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故事是酒。中国人早就知道“酒是陈的香”。但是，消费者买到的酒，究竟有多“陈”，从来没有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酿酒大国里酒品的一个卖点。欧洲的酒不但“越陈越香”，而且“越陈越贵”。人家把酒的年头标在酒牌上了，多一个年头多一分价钱。现在国内也有标明陈酒年份的酒品了。第一个标明酒年份的是谁？据我所知，是古井贡酒。市场上有“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等，年代不同，价钱不同，越陈越贵。什么时候有此“创新”的呢？1989年。市场低谷，连古井贡酒都不好卖时。从此消费者可以喝到不同年份的陈酒，多了一种口福，厂家多了一个卖点，增加了突破景气低迷的力量。
最近又有报道，上海两家很有名的超市，在国内第一个改变了跟供货商的合约模式。原来流行的是所谓代销制，就是你厂家的东西放到我这里来卖，商家只是代销，要是卖不掉，对不起了，你负担吧。但是这样一来，厂家对商家怎么可能一心？等到市场热起来时，商家竞争加剧，厂家就可以拿一把，轮到他做大爷了。如此循环，家家得到平均利润（或者平均没利润），谁可以出得头？上海的这两家超市“逆向”而动：偏偏在市道最不好的时候，主动跟上千个商品品质好的厂家签订了买断性合同——就是商家把产品买断，卖不出我承担风险。在低潮的时候这样结成的联盟，到商业高潮来的时候就非常可靠。这也是景气低迷时投资的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永和豆浆大王”。这是一家台湾食家的连锁店，把豆浆、油条、小笼包、牛肉面这样的小生意，从台湾地区做到了美国。你在洛杉矶中国城“永和”的铺子里，可以喝到地道的中国豆浆。几年前，“永和”进军内地。北京海淀区三环路边上开了一家，墙上写的是“中国第26家”，卖的无非早先上海路边摊摊上的早点，但你看人家那个红火。就是在现在，市道不景气到了顶点，多少大小饭馆酒楼门可罗雀，“永和”一个卖豆浆的，绝没有什么“高科技”，冬天能把冰激凌卖得如此火暴，到了夏天还怕什么呢？
景气低迷另外产生的故事就不像上面的几个那么美妙。许多企业现在不是什么创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投资，而是活得下去与否的问题。关闭、合并、重组，工人下岗、老总下台、公司换旗，这些都不是好事，需要政府谨慎对待。但是，事情也有另一面。景气低迷是完成市场重整和企业重组的良机。市场出清劣质公司，多半在景气低迷之时。所谓竞争优胜劣汰，多半不在景气高扬的时候。试想，谁的东西也卖得脱手，萝卜快了不洗泥，你说谁“劣”谁“优”？但是，一个经济要是没有优胜劣汰，产品如何更新换代？经济结构如何优化？经营活动的质量如何提高？所以，市道越低迷，企业越两极分化。憋到一定时候，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该兼并的兼并。要是日日景气，“六亿神州尽尧舜”，海尔到哪里去吃“休克鱼”，科龙又在何处可以精挑“生猛海鲜”呢？
经济萧条的正面功能
上面的故事都平常，谁也看得见。但是，联想到经济增长，我们对市场不景气的认识恐怕也要“重组”。过去讲经济萧条和危机，只有灾难的一面。政策上就是如何调节景气，防止损害。原来以为经济波动只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计划经济则可以消除景气循环，至少可以主动调整加以避免。现在反过来，大家认定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成功调节景气，值得中国人学上三招两式。无论怎么180度地翻转运动，就是不能面对景气波动在古今中外都消除不了的现实（否则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怎么可以“活”到今天）。至于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功能”，更被看做奇谈怪论。
但是，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确有“正面功能”。妨碍我们看到这一点的，除了利益的原因，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推理。比如，“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分类。依我之见，这个分类之所以没有道理，在于它假设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一样的。1989年，没标陈酒年度的古井卖不动，“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买不到，问：古井贡酒是不是买方市场？1995年，单向开门的冰箱过剩，双向开门的冰箱短缺，问：冰箱是不是卖方市场？1998年，一般饭馆过剩，“永和豆浆店”短缺（否则为什么老是排队），问：饮食业是什么市场？三问下来，自知讲不清楚何谓买方市场、卖方市场。讲不清楚的原因，是分类概念本身有问题。冰箱、酒和吃食，每一个时期，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都同时存在，某一品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过剩”了，另一种或多种同时“不足”。推广开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无不如此。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也存在着“卖方市场”，否则怎么会有经济增长？企业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就是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就是不断通过创新来制造“卖方市场”。这样的“卖方市场”多了，景气低迷就走出来了。
