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加以决定，并且我们也永远无法推测其结果——全部那些宏伟的、令人惊奇的和有益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导致了人类文明。为了使这一主题臻于完善，还必须探究社会法规的影响，并且不仅应清楚地查明它们的影响是什么，还应该弄清——如果可能的话——用哪些和什么样的社会法规促进了知识，从而增加了生产能力。
我不打算进行这方面的探究，但是这个主题需要这种探究，并且在进行这样的探究以前，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支配财富增长的规律。那些名为政治经济学基础，政治经济学原理或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书，没有一本包含并详尽论述了知识对生产能力的全部影响，也未阐明支配社会知识发展的自然规律，因而从本质上说都是（而且必然是）不完整的。
我不打算背离我为自己规定的原则，即把我的研究限制在支配生产的自然规律而丝毫不涉及政府的影响；然而必须指出，除非我们把宗教信仰、社会体制和组成政体的每种形式——从完全的自由到悲惨的奴役（不论是对活人的奴役还是用立法形式加以规定的那种最坏的奴隶制度）——对创造财富的知识的增长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以及各种临时法规在这方面的影响都加以考虑，就无法解释不同国家在财富增长方面出现的差别。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劳动分工、所有权保障以及通常被认为是增加国家财富的主要手段的大部分条件都是（或者两三年前曾是）
大致相同的。
这些国家的宗教、政体和商业法规在原则上是如此相似，以致它们对财富生产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大致相同的。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英国却出现了最迅速的财富增长，其人民则成了能够最自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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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社会知识发展的自然规律５９
进行研究者。英国的新闻报道以及与之有关的人们的思想所受到的束缚要比欧洲其它任何大国少。这也许就是英国较多的财富的唯一根源。
知识的每个领域都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只有每一个其它领域的知识都能得到发展时，人们对某个领域的探究才不致受到妨碍或约束。政府可能自作聪明，认为它们所谓的有益的约束只是铲除异端邪说，但是经验使我们相信，就像拙劣的园丁将带有果实的树枝也剪掉了一样，这些政府无意之中在一切方面限制了创造财富的知识的增长。一些政府对商业企业和个人努力施加的限制大为损害了人类的福利，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公认；但是如果要和可怕的思想贫困所带来的巨大不幸相比，它又显得微不足道了。任何时候只要少数统治者（他们与最平庸之辈同样无知）为研究和言论划定框框的作法得逞，那种可怕的思想贫困就会接踵而来：凡是其结果无法事先预料的知识就是有害的知识，你就不应体验它；某种知识是对健康有益的，人的思想除此之外就不应有其它营养。这种荒谬绝伦的作法除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任何时候只要一社会的统治者专横地规定他们的哪些主题不得进行研究时，他们就已事与愿违地使其奴隶（他们只是将其奴隶作为纳税机器而加以珍视）不能推动知识向前发展，而知识乃是自然的命令，它发生于控制和约束较少的国家，它是增加人类生产能力和财富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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