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说海螺的例子。十几万件衬衫销掉后，用折扣赚来的钱，还清借的债，这100万元钱就是我的了。在实践操作中提炼出来几个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如为什么是100万元，为什么不是50万元？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出多少，你借给他多少？这是极其不同的风险分布，最好的是你出10万元现金，我出10万元存量，这对公司来说比较合算。将来你即使出问题，我输的也不会太多。比较危险的是他出很少的钱，你借给他一大笔借贷持股，在总股本中这三种比例关系我觉得大有研究的价值。现在我手上的案例太少，上海的做法，经理群体持股为5%—20%；山东可占到总股本的30%—50%，甚至更多。从借贷比例关系来看，有1∶1 的，有 1∶若干的，甚至有 1∶50的。我觉得作研究的要讨论，这里头由什么东西来定，什么规则在里头起了作用。我想理解的是实质，人们在决定这些“率”，你出多少钱，我借给你多少钱，利率是多少，多少年还清，这些都要讨论，结果把制度的改革完全变成讨论价格问题，把改革非常平滑地转移到讨论怎么定这些“率”。
把问题转化为价格问题
定“率”，经济学家就有用武之地。定“率”，本质上在定什么东西呢？所有这些率都是在定价。我主要的看法，企业里最关键、最要害的是企业家，企业中非常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合同，工人有人力资本，技术人员有人力资本，而最重要的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而不是在定机器的价，不是在定银行借的钱的价。在实践当中，公和私转变成了入股，转变成了“率”，你出多少，借给你多少；什么时候还，风险怎么样，变得很好操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因为对企业家定价很难。
企业家能力定价，人力资本理论中还缺乏这个概念。把一个经济当中用于教育、培训、健康的费用看成投资。由于这些投资，提高了人的素质，然后把这些高素质的人投入到生产中去，这可解释一部分生产、劳动、土地、资本对产出有影响。投入多少劳动，这是一个量的概念。它忽略了“质”，质量会影响国民的产出，质量可解释一部分产出，这证明人力资本的存在，把花在教育、健康、培训上的钱看成是一个投资量，然后再看成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经济愈来愈有影响。
把人力资本移到企业家身上来，又遇到很大问题，就是因为它同企业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企业家概念目前没有统一内涵，企业家要创新，企业家对未来的盈利机会特别敏感，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在描述一种能力。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作决策的能力，作决策的能力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这种决策当然像奈特所说，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在市场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等，这种能力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有很大困难，因为企业家的能力，无论在美国或中国的经验中看到的，不是用某种东西换来的，不是因为他上过学，或者受过某种训练。
能力有权收租金
企业家能力有些时候是天赋的，它像矿一样，分布不均匀，而不是同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如王永庆，你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很小，他是小学6年级，鲁冠球小学6年级，徐文荣小学6年级，还有其他人，但他们的企业家能力很强。企业家有直觉，这没有人讲得清楚；企业家的直觉能力无法用人力资本来衡量，这与先天有关，是自然垄断。这里有一种租，不能给它定级，定多少工资，近似运动员、明星，不能用剩余价值理论去解释。企业家类似于“星”，他的天赋、机会得有人去开发，所以一般定价理论不能去讨论企业家定价问题。
在讨论定价问题时，要区分两种收入：第一种是合同性收入；第二种是企业家收入，它不是合同性收入，是承担剩余。我们的计划体制、公有制，最要命的是不区分这两个东西。照例行说法，大家都是国家雇员，所以人人都拿合同收入，结果一破产就是国家破产，所有人都不管这个东西。我们给企业家的报酬很低，虽然这是天下最贵的东西。而我们的企业制度，成了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没有人对创造剩余感兴趣。
年薪制不是等级制，它是一个剩余概念。农民就是年薪制，做完了才知道是多少，事前告诉你讲不清楚，这是企业家收入的一个原则。那么讲不清楚，你的收入怎么建立呢？这就是剩余，你支付所有合同性收入（支出），你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卖到市场上去。如果市场认你，你的收入比你合同性收入（支出）多，这样剩余就出来了。这是企业家定价机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同利润挂钩，它的激励机制调不通，这是第二个与企业家定价有关系的问题。
