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产品是按固定的习惯，而不是按变动不居的契约分配，则在政治经济学中毋须
研究分配法则。在自耕农的情况下所须考察的只是，第一，这个制度对农民精神上和物
质上的影响如何，第二，它对劳动效率的影响如何。在这两方面，分益佃农制度具有自
耕农制度所特有的优点，只是其有利程度较低。分益佃农勤奋努力的动机不象自耕农那
样强，因为勤劳的成果只有一半、而非全部归他自己所有。但他们的这种动机比散工要
强得多，后者对勤劳的成果毫不关心，他感兴趣的事只是不被解雇。如果分益佃农不违
反契约，是不会被撵走的，所以他所具有的勤奋努力的动机比没有租地权的任何佃农
（tenant－farmer）强烈。分益佃农至少同他的东家有共同经营的关系，并且可以同后
者平分共同的收益。而且，他的永佃权是靠习惯保证的，因而他对土地颇为喜爱，也就
是多少具有土地所有者的感情。我在这里是假定这一半产品足以使他过舒适的生活，但
实际上是否如此，取决于（如果农业情况没有变化）土地细分的程度；而土地细分的程
度又取决于人口原理的作用。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所能适当地供养的数量，或超过工业所
能吸收的数量，这种情况甚至对自耕农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当然对分益佃农来说更是
屡见不鲜。然而，我们曾经说过，在自耕农制度下促使人们在这方面慎重从事的倾向，
在分益佃农制度下同样普遍。对自耕农来说，他们能否养活一家，是容易准确地计算出
来的。如果容易看出拥有全部产品的所有者（译者按：指自耕农）能否靠提高生产在同
样的生活水准下养活更多的人，则拥有一半产品的人（译者按；指分益佃农）也能同样
简单地做到这一点。分益佃农制度除具有自耕农制度所拥有的各种人口控制力以外，似
乎还具有另一种人口控制力，即在此时，地主可以拒绝同意土地的细分来发挥控制作用。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控制十分重要，因为农场即使不细分也可以负担过剩人口的生活，
而且，人口增长几乎总是使总产量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一半产品的地主是直接受
益者，只有劳动者受到烦扰。毫无疑问，地主最后会因劳动者贫困而倒霉，他们不得不
贷款给劳动者，特别是在歉收时节；对最终麻烦的这种预见，对于重视未来安全更甚于
眼前利益的地主可以产生有益的作用。
对于分益佃农制度所特有的缺点，亚当·斯密作过极为清晰的描述。他指出，对分
益佃农来说，“生产总额愈大，他所占有部分亦愈大。所以，他们的利益，显然在于能
够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接着他又说：“不过、在对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
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费分文，而享受土地生产物的一半，留归对分佃农享有的自属不
多。在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节省的更是有限。对分佃农决不愿用这有限的节余来改良
土地。教会什一税，不过抽去生产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极大的障碍。抽去生产物
的一半，一定会切实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给的资本，从土地尽量取得最大量的生
产物，固然是对分佃农所愿望，但若以自有资本与地主资本混合，却决非对分佃农所愿
的。在法兰西，据说，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对分佃农耕作。地主常常指摘农民，不
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来拖车。因为，拖车的利润，全部归于农民，耕田的利润，却
须与地主平分。”
在租佃制度下，一切要花费资本的改良必须靠地主的资本来进行，这确是这种制度
的根本性质所在。然而，不论佃农是随时可以夺佃的，还是（如果阿瑟·扬是正确的话）
以“9年为期的”，甚至在英国，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如果地主愿意提供改良所需的
资本，分益佃农会抱着强烈的兴趣促其实现，因为由此产生的利益一半会归他本人。但
是，在分益佃农永久享有租地权（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习惯赋予他们的那种权利）的情
况下，一切改良都必须取得农民的同意；而农民具有墨守成规、厌恶革新的特性，如果
不通过教育加以改变，毫无疑问（拥护这种制度的人也承认），这会成为改良的一个严
重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