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人口报告序言》，参阅议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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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导 论
养整个社会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数，我们必须把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家庭加于从事农业的家庭；我们也必须减去每个家庭中那样一些成员，诸如过于年幼者、过于年迈者、病者和低能者，总之，所有那些或者是不能劳动者、或者是按照社会习惯免于劳动者都必须减去。如果我们假定每个家庭中有两人不劳动（这是一个低的估计）
，我们就将得出结论：以农业为职业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不超过全部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提供了我们全体消费的一切东西。
在各类野蛮人中，一切男人和女人都在劳动；他们的劳动仅能勉强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的人数即便有增长的话，也是增长极为缓慢的；而在文明社会，仅仅一小部分人的劳动就提供了不胜枚举的舒适和奢华，社会在人口和实力方面都在增长。
我希望上面几段论述已为读者清晰地提供了两种鲜明的对照，在每一种情况中，个人的舒适和富足是与不断增长的国力密切相联的。在同样的气候和地理位置的情况下，一方。。。
面是一些国家财富和国力的迅速增长，这些国家的广大民众也相对说来比较富足；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国家并未增长或者实际上在衰落，它们的民众也相对说来比较贫穷。在这两种社会状态中，个人的生产能力有着惊人的差别：在一种社会状态中，一个人的劳动能维持许多人的生活；而在另一种社会状态中，仅能勉强使自己餬口。现在我们想要知道影响劳动生产能力、国家的昌盛或衰落以及在一般的意义上影响个人的富足和贫穷的一切条件；而弄清所有这些条件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对象。。。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将全部自然条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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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５２
非人类本身所固有并且非用劳动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事物（一般认为它们对人类的昌盛具有最强有力的影响）
排除于我们探究之外。无论气候和地理位置具有多么明显的影响，实际上其影响力是轻微的，并且其特有的影响取决于一些我们知之甚少的原因，因而可以略去不计。
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东方世界的气候和地理位置在３００年或４００年以前和现在是一样的；并且美洲印第安人和新荷兰的土著过去所碰到的。。。
气候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同现在欧洲人在那里碰到的气候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一样的；而且在现代的意大利和古代的意大利，气候和地理位置的条件肯定也是一样的；实际上似乎已得到充分证实的反倒是：一切国家的气候都因人口的增殖而改善并因人口的减少和衰落而变坏。
与海洋或空气一样，土地并不包括在本门科学的范围之内。对美洲印第安人和后来的欧洲人来说，他们的土地同样广阔；而亚洲自从其显赫的日子以来，其幅员并未减缩。没有理由相信，其土地在养育前述庞大帝国的居民时的肥沃度要比现在更高。美洲大陆给予野蛮人的东西诚然微乎其微（连这点微乎其微的东西也只是给予其劳动的）
；如果我们不考虑文明人和野蛮人两者不同的劳动种类和劳动程度，则美洲大陆现在给予文明的欧洲人的东西和它给予野蛮人的东西是同样多的。实际上，最肥沃地区自然生长的产品，还不及文明人能从土地得到的产品的一万分之一。文明的劳动、训练有素的劳动将不毛之地化作良田；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劳动从海水得到了面包。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土地肥力的无能为力和劳动的巨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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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导 论
量，我想提醒读者注意荷兰沼泽地居民享有的财富和舒适，以。。。
及总的来说南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人民遭受的贫穷和匮乏。荷兰的勤劳和一度强大的人民的土地、船舶、房屋、别墅、花园、工厂，可以说都是从海洋中夺取来的；而拥有欧洲大片最肥沃土地的南欧却不能给当地各国带来舒适、权力或显赫。苏丹的领地有几个英国那么大；古代几条最好的河流横贯其中；它具有许多发展商业的极佳地点；它们易于和欧洲及印度相通；它们处于温和的气候中；如果单是土地肥力就能带来财富的话，则其所有居民应该都能过上愉快富裕的生活，但是其广大居民却是贫穷和不幸，并且国家也陷入衰弱境地。
