的实力、多么稳健的财务基础和多么好的信用!这样讲起来，后面的学问就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