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工资取决于劳动人口的数量与用以购买劳动的资本及其他资本（简称资本）
的比例。如果某时某地的工资高于他时他地的工资，如果雇佣劳动阶级的生计和生活比
较富裕，那么其原因不外乎是资本对于人口的比例较大。对劳动阶级来说，重要的不是
积累或生产的绝对量，甚至不是在工人中分配的资金数量，而是这些资金与参加分配的
人数之比。要改善这一阶级的状况，除变更这一比例，使之对他们有利以外，别无他法。
因此，每一项为工人谋利益的计划，如果不以此为基础，则从长远的目的来说，都是骗
人的。
在象北美洲和澳洲殖民地那样的一些国家里，既有文明生活的知识技术和高度有效
的积蓄欲，又有无限广阔的未占有地，不论人口如何增加，资本总能跟着增加，不能得
到足够的劳动力，反而成为资本增加迟缓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论是谁，只要能够成长，
总能找到工作，决不会使劳动市场供给过剩。在这些国家里，每个工人家庭都有丰富的
生活必需品，而且也有许多便利品和若干奢侈品。除非因为个人的不检点，或实际缺乏
劳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是不会贫困的，是无须依赖别人的。即使在那些古老的国家里，
由于某个部门的资本激增（不是一般的激增），有时也会使该部门的工人得到与此同样
的利益（虽然程度低些）。自瓦特和阿克赖特的发明以来，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大为发展，
在需要人口增加1倍的时期内，其所使用的资本大约增加了3倍。因此，在当时的地理环
境和人们的习惯或意愿所许可的范围内，从其他部门吸收了几乎所有的工人．不但如此，
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对于儿童劳动的需要，使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所以，与其
限制人口，不如增加人口反而有直接的金钱利益。尽管如此，在那些大的制造业中心，
工资一般都很高，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按若干年平均计算，数额可观。由于工资在今后
长时期内尚无减少的倾向，所以影响所及，使附近各地农业劳动工资的一般水平也在提
高。
但是，人口能够泰然地以最大速度增加的那种情况，对一个国家或一种行业来说，
是很少见的，而且是暂时的。只有很少的国家才具备其所必需的全部条件。或因产业技
术落后和停滞而使资本的增加缓慢，或因实际的积蓄欲不高而使资本的增加很快就达到
极限，或者这两种因素充分具备，但因缺乏象已耕地那样好的未耕地而使资本的增加受
到阻碍。即使资本和人口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增加1倍，但是，如果这种资本和人口全部
要在同一土地上寻求出路，那么，除非在农业上有空前的、连续不断的发明创造，否则
也不能继续使生产增加1倍。因此，工资如不下跌，利润必将减少；利润一旦减少，资
本的增加就慢下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即使不下跌，粮食的价格（后面将有详
细的说明）也必然会上涨。这同工资下跌是一样的。
因此，除了我刚才说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其中具有实际重要性的，只有新殖民
地或与新殖民地情况相类似的国家），人口以最大的速度增长而不致使工资下跌，这是
不可能的。或者，工资的下跌，在没有达到阻止人口增长（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作用）
的程度时就停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那些古老的国家里，人口都不是以几乎最
大的速度增长，而大多是以极低的速度增长，某些国家的人口则完全不增加。这样的事
实，只能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自然所许可的最大出生率没有实现（这在某些情况下是
会出现的），二是这种出生率虽已实现，但所出生的很大一部分都已死亡。人口增长迟
缓，或是由于死亡，或是由于谨慎精明，或是由于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积极的抑制”
或“预防性的抑制”。在所有古老的社会里，上述各种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存在的，
而且事实上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强有力地存在着。人口的增长，如果不是因为个人或国
家的谨慎精明而受阻，那就是因为饥饿或疾病而受阻。
以上所说的种种阻碍，在世界各国，究竟哪一种发生了作用？马尔萨斯先生为弄清
这个问题曾经煞费苦心。他在《人口论》一书中所收集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实例，即使在
今天读来，也颇有收获。现在的亚洲各地和以前的欧洲大部分国家（那里的劳动阶级没
有陷入人身的隶属关系），除死亡之外，别无阻止人口增加的方法。死亡不一定是贫困
的结果，而大多是由下面三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对于孩子的抚养缺乏经验和粗心大意，
二是成人有不法或其他不健康的习惯，三是几乎周期地发生毁灭性的传染病。上述各种
造成孩子过早死亡的因素，在欧洲各地已大为减少，但并没有绝迹。直至最近，英国的
几乎任何一个大城市，如果人口不从乡村地区不断流入，则其人口数量是无法维持的。
利物浦目前还是如此。即使在伦敦，同比它穷得多的乡村地区相比，其死亡率更高，平
均寿命更短。在爱尔兰，如果马铃薯的产量略有减少，总是要发生流行性热病和由于营
养不良引起体质衰弱而死亡相继。但是，尽管如此，现在还不能说，欧洲的任何地方，
人口缩减主要是由疾病引起的，更不能说是由饥饿引起的，不论在直接的形态上，还是
在间接的形态上，都是如此。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按照马尔萨斯先生的说法），
是预防性的抑制，而不是积极的抑制。但我认为，全部或大部分由雇佣劳动者组成、不
能指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劳动阶级，很少会谨慎明智地独自采取这种预防性的措施。例如，
在英格兰，说大部分农业劳动者会对人口实行什么谨慎明智的限制，那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一般都尽可能地早婚，而且尽可能地多生孩子，犹如当初移居美国的移民一样。他
们在现行的济贫法颁布前的30年间，就已受到一种最直接的、不顾后果的奖励，即一个
人在失业的时候，不但随时能以简单的条件得到生活上的帮助，而且即使在就业的时候，
每周也可从教区领到与他们的孩子数量成比例的津贴（这是极普遍的）；至于家庭人口
较多的已婚者，则按照一种权宜之计，可以比未婚者优先受雇；这种奖励人口的办法，
现在还在实行。农业劳动者在这种奖励之下，养成了漫不经心的习惯。这种习惯，对于
没有教养的人是颇为适宜的，所以，不问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即使在这些原因消失之
后，在一般情况下，还会长期地存在下去。在社会上，甚至在那单纯的表面运动不能到
达的深处，有许多新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某种主张，可能今天是正确的，但是几年
以后就必须大加修正。所以，对于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中人们的精神状态或实际感情作
出一成不变的判断，那是危险的。不过，如果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是由农业劳动者决定的，
那么，只要出生数不因死亡数而减少，英格兰南部各郡的人口增长速度，就会同美洲一
样快。但是，在由中产阶级和熟练工人构成的绝大部分人口中，存在着限制人口的因素。
这部分人在英国，几乎与普通工人的人数相等，在这部分人中间，谨慎明智的动机确实
起着极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