进一步要讲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不免显得突兀。但景气低迷导致的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质量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恐怕是经济生活中不争的事实。这里有两种机制。一是商业低潮大大降低了企业组织在市场环境里“存活”的临界值，客观上会把在经济高潮时难免带来的滥竽充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列入“淘汰名单”。二是低潮时期商业世界激烈竞争的冷酷现实，会以“不创新就是死亡”的压力逼迫企业家发挥潜力。结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景气低迷、难度非常高的时候，市场越可以识别出优秀企业家。从上面几个故事可以看出，很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成的。最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逼得你非学不可。现在全球讨论东南亚经济危机，人们热衷于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似乎被忽略了：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在急速的亚洲危机之中究竟如何应对？如何调整战略战术？如何创新图存的呢？
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但依我之见，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我的道理是，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诚然，政府对市场疲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流行语）的社会经济后果极为关心，并承担着很重的责任。但是，政府终究是生产不出不带门把的冰箱的，就像政府也从来没有向市场提供过一瓶“五年古井”一样。能够提供这些的，是企业，特别是“企业家控制的企业”。至于政府用多印刷票子的办法“启动”市场，除了为下一轮高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不会有别的效果。讲到底，除非有足够的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不以未来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政府断然“启动”不了今天的市场。
财政政策又会如何呢？我的看法，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相应的经济问题也日积月累。多少富丽堂皇的机场没有几驾飞机起降；多少漂亮的高速公路一年跑不了多少车。按照常识，我们不免要问：这些耗资巨大而又无人“买单”的“宏伟工程”，究竟到哪里去下账？流行的回答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超前”。超前当然很好，问题是要谁来为“超前”付费？无人付费，如何超前得成？就是有人付费，还要问一问，这个“费”将来要不要还？如果要还，就要问，还本付息的财务基础在哪里，以及谁来事先估计、预测和决定？显然的道理，政府不合适来作这类决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还本付息期很长。政府定期换届，顾不了那么长。当期多修，政绩显著。但以后不能还，就会引起财政金融的麻烦。
现在不少经济学家说，为了拉动景气，中国需要一个“罗斯福新政”。这就是说，政府用税收修一批无须将来付费的基础设施。政府只是“投入”，而不是投资，因为根本不用还。这样既刺激经济景气，又形成一批“超前的”基础设施，岂不两全其美？按照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用税收修公共基础设施，理所当然。凯恩斯以来，以财政政策刺激景气，为很多国家的财经精英们津津乐道。但是，有几点要当心。一是“无须付费”的东西，“需求”会无限；二是不以未来的收益为标准，项目合理性的标准就没有了——这两条使得政府“投入”的经济效果必定不好；三是所谓“无须付费”，最终还是来自政府从企业和居民那里课来的税。不景气时期，政府增加课税和开支，但企业居民的开支要减少，一进一出，对景气的影响会抵消。考虑到从企业居民“溢出”的收入转化为政府较低绩效的“投入”，经济不景气还会加剧。
更实际的问题是，我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因此，把市场景气低迷看成绝对的“坏事”，并诉诸政府“启动”市场是错误的。景气低迷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一个经济突破景气低迷并不难，难的是不以“预支未来”为代价。至于能不能在景气低迷的突破中提升经济生活的品质，真正达到经济增长，那就要各看各的气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中国已经历多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数量上的GNP长出了一大块，但经济活动质量和品位的提高，与增长速度相比远不相称。当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景气低迷，自有其形成的道理。如果今天可以快速为危机和景气低迷“解套”，那么它在昨天就根本不会形成。当景气低迷来临时，经济学家试图“教导”政府如何调控经济、启动市场、摆脱低迷。但是在看了一些杰出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的行为之后，我不免要问，除了诉诸政府刺激景气之外，难道在景气低迷中真的别无他事可干了吗？
