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使从那时的观点来看，他的这套观点并不是什么创见，也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所以历来经济学大师们对他评价都不高。英国经济学大师A·马歇尔(A.Marshall) 认为，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并不比他反对的社会主义者强多少。熊彼特则说，巴师夏不是一个坏的理论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家。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H·凯里(H.Carey )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序言中甚至指责，巴师夏剽窃了他的理论。
巴师夏的功劳在于用幽默生动的文风传播了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巴师夏被称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由贸易福音传教士”。熊彼特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记者”。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 称赞他在把前人的经济学发现通俗化方面是个天才。其实，能用一支幽默、风趣而又通俗的笔把那些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介绍给大众，不也是一种成功吗?何必都去创新呢!读巴师夏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在享受中又领略了自由主义真谛，这不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怀念巴师夏的理由吗?
小经济学家的大贡献
提起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类经济学大师，谁都不陌生。他们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构成了一部经济学史。但他们的成就也是站在其他人肩膀之上的。这些其他人往往并不是巨人，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小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中的供求定理是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发现的。尽管古诺曾被冷落过，但在19世纪末经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推崇，现在已是大师级人物。其实在发现并运用供求规律，并对此做出贡献的人中还有许多是至今仍名气不大的学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一些法国工程师。 修建这些铁路的工程师也是经济学奠基者，也许他们连照片也没留下，但他们留下了有形的铁路与无形的思想。
19世纪50年代是法国铁路的发展与迅速扩张时期。许多有才华的青年被吸引到工程师这个行业。这些工程师不仅设计和建造铁路与桥梁，而且注重分析铁路的经济效益。他们在微积分这些数学工具方面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在从事铁路等公共工程建设中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统计资料。正是这两种优势的结合使他们对供求关系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了其他经济学家所无法做出的贡献。这些工程师集中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该校自1747年建立以来就有从经济角度研究公共工程的传统。该校先后对供求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贡献的学者有亨利·纳维耶(Henri Navier, 1785~1836)、约瑟夫·米纳德(JosephMinard, 1781~1870)，查理迈格尼·古托理斯(Chavlemagne Courtois, 1790~1863)、埃米尔·谢松(mile Cheysson, 1836~1910)、雷诺塔韦·尼耶(René Tavernier, 1853~1932)、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 1853~1939)等。被吸引到这一团体中的还有美国人查尔斯·埃利特(Charles Ellet, 1810~1862)，比利时人埃尔分斯·贝尔派尔(Alphonse Belpaire) 和奥地利人魏尔海姆·诺德林(W: lhelm von Nrdling)。但对成本—收益分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首推阿尔塞纳—米尔—埃米尔—朱节纳尔·杜普伊特(ArsineJulesm: le Dupuit, 1804~1866)和狄奥尼修斯·兰德纳(Diony sius Lardner, 1793~1859)。
杜普伊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工程师之一，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工程师。他关心的是公共工程的经济收益或净收益，以及公共工程所产生的社会福利。为了分析这个问题，他研究了需求的效用基础以及公共工程效用的衡量。在这种研究中他对边际效用、需求、消费者剩余、垄断和歧视、边际成本定价等领城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发现。他最早把边际效用与需求曲线联系起来，研究了岐视价格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他根据这些理论计算了桥梁的收费标准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关系，成为今天成本—收益分析的先驱。杜普伊特的这些成就现在已受到高度评价，较为详细一点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都有文章或专节介绍杜普伊特的贡献。