与股权挂钩势在必行
企业家能力定价的第三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风险很大。现在要经理持股，开始我借钱给你，但这个企业家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这时你只能根据过去的信息来判断，它不确定，而这一不确定在人上更不确定，所以得有什么抵押。在山东现在准买10万元，目前情况下，10万元对你的家庭不是小事，对你的家庭还是痛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借你一部分钱。
第四个问题，能否考虑在中国这一波改革中把期权概念引进来，做期货，给经理人员定个任务权，这在西方公司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奖励办法。给你签约年薪多少，在职消费权利多大，同时同你签任务权，这是非常有趣的面向未来的游戏，中国现在也开始碰这个东西。期权怎么做呢？你经理来的时候我同你定一个期货、认股权，企业今年每股1元钱，我先告诉你，你有权买3年后的100万股。什么价？还是每股1元。为了支持3年以后的100万股，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先付2%的定金，像真做期货那样，先付5%或你不付，构成对你的激励，3年以后企业增值了，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每股变成了2元钱，你还是有权按1元1股买100万股，你没钱没关系，你卖掉一部分股权，就有钱了。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想方设法使企业增值，增值愈大，赚得愈多，你将来的好处就愈多。这合理不合理？合理的。为什么？因为1股1元钱变成1股2元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要作好努力，其中包括经理的努力。这个风险要有回报，但总有一部分要给经理人员，这个机制的好处是现在你拿出5%的资源量，就可以建立一个100%的预期。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都没有钱，在大规模的改制当中它的矛盾在哪里呢？持股少了不管用，持股多了没有钱。现在我集中考虑这类问题，这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因为企业是面向未来的，企业家考虑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企业家定价机制也可以搞点未来，只要考虑的是未来，我们这场制度变化的成本就可能节约。
这一机制新鲜在什么地方呢？3年后每股变成了09元了，怎么办呢？你可以买100万股，当然你肯定不会买。不买，你的定金就没了。如果你把企业做坏了，等于是你预付的完全就没了，如果这样的话，下海20万元或50万元（经理拿出来的）他就可以有一个杠杆。如按5%算，3年后就是上千万持股，这个东西只要转到非常理性的基础上来，怎么计算这个“率”就好办了。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姓“社”、姓“资”，经济学家就没有办法了；要是转移到理性基础上来，现代公司文明中的大量东西就有用了，它就可以把大量东西变成一份合同，或变成一组合同。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研究中发现，现在所有做法都是自发地在做，缺乏中介。中介，一个是方案中介，另一个是金融中介，因为这个转移当中是要动用资源的。借钱，向公司借钱，有时完全花资产不能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非常流行的MBO（管理层收购）有没有可能引进中国来？MBO就是说，刚才的游戏已经初具规模了，再加个中介进来，这个中介干什么呢？它是来挑什么人当企业家的。它借钱给你，支持你，让你在公司中搭股，借钱后，你就拿红利还它。它赌的什么东西呢？它赌的是看人对不对。看准了放进去，给你融资，叫你完成经理人员持股。这种持股不是小股，甚至是控股，所以它不是国营控股，而是经理阶层控股，把原来的上市公司变成大股东控制。
中介机构公司有时会很有效，这里需要大规模融资。中介机构必须有融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它有很强的识别能力，它不断地在市场上挑，什么企业家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研究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我们老以为股份制加强了董事会的控制，董事会加强了对经理的控制，企业盈利就会增加，我们的逻辑就是这样。但有时情况相反，董事长的企业家才能比老总才能低，但董事会控制总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好多投资计划董事会不批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家公司的潜力就没有发挥出来。金融中介就做这个文章，他发现这种情况就去找老总谈，我给你融资，你把公司控股权买下，买下后公司就听你的了，你来作决定。你不但当日常经理，而且你来作决定，重大的投资决定。作对了，这个公司整个表现会极其不同，这是一个办法。一般情况，这种融资的利息不是普通的利息，是很高的，而且还有很高的手续费。更重要的是，它借钱给你，让你控股，同时它放一个小股进去，搭便车，这个回报是很大的。
