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然担保；人们不能强制政府进行支付，并且政府不具备个人才具备的那种信用估计，而有关这方面的了解是给予政府以信贷的、唯一的可靠依据。
最近出现了许多反对地方银行家的议论，我承认他们理应受到这些责难；但是，任何人只要是适当考虑了近５０年来商业的巨大发展和对钞票的巨大需求（尽管由于英国的政治情况，致使银行家获取了巨额利润）
，就会为银行家的作用找到无数理由，他们的作用是其他种类的商人所无法完成的，何况那些其他种类的商人也由于他们纸币的流通而造成了同样的灾祸。银行业务——或者至少钞票的发行——可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从事此项工作的诱惑又十分巨大，人们对经营此项工作的正确方法还一无所知。姑且不论人们在反对地方银行家方面有些什么议论，他们毕竟远远没有滥发钞票。例如，议会的文件证实，自从１７９２年以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量已经增加了两倍，而地方银行在１８２５年末最近那次大波动以前，其钞票发行量比１８１４年减少了７００万英镑，比１８０７年减少了４００万英镑。
①只有巨大的权力才能造成巨大的灾祸，如果那次大波动和随后的灾祸——它们是如此巨大和范围广泛——在任何程度上确是纸币造成的话，则只有英格兰银行——该行的确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改变了它的六分之一的钞票发行量——才具有造成这些灾祸的巨大权力。不论议会在１８２６年通过的、停止发行面额一英镑和两英镑钞票的几项法案——因为坎宁先生荒谬地假设，地方银行家们僭取
①见《爱丁堡评论》，第８７期，“商业大波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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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君主铸造货币的特权——的真正目的何在，它们的后果却是损害了地方银行和当地银行（它们是最好的一类银行）
，并且增大了英格兰银行的权力，该行已经造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灾祸。部长们承认，那些法案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直接违犯；并且由于英格兰银行是处于政府控制之下，那些法案增加了它以前就对国家货币所拥有的权力。通过在货币上做手脚，政府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祸，人们对这一增加的权力所能预见的；除了是增加的灾祸外，不会有任何其它东西。
①
毫无疑问，发行钞票和银行的工作必须根据某些确定的原则行事，以便使之成为有利；但是详细阐明这些原则是研究银行经营和管理方法者的任务。既然金属货币的价值和数量受着自然条件的调节，既然必需的纸币数量取决于将要完成的交换总额，因而有理由认为，发行货币的全部工作的一切细微末节都受到起调节作用的自然条件的支配，不论这些自然条件是否已在理论上为人们所认识，其中有许多已被人
①坎宁先生和赫斯基森先生的行为——他们这次背离了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原则，而他们的声望却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现在正使他们自食其果。由于损害了地方银行的钞票，他们增添了普遍的贫困，降低了价格，并且增加了他们在修正谷物法时——他们已保证要继续做下去——必然会在任何时候都将碰到的困难。
一方面，由于增加了贫困，他们使制造商的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具有了额外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由于减少了流通媒体的数量并从而使谷物价格下降，他们使所有的农民和所有的地主感到惊慌（后者将因此而损失一定的收入）
，他们激起了对改变谷物法的后果如此巨大的恐惧和反对，致使人们怀疑他们是否能把他们的拙劣而又无生命力的议案贯彻到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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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据以行事。例如，无庸怀疑，存在着这样一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用纸币代替铸币就将变得不利。某些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士已经声称，一英镑即超过了这一界限；虽然这一原则既未在科学上、也未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但是已被作为立法的根据。然而，我们永远不应忘记，银行工作以及发行钞票乃一纯属私人的事务，它并不比造纸工作更需要多管闲事的政治家来进行管理。事实上，立法者对货币的粗暴干预（他们的自称是英明的法令，实际上是他们的诡计和欺诈）
乃是我们在上个世纪中因金属货币和纸币价值的变动而遭受的一切不幸的起因；除了听任铸造货币和发行纸币的工作在自然条件的起调节作用的影响下寻求其适合的方针和恰当的水平而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能解救人类免受像最近折磨着欧洲一切国家那样的价格极度波动。
其议案不会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
为了使乡绅们同意对谷物法的令人满意的修改，谷物价格应该高，这是必不可少的事，否则在现行法律下，他们就会受到外国谷物泛滥市场的威胁；但是这种已经开始存在的强制性前提却由于对地方银行家的反自由主义的议案而部分地消失了，因此，这种情况为那些早先就憎恨坎宁先生和赫斯基森先生的人们提供了反对他们的理由，并且具有破坏他们的声望和毁坏他们的名誉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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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９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