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是兰德纳。兰德纳也曾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学习，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所做出的贡献显然与这个学校的传统相关。但他是爱尔兰人，早年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且兴趣广泛，被称为“流浪者狄奥尼修斯”，指他兴趣与涉猎领域之广。他写过代数几何和微积分著作，并在1829~1849年策划并主编了长达133卷的《兰德纳珍藏本百科全书》(Lardners Cabinet Cyclopaedia), 任伦敦大学自然哲学教授。他惟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1850年出版的《铁路经济》。这本书仍被经济学家重视，在1968年重印。
兰德纳对供求的研究受以杜普伊特为代表的桥梁与道路学院传统的影响，即重视数学和图形工具的运用，重视实际问题与资料，以铁路的成本—收益为中心。他研究中的资料主要是他在比利时担任铁路官员时所收集的。
兰德纳把铁路运费作为自变量，把总收益和总成本作为因变量，研究运费变动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关系，从而说明铁路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兰德纳用图形说明，当运费增加到无货可运时，仍然都有固定成本(维护铁路的费用)存在，这时没有收益，铁路亏损。随着运费下降，货运增加，总成本和总收益都在增加。利润最大化的运费应该在收支平衡运费和收入最大化运费之间。现代经济学家认识到，兰德纳已经认识到利润最大化之点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点。这种观点现在已成为一个定理。兰德纳还提出，运输成本的下降随货运距离的平分而递增，这一发现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称为“兰德纳平方定律”。
兰德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完整的与区位有关的价格差别理论。他主张降低竞争激烈的长途运输收费率，而提高竞争较少的短途运输收费率，以增加铁路的总利润。这一原理和计算方法在现代民航公司确定货运与客运收费率中仍然在运用。这就是在竞争少的地方航线中实行高收费率，而在竞争激烈的长途航线中实行低收费率。
以杜普伊特和兰德纳为代表的这批工程师现在也算不上大师级人物。但他们从实际出发对需求、供给、价格、成本、利润等问题的研究结论构成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开创性贡献正是这些小经济学家做出的。在经济学研究中千万不能忽视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李斯特为什么自杀
1846年11月30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57岁的生命。
在历史上，文学家、艺术家,自杀者不少，但在一流经济学家中，李斯特大概是惟一的自杀者。一个人只有在走入绝路时才会自杀，是什么把这么一个既有才华，又爱国的经济学家逼上绝路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出生于一个手工工匠家庭，自小学习用功，17岁时就通过考试在符腾堡王国内政部任书记员，并为部长所欣赏，被任命去管理图宾根大学。要了解这位少年得志的经济学家走上自杀之路，先要了解当时德国的历史。
当时的德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由许多小公国和各邦组成的松散联邦，有点像我国春秋战国时的状态。当时在欧洲，英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产业革命，法国也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但德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受行会约束发展缓慢，尤其是内部关税重重，对外却无关税。一位商人当时从巴塞尔到科伦之间交了31次税，平均每6英里交一次，面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入却没有任何保护。李斯特一心想让国家强大，主张建立关税同盟，发展经济。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些书的中心思想是，发展工业是德国走向繁荣和统一的必由之路。德国工业要用高额进口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保护，才能免受外国竞争的打击，发展起来。这也就是当今仍有影响的“幼稚产业论”。围绕这个中心，他的经济思想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是有关国家经济的科学，并强调国家在组织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反对古典经济学，既反对他们的结论——自由贸易，又反对他们的方式——抽象的演绎法。第三，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德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中心是通过保护来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李斯特是以后在德国经济学史上影响甚大的历史学派的奠基人。这些思想成为以后德国历史学派的基本信条。
今天读李斯特的书，尚能感觉到他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的各种主张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为什么他不得志，以至于走上绝路呢?这就在于他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是弱小的，软弱的，无能力也不愿意保护自己的代言人，尤其当李斯特遭到打击之时。他从国家利益出发支持新兴资产阶级，必然得罪容克地主。例如，他主张保护关税，但容克地主正是靠自由贸易——以让英国工业品进入德国为代价来换取德国农产品可以自由进入英国——来获利的。他主张德国的统一和国内关税的消除，这直接侵犯了各公国领主的利益。他主张实现英国一样的立宪民主，他的一句名言是“昂首挺立和发挥自己智力的应当是10万自由平民，而不是30个贵族”。哪一个独裁者能接受这个原则呢?