1998年7月3日
新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本文系作者于2000年8月6日在创业在线网站开通时的发言，文字经作者订正。
创业，第一位就是企业家精神。能贡献新的东西，向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里头第二个定义是：要对市场潜在的机会敏感，对潜在的盈利机会敏感。
创业在线网站开通，本想多听点介绍。有这个机会很好，借此我想对新经济和创业，简单地讲一点看法。
何谓新经济
“新经济”这个词开始是对一种现象讲的，因为美国经济摆脱了战后以来的一些发展的特征。原来美国的经济战后通常是这样的：如果通货膨胀的指数又往下走，失业率就要往上升，就是说如果你通货膨胀压低了，失业就增加；反过来，你要消灭失业、减少失业，通货膨胀就上升。这个现象、这个联系很稳定。但1990年以后，特别是从1991年以后，将近108个月，美国的经济有一点反传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往回收，基本低于2%，但是失业率也往回收，2000年4月美国最新统计的失业率不到4%。这个现象很难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失业率也下降？新经济最早是从这里来的。
格林斯潘大概在两年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是指美国经济），每天有新的东西发生的话，这个新经济早就有了。但是，如果你们说要有一个经济可以摆脱战后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这种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互相替代的关系，他不相信。但是这个判断已经好几年了。现在美国的情况，直到最近50个基点的加息以后，情况还是这样。失业率虽然掉到很低的点，但价格指数没有往上走的趋势。这也构成一个难题。究竟怎么去理解它？我认为在这幅图像的后面，好像是有一点基础的。主要的基础是什么呢？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的调整，美国经济自己在其制度框架下激发了活力。
新经济的诞生
我1990年在美国念书时，在加州，失业率是13%。什么道理呢？因为原来的经济结构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苏联垮台，“星球大战”计划搁置，大量的军费开支是通过政府的背债、欠债来发动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计划一搁置，里根——我们知道是星球大战战略的制定人，把很多好项目就给了加州（他是从做加州州长出去的），结果加州是得了他的好处，也受了他的害。因为星球大战计划一搁置，无数工厂关闭，加州第一次通过驾照统计发现，人口开始净流出，几十年来没有的，加州阳光地带，一直是进来的人多，出去的人少。项目死了，大量的高级经理下岗，工程师失业，成年的工人重新学习一项技术。这是我们在那儿念书的时候目睹的状况。但是你看它几年以后为什么就充满活力，进入了所谓新经济呢？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进行了所谓放松管制的政策。原来政府对很多特种行业，就是有高度发展潜力的行业，有很多管制，实际上就维持了行政垄断。80年代早期开始，从航空业开始，电信业、电力基础设施，这些过去认为所谓自然要占垄断地位的行业，一个一个改，一个一个冲破垄断，引进竞争。这个引进竞争是什么东西呀？就是准入。什么叫做准入呀？就是你可以到这个领域去创业，你可以从事新的行业，最突出的就是航空、运输和电信。你看我们中国昨天才挂牌吧，把中国电信分解成几个互相竞争!不要让一个独占市场，然后对市场、对顾客、对技术进步他都不敏感了。美国80年代就开始了这个过程。
第二条，大量的企业重组。企业重组什么意思呀？也就是激发企业家精神。我们中国现在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原来的公有制，需要一个产权改革，需要所有者到位，这个都对，但是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呀，这个所有者要懒了怎么办？所有者偷懒怎么办？必须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所有者偷懒都不行，甲要偷懒，乙就把它收购了。你不要玩了，你不要占着这些资源了，你不能用这些资源再晒太阳了，你效率低，有效率更高的人，有企业家才能更强的人。他可以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收购、兼并，把控制权拿过来，这是一种波动。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对美国经济释放活力不得了。