现在中国的钱借不出去，不敢借出去。过去借得出去，是因为借的钱是可以不还的，所以放心借；现在不行了，借钱是要还的，所以贷不出去，但要借的人又借不到。投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企业家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美国MBO做得好热门，做得很新，不断地做，大规模地做。我的看法，企业制度在不断创新，早期是个人既当小老板也当经理，到20世纪30年代变成所谓的两权分离，投资者与经理人员分离。现在，经过MBO出现这类企业，我看完全是新的企业类别。这个类别是经理因为有能耐，所以他成了大股东。经过金融中介，我们国内有一类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就有这类问题。股权太分散，每年开股东大会，经理层胆战心惊，一旦出现一个相对多数，就可以颠覆你。这个结构并不利于把企业潜力发挥到最大。如果这个企业老总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最大，这时如果金融中介进去，替他融资，让企业家才能存量最大的人持有大股，它的结构就会很稳定，投资行为的长期预期就会改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研究的东西。
1998年2月13日
自然人持股：绕不开的话题
在决策中，决策者的能力至关重要。我们承认决策能力在人群中分布不平均，不是随便挑一个人来就能作决策的。这种能力在我们国家不被看做是一种资本，但在我看来，这是所有资本中最值钱的东西!承不承认具有这样能力的管理者与企业有长远的利益联系？承不承认他们的市场价值？要不要给他们股份？这是中国所有企业最终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企业现在大多已困难重重，而80年代诞生的企业也有不少已经消亡。因此，昂立公司提出“如何做一个长命的企业”，确实值得让人思考。
多元化股权结构也要进一步完善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史长，包袱重；二是过度竞争，重复建设。
第一条理由在我看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企业历史长，并不一定就包袱重。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很长历史的公司，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历史的公司，也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通用电气就有上百年的历史，福特也有很长的历史，都没有产生这样的问题，这说明历史长的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我国的许多企业之所以搞得不好，我看还是因为没有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
前不久一家著名高科技企业的创办人突然从董事会出局，在行业内引起巨大反响。这一变故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其中也有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因素。我冒昧地认为，这些普遍性因素也许以后在昂立公司中也会反映出来。
今天我了解到，昂立的股权已比较分散，股份分别由数家股东持有，这样的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中已经比较合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也许可以制衡各方利益，防止股东出于自身的利益过多地干预企业经营。但这里面还是有点问题，那就是五六家股东都是国有的，这些国有股股东派到董事会的代表，今天让你干你就来了，明天不让你干就又要换人了。我们讲企业的责任链，总要有人负最终的责任。但是国有股的所有者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没有最终可负责任的自然人。
要确立自然人在股权结构中的地位
在这方面，必须解决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自然人在股权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影响一个企业的关键是自然人，不管他是董事长、董事还是总经理，作为一个个人，他在股权结构中有没有份额，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的现代企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股权最后都是同自然人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大部分是自然人委托多种基金、机构到企业持股；还有一部分，是自然人直接持股。我们首先要研究为什么欧美公司要作这样的制度安排。保健品行业中曾经名噪一时的一家私营公司，其股权结构似乎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庞大的号称15万人的推销队伍与公司只存在一种现金交易关系——多销就多提成。这样的体制是导致该企业悲剧性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的品牌与营销是一种长远行为，不能光靠年度和季度的销售额来考核。公司的骨干层、关键层如果与公司没有长远的资本纽带，就必然会导致短期行为。私人公司尚且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国有公司，问题就更大了。
