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济学家的传记或回忆录总感到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读了许多书，有许多朋友。他们读书既有对经典之作的钻研，又有极为广泛的阅读范围。他们交友不是为了什么利益或吃吃喝喝，而是心灵与思想的交流。这是他们成功的基础。这种传统也许来自他们的鼻祖亚当·斯密。每代经济学家的环境与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但我想，由斯密传下来的读书与交友的传统应该是永恒的。
亚当·斯密留下的两个谜
伟大的思想家总会留一些有待后人解释的谜。这或许是后人对他们的思想理解有偏差，或者是他们受时代限制提出了一些自己未解决的问题。解释这些谜，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伟人的深刻思想，也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价值之谜”。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现代经济学已经解开了价值之谜。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存在内在的矛盾，他往往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用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并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这个价值之谜。
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使用价值)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消费所增加的效用。随着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增加的最后一单位商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决定了该商品的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某种商品数量多(供给多)，需求少，则边际效用低，价格低；反之，价格就高。
根据这种理论，价值之谜就不是谜了。尽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数量极多，边际效用几乎是零，如果不是在沙漠这类缺水的地方，水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低是正常的。钻石虽然效用不大，但数量极少，边际效用高，钻石供给极小,总远远少于需求，价格高当然正常。这种解释已在经济学中得到公认。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的赞扬正来自他对这些工场的观另一个谜就不那么简单了。自从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依据《国富论》来解释斯密的经济思想，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在经济思想中的意义。他们不承认这个谜的存在。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德国历史学派和前苏联经济学说史权威卢森贝则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认为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存在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由利己出发，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实现利他。话经济学人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要从斯密的身份与当时社会科学的状况开始。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是当时对社会科学的总称，包括了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斯密最初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道德哲学全部内容的著作，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斯密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写出了有关伦理学的《道德情操论》和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由于斯密临终前烧毁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无法了解他这个庞大体系的框架，以及已写出的这两部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留下了这个谜。
理解这个谜的关键是斯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斯密深受其好友大卫·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并把人性作为他研究的出发点。斯密的研究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即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然秩序”。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但人又有同情心，这就要求人要适当抑制自己的利己本性，社会也应该有道德规范，人应该有利他精神。“道德情操”一词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完整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应同时重视斯密在这两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
斯密之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但也需要道德与正义。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密之谜并不是斯密的失误，而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斯密思想的深刻之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存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这种经济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
市场机制如何协调这种不一致性呢?斯密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一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价格把利己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实现利他。市场机制是统一利己与利他的保证。把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毫不利己才能利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二是建立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机制。《道德情操论》论述道德规范问题。从《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根据斯密一个学生的笔记整理出版)来看，斯密还要写一本“说明法律和政治一般原理”的书。这本书应该是讲立法规范的。所以，应该说，斯密之谜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而且可以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用道德与立法来解决。只不过斯密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思想全讲出来而已。
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往往会留下许多令人费解或困惑之处。解开这些谜也是有趣的智力游戏。读了这篇文章，你有这种感觉吗?
