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富人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小于穷人，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可以在国民收入不变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福利越大。实行累进所得税，增加社会福利，有利于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福利增加。当然，这不是说收入要绝对平等，因为收入平等有降低效率的“漏桶效应”。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现在已被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但他主张的收入平等化政策已被各国所采用。
庇古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庇古效应(物价变动对财产和消费的影响)、庇古税(对污染征收的税)仍然是现代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这说明一代大师的智慧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大厦正是由这一代又一代大师构建起来的。
平民的代言人
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贫富分化加剧，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的时期。每当这种时期出现时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民“鼓与呼”。读这些人的书总为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所感动，但仔细想来他们的观点都是感情压倒了理性，空想的色彩极为浓厚。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正是这样一位平民代言人。
19世纪后半期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贫富对立，劳动人民不堪其苦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 则是保护平民，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一场运动。亨利·乔治正是在这一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经济学家。
乔治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他从小就不安分，12岁起辍学，外出当学徒。当加州发现金矿时，他也加入采金大军，失败后进入《旧金山时报》(Sanfrancisco Times) 当排字工人。由于勤奋努力，居然升至该报主编。1872年又与好友创办为工人代言的《晚邮报》(Evening Post)，经营失败。此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1886年由纽约中央工会(New York Central Labour Union) 推选为纽约市市长侯选人。1897年又一次竞选纽约市长，未当选，并于当年去世。
今天我们仍然记得乔治，不是由于他当年在平民党运动中的各种活动，而是由于他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一书。这本书的中心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解决的办法是对土地征收单一税和土地国有化。以后他还写过《土地问题》(The Land Questions, 1883)、《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1884)、《保护还是自由贸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s, 1886)、《政治经济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98)等书，但影响并不大。
19世纪后半期，受苦最深的是美国农民。由于南部农业欠收，货币(黄金)短缺、通货紧缩,债务沉重，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平民党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正是力图揭示农民这些苦难的根源，即“巨大财富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间鲜明对照”的根源。
乔治认为，土地、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土地是自然资源，劳动是人的努力，资本是能生产更多财富的财富。土地是生产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前提，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在生产中是有土地才有劳动，有劳动才有资本。所以，这三种生产要素按其重要性的排序是土地、劳动、资本。但他特别强调，土地本身并不能生产财富，土地所带来的地租并不是土地产生的，而是劳动作用于土地带来的。劳动使土地有价值，劳动产生的财富积累而成资本。因此，在财富创造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劳动。乔治对劳动在生产中作用的肯定表明他为民代言的立场。当然，这个“民”是劳动人民。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中文本乔治分析生产是为了说明分配的决定。劳动的收入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资本是劳动的形式之一(物化的劳动)，其收入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并随工资变动而变动。产品中扣除工资与利息剩下的部分都是地租。当土地私有权存在时，它可以允许或排斥劳动和资本使用土地，从而支配着劳动与土地。正如一个百人小岛上，一个人占有土地，其他99人都成为其奴隶一样。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地主不劳而获的地租增加，贫富差距就加剧了。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实现土地国有。考虑到传统与习惯，实行土地国有不容易，现实的办法是取消一切赋税，只对土地征收赋税，即实行单一土地税，由这种税承担政府的一切支出。由于地租在不断上升，这种税可以保证政府财源充分。
乔治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欧美的广泛关注。他在1886年得以参与纽约市市长竞选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影响。美国的自由土地协会(Free Land Society)和英国的土地回归同盟(English Land Restoration League，后改名为English League for the Taxation of Land Value)都以乔治的土地改革主张为宗旨。乔治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述也影响了克拉克(John BatesClark)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直至今天弗里德曼仍然认为“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土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
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来源。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奔波，1896年夏秋曾在美国住了几个月。这正是乔治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孙中山正是受乔治影响提出了“平均地权”，主张征收地价税并实行土地增价归公。这些主张显然与乔治的思想一致。