国有企业或具有国有背景的公司，传统上是否认个人与公司资产的合法联系的，但在公司的实际运营中，个人的作用又是举足轻重的。
企业决策者的能力至关重要
昂立在面向新世纪时遇到的很多问题，在我看来都是决策问题。人们对于决策有很多误解，总认为可以科学决策。怎样才能称为“科学的”呢？他们认为就是公共决策——将信息收集过来，召集许多专家来讨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就是决策。
其实这不叫决策。决策的本质特征是主观选择，决策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在未来的几种可能性中作出一种选择。当然在决策中可以缩小主观性，但讲到最后，决策都是主观的。你说专业发展好还是多元发展好？在商业史上两方面都有成功的例子，也都有失败的教训。像通用电气这样能做多元化的，多元化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你选了一种战略后，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其他战略的选择。因为你不可能同时做许多事情，这在经济学上叫做机会成本。
因此，在决策中，决策者的能力至关重要。许多人都在问，决策能力从何而来？教育是一方面，但个人的悟性是另一方面。我们承认决策能力在人群中分布不平均，不是挑一个人来就能作决策的。这种能力在我们国家不被看做是一种资本，但在我看来，这是所有资本中最值钱的东西!承不承认具有这样能力的管理者与企业有长远的利益联系？承不承认他们有市场价值？要不要给他们股份？这是中国所有企业最终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中国企业应普遍解决自然人持股问题
比较而言，联想处理得就比较好。三年前它就与中科院达成六五分成的协议，即税后利润的65%归科学院，35%归联想集团。联想的35%利润中，1/3归12位创办人，分到个人名下；1/3 归120位对企业创办有功绩的中层以上骨干；还有1/3作为特别奖金，奖励销售和技术开发人员。
把这种分红体制发展成股权结构，只差一步之遥。因为我们知道分红与股权有区别，分红是你在位时就能分，走了就不能。股权不一样，你离开了联想仍然可以当股东。现在联想集团正在与有关方面洽谈将分红转为股权的事宜，那将是重要的一跃。
联想创业时中科院的计算所投了20万元人民币。现在其净资产为22亿元。增长了多少倍？这里面必有一部分是属于创业者、骨干人员、开发人员和市场人员的。我们过去总想绕过这个东西，传统经济理论试图把所有者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只领工资；把经理层看做是党政干部、公务员。这套体制在我看来肯定经不起市场竞争的考验。美国的投资者不笨，凭什么给CEO（首席执行官，相当于我国企业中的总经理）看似天价的年薪？其目的就是把经营公司的长远利益与CEO捆在一起，这样做也容易进行人事管理。
2000年2月22日
企业改制，何谓成功
传统国有、集体公司的效率低，根源在于进入公司的要素产权不清，所以流动、组合和重新组合的困难重重。许多国有企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主要是得了“不流动、不重组、不死亡”的不治之症。
不少人以为，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应该把企业改得在商业上更加成功。我对这个看法持有保留意见，由来已久。
公有制企业的问题，在于参与的各方要素之间，没有基于市场竞争规则的合约。没有清楚合约的原因，是因为各种要素的产权，没有得到清楚的界定。科斯以来的企业理论说，市场里的企业是基于合约的组织。企业的效率，不但使各种要素各尽其力，而且在市场形势的千变万化中，不断重新缔约和重新组织。一个可见的证据，就是市场经济里的公司，重组率甚至死亡率很高。许多公司在市场上“失败”了，但那不过是公司里的要素有了“更成功去处”的代名词。
因此，经济要素可以合法地、顺利地流动和重组，是“自由企业体制”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为什么公司的管理要非常尽心和努力？答案不仅仅是因为公司的“老板”——股东们——会盯着公司管理层，而且是因为公司里的各种要素随时可能在市场上另谋高就。许多时候，一家公司什么错误都没有，“失败”仅仅是因为冒出了一家更厉害的对手。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周瑜打仗本事很大，但遇上了诸葛亮，“错误”就数之不尽。倘若没有诸葛亮，周瑜的那些“失误”会不会也都是神来之笔？市场和战场差不多，不大理会“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
我认为，传统国有、集体公司的效率低，根源在于进入公司的要素产权不清，所以流动、组合和重新组合的困难重重。许多国有企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主要是得了“不流动、不重组、不死亡”的不治之症。所以，那些提出“产权再清晰的西方公司，不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的质疑者，实在是“问题”错得不可救药。问题提得不高明，求好的答案就难啦!