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美洲大陆南部西班牙殖民地所获得的不同进展，也许最能说明广阔的领土和用不尽的土地肥力在使个人富裕和国家强盛方面的完全无能为力了。西班牙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比英国在美洲北部建立殖民地几乎早了一个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两个幅员广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它征服了它们并把它们作为奴隶使用，以增添其自身的财富。汉波尔特告诉我们，①那里土地的肥力高到这样的程度，“在新西班牙一小片种植香蕉的场所，其产量就足够维持５０多人的生活；而在欧洲，一块同等面积的种植小麦的土地能够供养的人不超出两个。”
“那里一个人每周工作两日的劳动（它是未开化的、原始状态的劳动）
，就足够赡养一个人数众多的家庭。
在墨西哥，玉米的平均产量是种籽量的１５０倍，
①见汉波尔特所著《近赤道美洲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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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７２
而在欧洲，如果农民每播种１蒲式耳小麦能收获８蒲式耳的话，他就认为他的庄稼长得很不错了。“但众所周知，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的西班牙殖民地，在财富、国力和人口的增长上却不能与英国的殖民地（现在的美国）匹敌。我已经提到过美国的人口数；但是为了使读者能进行更精确的比较，我还要补充指出，当汉波尔特写他的游记时，他估计美国的白人总数达８５７。
５万人，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白人总数才３２７。
６万人。
①人们设想的土地肥力和广阔领土的一切优势全都属于西班牙人；然而英裔美国人有知识的勤劳已经弥补了这些优势而绰绰有余，它使他们能远比西班牙人更快地增殖其人数。
墨西哥巨大的土地肥力并未能使民众免于饥荒。汉波尔特写道：“首都的街道上聚集着２万到３万不幸的可怜人，他们晚上露宿街头，白天则在阳光下闲荡，一丝不挂，或者只。。。。
披一条床毯。他们从不要求施舍，如果他们一星期劳动一天或两天，他们就能挣得买玉米或买几只盛产于墨西哥湖泊的鸭子（这些鸭子系用其自身的脂肪烤熟）所需的收入。“他接着写道，”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饥荒是极为常见的，每当遇上大旱或任何其它当地的原因而损害玉米的丰收时，就会发生饥荒。“
一个拥有几乎无边无际的大片肥沃土地的民族竟会遭受自然条件较差的国家中从来不曾经历过的饥荒。可见不
①关于从汉波尔特著作搞引的这些数字，读者可参阅马尔萨斯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３８２页和以后数页；或法文原著《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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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导 论
论土地多么肥沃，它不能创造财富，就像阳光和雨水不能创造财富一样；并且也和阳光及雨水一样，我们可以把土地的大小和肥力完全忽略不计而不会产生差错。
我请读者记住，我并不断言我们称之为土地肥力的特征——该特征在一切情况中都与我们在进行讨论的那一时刻我们的知识有关——对生产维持生活的用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和受知识指导的劳动力的影响相比，土地肥力的影响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致可以将它略去不计。由此可见，不仅可以略去诸如地理位置、土地及其肥力等被认为是影响人类昌盛的最重要的自然条件，我们还可以把除了人类的能力和天赋以及人类所创造者除外的一切其它自然条件排除在本门科学之外。
必须经常记住（虽然似无加以陈述的必要）
，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没有非劳动生产的财富。斯密博士说，“任。。。
何时候从根本上看，向每个国家供应其一切生活必需品和舒适的财源乃是每个国家的全年劳动。“
“用货币或用货物换来。。。。
的东西乃是用劳动买来者（这就是说，赚得货币或制造货物的劳动）
，它和我们经由自身躯体辛勤工作而获得者同量。“
“劳动是最先的代价，是用以支付一切东西的最初的采购货币。世界的一切财富从根本上说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子或银子购置的。”
①这些话和通常接受的、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巨大来源的见解极为不同；这种见解使得土地在这个国家被错误地认为它是最有理由得到财产这种名称的。但是，斯
①《国富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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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９２
密博士的权威加上我的论证应能使读者确信，同空气和阳光一样，土地仅仅是食物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之一。当劳动管理着这种生产果实的能力时，土地乃和空气及阳光一起给予我们以食物，食物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便是土地野生的自然产物——它使土地具有了财富的特征——也必须用劳动加以采集和取用。