乔治是一个关注经济进步中不幸者的社会改革家。这种人令人可敬，但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在经济发展后才得以改善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主张，无论多富有人文关怀，只要无助于经济发展，就不能实现，也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根本状态。平民的代言人，徒有其名而已。
放荡不羁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尽管也不乏情趣、幽默，但作为学者还是举止有度的。如果谁像艺术家那样放荡不羁，那就会被指责为异类了。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即使获得了诺奖也由于行为怪异而受到指责。不过就生性放荡而言，芒德尔与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凡勃伦出生于一个以养牛为生的美国北欧移民家中，从小只知看书而不干活。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闲呆了几年，然后在许多大学任教和写书。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他都是不修边幅，终生穿灯心绒西服，上下色调不调和且不挺括，不分四季戴浣熊皮帽，好像从不上洗澡间，浑身臭气，烟不离口，肮脏邋遢。而且，好色无度，到那里都以追求异性为乐，对他的女学生更是穷追不放。身为教师，从不认真讲课，常遭学生投诉，甚至连考试也不考，一律给学生“C”以了事。不喜讲话，讲课阴声细气，常望窗外树木发呆，甚至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都因不愿发表就职演说而不就。
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居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芝加哥、哈佛、斯坦福这些名校任教，并且是接纳欧洲流亡学者的纽约新社会研究院(诺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曾就读于此)的创立者之一。他的学术著作有10大卷之多，成为一代制度学派的首领，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亦有影响。他写的《有闲阶级论》至今仍是最受重视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在他生前，尽管如此放荡，爱他之女性仍然前仆后继，大有段正淳(《天龙八部》中的风流才子)之魅力。说来，凡勃伦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其实也只有这样的天才才有放荡不羁的资本。也正是这样的个性才会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创立学派。天才还是有人理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以他命名的克拉克奖无人不知)很喜欢他，只是认为他是个“不适应环境的人”。
认识凡勃伦和制度学派的意义还要从当时的时代特点开始。凡勃伦生活在美国内战后和一战前的这段时期中。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一方面，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强有力的工业体系，成为头号经济强国。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对立空前加剧，垄断集团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作家德莱塞称这是一个“镀金时代”，光辉的表象之下掩盖了许多罪恶和贫穷。凡勃伦的古怪行为之中蕴含了对主流社会的强烈愤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现存的制度辩护的，凡勃伦代表的异端制度经济学正是要向正统社会秩序和主流经济学挑战。
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已有之，如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但美国制度学派的鼻祖是凡勃伦。他的《有闲阶级论》、《企业论》、《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不在所有权》等建立了一套制度学派的形体，成为以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都遵循的“凡勃伦传统”。
“凡勃伦传统”主要有两点。一是批判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体系。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效用为基础，把个人从特定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他也反对马歇尔用均衡分析来解释社会现象，把各种矛盾的力量归结为最终的调和。他认为，经济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他把社会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经济发展是制度演进的一环。因此，经济学还要研究制度的形成变化。凡勃伦把制度作为人的心理意识，所以，用心理分析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又用进化论来解释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这就形成了以经济制度之累积的进化历程为中心的制度经济学。
二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进行社会改革。凡勃伦对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揭露其种种问题，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他更重视从制度的角度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他把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分为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在当时美国社会中，这两种制度表现为现代工业体系和企业经营。各种社会矛盾正在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建立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
制度学派作为主流经济学和正统社会秩序的反对者，一直处于经济学“异端”的地位。当社会矛盾较为尖锐时，它就兴盛，19世纪60～70年代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和其他激进经济学兴盛正是由于滞胀引发的各种问题激化。但当社会较为稳定时，这些异端学派就销声匿迹了。这也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学说一蹶不振的原因。
当然，从学术的观点看，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和以后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有一些观点还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学派中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康芒斯、米契尔对经济学仍做出了重大贡献。凡勃伦所倡导的制度的、整体的、演进的方法也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个学派许多感情化的内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凡勃伦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和代理消费。炫耀性消费指为显示自己身份的豪华消费(如坐名车等)，代理消费是别人代表自己进行炫耀性消费(如夫人带珠宝即为丈夫进行炫耀性消费)。凡勃伦把这作为一种浪费，痛加斥责，认为是有钱人用不必要的花费来出名，卑下的很。但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炫耀性消费越来越多了，而且成为拉动消费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爱炫耀也是人的本性之一，何罪之有?大家都不炫耀，那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何以为生?凡勃伦有点感情用事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凡勃伦都是一个天才。天才的有些行为(生活放荡)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模仿的，但天才的有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就是我的“凡勃伦观”。