被误解的马尔萨斯
每读经济学史我总要为马尔萨斯的命运感叹。说起来马尔萨斯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富有而有教养，还有一个家庭图书馆，马尔萨斯本人也毕业于剑桥大学，被称为“最为诚心诚意的牧师，纯真而虔诚”。马尔萨斯在当好牧师之余又勤奋研究经济学，著作颇丰，涉及当时社会关注的许多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却一生清贫，被历代人批判，指责为人类的敌人。经济学也由于他而被卡莱尔称为“忧郁的科学”，流传至今。
当然，马尔萨斯清贫怨不得别人，要怨自己不善理财，或命中没有财运。他的好友李嘉图是理财高手，也想帮他脱贫致富。滑铁卢战争前，他请李嘉图代他购买了一小笔公债。但当英法战局不明朗时，价格波动，马尔萨斯坐立不安，写信催促李嘉图赶快把债券抛出去，有点微利就可以。李嘉图劝他再等等，他沉不住气，作为代理人的李嘉图只好照办。李嘉图一直等到滑铁卢战争英国胜利后债券价格暴涨时才卖出，赚了一大笔。马尔萨斯坐失赚钱的良机，大概怨不得别人。
对学者来说，清贫一点算不了什么，马尔萨斯的最大不幸在于学术观点被歪曲，被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共同指责。马尔萨斯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人口论，他对人类前途的悲观论点也使经济学蒙受“忧郁科学”的不白之冤。当然，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悲观论也不正确。我想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把动物的繁殖规律用到人类，并且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增长与动物增长不同，它不仅由生物规律决定还由社会规律决定。人口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以后高出生低死亡。这两个时期出生受生物规律支配，死亡由经济状况决定。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这时低出生的原因更多是社会经济的。马尔萨斯生活于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把这个时期的短期现象一般化了。同时，马尔萨斯又把短期存在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长期化，低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潜力。
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反动”、“恶毒”。马尔萨斯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从对人类未来关心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当时人口剧增的确是社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德温(诗人雪莱的岳父)等人一味盲目乐观，无视问题的严重性。比起唱赞歌的戈德温来，马尔萨斯更严肃地正视问题。而且，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并不全错，起码有局部真理性。从短期来说(这个短期也许是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确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贫穷，现在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不正是如此吗?如果不是这样，何必在发展中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或家庭计划呢?提倡计划生育的老祖宗不就是马尔萨斯吗?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科技发展最终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例如，移民月球或火星——但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罗马俱乐部那些预测人类灭亡的学者被称为“带着电脑的马尔萨斯”，但他们的观点(协调发展)不正体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吗?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最受指责的是对穷人的态度，说穷人不该来到世界上(在以后的《人口原理》中这些话删掉了)，反对修改济贫法给穷人盖房子等。这里又有许多误解。马尔萨斯之所以不同意修改济贫法，反对为穷人盖房子是为了实现晚婚晚育，有计划地减少人口增长，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状况。穷人生育无计划，这是各国普遍的现象，用济贫的方法使他们生育能力更强，不是济贫是害贫。 这对夫妻是为自己孩子多发愁，还是在讨论人类悲观的未来？这种看似冷酷的做法其实从长期看对穷人有利。这正如一些国家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从整体上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受到限制的穷人一样。马尔萨斯的一些话说得直白了一点，但绝无仇视穷人，甚至人类之意。
也许是由于人口论的原因吧，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被扣上“庸俗经济学”的帽子，变得一无是处。其实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比当时的人，包括李嘉图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都有高明之处。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是重生产而轻消费，重供给而轻需求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正是其体现。但马尔萨斯重视需求，他强调了 经济发展改变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从图片中看，9世纪后期的状况已经是人口和经济双增长了非生产性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尽管他由此引申出需要一个只生产不消费的地主阶级存在，并为地租的合理性辩护，尚值得商榷，但重视消费和需求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高。马尔萨斯的这种真知灼见被歪曲了,批判了。只有凯恩斯认识到马尔萨斯这种观点的意义，并受启发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承认他的理论来自马尔萨斯。
古典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如果把价值解释为生产中的成本(即生产费用论)，就会得出成本决定价格的观点。当年李嘉图等人正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但马尔萨斯提出，决定价格的不仅有生产成本(供给)，而且有需求。这种价格决定论在近一百年后的马歇尔时代才发展为完整的供求决定价格的均衡价格理论。这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常识了。回顾历史，马尔萨斯在他那个时代就能有供求决定价格的思想，还称不上伟大吗?