当然这不是说，“重新组合”或失败是企业产权改革的唯一结果。我只是说，清楚界定的要素产权，与改制企业的市场成功不是一回事。产权改了，公司又非常成功的，可遇而不可求。这是因为，企业的市场成功，涉及太多其他因素，不是清楚的产权体制这一个因素决定的。清楚的产权制度只保证一点，企业在要素可以重新流动的环境里缔约、再缔约，无论公司“做大了”、“做小了”，还是“重新来过了”，在经济效率上看，基本上是等价的。
所以，一切增加了企业改革可选择空间的那些改革先行者，无论他们后来在商业上是否成功，其贡献都不容抹杀。先行者的公司能否春风常在，让我们为他们祈祷吧。农村改革中，率先包产到户的小岗生产队，今天远不是安徽最富裕的村庄。但是发轫于此地的“土地承包密约”，难道就没有独立的价值？结论是，以商业成败来论企业改革的英雄，浅见罢了。
2001年10月14日
国有企业：不能不谈“方丈”只说“庙”
本文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采访稿，文字经作者订正。
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面向市场竞争而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几乎所有搞得好的企业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共生现象，就是企业里至少有一个“厉害的家伙”，长久地保持对企业的控制。
视野不同，问题不同
记者：您近来强调人力资本产权问题，而我们以前似乎不很注意这个问题？
周其仁：不是不重视，而是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
记者：那为什么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适当的角度呢？
周其仁：我们不妨联系我最近作的研究讨论这个问题。比如人们在讨论公有制问题时大致只有两种意见：一是要对公有制进行大规模私有化；二是认为公有制是国家的命脉，绝对不能动。这两个认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确实存在着一种“公有制经济”。但我没有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所有公有制经济都有私有成分，因为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产权天然属于个人，也就是“私”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在一些公有制经济中对企业家和其他人力资本的产权由于各种原因事实上是尊重、承认和肯定的，并用不同方式给其以激励。然而，另外一些公有制经济中是不认这套东西的。这就导致了公有制经济效率会有很大区别。
现在讨论国有经济问题时，有学者举出很多国外公有企业搞得很好的例子，比如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法国的雷诺，还有纽约的港口等。其实大可不必舍近求远，中国也有搞得很好的公有制企业。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是公有制企业搞得好，到底是什么条件、什么原因使它搞得好？二是为什么搞得好的公有制企业少？
汪丁丁：的确，很多人举例说公有制企业搞得好，这都只是名称上的公有制，它们为什么搞得好，你必须钻到它们的“肚子”里去看。看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使它们能搞得好。
国有企业里的个人地位各个不同
周其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效率源泉很复杂，有的是与行政垄断有关，由于垄断，谁来做企业领导人大体都可以盈利。我不想讨论这类企业。我讨论的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面向市场竞争而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几乎所有搞得好的企业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共生现象，就是企业里至少有一个“厉害的家伙”，长久地保持对企业的控制。如讨论联想必须提到柳传志，讨论浙江万向集团离不开鲁冠球，讨论横店集团必须提到徐文荣等。这些企业家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有的是政府的安排，有的是谈判的结果等，反正他能长时间地呆在企业里。企业家稳定地留在企业并控制着企业，是我所观察到的企业能搞好的一个条件。
上面提到的企业家大家都很熟悉，但大家在讨论公有制企业搞得好的时候却忽略了他们。我觉得这是以往理论框架的一个缺陷。过去一讨论企业，就认为是一个资产所有权的问题，而一讨论资产就是土地、厂房、设备、货币等，却不知道企业的各种要素之所以能组合到一起，首先是立足于企业家对市场走向的判断。卡森讲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从事判断性的决策。从事判断性决策的能力恐怕是企业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用我的话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对市场的准确判断才使刚才讲的要素组合在一起有意义。因此，任何面向市场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回避企业家才能问题的。而我们原来的资本理论也好，企业理论也好，产权理论也好，都不重视企业家的才能。一提到公有制、私有制，人们就仅仅去看那些物的产权，看机器、厂房、设备的产权，而不去看人，看人的能力的产权。这些理论影响很大，以致我只好套用联想的广告在课堂上问我的学生：“如果失去柳传志，联想将会怎样？”
控制权成为一种回报
周其仁：最近我就横店集团的发展作了一个案例研究。我发现，能长久地控制企业，是横店集团的企业能很努力工作的一个条件。企业家的努力工作能得到一种回报，这个回报就是企业控制权。人们通常看到在标准的西方企业中，企业家拥有的剩余索取权，也就是在将工人的工资、借款的利息等付了以后，剩下的就归企业家所有的权利。西方企业就是用剩余索取权来刺激企业家作各种决定的。因此，产权经济学家讲剩余索取权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公有制的框架里，人们看不到很明显的剩余索取权。企业干好了，剩余与企业家无关。