麦克库洛赫先生说，“把我们放在河堤上或果园中，如果我们不付出一点勤劳取水而饮或从果树摘取果实，我们肯定将会渴死或饿死。”
①
一切财富均为劳动生产的原理不论看来是多么普通和正确，但是土地是财富的来源的见解——它是使个人遭受许多。。
不公正待遇和引起许多民族仇恨的源泉，它也是好几场战争的起因和许多掠夺的动机——表明该原理并未得到普遍公认。然而，鉴于劳动是立法者能赖以建立财产权的唯一稳妥基础（如果他是按照人们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进行立法的活）
；鉴于劳动不仅是一切财富的来源，还是实行公正分配的准则，任何时候当人们被私利引入歧途时，劳动使其良心变得正直，并且当立法者的政策受到权宜之计的错误观点的曲解时，劳动使其得到矫正；因而读者当不致由于我引用下面一段精辟并引人注目的、说明劳动的引文而感到厌烦：Ｍ。
坎纳德这样说，“如果我通过反思从我的手表抽去连续施加于其上的全部劳动，则最后除了蕴藏于地壳内层的某些矿石颗粒外（它们从那儿被挖掘出来，它们在那儿毫无价值）
，其它均不复存在。
如果我按照同样方式来分解我吃的面
①“政治经济学”条目，《不列颠百科全书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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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导 论
包，连续抽去其接受的全部劳动后，则剩下的只不过是分散于未耕种过的不毛之地上的、毫无价值的几株禾本科的草而已。“
①
也许此刻从我眼前发生的事物中就能举出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说明。
我的对面现在有一些建筑房屋的泥水匠和木匠，他们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砖、灰浆和木材。
他们使用的工具、器械和钉主要用铁制成，因而像Ｍ。
坎纳德手表的材料一样，可将其还原为地壳内层中其原始状态。
砖是由废渣和泥土制成，废渣在用于制砖前乃一累赘；而泥土则是人们在筑路前需要将其挖掉者，所以它也和废渣一样，在它转变成砖以前，它实际上是完成其它作业的障碍物，比没有价值更差。用于烧砖的燃料最初蕴藏于地表以下一定深度，需要大量劳动才能将其挖出。
灰浆由砂和石灰配成，不论砂是否用于调制灰浆，在给房屋打地基时必须将砂挖出移走；而石灰在其被劳动者转化为现在的物质以前，乃一贫瘠而荒芜的白垩地——农民诅咒的对象。至于木材，则几个月前还阻塞着挪威或美国的地面；如果是在美国，也许会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令人讨厌之物，以致任何能将其移走的人，人们将对他感激不尽。因为在将地面的树木除清以前，人们无法加以利用。然而从这些无价值的东西中，制砖匠、泥水匠、木匠、工具制造匠等等的联合劳动建成了有价值的住宅，它庇护其所有者免受严寒酷暑之苦；或者予以出租的话，则能增加其所有者的年收入。
由此可见，围绕着圣保罗大教堂的巨大财富——它构成了这
①《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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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１３
一宏伟而壮丽的首府①——乃是被劳动（仅仅被劳动）
用普通的泥土、贫瘠的白垩土以及人们在能得到一棵包心菜、一粒谷穗以前不得不从土地上清除的树木所创造的。不论树木多么美丽，它们妨碍农民在土地上耕种。
因此，麦克库洛赫先生说得好（我在前面已多次引用他的著作）
，“劳动乃是这样的一个法宝，它提高人类使之脱离野蛮人的境地，它把荒原和林区改变成为良田，它使大地上出现城市、海洋上航行船舶，它给予我们富足、舒适和文雅，。。
以取代匮乏、不幸和愚昧。“
我喜欢借用诗人的说服力来加强科学的论述，诗人经由描述或迎合人类的感情和情绪而享有声望，可以认为诗人是人类最正确无误的代表。汤姆逊用如下的诗句支持我适才提出的科学的观点：“世间万般事，其本乃勤劳。
勤劳赐幸福，寰宇呈新貌。“
建立了是劳动创造一切财富的原理以后，由此也就引申出：在野蛮人部落的生产能力和文明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全部差别、在一每个成员都富足的社会和一所有成员都贫困的社会之间的全部差别、在一欣欣向荣的国家和一停滞不进或日趋衰落的国家之间的全部差别，必然将归诸运用劳动和分配劳动产品的不同方式。因而也就如同我在前面论述的那样，整个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在影响着劳动生产能力并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的各项条件这一范围内构成的。
①即伦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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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导 论
全部这些条件可以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条件，或者不取决于政府或非由政府形成的规律（诸如人类的爱好和才能、其肉体生存的规律）
以及人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第二类是社会法规，它们取决于政府并出政府制定，诸如各种永久性的法律，它们规定一国土地的占用，为国家确立宪法，把居民区分为多个阶层；以及管理商业的法令和政府的各项法案，其中有许多显然旨在增加社会财富或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