由于竞争机制的引进，原来一个AT&T，后来是MCI，后来十几个竞争商啊！大家供应电信服务，电信的价格就下降了。Internet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的。从而使信息、知识传播的价格大大下降。知识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制造的时候很困难，你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能发明，但这个发明的主意一旦产生，你要把它运用到经济当中去，它就没有第二个成本了。一个东西你知道了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没有成本了。它不像物质的东西，这个水，我喝一口，你就不能再喝一口呀。知识的东西我知道，我告诉你，我还是知道。这个传播在经济活动当中发生的作用，使整个传统行业的面目变化得愈来愈快。大量的知识进去了，而知识这个东西，它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它会找到那些稀缺资源的替代。
今天很多发言人都提到硅谷了，这个硅是什么东西呀？从物质上看，硅是什么东西呀？硅是沙子，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但是你说硅谷那个硅制成的芯片，为什么那么贵呀？因为它在沙子里凝聚了大量的知识、技术，因此它可以贵起来。你看现在通信用的这个光缆，光缆的技术材料还是沙子呀。这正是把沙子变成金子的过程。知识本身这个作用，再加上知识传播成本的降低，看起来这是两个主要的因素。因此，它可以大规模地改变传统经济。美国是在它的制度框架内，体制改革在先，技术变化在后，新经济最后作为一个图像展现出来。它的经验我们要注意，特别要注意这个经验本质的东西，而不是注意它表面的东西。
创业挂帅是灵魂
我非常赞成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创业。我不知道这个创业在线能不能搞成，这我不能保证。但是这个词很重要，为什么呢？你看整个工业化的结果，是产生了很大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大批量，大批量的好处是显著节约成本。怎么做到大批量？分工越来越细，把每个人变成零部件。因此，它不但要丧失消费者的个性，而且首先要丧失的是生产者的个性。你现在到我们广东那边去看看，在大型的鞋厂，内地去的年轻的女工，每人就做那么一段。一个动作，每天从早到晚重复。这是大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进步，它比农业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小而全——更有效率了。
当经济增长被知识驱动，就要更多地靠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大规模的工业化和依靠知识驱动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冲突，大工业革命的最高成就就是股份公司。我们现在一讲就是500强，其实500强在美国经济的整个份额里的比例越来越低，只不过它在媒体上的比例越来越高。大公司什么意思呀？把每个个人变成一个零部件、螺丝钉，让每一个人都自觉地去当螺丝钉。这样做有好处，可以形成批量规模；缺点：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下降。这个矛盾，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观察到了，也有很多批判，但是那个批判如果没有技术基础，就是个空想。你怎么能够做到人的全面发展跟物质水平大规模提高结合起来呢？非常难！现在有了这个可能了：生产组织模式开始变化。
刚才景安（张景安，科技部火炬办主任）讲了一连串美国那些创业英雄的出处，从地下室、宿舍到车库，这些东西我们都有（笑声及掌声），但是能不能从这些物质空间里头创造重大的变化？
我在北大教书，这句话应该讲，我们的教育方法，从小时候开始就扼杀了不少企业家精神，家长的权威、老师的权威（掌声热烈），你们都同意啊？你们都在这个标准下考上来的。要当心，这个教育不在根本上从启发、从爆发式出发，从主动掌握知识出发，我们很难去碰到那个东西——创造。光有地下室是不够的，我们顶多在地下室里考试，而不是在地下室里创造。我们教育的精神、教育的制度、教育的方法还要很好地改。现在学生里头有这个创业热情，我觉得不管后果如何，它对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对人才培养非常具有战略性，所以我赞成创业。
创业和企业家
创业是什么东西？第一位就是企业家精神。什么叫企业家精神？第一个定义我比较赞赏的是熊彼特的那个定义：创新。你能贡献新的东西。你不能沿袭传统的东西周而复始，创新就突破了周而复始。还有一句讲得比较好的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去探索。这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保证挑了很聪明的人，然后由他说向哪个方向去探索。市场经济要求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向一切可能的方向去找机会。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始终有句话：当不当企业家不重要，有没有企业家精神很重要。我们不见得今天在座的人都能当成这个社会某个行业里的企业家，但是，要有创新精神，你不能和原来一样，只有找到新的东西。
企业家精神里头我比较欣赏的第二个定义是：要对市场潜在的机会敏感，对潜在的盈利机会敏感。这一点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多讲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人讲创业，创业创什么？你首先要给客户创造价值！