但在企业活动中，无论东西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企业的控制权，就是谁来作企业的决策。我前不久见到了崔之元，我们谈到了南街村。这个地方10年中产出增长了1100倍。人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学习“老三篇”的结果，是经济民主的结果。我说，我同意经济民主对效率提高有很大作用，据说日本企业在管理中很讲民主。但我问：谁在作投资决定？是南街村全体村民投票决定上什么项目，从事何种生产，生产多少吗？恐怕不是。这就像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部好电影是由集体导演出来的一样。投资决定和导演电影一样，就是一个人。其中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汪丁丁：因为判断是主观的，人们能用投票投出某个人的判断吗？
周其仁：是的。这就是卡森讲的什么是企业家作的决策？企业家不是根据什么客观的信息进行边际主义的理性计算就可以作决定的，他要根据主观的判断。而这些主观判断一般是说不清楚的。我们看一看中西方的很多企业的成功投资都是无理可讲。比如横店集团的老总徐文荣曾作了这样一个投资决定：当时他决定投资100万元买西安交大的一项专利。这项专利当时只是小试成功，中试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成果的市场前景很不确定。但徐文荣就想，如果这100万元不成功，西安交大这样大的研究单位就等于欠了横店的人情，以后有了好的科研成果就会再找横店。当然，最后这项专利给横店带来了很大的收益。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让全体横店集团成员在完全看不到收益的情况下作这项投资，可能吗？
在这种事上能力的最大差别在于，人与人之间在对未来不知道后果的事情上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仅就靠体力、靠汗水的劳动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不会很大的。像在农村里割麦子，技术好和差的相差不会很大。但一到涉及决策问题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汪丁丁：这就涉及我们曾讲过的“n-1问题”了。也就是假设我们有n种要素，如果我们搞了n-1个市场，像资金、人力、土地都市场化了，但就是企业家市场没有，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个非常平庸的经济。而且就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熊彼特讲的“周而复始的经济”。
周其仁：对。这时的经济叫市场经济也罢，叫计划经济也罢，都无所谓了。因为这种经济的发展总是周而复始的，总超不出前人的框架。
再回到前面讲的控制权问题。我认为刚才讲的投资判断性决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利，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激励机制。因为，这种控制权能转化为一种回报。我们再分析为什么这种投资控制权能转化成一种激励机制，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讲人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反馈关系。我干得好，我可以得到更多。这是一种逻辑。而我们发现，还有另一种激励机制，就是强调你现在干得好，那么下一步你就能干得更好。企业家作了一个好决策以后的回报就是将来的舞台更大。只要这个机制不被破坏，那么就会从中涌现出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会意识到，作了好的决策，将来的地盘会更大；而作了错误的决策，地盘就会越来越小。在许多现实中的成功企业里，这两种激励机制是并用的。企业家事实上分享一部分剩余，同时稳定地得到控制权作为回报，比如在横店，我们看到老总的工资、资金的制度安排是有足够激励性的，同时，享有企业决策权。
讲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明白为什么一些企业家没有股份还可以好好干。他们就是为了企业的控制权。控制权是一种工作权利，是给企业家更多的工作权利，让他更好地工作。
1997年9月5日
“庙”里的“好方丈”为何那么少
本文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采访稿，文字经作者订正。
公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的少，其原因有三个：第一，行政控制会将企业中仅存的效率机制破坏掉；第二，它不能保证相对更优，保证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家控制更多的资源；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家代与代之间更替的问题，从而影响高龄企业家的长远动机。
“资”源于何处
周其仁：如果我们对那些搞得好的乡镇企业作点调查，会发现企业的资产形成很有意思。比如一些企业最初的资本来源于农户的集资。一类集资是社队出面，每家每户出一点钱，等企业办成，有了收入再还；另一类集资由一些企业家个人出面。
汪丁丁：在其仁所作的横店调查中，是企业家徐文荣凭自己的信誉，得到了乡里农户所集的资金。
周其仁：农民们为什么信任徐文荣？因为他们看到徐文荣以前办小企业的时候就干得很好，办事认真、公道，有事业心。这就是徐文荣的个人资产，是他的信誉资本。有了这种个人资产，农民们的钱才能集中到他手中。这个道理和华尔街的道理基本是一样的。徐文荣再用得到的集资，到银行贷款，这样横店集团企业就有了原始资本。后来企业把农民们的集资还了，除去对银行的负债，企业还剩下一大块，这就是企业的净资产。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考虑到底资本的源泉是什么东西？我并不是不重视人们通常讲的资本，而是想人们是否真的理解它们的源泉。是不是钱本身就可以生出钱来？还是因为钱加在稀缺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上才能生出钱来？我的看法是后一种。企业尤其表明了财富的这一特点。