如果仔细阅读马尔萨斯的全部著作，你一定还会发现许多精辟的观点。可惜对人口论的误解使许多人对马尔萨斯有了偏见，凡“马”必反。这绝不是做学问应有的公正态度。
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善于用“阶级斗争”这根棍子来打倒一切不为无产阶级说话的经济学家。直至今日，一部经济学说史仍然是一部批判史，把每个经济学家痛打一顿之后，一部经济学说史就学完了。这绝不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态度。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当然有不完善之处(其实今天的经济学家不也如此吗?)，只有我们理解他们错误的背景，并从中找出对今天有启示的东西，学习经济学说史才有意义。经济学的进步正是由包括马尔萨斯在内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经济学家推动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苛求前人。这里用得上“理解万岁”这句话。
商而优则学的李嘉图
许多经济学家是学而优则商，则政，混了个教授、博导的头衔就下海赚钱或从政当公仆去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与这些人相反，是商而优则学，赚了钱上岸搞学问来了。
李嘉图的祖先是西班牙犹太人，由于宗教原因，逃至荷兰，其后又迁至英国。其父起先从事批发贸易，以后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12个犹太经纪人之一。李嘉图16岁时就成为父亲事务所和交易所中的得力助手，并以眼光敏锐、精力充沛而闻名。以后他因为与非犹太女子结婚而与家庭决裂，自己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总务委员会委员。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政府财政困难，发行债券，李嘉图是债券承包商，与同伙承包了1811~1815年的五届公债。1815年的3600万英镑公债在滑铁卢战争4天前发行，由于战局不明，条件极为优惠，英军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价格暴涨，李嘉图至少赚了100万英镑。
李嘉图在从商之余喜欢读书学习，他最初的爱好是自然科学。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爱上了经济学。有一天他夫人生病时，他在一个巡回图书馆见到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翻了两页就被吸引，于是购买了一本。从此进入经济学。这故事与牛顿见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定理一样，但李嘉图是在经商成功后才研究学问的，这是事实。
来自书斋的经济学家和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往往有很大不同。前者更关心理论的推导论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来玩，而后者更关心迫切的现实问题，从现实中得出理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古典经济学的顶峰。李嘉图的这本书以抽象、难读著称，李嘉图甚至被称为经济学演绎法的创始人。但这些抽象的理论都来自当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长达20多年的英法战争中恐慌与黄金外流耗尽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英国政府终止现金支付之后已处于不可兑换的纸币本位之下。纸币不能兑换为黄金引起金价上升，通货膨胀。在这场被称为金条问题的争论中，李嘉图认为，银行纸币发行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密切，而物价水平又影响汇率和黄金流动。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黄金储备的监护者，应该根据经济状况来制定信贷政策，控制货币借贷总量。李嘉图建议恢复金本位制，银行买卖金块而不是金币，并限制最低交易额(不低于20盎司)。这些建议被采用之后，物价稳定了。李嘉图是货币数量论者，他的理论正来自这场有关黄金与纸币问题的争论。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变化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价值论。这是李嘉图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也是李嘉图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个阶级关系的基础。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来自当时关于谷物法的争论。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口迅速增加，谷物生产赶不上需求，谷物价格上涨。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英国政府制定了“谷物法”，限制从国外进口谷物。“谷物法”的实施使谷物价格上升，工人工资增加，利润减少，这引起工业资本家的反对。“谷物法”应该保留还是取消是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马尔萨斯是支持“谷物法”的，李嘉图则是“谷物法”的反对者。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所写的《论谷物低价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起点。这本书深奥、抽象、难读，连李嘉图也认为在英国能读懂这本书的不会超过25人。由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在《爱丁堡评论》上著文赞扬，这本书得以畅销。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分配理论都是在这种争论中形成的。
李嘉图的许多观念正是在议会的争论中形成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还提出了一个在今天仍然极为重要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主张取消“谷物法”，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斯密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其理论基础是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用英国与葡萄牙贸易的例子说明了，即使葡萄牙在毛呢和葡萄酒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两国贸易也是有利于双方的，因为贸易的好处不是来自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这种理论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萨缪尔森认为，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而绝对正确的理论，那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为了证明取消“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它来自这场争论。