我觉得中国的这一波浪潮里边，这个精神至少在我看起来不突出。很多人还说“我有什么，你来买吧，你看我有十八般兵器，你来买吧。你要不要，你不要，你就是傻瓜”。但是企业家精神应该是他先去满足别人，开发市场。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中国人的普遍的弱项，旧经济也罢，新经济也罢。我们经常是看外国企业家怎么开发了市场，然后获得灵感。中国人自己的需要、需求，怎么去认识？你不给别人带来东西，你就等着别人给你带来东西？（笑声及掌声）
企业家首先是要给社会、给客户创造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由于经济情况的变化，有些特点使得这些特征很难抓住。温饱不足的时候，这个需求还容易把握，热量不够，那就多生产卡路里，生产出来总有人要，总是他的需要。但是温饱阶段过了以后，人们的需要、需求开始发散，满足了最必要的需要以后，多数人进入所谓要往中等收入走的时候，买更大的彩电好？还是买别的好？取决于有没有别的，有没有更好玩的。你如果没有互联网，我相信有的人会把彩电越买越大；你有了互联网，他就犹豫了，彩电小一点也可以呀。这是被需求竞争定位的。
我觉得有两件东西的开发，中国人是成功的。一个是VCD机，电脑买不起，把电脑中CDROM扒出来，独立成为一个产品。这个东西卖掉4500万台。增加了多少税？增加了多少就业？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吸引出来多少？又满足了他多大的需要？最近还有一个东西叫跳舞机，你说这算什么行业？你说是运动器械，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有人买。新经济的出现，降低了信息传输成本，因此可以在经济活动当中大规模利用信息、利用知识，但不可缺的是要非常的务实。
现在讲的这个孵化器，这些东西到底成功不成功，不知道。反正你去做吧。但是这个东西对头，创业的这种精神从在校生开始体现、体验，至少是给了一个机会。你与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大公司就业，不妨试一试，因为你年纪很轻，试不成功，你还可以去找工作嘛。是找工作还是自己创业，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我的观察是这样的，你哪怕是创业失败，再到公司工作，你对公司组织的体验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对产业、对经济来说，不是什么坏事情。
青年学子赤手空拳，有点子；投资公司找来了钱，一时花不掉，找年轻人试一把，总比瞎投了好。最近有个消息，人力资本可以和公共资源组合到一起，注册无形资产可以占企业总股份的60%。这在投资领域，各国都承认的。钱，不跟合适的人结合起来做合适的事，是不会增值的。给你一堆钱，天天盯着看，是不会涨的。
去年，关于高新科技，中央有一个文件，在我看来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文件之一。最好的是里面的一句话，要从近年国有资产净资产的增加值中拿出一块来，奖励给创业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承认人力资本，承认人的努力、人的积极性、认真负责的人对市场的敏感性，这些都是资本。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放松管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电信、电力、航空、金融，WTO协议签了以后，也有许多国际规范对我们提出要求，从这些方面看，客观大环境是有可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在座的年青一代在这方面应该也可能有很大作为的。
2000年8月6日
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是一样的
我们要当心，不要未加仔细检验就得出家族经营要被非家族经营取代的“规律”，也不要编造家族经营意味着原始，非家族经营标志现代的标准。更不要以为，凭借我们臆造的规律和标准来改造家族经营，就一定有助于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在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里，家族经营和非家族经营可能长期并存，因为儿子接班与外姓职业经理接班效率等价。
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老了之后，“交棒”问题提上日程。一些公司的老板，将亲手创立的公司交给儿子或其他亲戚管理。另外一些公司，管理大权落到市场上聘来的职业经理手里。还有一些公司，儿子与非亲非故的职业经理一起工作，其中有的是儿子领导职业经理，有的则是外聘经理当上了老板，领导创业者的儿子或亲属一起为公司工作。
同时并存，自成自败
效果如何呢？我国的民营公司，一时还看不出名堂。子承父业以浙江万向集团为代表，新一辈老总的分量究竟几何，市场还在拭目以待。没有家族色彩的联想集团，新一代接班的领军人物也还在接受竞争的检验。其他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接班布局形形色色，但创业人仍然在位在岗，要论效果，为时过早。