汪丁丁：再向深一点说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了。实际上熊彼特在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时候，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是价值剩余。而价值剩余只是与活劳动，就是人的创造、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企业家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的财富都是死的。马克思说的地租、利息等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周其仁：马克思强调活劳动中的工人劳动。但是在活劳动里，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劳动，这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的决策性判断和企业管理方面，而这种企业家的劳动在古典时代很难识别，因为那个时代多半是由出资者来当企业家。所以连布劳代尔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个误导的词，让大家都认为资本非常重要。布劳代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一是资本产出比在任何时代都是差不多的，基本是3∶1，也就是固定资产的存量与每年的产出流量之间的比值在任何时代都差不多。另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在过去的许多时代都能找到钱无处用的记录。那么以前的发展为什么这样缓慢？我理解是企业家的才能发展不够，或者没有制度来保护企业家才能。
汪丁丁：对。像高利贷资本主义都有上千年历史了，但就一直发展不出来近代的资本主义。而只是到了近代，文艺复兴之后，才有了个人主义，才有了创新，才有了艺术繁荣和企业家精神的勃发。
周其仁：因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价值的源泉、财富的源泉，到底什么因素在长期的经济增长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并不是说钱财不重要，但钱财是如何起作用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误导人们认为财务资本本身很重要。在改革中，人们认识到资本重要，提出要保护资本的产权，这当然是重要的。如果谁都可以把别人的钱财拿走，那谁还可能有努力的动机呢？这种逻辑我很赞成，但我觉得这里隐含着一种可能的误导因素：使人们看不到保护产权实际上还要保护人的能力，而保护人力资本是发挥全部资本作用的条件。如果社会不保护企业家才能，那些受保护的钱财到底有何用？再往深处想一想，资本本身生出的利到底来自哪里？是不是钱就会生出钱来？如果没有企业家将钱买来作为要素，到市场拼搏，钱是生不出钱来的。
汪丁丁：我们一直忽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我认为当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创新理论进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结果。
周其仁：我们有必要想一想，改革到底在改什么？过去的公有制什么都姓“公”，这样做所产生的动员资源强度确实超过了其他任何时期，但这就构成了财富的源泉吗？没有。道理在哪里？就在于天底下有一种资源是无法公有化的——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
一些公有制企业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叫“公有制”，也并不是企业的物质资本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或者属于集体。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原因，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另外那么多公有制企业表现很差的现象的。所有造成能被举证认为公有制企业有效率的企业，除了靠行政权获得垄断利润外，都或多或少以不同方式承认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这种承认的方式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资本主义”下的以剩余索取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激励机制。比如我去横店集团看到的“控制权回报”等。西方的控制权也很重要，他们激励经理们好好工作也不仅是付他们多少工资，给他们多少股票，也要包含控制权。
“好得少”有制度根源
周其仁：我们现在来解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公有制企业”搞得好的非常少？我的研究表明，控制权回报机制起作用需要很多条件。第一，企业家必须在位。第二，在位的企业家的能力要始终很强，不但是绝对地强，而且要相对地强。相对强的含义是，在位的企业家对企业资本的运用一定要比企业内外的所有其他人好。据我观察，要在公有制条件下满足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难的。因为，首先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难以在位，更难以长期在位。
汪丁丁：因为他没有合法性。