没有多少年以前，哲学家们以及笼统地说一切人们习惯于把国家的昌盛和个人的富足唯一地归功于政府的形式和管理的方式。当时认为每一件社会喜事都源自执行得当的英明法令。人们阿谀奉承地把政治家的品性描述为：“圣人治国大道行，四海富庶喜盈盈。
若问功勋在何处？
但看黎民笑脸迎。“
由于他们不仅能带来富裕，还能促进美德并保证幸福，因而得到了世界的赞扬。然而，当由作苦工的人和粗汉组成的北美殖民地——除了他们为自己制定的一些法令外，他们对一切法令表示蔑视，他们实行完全的个人自由，很少或没有家长式的或在政治经济上多方管制的政府的束缚，他们成了美国的伟大人民——在摆脱了欧洲政府的保护后，在国家昌盛和实力方面有了更大的增长时，人们才清楚地看到，不论立法当局的自称英明会对国家的衰落产生何种影响，但它丝毫不能促进国家的昌盛；人们不得不在自然的仁慈赐予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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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３３
寻找大众富裕的原因。大约在同一时期，法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哲学家派别，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说，“他们根据这样的假设——即：从最本质的方面来看，社会制度乃。。。。
是天生的智慧的产物、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而进行思考。“
亚当。斯密博士似乎抱有同样的见解。
在研究了无数社会法规（不过尤其是管理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的各项法律）并发现那些法律有损于贸易双方的昌盛以后，他被迫探求无法否认的、造成财富增长的其它原因而不是政府的明智行为；他在人类的利益、爱好、本能和感情中找到了这些原因。他教导说，在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和生产共同产品的不同种类的劳动者绝妙的合作（采用这种方法使全体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惊人地提高了）
，并非由于人类智慧或立法当局的智慧——也就是说，立法当局预见到并以意志力促成这一令人惊奇的并对我们极其重要的普遍富裕效果——的结果，而是由于人类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使他采行了这种他独具的习惯，就像鸭子天生就会下水、狐狸天生就会打洞一样。政治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这些天生的利益、爱好、本能和感情及其产生的后果，这些天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静止，并且在处于最先进状态的社会中，也会和在社会刚开始时同样强有力地继续发挥作用。
本书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局限于上述内容；这门国民财富的自然科学也就建立在这些内容及其永恒性、以及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物质世界赖以激发起我们类似感情的那些规律的永恒性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每一页中，它们将处于显著的位置。因此，现在我将局限于向读者提出一两个它们的例子，指出它们被认为是本门科学的基础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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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导 论
的原则。
国家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乃是人口的增长：不过除非人类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存在着一自然的和几乎不可抑制的增加其种族的倾向并存在着一供应其需要的自然能力，人类怎能在地球的如此巨大的面积上分布自己并在过去建立那些我已提到的庞大帝国呢？
（尽管这些帝国可能经由征服而被扩大，它们必然已经发现人是值得加以征服的，就如同土地值得加以侵占一样，并且必然把人视为扩张和征服的原动力。）
如果不是当人类还处于“混沌未开在远古，人无定居兽为伍。
只缘一餐橡树果，不顾千险斗野猪。“
的阶段时，人类的增加超过了天然生长的维持生活的东西（它们装饰着大地，显露在树丛上，或者从庄严的树木上落下来）
，则德国的森林怎会被清除，英国沼泽地的水又怎会被排干呢？或者，如果不是欧洲将其过多的人送往美洲；如果不是现在美国的勤劳居民增殖得如此迅速，以致其父辈的土地不能轻松地为其提供维持生活的东西，则美洲的森林怎会被清除，并且欧洲的习俗和文明怎会从大西洋传播到太平洋呢？
除非人类心中有一股任何既乏不能抑制、任何艰苦不能扑灭的、对生命的自然的爱和对子孙的出于天性的爱；除非个人。。
的勤劳（它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通常都超过了社会的压。。。。
迫，并在任何时候都大于满足个人需要所必需者，则任何人种何从增殖并得到改良呢？不妨观察一下任何时候的任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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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５３