在现代经济学中，李嘉图等价论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而且，由于美国经济学家巴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而引起争论。李嘉图的理论来自当时关于如何偿还英国债务的争论。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借了大量债务，战后英国议会对如何偿还债务发生了争论。一派认为应该提高税收，用税收偿还债务，另一派认为征收高税对经济发展不利，应该发行债券偿还债务。李嘉图认为，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发行债务，仍要由以后的税收偿还。公众知道以后税收还会增加，现在就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现在增加税收，减少消费是一样的。李嘉图等价论就是指用征收税收和发行债券弥补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理论也产生于当时的现实问题。
李嘉图无论经商、从政(当下院议员)，还是学术研究都成绩斐然，这与他诚实、谦虚的人品相关。李嘉图在证券交易中光明磊落，反对欺诈行为。1803年曾有人以官方名义宣布英法和解，以欺骗公众提高债券价格。李嘉图坚决反对，并废除了这一谣言后的所有交易。公债认购者为此送给他一个银瓶表示谢意。李嘉图交结了许多学界朋友，包括与他争论的马尔萨斯，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他的盖科姆庄园是经济学者经常聚会的地方。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李嘉图总能成功。
经济学来自现实，只有那些关注现实问题的人才能做出开创性贡献。这是李嘉图成功给我们的启示。
西尼尔的另一面
谈起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Wlliam Senior,1790~1864)，我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1836年一个美丽的早晨，以经济科学和优美文章著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可以比做克劳伦的西尼尔先生，从他讲授
政治经济学的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们选择他充当打手，以便反对新近通过的工厂法和更为吓人的十小时运动。”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西尼尔1836年在曼彻斯特工厂主大会上作了反对工厂法的报告，这个报告在1837年整理为《论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发表。其中心是论证工厂主的利润是在日工作11.5小时的最后一小时生产的，以此反对把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的要求及对使用童工进行限制的1833年工厂法。他的结论是，工作日缩短1小时，纯利润消失，工作日缩短1.5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马克思把他的这个观点称为“最后一小时论”。这个理论显然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反对工人的，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和冷嘲热讽。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凭这一点来评价西尼尔，那就失之偏颇了。实际上，西尼尔还有另一面，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面。西尼尔是律师出身，在发表关于谷物法的文章后成为牛津大学首位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曾担任辉格党主要经济顾问，并在一些政府的委员会任职。他的主要著作是1836年为《大英百科全书》而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本)。他为资本家奔波，反对工厂法和缩短工作时间，这的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为此而否认他在经济学发展中的贡献。
在西尼尔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还被作为一门道德科学，包含了强烈的价值判断，属于规范科学。西尼尔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倡导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实证化。经济学实证化就是抛开价值判断，研究客观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他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性，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而不是福利。或者说，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和分配的客观规律，而不研究这些规律所引起的后果是否公平或合理。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不是推荐什么或告诫什么，而是要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所以，经济学家应该像陪审员一样，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在经济学史上，西尼尔是经济学实证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把经济学的实证化等同于庸俗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就指出，这种看法是简单化的。其实现代经济学是沿着实证化的路线发展下来的，经济学实证化是主流，也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尼尔首创经济学实证化的功不可没。
西尼尔的理论中最有名的是节欲论了。西尼尔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劳动是人牺牲闲暇的结果。资本是人放弃财产的非生产性使用，或有意识地选择未来的产品而放弃目前使用的结果。资本是节欲的结果，他用节欲来代替资本一词。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了财富，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是重要的。资本来源于储蓄，储蓄是来自节欲。所以，资本获得的利润是合理的。这种观点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所继承。如奥国学派的迂回生产理论——先生产资本品，再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称为迂回生产。迂回生产提高了效率。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是资本，资本是放弃现期消费而用于未来消费的结果。现代经济学中的利息理论正来源于节欲论。要驳斥这种理论，指责它为资本的剥削辩护很容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社会中——甚至在“四人帮”时期的最革命化的社会中——储蓄都获得利息，而且，储蓄来自节约(节欲的同义词)的说法是一种常识。资本的确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获得利息或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节欲论屡受批判，但长盛不衰的原因。