1818年以后，李斯特把他的理想付诸于行动，成为德国工商业者联合会的中心人物，起草了要求取消国内贸易限制的请愿书，并写文章、办报纸，进行演讲。这些活动受到当局与官方思想和新闻界的攻击与迫害，他被加上了“在国外进行可疑的有组织活动”的罪名，解除了图宾根大学和符腾堡的公职。经济学界的权威A.米勒(A.Miller )咒骂李斯特的主张是在煽动革命。李斯特先后在法国、瑞士流亡，1825年全家迁往美国。1832年又以美国驻莱比锡总领事的身份回到了德国。李斯特尽管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但他仍然是一颗德国心。他回国后虽然仍受到刁难和迫害，被视为危险的煽动性人物，但仍在关心发展统一的铁路系统，办报进行宣传，甚至还想恢复自己的德国公民权。然而，德国统治者并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他又不得不流亡法国、比利时，并在这一时期专心于著述，写出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仔细读这些书，可以体会到李斯特爱德国之心 李斯特一生受迫害，壮志未酬，长期流亡，生活困难，疾病缠身。1846年英国通过了废除保护贸易的《谷物法》，给他的保护主义思想以致命打击。于是他就在一个漫天大雪飞舞的冬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死后30年，他的思想才引起重视。不过被利用的主要是他思想中反动的一部分——主张沙文主义，提出德国要扩张领土，吞并荷兰和丹麦。尤其在他的晚年，沙文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还在1845年提出由德国领导实现中欧统一的扩张主义计划，以及德国向东南扩张及实行日耳曼帝国的殖民政策。
李斯特是爱国主义者，但爱得太过分，就成了人们所说的“爱国贼”。人热爱养育自己的国家与人民，为它的强大做出贡献，是正常的爱国者。但把不爱自己的统治者作为爱的对象，把沙文主义和扩张作为爱国，就变为“爱国贼”了。德国知识分子有这种“爱国”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成为希特勒得以上台，并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李斯特无疑是经济学家中的悲剧人物。
先行者的悲凉
经济学家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生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有的生前奔走于权贵之间，活跃于媒体之上，大红大紫，却由于没什么真正贡献，死后默默无闻。还有的走在时代的前面，生前不为人知，死后声名鹊起。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戈森和古诺就是这样的先行者。
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 1810~1858)是德国经济学家，一生中除了做过一段不成功的公务员和保险合伙人外，一直在写《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发现人的享受规律。在研究享受问题时，戈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享受规律。第一，“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被称为“戈森第一定律”。第二，人要使享受达到最大，必须满足“每一种享受的量在其满足被中断时，保持相等原则。”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被称为“戈森第二定律”。这两个定律是当代经济学的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中心。戈森在这本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强调“不借助于数学，也同样不能表述真正的国民经济学”。他的整个理论都是用数学表述与推导的。
戈森是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先行者。他自负地声称自己发现的规律可以与哥白尼的发现相比。可惜当时的学术界并不买账。戈森这本书1854年自费由出版商菲韦格出版后，只卖出了几册，毫无反应。戈森极为灰心，收回了所有存书，4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患肺结核去世。
戈森的不幸在于他是先行者。我们知道，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和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戈森当时所在的德国经济学界中执牛耳的是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主张用叙述式的、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中得出经济理论。戈森所用的抽象的、演绎的方法和数学工具正是历史学派所反对的。不入主流的经济学被忽视是正常的。此外，戈森尽管思想深刻，但文风晦涩，数学论证冗长乏味，也是被冷落的一个原因。
然而，是金子总要闪光。戈森去世2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从朋友处看到了这本书，认为戈森的理论“在我之前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而且“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还认为戈森的数学分析是“数理经济学史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发现。”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也在英国《经济学季刊》上撰文介绍戈森。由于这两位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的介绍，戈森才引起人们注意，他那本被冷落的书也成为经济学经典。
与戈森命运相似的是同一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古诺的人生道路并不坎坷。他受教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任教，担任格勒诺布尔学院院长，成为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巴黎的教育巡视员。尽管他视力一直很差，晚年几近失明，但生活还是安逸的。他在数学、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经济学方面都有造诣。他在今天的名声主要来自经济学。
古诺在经济学中的主要著作是《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财富理论原理》(1863)，以及《经济学说概要评论》(1877)。古诺最早提出需求量是价格的函数这个需求定理，并建立了垄断模型和分析寡头的双头模型，直到今天双头模型(称为古诺模型)仍然是标准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古诺至今被重视的原因还在于他用数学方法分析这些问题。以后的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了他的这种贡献，认为他对已有的，但形态模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命题给予严密的数学表述。他的分析方法强有力地促使经济学从文字的叙述转向形式逻辑的和数字的表达。20世纪初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指出，古诺的论著“是以数学形式把经济科学里的某些高度概括的命题，陈述得最好的。”现代经济学家还指出，古诺是最早用博弈论思想分析经济问题的先驱者，他的双头模型就成功地运用了博弈论。