家，即便是美利坚合众国，更不用提新荷兰了，我们可曾看到劳动者能够或被容许将他们自己的全部产品消费得一干二净的吗？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劳动者都必须维持除了他们自身及其家庭以外的许多人。因此，很奇特但也很自然的是，人类被赋予了与其各种需要相称的生产能力，这种能力使个人能赡养其家庭，并能维持超过其自身及其家庭的许多人过着终日无所事事而又富裕的生活。这种天赋的生产能力——它不是政府的、而是造物者的赠予——乃是个人富足和国家宏伟成就的伟大源泉。
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得到运用；除了来自政府的激励以外，是否还有促使这种能力得到运用的本能的动机呢？
有的。
人类注定了要辛勤工作才能餬口；因而很自然的，那些不工作的人也就没有东西可吃。如果我们不劳动，我们就没有食物，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要死去。这和任何数学定律同样肯定无疑；这里面涉及的对劳动的刺激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而没有比它更大的刺激了。
麦克库洛赫先生说，“勤劳并不需要外源的利益加以刺激，”
我还想补充说，也不需要用惩罚或罚金来加以刺激。
在最野蛮和最文明的人之中、在欧洲和美洲、在过去和现在，一句话，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在所有的种族和人种之中，都存在着人类劳动的必要性并在发生作用，它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乃一普遍规律。它永恒地和始终如一地影响并调节全体人类的行为，正如重力影响一切物体一样，尽管有些现象（比如喷泉的水）似乎在一段时间内违反了重力的作用。
不过是否不存在对应于这种必要性的、调节外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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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导 论
规律呢？或者说自然只是把这种必要性加于我们，而没有使物质世界对我们的、被饥饿驱使的劳动作出反应呢？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必须辛勤工作才能餬口，这是我们生存的一条规律；但是相应地它也是一条外部世界的规律，即外部世界将给予我们的劳动以面包，而且仅仅给予我们的劳动以面包。
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它的每一部分均受不变的规律的调节）
适应于人类，人类也适应于世界。
规律的这种相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一致性调节着人和外部世界的行为，并在任何时候把人类（不论其举止多么高傲，其信念多么崇高）与其发源的土壤联系起来，与广大的世界联系起来（他怀着敬畏的心情以其才智对世界进行细察）。
他是被明智地调节着的世界的一部分。
当自然将这一规律加于我们和外部世界时，它无疑将通过无穷无尽的时间过程调节并决定着规律的一切可能的后果。它让我们在饥饿和劳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在自己耕种和用鞭子驱使别人为我们耕种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在用我们诚实的努力养活自己或者靠卑鄙地或凶暴地掠夺别人来养活自己二者之间选择其一；不过它把我们选择的后果置于我们的控制之外。由此可见，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生产和分配财富的一切细微部门均受到源自劳动的必要性的条件的调节和支配；正像物质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受自然规律的调节和支配一样。如同万有引力决定着地球上物体的稳定，决定着它朝向地心的运动，甚至还决定着似乎在抵抗重力作用的那些物体的运动——它们因某些其它物体较大的引力而被迫向上运动，万有引力还调节着地球本身的运动以及一切宇宙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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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７３
运动；人们也能感觉劳动的必要性的影响，即便在诸如蒸汽机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这时人类似乎将近征服自然，使自然完成它使人类负担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强有力的工具是由劳动制成的；它需要不断的维修，维修也是由劳动完成的；还必须对它进行管理并使之运转，而这也需要用人类的双手、用劳动来完成。
但是应该说，某些阶级是并不劳动的。
老年人、病人、低能者和儿童是依靠他们友人的赡养。收取地租和利润的人则是依靠他人的劳动生活；那些靠租税过活的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可能掠夺别人，他也可能说服别人来赡养他。社会法律可能迫使某些阶级为另一些阶级劳动，或者甚至将全年的劳动成果给予那些从来不劳动的人。即便我们承认政府的成员和教堂的牧师是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保障其他人的权利，我们却不能对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或当时在伦敦接受其财产抵押者也这么说，我们也不能对英国的地主和放债者以及其它类似的阶级这么说。