美国的自由企业历史比较长，是不是可以看出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的效率差别？福特汽车公司历来是家族公司，到了福特三世手里，对T型轿车决策上的刚愎自用，差一点导致全军覆没。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曾在新兴的电脑业占有先机的王安公司后来走了下坡路，据说老板非要不那么优秀的儿子接班，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应该都是家族经营败笔的证据了。但是，成功领导IBM完成从打孔机生产商向电脑蓝色巨人转型的，还不同样是子承父业的托马斯?沃森？GE的执行总裁韦尔奇在天下职业经理人群里笑傲江湖，创造了非家族经营的典范。但是，与创业人非亲非故，并不是把公司经营成功的必然保障。远的不说，最近一波美国公司CEO的大搬风，走人的还不都是职业经理人？
所以，比较可靠的概括是：（1）企业的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同时并存；（2）家族接棒与非家族的职业经理人接棒，都有成有败。就是说，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把握可以断言，家族经营一定要被非家族经营的模式替代，并且一旦这种替代发生，效果就一定更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中外，公司的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长期并存。此外，成功的家族经营与失败的家族经营，正如成功的非家族经营与失败的非家族经营一样，也长期并存。
一种“等价”的理论
在自由市场企业制度下，为什么企业的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长期并存？我的解释是，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创业的企业家选择儿子还是选择外人管理企业，终究要从效率着眼，因此没有大的差别。既然效率等价，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就是一样的。至于儿子管理的公司在全部私人公司中的分布，我以为是随机决定的。这是因为，与其他可选的接棒人相比，更合格的儿子的分布，是随机的。
让我分三层意思讲解一下我的解释。首先是创业企业家的产权。经验表明，无论公司是否完全一人独资，创业人通常拥有最后决策权。这是对创业人为公司创办付出过种种努力的回报。所以，创业人什么时候交班、选择由谁来接棒，是创业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的，等到创业人考虑接班人问题时，他的企业家判断力可能已经下降，甚至已经过了气。如何防止公司创业人对公司的未来犯下晚年错误，或许是公司控制权代际转移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对创业人产权的任何限制，总会削弱创业动机。至于讲到效率，要当心的是，离开了评价主体，本无效率可言。比如在帕累托意义上，当不能增加一个人的边际收益而减少另外一个人的边际损失时，这里至少有两个评价受益或受损的主体，而评价主体是由产权来界定的。因此，在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场合，挑儿子还是挑外姓人来接掌公司大权的权利，是被包括在创业人的产权权利束之中，得到法律或习俗的保护的。
第二层意思，创业人挑选企业接棒人时，可能有复杂的考虑，并不是单维取向。比如说，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真实世界里选企业接班人，最简化的模拟，也应该是在亲（可靠）与贤（能干）这两维之间，寻求尽可能好的组合。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结果，无论家族继承还是职业经理人接班，其实都包括了创业人的组合性考量。选儿子不选外姓职业经理，是因为对创业人而言，儿子的可靠加能干，大于外姓经理的可靠加能干；正如选了外姓人，是因为其组合值大于选取自己的儿子。所以对于公司创业者而言，儿子接班与外姓职业经理接班是一样的。
最后一层意思最重要。公司创业人挑选未来掌门人，可能谨慎小心、深谋远虑，也可能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可能慧眼识英雄，也可能看人看走了眼。但是无论如何，创业人挑选接棒人的决策，终究要由市场竞争来检验。我原来讲过，企业家的权威不同于任何其他权威的地方，是企业家的决策要经受方方面面市场的检验。儿子也罢，外姓职业经理也罢，总要能把公司业务拿得起来才算数。因此，有幸被创业人选中的接棒人可能各形各色，但是，通得过市场检验的家伙到处都是一样的：无论血缘关系如何，他们可靠和能干的组合值具有竞争优势。是的，创业企业家有权挑接班人，但市场会校正企业家可能的出错。从能够通过市场竞争生存检验的角度来看，儿子接班与外姓经理接班在效率上等价。
小结
鉴于历史教训，我们要当心，不要未加仔细检验就得出家族经营要被非家族经营取代的“规律”，也不要编制家族经营意味着原始，非家族经营标志现代的标准。更不要以为，凭借我们臆造的规律和标准来改造家族经营，就一定有助于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在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里，家族经营和非家族经营可能长期并存，因为儿子接班与外姓职业经理接班效率等价。
2001年4月3日
信誉与运气
产生出一点企业家创意或直觉，小运气而已；让别人相信你的企业家创意和直觉，才是大运气。市场究竟是怎样分派运气的？信誉在向潜在的企业家分派运气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总是剔除那些缺乏信誉的企业家，而把更多的运气分派给兑现了承诺的企业家。由此，在企业家创意和直觉值钱的地方，信誉一定更值钱。