进入经济学界的法学家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指经济学家进入其他领域。诸如科斯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贝克尔研究人口、家庭、犯罪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问题，诺斯和福格尔也是历史学家。其实，在各学科交叉的今天，其他学科的专家也在进入经济学。现成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法学家阿道夫·贝利(Adolf A.Berle, 1895~1917)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 1939~)。贝利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执业律师，1928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罗斯福新政时期，贝利以公司法和企业财务专家的身份成为参与策划新政的三位智囊人物之一(另两位是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和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并起了重大作用。贝利反对允许私人垄断集团侵害公众利益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新政使他有实现自己宏图的机会。他参与了大量银行和证券立法的工作，并对新政各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重要贡献。1938~1944年，贝利担任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45~1946年又出任美国驻巴西大使。1946年后，贝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同时又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他在1952~1955年组建纽约自由党，并任主席，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进步联盟总裁，以后又担任20世纪基金会主席。
我们把贝利作为进入经济学界的法学家主要并不是因为他参与过罗斯福新政，更不是他的其他政治活动，而是因为他写过一本在20世纪经济学中堪称经典的著作。这就是他与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C.Means，1896~1988)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这本书以对美国200家大公司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这些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他们认为，从20世纪初以来，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除银行以外的200个大公司集中了38%的企业财富。在公司扩大的同时，公司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股份化使公司的股东众多，他们无力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公司，也没有兴趣过问公司事务。股权的多元化与分散化使公司真正的所有者(股东)已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高层管理人员则通过松弛的联营执照、委托投票、发行无投票权股票、组织控制公司等合法手段控制了企业。随之而来的是私有权变为一种利润分享权和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弱化。
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看，这本书中提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仍然是研究企业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贝利等人被认为是制度学派从凡勃伦的旧传统向加尔布雷斯的新传统的连接者或过渡。制度学派重视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贝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对公司权力演变的分析正体现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问题，仍然重视所有权与控制权(或管理权)的分离问题。《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现在仍在重印(笔者使用的正是2000年美国重印的英文本)，并成为不断给人以启迪的经典。
这本书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合作结果，其中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公司内部的权力变化，显然是贝利的贡献。以后贝利还写过《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1954年)、《危机的浪潮》(1957年)、《没有财产的权力》(1959年)以及《权力论》(1969年)等书，其中也有许多内容是从法律、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但影响不如《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大。
另一位进入经济学界，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过律师、法律顾问等实际工作，担任过法学教授。他从1987年起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首席法官，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法律经济学高级讲座主持人，还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学研究杂志》编辑。这是一个地道的法学家经历。但他的贡献是为法律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波斯纳把互相自愿交易使人们各自获益的经济理论与市场调节实现经济效率的市场经济原理运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册，1973年第1版，1992年第4版，中文本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称为法律经济学的经典和至今仍被广泛采用的标准教科书。这本书运用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就构成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这本书首先介绍了经济推理的本质及价值、效用、效率等重要概念，说明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然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普通法、市场公共管制(反垄断等问题)、企业组织和金融市场立法，法律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程度以及宪法的联邦制度。用经济理论与方法分析这些传统的法律问题，对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已得到广泛重视，波斯纳正由于在这方面的贡献在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美国还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现在还有一批学者力图把法学、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法哲学(Economic Jurisprudence)，甚至开始对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经济学式的模型化和数学分析。这种结果正是法学家进入经济学，经济学家进入法学的结果。