他们全靠西印度群岛奴隶的劳动、或者累得精疲力尽并处于半饥饿状态而沦为奴隶的欧洲劳动者的劳动赡养和维持，他们的全部财富也都是由这些奴隶和劳动者所供应。我们承认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将劳动的必要性从自己肩上推卸掉的权利（如同人们可以改变重力影响的方向，造成一喷泉使水从地面喷向空中）
；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经由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推卸劳动的必要性的做法不会带来一些肯定无疑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吗？
我们从全部历史得知，不公正的侵占、人类一个阶级为了逃避人类劳动的必要性的每一次长期努力、对人类使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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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导 论
费和享有其自己的劳动成果权利的每一次侵犯，都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那是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它永远不会不受惩罚。
国内的奴隶制度加上对外的征服和掠夺方式毁灭了古代的帝国。土耳其政府一切官员的榨取、国内劳动与其报酬之间强制性的完全脱节，乃是国家衰落的原因。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没有增加。在那里，人类的几乎不可征服的对生命的爱和几乎无法抑制的繁殖和增长的能力，由于压迫或由于奴隶主对劳动者及其成果的侵占而受到了压制。在我看来，这些只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后果的一部分，因为我还不曾提及对游手好闲者自身所产生的巨大的道德影响，以及他们为了逃避劳动的必要性而作出的努力。必须指出，不论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怎样，也不论已知的从他们的行为将会产生的有害后果是怎样，实际上他们并未能逃避劳动的必要性。他们只不过是把诚实的、愉快的、兴旺发达的、创造财富的勤劳工作，换成了强迫奴隶辛苦工作这样一桩令人厌烦的差事。在一群沦为奴隶的、挨饿的劳动者中间，奴隶主和富人为了保护其财产并强制服从其命令，他们也许过着一种比被其榨取劳动的奴隶更为焦急不安和辛苦的生活。
如果说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侵占并非一律抑制生产并使国家灭亡；然而在我们的天性中有一个真谛——我们理性的本能，它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均相信宇宙常则的恒定性。这种本能适用于世界的精神部分和物质部分。例如，它使我们相信，导致亚洲古代帝国毁灭的同样条件现正导致现代土耳其的灭亡，如果这些条件出现的话，也将造成兴隆的美国的衰亡；因为实际上某些这类条件已经抑制了南美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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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９３
繁荣；它也使我们相信，现在促使广阔的美洲大陆上居民和文明得以扩散的、我们肉欲上的本性的原理，和三四千年以前使世界古代帝国达到其光辉顶峰的原理完全一样。但是不论是导致帝国衰亡的原理，还是在其权力和文明的成就中推动其向上的原理，都是通过人类本身发生作用的，它们影响着个人的昌盛，并且仅仅经由它们对个人行为施加的影响而被认知。
不论这些原理是什么，也不论它们的后果是什么，它们的永恒的和不变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它们经历了世界一切已知的时代而继续存在；它们曾经起过作用，并且我们也确信它们仍将在一切时候和一切地点起作用。它们可能多得不计其数；我们难以发现它们；它们可能是复杂的和错综的；它们可能互相影响达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我们可能对它们仍然了解得极少极少，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是存在的；它们调节或惩罚人类的行为；它们在时空上具有与人类同等的存在范围；本门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它们的已被感觉到并已得到承认的不变性这一基础之上，它已经揭明了它们中的某些，它的目标是要揭明它们全部（在它们影响财富的范围内）
，它在政治经济学这一不正确的名称下而为人们所知。。。。。。
我本来打算用相当篇幅说明财富和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我的著作的过于扼要的描述不允许我这样作；不过只需说明下述意见也许即能说服读者，即：对调节财富生产的诸规律的探究，实际上就是对调节国家昌盛和国家衰落、调节文明和野蛮的诸规律的探究。现已完全证实，人类在任何时候繁殖的速度都等于其能获得生存资料的速度；不能增加生存资料，人口数量也就无从增加；生存资料的增加不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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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导 论