西尼尔另一个被现代经济学继承的理论是价值论。西尼尔反对客观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他坚持效用价值论。他认为“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愉快的关系。来自各个物体的痛苦和愉快的感受，系由无数成因所引起的变更，是时刻在变化的。”这就指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或对物品效用的需求强度。而且，他还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这就是他说的“不但任何一类商品能提供的愉快总有其一定的限度，而且在达到这个限度之前，它所提供的愉快早已在越来越快地消逝。”效用的主观性和边际效用递减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边际效用学派的基本观点。所以，在经济学史上，西尼尔是从李嘉图到边际效用学派的纽带。
在我们过去讲的经济学说史中，以为资本主义辩护为由否定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当然西尼尔也在其内。我们承认每个经济学家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他们对推动经济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把一部经济学史作为经济学庸俗化史，以彻底批判的态度对待历史的经济学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正是我强调西尼尔的另一面的意义。
重新认识萨伊
在经济学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莫过于19世纪上半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了。李嘉图称他为“大陆著作家中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他的功绩“大于所有其他大陆著作家的全部功绩”。马克思认为，他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建立是从批判萨伊定理开始的，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又把萨伊定理奉为真理。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给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评价，是极为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我国的经济学史研究与教学中，萨伊一直是受批判的反面角色，因此，我强调的还是重新认识萨伊。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曾主编过当时颇有影响的《哲学、文艺和政治旬报》，由于反对拿破仑的大陆政策而被解职，以后办过实业。拿破仑倒台后受政府委派去英国考察工业并讲授政治经济学。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
过去我们批判萨伊是由于他为资本主义辩护，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现在看来这种批判难以成立了，因为为资本主义辩护正确与否，要看是为哪个时期，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辩护。当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兴生产关系，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为资本主义辩护不仅不是罪，还是功呢！萨伊正是用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所以，我们对萨伊的评价不能以他为资本主义辩护为惟一依据，而要具体分析他的经济理论。
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萨伊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在经济学史上是首创，并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所认同。萨伊主张以实证方法研究这些问题，抛弃价值判断，从事实出发，即“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实本质，而对于事物本质的仔细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惟一依据。”萨伊与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都是经济学实证化的始作俑者。经济学实证化是经济学科学化之始，萨伊的贡献功不可没。
萨伊的经济理论中引起争论最大的是收入分配的三位一体论和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
萨伊的分配理论以生产理论为基础。萨伊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物质产品和劳务都能带来效用。他认为，生产的三要素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在此基础上，萨伊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这就是说，参加生产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得到相应的收入，即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理论一直持批评态度，理由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分配否认了土地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现在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是以萨伊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即承认土地、资本和劳动同样在生产中做出了贡献，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我们现实的分配体制中，也承认了土地与资本收入的合理性。而且，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左”时期，也仍然没有取消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现在地租与资本收入的合理性也得到承认。