周其仁：行政的力量总在起支配作用。行政的干预最后就是破坏对企业家的控制权回报。因此，很多能干的人要不然就是不能在位，要不然就是干了一段就被调走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下面是第二个原因，公有制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拒绝产权交易。比如至今国有股、法人股还不能交易就是一种具体表现。不能交易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在位企业家相对的优势不能得到保证。产权交易本质上是让更能干的企业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比如A企业兼并B企业，为了获得20%的控制权，就要购买B企业的股权，而大规模的收购就会引起B企业股权价格的上升，比如从5元一股涨到6元。那么，为什么同样的股票在B企业的企业家手里是5元，而到了A企业的企业家手里就变成6元了呢？在我看来，其中的本质是两个企业的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差别。所以，企业到底值多少钱，也取决于谁在控制它。资本市场的本质就是让企业家经营企业的过程永远不要停止。企业家和资本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合。我想任何其他人类组织机构都没有这样灵活。
这也引出了崔之元提出的“所有者偷懒怎么办？”也就是“委托人偷懒怎么办？”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和张维迎的分歧。丁丁曾对维迎的书写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书评。对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点我很赞同，但是恒产者不一定有雄心，更不一定是最有企业家能力的。在有资本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光有恒心不行，因为你没有雄心和能耐，别人就可以出高价收购你，就接管你的企业了。市场就像一双奇怪的红舞鞋，你一穿上就永远停不下来了。所以，资本市场的存在不仅使有产者可以保持控制，而且使最强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仅有对物质产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前几年，北京人艺曾上演过一出戏《天下第一楼》。剧里的故事就讲一个烤鸭店的经理想好好干，但两个子承父业的少东家却一个热衷练武，一个爱好听戏。最后，试图振兴烤鸭店的经理失败了。所以，资本雇佣劳动的说法在我看来是有局限性的。企业市场的本质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公有制体制下抑制了这个过程，使国家的所有权和集体的所有权不能买卖，也就不能永不停顿地选择企业家能力最强的人控制企业。这也是公有制下公有企业不容易搞好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权回报机制无法向下传。当企业家能力不行的时候，怎么处理？如果你因为他过去干得好，就把控制权给他，那就会有危险。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经营业绩变化很大，原因就是企业家的变化很大。
控制权资本化
周其仁：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将控制权资本化。资本化就是将剩余索取权和支配权分开，以索取权替换控制权，使那些干得好的企业家得到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等到他们没有能力作决策的时候，可以享受。而控制权回报的机制没有这个作用。现在我们的很多企业还在第一代企业家的控制中，这些人年龄还没有到退下来的时候。但研究制度不能以一代人为限。股份公司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它能使企业几乎变得永久有生命。长期来看，如果我们不解决控制权的资本化，就会产生一个悖论：一些过去很能干的企业家，在他们能力不行的时候，仍让他们作企业明天的决策来奖励他们过去的能干，结果就让一个低质量的决定来作为对企业家过去成功的报酬。作为激励机制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决策的质量会降低。当然，为解决这个问题也有替代的办法，比如将控制权传给儿子等。但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我们这里再总结一下，公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的少，其原因有三个：第一，行政控制会将企业中仅存的效率机制破坏掉；第二，它不能保证相对更优，保证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家控制更多的资源，因为产权是以部门、行业等划分得非常零碎的，相互之间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只能在一个局部内优化；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家代与代之间更替的问题，从而影响高龄企业家的长远动机。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找不到控制权资本化或者类似的制度变迁的话，传统的公有制企业无法与股份制等其他类型的企业进行长时间的竞争。
企业在市场上被定价
汪丁丁：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公有制企业搞不好，只要上面三个条件不能满足，企业经营就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在公有制体制内有搞得好的企业？这就涉及企业定价。我们可以先看看资本市场上企业是如何定价的。资本概念本身是指有一个投资项目，这个项目在每一时期有一定回报，也就是有一个净利润，我们根据这些净利润按一定贴现率贴现到现在，得到一个现值，如果现值高于投资总成本，那么这项投资就叫资本投资。也就是预期的回报利润流的现值大于付出的投入值，这是资本最原始的定义。在充分竞争的资本市场上有某项资产，由A去管。在资本市场上人们根据该企业各期的收入，也就是净利润流，再“用脚投票”。企业各期的成本或利润，也就是A如何压低工资、如何降低成本、如何发展新的供应商、如何开发新市场等，这些都是A的函数，都是A经营者的结果。将各期的净利润体现到现在就是该企业在市场能卖的价钱。这也就是A的价值。所以当投资者或机构持股者买该企业股票的时候，依据的根本不是企业的资产，那是不确定的，而是看资产是由谁来经营的。如果A经营就值5元钱，换别人就不行。所以其仁强调的企业家的选择范围非常重要，道理就在这。在我们的体制内，适合于上级“胃口”又有能力的企业家是大大减少的。如果是乡镇企业，恐怕就在本地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