制，则人口自然增长的倾向也就不会受到抑制。但是生存资料以及我们用以促进生存资料的生产的物质工具都被包括在财富这一术语内。因而对调节财富生产的诸规律的探究，就是对调节人口增加或减少的诸规律的探究，而我们也就通过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来判断国家的昌盛。
现在我不想详细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的诸自然规律，因为本书正文将对此详尽论述，我已经指出国家增长的自然原则以及成为一切生产的基础的自然规律；考虑到这些自然规律乃是永久的和不变的，而且我认为这些自然规律的后果在一切时间受到自然规律调节和支配的程度都和宇宙的任何部分所受到者相等，我承认这些自然规律是复杂的和不胜枚举的，但我坚信，既然我们的幸福有赖于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我们就能够发现它们并将其整理成为一门科学，如同我们能够发现并整理那些调节着物质世界各种不同的密切关系的规律一样（这些规律几乎是同样复杂的）
；其中有许多已为人们所知并加以奉行，它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利益；我们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构成了化学这门科学。
但是，除了自然规律以外，社会法规也影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不论是不变的社会习俗、政体的形式（就像西班牙和英国、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所说明者）
，还是变化的贸易管理法令、旨在增加社会财富或调节其分配的政府法案，都影响着产品的数量及其处理方式。为了赡养那些游手好闲、无用的，或者甚至比无用者更糟糕的人们（他们的劳动比完全无所事事更有害）
，正如通常所见到的那样，就要实行征税，赋税减少了勤劳的自然报酬，阻碍了生产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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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１４
了产品的分配。商业禁令迫使我们付出超过必要的劳动量以获得被禁止的商品。禁令还由于抑制了知识的进展和技能的获得而压抑着进取精神并阻碍着生产。
英国的谷物法就是一个社会法规影响生产和分配的例子，谷物法迫使一切凡要吃饭的人付出超过实际需要的劳动量而获得食物；或者说它迫使我们每购买四分之一吨小麦多付出１５～２０先令；并且它经由这样作而从消费者那里抽取一部分金额投入地主的口袋（必须指出，系通过交换媒介）而改变了分配。
这个例子仅仅证明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条件：与一切政府无关的自然条件和源自政府的社会法规。一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包含着这两类条件，除了全部这两类条件而外，别无其它界限。但是我将不涉及后一类条件。政府制定的、影响社会财富的条例极为众多，也许政府的条例中没有一条是不具备此种影响的，因而我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我在本书中将完全不考虑后一类条件，除非偶尔在需要利用它们来阐明自然条件时，对它们的考虑多半限制在这样的情况。
必须指出，必须按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两类条件。
萨伊先生说，“决定着国家昌盛、其财富以及文明的自然规律，不是人类的创作品；通过分析和观察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建立它们。”
①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揭明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影响生产和分配的一切自然条件；并以其作为标准来检查社
①萨伊：《政治经济学专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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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导 论
会法规的效果。在我们或许可能说明后者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弄清全部前者。萨伊先生说，“它们专横地统治着那些专横地统治着别人的人，违背它们必然受到惩罚。”
它们应当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我们首先必须弄清这一准则，然后我们才能发现它在什么方面并在何种程度上被遵循了或背弃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一切探究都是根据某些现在的或先前的社会形态进行的；由于两者均可能受到政府颁发的法令或社会体制的限制和影响，所以说不定是某种显著违背了分配（如果不是生产）的自然规律的产物；这种探究虽不是完全无效和无益，但必然是肤浅的和不完整的。
我们还必须分清是否能有一门这两类不同条件的科学。
就自然规律和条件来说，它们与调节着物质世界的任何其它规律同样永恒和可以查明，因而可以有一门这类条件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任何一个政府或一切政府的法令的科学，因为法令是根据无法查明的规则变化的，这些规则乃是政府本身的，并且与其人民永远在变化的情况有关（法令就是为他们制定的）。可以有一门立法者应据以调整其行为的、自然原理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立法者的法令的科学。