然而，古诺生不逢时。当时法国学术界关注的是对大革命的争论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思潮。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抨击，路易·布朗的工人合作思想，这些都是人们关心争论的话题。古诺的思想不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古诺性情忧郁，性格孤僻，是个内向型的人，也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吸引力，没有努力引起同时代人的关注，至死仍然默默无闻。也就在他临终前，他的作品才引起杰文斯等名家的注意，认识到他的著作的深远意义。
现在戈森和古诺已为人们熟悉，他们的思想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先行者，但思想超前对个人是一种不幸，毕竟高处不胜寒。他们以自己的不幸换来了人类思想的飞跃。先行者是悲凉的，但正是他们这种奉献推动了经济学。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父子经济学家
经济学史上有许多大家熟悉的父子经济学家，如杰文斯父子、凯恩斯父子、克拉克父子，当代的弗里德曼父子、舒尔茨父子等。但还有一对大家不太熟悉的父子经济学家。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门格尔父子，他们的名字译成中文都是卡尔·门格尔，但在德语中是有区别的，父亲是Carl Mengr, 儿子是Karl Menger。
老门格尔是我们所熟悉的。他是引发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的三位功臣之一(另外两位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也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影响深远的奥国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大学时学法律与政治学，曾写过短篇小说并发表。1867年获法学博士后进入政府任职。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为学界赏识，遂在维也纳大学任私人讲师（有讲课资格但不领薪水的教员，是进入大学任教的第一步。），33岁就成为教授。据说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还来自他在政府工作时的灵感。他当时在新闻处任职，负责股市报道和分析。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他悟出价值应该由主观因素决定，与劳动量没有关系。《国民经济学原理》正是由这种启发而建立的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门格尔认为，价值起源于效用。这种效用不是财货本身的客观属性，面是财货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人的主观感觉。所以，“价值既不是附属于财货之物，也不是财货所应有的属性，更不是它自身可以独立存在的。经济人所支配的财货，对其生命与福，必具有一定的意义。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所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因此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总之，价值取决于人对财货的主观评价。
价值量取决于边际效用，即增加一单位财货消费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最后一单位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生产资料(称为高级财货)的价值取决于它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即“最终是由它们的最后制成品的边际效用量所规定的”。价格是在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对财货主观评价相互平衡的结果，交换者对财货的主观评价是由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价格的上限是买者的主观评价，下限是卖者的主观评价。在双方竞争条件下，价格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决定”。
门格尔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抽象演绎法”，并把它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基本方法。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探讨》。这本书是挑战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引起奥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主要是施莫勒)之间一场著名的方法论论战。门格尔认为，虽然经济史和经济理论都可以使我们认识经济现象，但经济史研究一定时间和一定场合个别具体现象及联系，经济理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经济史只能作为经济学的补充，而不能代替理论经济学。只有经济理论才能得出超越直接经验之上的认识，建立永恒的一般性普遍原理。这也是经济学的目的。
研究经济理论必须用抽象演绎法，“使人类经济的复杂现象还原为可以进行单纯而确实观察的各种要素，并对这些要素加以适合于其性质的衡量，然后再根据这个衡量标准，以再从这些要素中探出复杂的经济现象是如何合乎规律地产生着。”这种方法的一个特点是研究孤立的个人，如孤岛上的罗宾逊。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心理分析。这种方法的特点体现为边际学派把经济学研究从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转向消费与需求。这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变化。
边际学派的出现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推动了经济学进步。其中门格尔功不可没。
本来门格尔作为讲座教授是可以在70岁退休的，但63岁就退休了。为什么呢?这就与他儿子有关了。
门格尔终生未婚，但与其管家有私情，并生下这个儿子。这位管家是犹太人，离婚妇女，与作为天主教徒的门格尔无法正式结婚，只好同居。当时社会，尤其是门格尔所处的上层社会还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所以，事情被发现之后，门格尔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提前退休了。
老门格尔的儿子小门格尔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也是维也纳学术圈内的活跃人物。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以后，他到美国，先后在圣母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教。小门格尔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中都有贡献。在经济学中他研究不确定性的作用及收益递减规律。他的研究对效用理论的公理证明以及用数学方法研究生产函数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严格说来，小门格尔还算不上大经济学家。但沾了父亲的光，在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一个还不算短的辞条，介绍他的生平与贡献。这个辞条就在老门格尔后面。看来这部辞典的编者也有父荣子贵的观念。
逼出来的经济学家