在萨伊的理论中争论最大的是萨伊定理。萨伊定理最基本的内容是，供给创造需求，有供给就有需求，货币在交换中只起到瞬间交换媒介的作用，所以，不会发生普遍的过剩性危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所批评的，因为它否认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而且没有认识到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经济学中，20世纪30年代之前，萨伊定理尽管也受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在主流的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被作为真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无危机论，凯恩斯正是在批判萨伊定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核心是用需求决定论取代供给决定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则重新肯定了萨伊定理，供给学派正从重视供给而来。萨伊所为之辩论的是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
如何看待萨伊定理呢？从现在来看，供给决定并不是绝对错，在长期中决定一个经济的还是供给，即生产能力，需求则在短期中更为重要。现代宏观经济学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结合起来分析经济。萨伊定理中的一些错误与当时的时代相关。萨伊否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经济危机还没有成为主要问题——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发生于英国。仅仅把货币作为交换中瞬间的媒介与当时法国的情况相关。那时正处于拿破仑时期，通货膨胀严重，人们认为“货币是烫手的”，拿到货币就赶快去购物。这种现实不能不影响萨伊对货币的认识，这就是时代局限吧。
我们过去对除古典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是一批到底。在强调实事求是的今天，有必要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经济学家，重写经济学史。我以萨伊这位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为例，只是想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神童穆勒
在经济学中，John Mill 译为约翰·穆勒，这是沿用了严复的译法，但在哲学或政治学中，John Mill 又译为约翰·密尔，音更准确一些。穆勒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政治学家、逻辑学家，甚至在写得极好的一手散文的意义上说，也是文学家。集如此多之“家”于一身者，必是天才无疑。
穆勒的确是神童和天才。美国心理学家科克斯(Catherine Morris Cox)曾对1450年到1850年的杰出人物作过一项模拟智商(IQ)测验，结果穆勒以190分成为世界之最，远远高于大名鼎鼎的伏尔泰、莫扎特、拿破仑、贝多芬、达尔文诸人。还有一种说法是，穆勒是历史上惟一智商高达200(满分)的人。无论智商的具体数值是多少，他的天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张五常先生还介绍了穆勒的一件事。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教授印了一份经济学家的挂历。在穆勒的那一页上，引用了穆勒写给当时著名学者边沁的一封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继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罗马帝国史》(中文本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历史学家吉本的名著，看看日历和信后的日期就知道穆勒写此信时才三岁。一个本应玩耍的儿童却来读这种严肃的学术名著，不是天才如何能解释?
据《穆勒自传》记载，他三岁开始学希腊文，读《远征记》、《对话录》、苏格拉底《回忆录》等书。八岁又开始学拉丁文，并当妹妹的老师。穆勒童年时读遍各种名著，并帮助父亲编写《印度史》，对数学亦精通，还对实验科学颇有兴趣，读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著作。13岁时又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结识了李嘉图。约翰·穆勒的父亲教儿子经济学的方法也很特殊。每天他们父子出去散步，父亲讲解，儿子回来后整理出来，直到父亲满意为止。这就是他父亲《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的写作过程。父亲还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读李嘉图的书和斯密等人的著作。到14岁时，他的教育基本结束。穆勒回忆，“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开始(受教育)的时间比同代人早25年。”
但是天才也有自己的困难，由于早熟，没有享受到童年的乐趣，心理成长与知识增进不成比例，往往会在成年后出现心理危机。穆勒也是这样，在20岁时他处于精神发展的危机而无法摆 20世纪70年代重印的穆勒名著《逻辑体学》（严复译为“名学”），这本书影响过中国一代名人，包括对西学并不像中学那样热爱的毛泽东。这本书当时也是由毛泽东指示而出版的脱。在与这种精神忧郁的斗争中，他认识到两点：第一“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们当作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第二：“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应该说，他童年读许多书时还缺乏理解(毕竟没有社会阅历)，但这些知识在起作用，他努力充实自己，反复思考，终于使人生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当然，穆勒能摆脱这种精神状态还缘于他在1830年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哈里特·哈迪。穆勒对哈迪的评价是“从外表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穆勒还认为，哈迪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了。当时，哈迪已与伦敦一富商泰勒结婚，且有两个孩子。但泰勒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与哈迪在思想上难有共鸣。于是穆勒和哈迪陷入情网。1849年哈迪的丈夫泰勒去世后他们于1851年4月结婚。
应该说，他们俩人的相互吸引更多是精神上的。他们常有书信往来，也在一起探讨问题,散步，甚至外出旅游。哈迪是穆勒真正意义上的红颜知己。哈迪给予他的不单纯是男女之情，而是事业和思想上的帮助。穆勒说，我得到哈迪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的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