各种学问都是相通的，因此，应该提倡各个学科都有“帝国主义精神”，也欢迎别人来对自己“帝国主义”。法学家贝利和波斯纳对经济学的贡献就不是没有法学修养的纯经济学家所能做出的。如果把相互“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态度，这就找到了学术繁荣的人间正道。
早逝的天才
这个题目很普通，但要介绍的人却不一般。这就是在经济学中做出极重要贡献，但仅活了27岁的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塞(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1930)。
拉姆塞出生于英国剑桥，他的父亲是数学家，弟弟以后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毕业，24岁时就担任国王学院数学讲师和学术委员，27岁时死于黄疸性并发症。尽管他的一生只有如此短暂的年华，但却做出了许多长寿经济学家一生也没有做出的成就。
我称拉姆塞为真正意义上的天才，首先指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对哲学、数理逻辑和经济学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从哲学的角度，运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问题，做出了至今仍影响经济学发展的成就。拉姆塞原来是学数学的，当他19岁还在大学读书时就独自翻译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nann Wittgenstein，1889~1951)的《论逻辑哲学》，并写了一篇深刻的评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与维特根斯坦探讨有关哲学问题，并建立了终生友谊。拉姆塞临终前几小时，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医院陪他。维特根斯坦在写《哲学研讨》中经常与拉姆塞和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进行研讨，并在该书前言中感谢这两位经济学家。拉姆塞对罗素、怀特海德等现代哲学家都颇有研究，写了不少手稿，并体现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研究中。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对哲学有所研究。看来这是做出重要经济学贡献的基础。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已在现代哲学的海洋中探索，这只能用天才来解释。
早逝的天才作为经济学家，拉姆塞写的文章并不多，但他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几乎每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思想都影响到当代经济学。文章在精不在多，一篇能不断给人以启发的短文胜过著作等身。
拉姆塞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包括《真实与概率》(Truth and probability，1926)、《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1927)，以及《储蓄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1928)。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真实与概率》研究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理论。传统的选择理论研究确定情况下人们如何根据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做出选择。但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的效用最大化如何确定呢?拉姆塞用了预期效用的概念，并用数学预期的方法表述预期效用，用概率来计算和衡量预期效用，估算预期效用的值。这就是说，不确定世界中人们的选择行为受数学预期的支配，并且用概率衡量效用。这种理论已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对此做出贡献的是当时仅23岁的拉姆塞。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公正地指出，现代有关预期效用的理论都“只是拉姆塞观点的变形”。
拉姆塞的《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探讨最优赋税结构问题，他所提出的拉姆塞规则(Rmsey rule)成为现代商品税收理论的基础。税收理论要解决以尽可能最小的超额负担筹集税收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首先要确定税收增加引起的边际超额负担，然后计算税收的增加额，最后是把第一步的结论除以第二步的结论，得出增加一元税收引起的边限超额负担。拉姆塞按这种思路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使总超额负担最小化，税率的制定应该使各种商品在需求量上按相同的比例减少。这就是著名的拉姆塞规则。这个规则所说明的有效课税应使各种商品需求量按相同比例变动，而不是使各种商品的价格按相同比例变动，已成为税收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在《储蓄的数学理论》中，拉姆塞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率和最优增长的基础，并确立了储蓄和利率的建设性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拉姆塞首先研究一个国家的最优储蓄率，结论是储蓄率乘以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是等于效用的总净享乐率与最大可能享乐率之差。这被称为凯恩斯—拉姆塞法则(因为凯恩斯为这个结论的得出提供了一个非技术性的论证)。这个法则的特点一是储蓄水平不取决于生产函数，二是储蓄水平不取决于利率(除非利率为零)。这一法则不仅提出了储蓄率应该是多少，而且还用动态最优化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此基础上，拉姆塞研究了一个部门经济的最优增长问题。他假设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效用的贴现。他假设的世界里资本和劳动生产一种产品，一部分用于消费，余下的是储蓄。目标是实现所有时间内加总后取得最大的享乐水平，享乐等于消费的效用减去工作的负效用。增长取决于储蓄，最优储蓄则用凯恩斯—拉姆塞法则决定。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拉姆塞模型(Remsey model)。这一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前最重要的古典静态增长模型，也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出发点。
以拉姆塞命名的经济学理论除了拉姆塞规则、凯恩斯—拉姆塞法则、拉姆塞模型外，还有拉姆塞均衡(Ramsey Equilibria)和拉姆塞定价(Ramsey Pricing)。拉姆塞均衡研究静态多产品经济中，政府决定收税，市场决定价格。政府的最优政策是选择使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税率。政府制定政策就是设计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决定一组与经济状态相关的税率。均衡价格和均衡分配是经济状态的函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和它所引起的竞争均衡的结合就是拉姆塞均衡。拉姆塞定价是如何确定受一个供给者或一群供给者总利润约束的帕累托(Pareto)最优价格。这种价格称为拉姆塞价格，其确定的方法就是拉姆塞定价。这种定价方式至今仍是政府管制时定价的原则之一。