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法律对每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具有一种混合的和不同的影响。例如，损害作物的坏季节和迫使人们开垦荒地的人口增长就都是自然条件，它们具有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的倾向。但是很清楚，禁止从外国——这些国家可能更为风调雨顺，可能土地更为肥沃，或者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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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３４
它情况而致谷物价格低廉——进口谷物的法令具有和坏季节或人口增长完全相同的倾向。因此，任何时候都应十分仔细地在自然的、不可更改的条件的影响与社会法规的影响二者之间加以区分。除非我们这样做了，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明我们所遭受的不幸或者我们所享有的昌盛中，有多少是自然规律造成的，有多少是立法者的法令造成的。
遗憾的是，即便是哲学家也很少精确地加以区分，至于人民大众更是从来也不进行这种区分的。由此可见，我们永远易陷于缺乏公正理由而颂扬或责备我们的统治者，并请求他们在他们可能根本帮不上忙的问题上进行干预。统治者总是经由这种请求来扩张其权力而获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注定了因自身的无知和焦躁而要遭受奴役。
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多数争论和许多错误都是由于未能仔细地区分这两类条件而引起的（这种区分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
人们把社会法令造成的祸害归咎于自然，并且由于对其祖先智慧的崇敬——或者更确切地说，盲目崇拜——而导致怀疑上帝的智慧。同时也是由于这两类条件的混合影响（它们以多于迄今观察已经发现并予分类的方式相互限制、修正和支配）
，使得政治经济学——即便不考虑人们对它的强烈情感和巨大利益，这种利益会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受到损害——成为所有自然科学中最复杂的、或许还是最深奥的一门科学。不论自然规律和条件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主要感兴趣并想知道的东西，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几乎不可能发现它们，因为它们从来没有机会充分地和公正地发生作用。实际上，它们的清楚而直接的作用还不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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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导 论
过（我们只有通过这种作用才能发现它们）。
认为自己比大自然更高明的君主和立法者不屑向大自然的天意求教；他们并不探究自然规律，却对其横加抑制、限制、支配和误解。因此，为了在调节财富增长的各种自然规律的各种影响之间进行区分（自然规律从来都不易于发现）
，特别是现在当它们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的影响混杂在一起时，更需要进行最勤奋的和最仔细的考察。前者有如一条深而巨大的河流，当不受阻碍时，它平稳地向前流去，我们往往觉察不出它的前进，必须设立标志或在河面上投置物体，才能觉察河流的进程。
而后者则有如阻挡着奔腾流水的巨大岩石，它实际上可怕地用贫穷、不幸和社会骚乱通知我们：自然进程受到了阻碍；但是任何与这两个要素发生冲突的东西都将被它们的冲突所毁灭，我们无法区分祸害的原因是自然之流的冲力，抑或为立法机构产生的岩石的顽固抵抗。
确定了有两类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条件这一事实；并且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对待它们的方式以后，我们就可以证明可能形成一门关于自然条件的科学和不可能建立一门关于人类法令的科学，这样也就使我们能够使政治经济学免除最近人们对它的某些非难。它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一门干预他人的、党派性的、雄心勃勃的科学，它不是一门给社会制定法令或者强制规定人们责任的政治科学，它只是检查那些对财富具有影响的法令，它不宣告何者有罪而是说明自然所要求的是什么，它把这些要求列举出来，听任人们是服从它们抑或违背它们。
它并不打算说明人们将要做什么，但它指出他们行为的各种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它努力探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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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中的某些）。
它的目的在于弄清调节着财富生产的自然条件，它记载了诱导人类（就像诱导其它动物一样）采用适合其条件并为其条件所特有的方法寻求幸福的某些本能。它不是擅自指导这些本能，而是明确宣称：这是一个需由个人判断的问题，必须留待个人来解决。它不注意谋生之道；它不打算阐明机械学、农艺或化学；因而如同某些作者所说，它并不指明使人类勤劳获得最大效益的方法。寻求这些方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