尽管哈迪早于穆勒去世，但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穆勒说，他的许多著作是在两个人的探讨中产生的，“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还具体指出，《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而且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穆勒的名著《论自由》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强调，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
历史上神童或天才相当多，但最后成功者并不多，穆勒是一位成功的天才。他是李嘉图之后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当时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总结了当时经济学发展的成果，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第一次综合。他对谷物法、通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国际经济、消费与生产、利润与利息、劳工问题等都有论述。在逻辑学方面，他的《逻辑体系》；在政治哲学方面，他的《功利主义》、《论自由》、《关于代议制政府的探讨》，现在都已成为经典；在社会学方面，他关于性、婚姻和妇女法律地位的论述至今仍有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哲学还是社会问题，他围绕的一个中心是尊重个人自由。这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观。
人们常说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才、勤奋和环境。穆勒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他是幸运者，也是成功者。
经济学幽默大师
一个笑话说，某女士得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她向医生请教如何才能过好这半年。医生建议她与一位经济学家结婚，因为经济学家教条、枯燥、无味，“与他在一起度日如年，恨不得早点死去。”但是，如果这位
女士找的是这样一位法国经济学家——
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修建从巴黎到马德里的铁路。一位叫西米奥特的议员建议，铁路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地方的搬运行李工人，商店、剧院和服务人员及老板，以及轮船上的船员等各种人、收入增加，从而波尔多财富增加，法国财富也增加。这位法国经济学家马上说，你讲得太好了，但不必以波尔多为限，翁古拉姆、波尔图、图尔，奥尔良等铁路通过的城市都该这样，法国不更富了吗?他还建议把巴师夏名著中文本这一节节中断的铁路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不是有利于交通，而是增添麻烦。
当法国执政者建议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写信给商业部长说，这个建议真好，因为不让国外锋利的大斧进口，我们就用自己生产的小钝斧干活。大斧砍树要100下，小斧要300下。这样，一小时能干完的活，要三小时才能干完。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三小时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小时多啊!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位经济学家1845年写的《蜡烛商的请愿书》。他以蜡烛商的名义说，我们实在竞争不过太阳，太阳的光是无代价的，因此，希望立法者让全国用幕布遮天，让普天下永远黑暗，全国经济才能繁荣。他的这篇文章现在仍被广泛引用，这个故事经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引用已家喻户晓。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会猜到，我介绍的这位经济学幽默大师是巴师夏。如果这位女士有幸与巴师夏结婚，读这位大师的书，听这位大师侃经济学，她一定会每天开怀大笑，不想死去，也许绝症被欢乐战胜了呢！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的著作中充满了这种幽默的笑话和看似谎谬却使论敌无法回手的逻辑推理。他这类著作包括《经济诡辩》(Sophismes éConomiques, 1847), 《看见什么和没看见什么，或一堂政治经济学课》(Coqúon voit et ce qúon ne voit pas, ou I’éconmie politique en une lecon, 1846)，但他主要著作是《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économiques, 1850)。
尽管巴师夏写的书极富幽默感，其实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他出在法国巴荣纳，九岁时就成为孤儿，但仍受到过良好教育，读书甚多。他在24岁时继承了祖父的遗产后，经过商、务过农，但都没成功。他有点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心地善良但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伯爵。1830年波旁王朝逃出法国，但还招集了600名青年勇敢冲进一个波旁王朝的堡垒。结果里面的人不战自降，请他们共进美酒，英雄主义行为变成了笑谈。他一直住在乡下，被巴黎人称为“外省人”。1844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的文章，抨击关税保护，倡导自由贸易，引起轰动，自此进入经济学界。此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与小册子。他犀利、幽默、冷嘲热讽的文章在社会上比那些严肃学者的规范论文影响大得多，并于1848年当选为议员，可惜天不假其年，他患肺结核病，并于1850年去世，年仅49岁。据临终时在他身边的牧师说，他最后喃喃自语的话是“真理，真理……”。
那么，巴师夏追求的是什么真理呢?他认为，人类社会表面看来纷纭扰攘，每个人都为一己私利而奔波，实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之下，社会是和谐的，每个人利己的努力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在国内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之间没什么矛盾，利益是一致的；在国际上，各国之间是和谐的，自由贸易可以保证共同富裕。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不同，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其实那种幽默、风趣的文风正是他对社会乐观态度的体现——一个总是忧国忧民的人，哪能幽默起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