每个经济学家进入经济学的原因都不同。有人出于热爱，有人受家庭或师友影响，有人出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心，有人出于赚钱或求职的动机。但有一位经济学家是被人逼上这条路的。不过这一逼还逼出了一位大师——瑞典学派奠基人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
威克赛尔上大学时学数学，热衷于学生运动，是个激进分子，还在1877~1879年担任瑞典学生会会长，以能言善辩，言论激进闻名。1880年，他在隆德大学第一次就酗酒原因及救治办法发表演讲。他认为，酗酒是因为贫穷，贫困是因为孩子生得太多。此言一出，引起激烈争论。他的朋友达维逊(以后也是瑞典学派著名经济学家)说他不懂经济学。他受此刺激决定改学经济学。1885~1890年他到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地利游学，遍访名师。他曾师从奥国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公共财政权威瓦格纳以及布伦坦诺、耐普、辛格等人。他深受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以及边际效用学派庞巴维克和瓦尔拉斯的影响。他把这三个人的理论融合在一起，以边际效用原理解释价值、价格、分配以及生产，又以一般均衡理论加以组合，构成一真理论体系，成为瑞典学派的理论基础，也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他的代表作是《国民经济学讲义》(二卷)和《利息与价格》。
要了解威克赛尔理论的内容与意义，先要了解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分为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经济理论也相应地分为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生产要素和技术如何决定总产量，货币理论研究货币量如何决定物价水平(即货币数量论)。这两部分之间没有联系。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实际变量(用实物单位表示的变量，如总产量)，而不影响名义变量(用货币单位表示的变量，如物价)。这也称为“货币中性论”。换言之，货币是笼罩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称为货币面纱论)，对经济没有实质性影响。
威克赛尔反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他认为货币对经济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就在于货币是交换、投资与资本交易的媒介，可以促进储蓄和资本形成。他特别关注货币作为资本交易的作用。这就是他的累积过程理论。
威克赛尔首先区分了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如果不使用货币，一切以实物形态进行，这时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利率就是自然利率，它相当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货币利率指银行借贷活动中用货币支付的利率，它由资本市场上借贷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经济活动与价值水平的波动都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背离相关。这就是说，自然利率不受货币影响，对货币是中立的。这两者一致时，经济均衡，但当这种利率不一致时就引起向上或向下的累积过程。
话经济学人假设经济处于均衡状态，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一致。银行为了增加贷款而增加货币量降低货币利率。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这两者的差额称为超额利润，刺激了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在经济已经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就会引起生产要素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同时，货币利率下降，居民储蓄减少，消费增加，消费品价格也上升。但这个过程不会由于物价上升吸收了增加的货币而结束。这种影响是持久的、累积的。
累积的过程是货币利率下降，贷款流入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要素转入支付能力高的部门。对生产要素支付能力高的是生产生资料的部门，生产要素流入这些部门。对消费品的需求由于消费支出增加而增加，但生产要素流入生产资料部门又使消费品减少，消费品物价又上升。消费品物价上升又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增加，价格上升。这种循环会引起一个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并没有实际扩大，但生产结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比例)受到破坏。持续的物价上升加剧了这个累积过程的发展，社会经济失衡。这时只有减少货币量，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才能制止这一累积过程。如果银行减少货币量提高货币利率，累积过程正好相反。同时，技术变动等原因也会引起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背离及相应的累积过程。
威克赛尔这一理论以后被米塞斯、哈耶克、缪尔达尔、林达尔、凯恩斯吸收。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在理论上打破了实物经济与货币的二分法，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了货币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种变动的中心是利率。凯恩斯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威克赛尔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法，引入了动态分析。可以说，威克赛尔的这种理论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先驱。由威克赛尔奠基的瑞典学派也成为经济学史中一个有相当大影响的流派。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把威克赛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并列为1870～1919年间三位对经济学纯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强调“还没有掌握威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一卷全部理论的人，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经济学学生应受的训练。”
在社会问题方面，威克赛尔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到老也未变。他信仰无神论、反对帝制,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普选，实行妇女参政，废除军备，实现收入平等，废除金本位，节制人口。他经常就酗酒、卖淫、言论自由、女权、节育等与经济理论无关的问题发表演讲。在相当保守的19世纪末，这给他带来麻烦。他因为反对王权，不愿在申请书上写“皇帝陛下的忠仆”而迟迟当不了讲座教授，又因发表亵渎神明的无神论言论而被监禁2个月。他退休后收入不多，靠朋友、同事的帮助才有安宁的晚年。这也是个性使然吧!