运气向来很重要
企业家获取成功，有一项极少被谈到的因素，那就是运气。大致的情形，是运气不好经常成为失败和挫折的理由，但论到成功，绝少有人承认那里包含着某种运气的关照。经济学的理论当中，讨论运气的好像就更少了。这方面，阿尔钦也许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在1950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提到市场中人的理性或利润最大化其实是竞争演化的结果，因为只有那些幸运地按照利润极大化原则行事之辈，才经得住市场竞争的生存检验而活了下来。这里讲的“幸运”（lucky），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运气。
那么，究竟什么是运气呢？我的概括就是，市场里那种种看似与你付出的努力没有直接关系的利好因素，挡也挡不住地一起向你汇聚而来。
举个例子吧。现在已经不讨许多人喜欢的比尔?盖茨，当年认定要为PC（个人电脑）开发系统软件的时候，据说绝大多数的电脑硬件工程师们都相信，要使电脑运算更快，唯有把电脑造得更大。就是说，大家都看好大型电脑的时候，盖茨创意的基础却是小型电脑将流行。后来，果不其然小型电脑大行其道，盖茨和他的同伴们，也就挡也挡不住地发达起来。所以许多人说，盖茨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他的判断。至于为什么这个家伙当年就能够拿个人电脑来下注，那可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事情。勉强要找一条理由，那就是因为盖茨先生具有惊人的企业家直觉。
是的，创意和企业家直觉都是市场经济当中价值很高的资源。我向来深信不疑的是，对创意和企业家直觉的产权缺乏有效保护的社会，不可能获得经济增长，也产生不了有竞争力的公司。
但是，非凡的创意或惊人的企业家直觉，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服务、市场份额和利润。要取得市场成功，至少还要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资源，能够汇聚到这一位企业家手里，按照其创意或直觉来生产产品或服务。然后，这位企业家拿出产品来和市场打赌，赌赢了的，当然就是成功者啦。
小运气和大运气
问题的要害清楚了。产生关于市场的某种创意或直觉，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哪一些创意或企业家直觉，能够得到其他资源所有者的信赖，从而能够汇聚起码的资源，获得练一把的机会。这样来看，市场里的运气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产生企业家创意或直觉的运气；另外一类，是获得社会资源来试试企业家创意或直觉的运气。倘若没有第二类运气的眷顾，纵然你翻江倒海、创意无限，对市场的影响半点也没有。退而求其次，当个专业出售创意的点子大王吧，要是谁也不信，看客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怎么知道那点子究竟是宝贝还是垃圾呢？关于行业标准的研究中，有一个谜团就是往往一些技术上二流的创意反而主导了市场。如果愿意听我的回答，我要说，那是因为后者的运气太好的缘故。
所以，产生出一点企业家创意或直觉，小运气而已；让别人相信你的企业家创意和直觉，才是大运气。微软的大运气，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拿得到IBM的订单。在那个年头，一张IBM的订单在手，找人找钱都不会太费劲的。没有最初的大运气，日后的盖茨横空出世，可就是纯粹的神话了。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多多少少被神话的光环笼罩，我想看漏了运气，恐怕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市场如何分派运气
要紧的是，市场分派了运气，也就分派了成功。于是，不妨好奇地问一下：市场究竟是怎样分派运气的？不知道读者如何作答，我自己偏爱的猜想如下：信誉在向潜在的企业家分派运气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容我解释一下。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every body is unique）角度看来，“六亿神州尽尧舜”就不单单是诗情画意了。人人都有一点企业家创意，并不是太离谱的事情。既然未来的市场趋势具有不确定性，那么我们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在事先就判明，究竟哪一个成员的哪一种创意将是“对”的。因此，社会将资源交付给任何一个潜在企业家的创意或直觉来做实验，都是可以的。
由于资源相对于源源不断的创意永远不足，人类早就学会了区别性质完全不同的风险。比方讲吧，前几年流传甚广的一项创意，是要在喜马拉雅山上凿一个洞，让印度洋的暖风改变我国大西北以至华北地区的环境。这是不是创意？当然是创意。有没有风险？当然有风险，因为洞子可能打不成，或者打通之后引发其他环境灾变，等等。但是，这类风险含有一项潜在的收益，那就是一旦投入资源实现了创意，人类可以享受创意预期的利益；或者得到反面教训，知道这类事情干不成。