在今天看来，威克赛尔这些言行是进步的，起码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已属异端行为。这对他的事业不能没有影响。看来一个想潜心研究学问的学者还是要懂得，人不能改造环境，只能适应环境。
经济学界的“伯乐”
我知道的第一个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大概是杰文斯。上大学前我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当时中学没这门课)，更别提什么西方经济学了。上大一“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时，老师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居然用太阳黑子来解释经济危机，还形成一套理论，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叫杰文斯。老师还把这三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住了。当时我也觉得，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太阳黑子与你们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关系?
以后我就一直想知道杰文斯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不找点别的更像样的理由，偏要用什么太阳黑子来解释周期。上研究生后知道了杰文斯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太阳黑子理论也不是简单地把经济危机与太阳黑子联系起来。杰文斯在研究时发现，太阳黑子的周期和经济周期在时间上有吻合之处，都约为10年一个周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太阳黑子影响农业收成，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农业又会影响工业和其他经济活动。这样，他就把太阳黑子的出现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他和他的儿子(也是经济学家)研究了大量统计资料力图从中找出规律。尽管这种理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因为太阳黑子对农业的影响有限，仅仅是农业也不足以引起经济周期。但这是一种科学探讨，他们父子的态度极为认真，失败了也没什么。其实这种理论在西方早已被遗忘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课把它拿出来大概是故意用来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荒谬的。但一个人的机灵与否能用小时摔过跤来证明吗?
在经济学史上，杰文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和瓦尔拉斯与门格尔并称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创始人。他的贡献首先是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他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并把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觉。这是边际效用论作为主观价值论的出发点。他区分了总效用和最后一度效用，并说明了最后一度效用的衡量。最后一度效用就是边际效用。他还认识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把经济学分为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经济政策与货币市场和经济危机。其中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是基础。这样，杰文斯就开创了由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向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的转变，也使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转向需求和消费。这是经济学的一次飞跃。话经济学人
杰文斯的另一个贡献是把数学运用于经济学。他早年就写过《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把经济学定义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的各种理论，包括交换论、劳动和生产交换理论、地租理论，以及资本和利息理论。用边际分析法研究变量之间变动的关系，本身就可以用微积分来表示，因此，边际分析法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是同步的。杰文斯当然不是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数学的第一人，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与论证经济学理论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你不是写经济学中的伯乐吗?这些事与伯乐无关啊。以上我写的不能算杰文斯独一无二的特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中国人误解或有意歪曲是共性，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戈森以及戈森关于效用的两个定理。但戈森生前并不得志，思想没人理解，书也没人买。尽管德国经济学家考茨和兰格提到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杰文斯知道这本书后才发现它的意义。杰文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特别指出：“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实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正是杰文斯(还有瓦尔拉斯)的介绍，这本书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杰文斯对这位先辈的崇敬和高度评价，令今天许多争某种理论发明权的人汗颜。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对重农学派产生过影响，也是第一部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著作，但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被埋没了。杰文斯1881年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并写了一篇相当长(译为中文30页，3万字左右)的推荐文章《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杰文斯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考证了这位作者的生平，并逐章评价了他的思想，指出斯密、配第等人如何受他的影响。杰文斯称这本书有资格被称为“关于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超过了配第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因为这本书“土地和劳动创造财富的论点，拨响了经济科学的琴弦，把握住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称它是“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除了税收之外什么都谈了，关于货币理论它的分析比“任何文章都深刻”。由于杰文斯的介绍，这本书得到重视，陆续出版了这本书的各种版本，包括1931年的英文本，1952年和1979年的法文本。
杰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介绍过许多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后却不为后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古诺、杜普伊特、埃利特、戈森、屠能、詹金、拉德纳、西泽尔·贝克瑞尔、兰格、博达斯、米纳德和博卡多。我们对这些人也许不熟悉，但他们的确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学大厦添了砖加了瓦。也许没有杰文斯将被永远淹没。杰文斯发现并肯定和介绍了前辈的贡献，尤其是介绍了不被世人重视，甚至世人根本不知道的前辈的贡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杰文斯是伯乐——尽管他发现的是老马。
当我知道了这一切时，我对杰文斯——这个我第一个记住名字的西方经济学家——有了新的认识。也许我永远达不到杰文斯的学术水平，但我要学他那种治学的态度和对前辈的尊重——包括他探索太阳黑子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精神。
剑桥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
一列火车在如茵的田野上飞驰，蒸汽机车喷出的火花落到稻穗上，造成损失。但铁路公司并没有给农民以补偿，所引起的社会成本(稻米减产)也不在火车运行的成本之内。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是庇古。
灯塔是航船所必需的，但在技术上难以向利用灯塔的船只收费。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会经营灯塔，所以灯塔应该由政府建立并经营。提出这个建议的也是庇古。
庇古是什么人?他的这两件事有什么意义?
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弟子，1908年接替马歇尔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成为马歇尔之后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也是剑桥学派最后一位传人。以后剑桥学派就由琼·罗宾逊掌门的新剑桥学派取代了。
我们知道，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赞美者。他们认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和供求相等的市场出清。但上述两件事的意义正在于庇古看出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或称为市场失灵。
第一件事情是经济活动外部性的例子。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给与此活动无关的人带来的影响。农民与火车运行无关，但火车带来的稻谷损失要他们来承担。这被称为负外部性。如果带来的影响是好的(在蒸汽机车变动电动机车后对稻谷的损害没有了，还可以吓走吃稻谷的小鸟)，这就是正外部性。有负外部性时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有正外部性时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机制并没有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这就是市场失灵。
第二件事情是公共物品的例子。公共物品是消费中既无排他性(无法排除别人不用)又无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并不减少另一个人的使用)，无须购买就可使用(称为搭便车)的。社会需要灯塔这类公共物品，但由于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提供，从而供给小于需求。这又是市场机制没有实现资源质量最优的市场失灵。
他认为，由于这两个原因引起市场失灵(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垄断，庇古没有分析这一点)，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干预作为补充。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对带来负外部性的企业(铁路公司)收税。这种税被称为庇古税。在后一种情况下由政府用税收提供公共物品。
庇古认识到市场失灵，并主张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这是一个进步。但作为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他还是坚持自由放任，主张让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国家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庇古的名著《福利经济学》英文本，何时能出中文本？挥一点补充作用。1929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失业极为严重，要求经济学家作出解释。1933年庇古出版了《失业理论》一书。庇古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实际工资由劳动供求决定，而且实际工资的调节可以实现劳动市场均衡。如果劳动的供大于求，工资下降，使愿意就业的人都有工作，如果劳动的供小于求，工资上升，使劳动需求减少。总之，只要实际工资有充分伸缩性，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有工作，所有需要工人的企业都可以雇到所需的工人。这就是说，在市场调节之下，劳动市场总处于均衡就业状态。引起失业的原因是工人不愿意接受低工资，或一些难以克服的变动。前一种情况称为自愿失业，后一种情况称为摩擦性失业。这种理论显然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然而，庇古在剑桥大学的弟子凯恩斯不接受这种理论。他认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仍然没法解释如此严重的失业。于是，凯恩斯写了《通论》，驳斥了庇古的观点，用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失业。凯恩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方法是国家干预，即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以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背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成为剑桥学派的叛徒。庇古尽管以绅士的态度接受了凯恩斯的某些观点，但仍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对凯恩斯进行了批判。不过从此之后，剑桥学派就衰落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也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替。
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庇古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是很多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他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至今仍是经典。
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即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福利最大化，福利可以用效用衡量，所以，每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福利的大小可以用效用衡量，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所带来的效用越大，福利也越大。因此，要增加福利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资源配置最优的标准是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边际私人纯产值是私人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边际社会纯产值是社会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如果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则需要政府干预，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