另外一种风险的性质截然不同。宣称凿洞的企业家讲完故事圈到钱之后，并不去凿洞，而是“募股所得就是利润”，大把大把地把人家的银子花光了事。为了避免这类绝对的损失，各类社会都不得不把信誉放在考核潜在企业家资格的首位。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讲的故事（创意）有多大的技术风险或经济风险是一回事，他们的行为倾向的可信程度——能否尽最大努力履行承诺——是另外一回事。由于评估创意提出者的信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结果，可观察的结果就是，市场总是剔除那些缺乏信誉的企业家，而把更多的运气分派给兑现了承诺的企业家。由此我推测，在企业家创意和直觉值钱的地方，信誉一定更值钱。不相信以上推测的“老板”们，将一个接着一个付出悔不该当初的代价。
2001年3月26日
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
企业家与别的家不同的地方，首先就是要有“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要有企业家的企图心。企业家要有特别之所“图”。“图”的就是要成就一桩事业。企业家不但要有成就事业的企图心，而且这企图心要非常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至少要大到企业家自己拥有的资源，就是全部都用上，也还是不足以实现其成就事业的雄心。
我们读到过许多关于企业家的描述。如果读者愿意听我解释几句，会同意本文提出的“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并不惊世骇俗。
企业家不是有钱人
许多人认为“有钱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很模糊。是的，企业家大抵是比较有钱的。无论哪一个社会，企业家阶层的收入水平总要高于社会平均所得的水平。这一点甚至在苏联体制下都不例外，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相当多的地方，企业家构成社会中最富有的一族，大体也无须质疑。
但是，企业家通常比较有钱，不等于可以说“有钱就可以成为企业家”，或者认为“有钱”就是企业家的特征。经济史可以表明，以往时代多少有钱人，都没有成为后来意义上的企业家。太多的有钱人不但没有成为企业家，好像连当一下企业家的尝试都不曾有过。《红楼梦》里四大家族，荣华富贵，子孙成百，但就是一个企业家也没有出。不要以为，在那个传统下中国根本不会有企业家。一个曾经在经济上领先于世界、创新层出不穷的经济，怎么会没有企业家在那里出没？至于皇权显赫，官气逼人，压住了企业家的风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代商业世界，人们印象中美国社会似乎是最可以让企业家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读读那本风行一时的畅销书《邻家的百万富翁》，我们或许可以知晓，在美国成为有钱人而不是企业家的，比想象的不知要多出多少。
“有钱人”但不是企业家，当然因为诸多原因。我认为从个人心理方面来探究，有没有“在市场里成就一桩事业的企图心”，应该是有钱人与企业家之间的一道分水岭。“企图心”的意义是普遍的，千行百业，芸芸众生，要自成一“家”，总离不开旺盛的企图心。
企业家与别的家不同的地方，首先就是要有“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要有企业家的企图心。换言之，企业家要有特别之所“图”。据考证，在最早创造出“企业家”（entrepreneur）概念的法国人Cantillon（1755）那里，企业家的意思首先就是一个事业家，“图”的就是要成就一桩事业。至于在“成就事业”的前面加上一个“在市场里”的限制条件，无非是要把企业家的事业与在其他领域博取功名区别开来。
企业家不但要有成就事业的企图心，而且这企图心要非常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看法，至少要大到企业家自己拥有的资源，就是全部都用上，也还是不足以实现其成就事业的雄心。这就引出了本文的命题：企业家自己的钱，相对于成就事业的企图心，总是不够。
各位读者，一般有钱人的特征可不是这样的。没有大的成事企图心，小钱也就很“有钱”了。当然，有钱人的钱也可能常常不够用。不过，倘若只是因为消费或奢侈的企图心太大而钱不够用，与企业家相对于成就事业的企图心而言的钱不够用，不是一回事情。
借用社会资源成就事业
几十年前，弗里德曼讲解需求，提到过人的“需要”（wants）有两类：一类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需要被看成目的；另外一类，“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工作被看成目的。企业家无疑是后一派人物，而且活着不但是为了一般的工作，而且是为了成就市场里的一桩事业。其企图心之旺盛，相比之下，自己有多少钱也还是不够用。
企业家要成就一桩事业，自己的钱又不够用，怎么办？那就要动员、运用社会资源。所以，信用是一个企业家与生俱来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重点我会另外专门讨论。不过，信用总需要一个历史时间来发展。在信用不发达的“早期”，企业家想用别人的钱而不能够，只好用自己的钱财实现自己的事业企图心。
在经济学文献上，从亚当?斯密到奈特，“企业家”必须是“业主”，也就是原本意义上的“资本家”。我以为，这反映了在信用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只有有钱人才能当企业家的历史事实。
问题是，那些个早期的企业家，还是本文所说“自己的钱财不够用之辈”吗？我的看法，还是的，证据就是“企业家追逐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