拉姆塞提出的这些理论在当代经济学中仍有强大生命力，对研究石油市场、公共投资规则、公司税收制度、政府对铁路定价的管制等现实问题仍有重大意义。一个只活了27岁的人，即使不考虑他在哲学、数理逻辑等方面的贡献，仅仅是经济学上的这些贡献，就足以称得上“天才”二字了。
预言家米塞斯
在计划经济各国转向市场经济，前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又想起早已被遗忘的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Edler Von Mises, 1881~1973)，因为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那场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讨论中，米塞斯早已预言了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其实米塞斯做出这种正确的预言已经不止一次了。据他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洛普回忆，1924年，他当学生时经常陪米塞斯回家。路经国家信贷银行时，米塞斯总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1931年这家银行果然倒闭。这位学生当时没有在意老师的话，仍持有这家银行的股票，结果都化为乌有。米塞斯妻子马格瑞特在回忆录里也曾写道，1929年，国家信贷银行有意请米塞斯任高职，马格瑞特大喜过望，但米塞斯拒绝了。他说：这家银行快要倒闭了，我不想我的名字和此事联系在一起。
作为货币理论权威预言银行的倒闭自然不是算命先生的胡话。米塞斯1912年曾出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该书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货币问题，并用这种理论解释经济周期。这本书受到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好评，并被欧洲许多大学作为教科书。根据这种货币理论，随着货币量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货币贬值。当银行发行的货币量太多，边际效用为零时，货币一文不值，发行银行倒闭当然是迟早的事。米塞斯知道这家银行大量发行货币，预言其倒闭也就是有可靠依据了。
米塞斯在纽约大学度过了他的晚年
米塞斯对计划经济失败的预言也绝非空穴来风。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而且，最初是计划经济的最高形式——战时共产主义。尽管仅仅是开始，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暴露，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物质严重短缺。作为生活在市场经济中并对其运行机制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当然能看出这种经济体制的问题。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1922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通称《社会主义论》)。与他站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奥国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等人起而迎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计划经济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近20年，过了近50年后才有了最终结论。
米塞斯的基本观点是，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用计划体制代替了市场调节。“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一个没有经济计算的经济体制必定资源配置失误，效率低下。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符合人利己的本性。理性人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的决策。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之下，这些分散的决策会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在市场经济中，计算是重要的，“没有计算就没有合乎经济的活动”。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保证个人利益的私有制和市场在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个人失去了进行计算的动力，用计划代替市场，社会失去了形成价格的竞争机制，也没有用于进行计算的工具。没有计算，没有成本与价格的比较，就无法以最小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量。这正是计划经济中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集中的计划为什么不能代替市场呢?从企业层次来看，市场经济中，企业经理是董事会任命的，他们要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这就不得不进行认真的计算，实现效率。计划经济中，经理是政府任命的，以完成政府的指令为目标，这种目标并不是利润目标。从决定经济的政府来看，即使他们想做出有效率的计划也不可能，因为信息是分散的，而且在随时随刻变动，没有一个能掌握这种信息的全能决策者。市场以最高的效率传递信息，并通过对供求的影响反映在价格的变动上，这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地方。这种价格包括资源和物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工资和资本的利率。当用集中的计划代替这一切时，中央计划者绝做不出正确决策。因此，“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人们在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磨难之后，才认识到米塞斯预言的正确。所以，曾有东欧国家建议为米塞斯立一尊金像。可惜对于那些死于计划经济下的人和已去世的米塞斯来说
，这一切都太晚了。
当然，米塞斯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货币理论和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他在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极为难读，又意义深远的书。据说这本书用了十几种文字，有人专门编写了指导读这本书的辞典。前些年我曾想译此书，但翻了一下后觉得部头大，又难译，就知难而退(台湾出过夏道平先生的中译本)。该书不仅涉及经济学，而且涉及现代所有社会问题。该书以人类行为学的一般理论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必须根据人类行为学来讨论。在方法论上，米塞斯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但强调了企业家精神与利润的作用，拥护自由市场经济。米塞斯还著有《经济学的最终基础》、《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等书，对经济学方法论亦有研究。
说起来米塞斯是一位经济学大师，但命运对他似乎不够公正。在奥地利时由于是犹太人，且鼓吹完全自由放任，而无法在母校维也纳大学担任正式教职，只能当没有报酬的私人讲师(Privatdo zent，在欧洲一种特殊的教职，没有报酬，只有讲课资格)。他主张完全自由放任也受到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弗莱堡学派的批评。到美国后，由于自由主义立场不变，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凯恩斯主义，加之生性耿直，常得罪人，尤其是领导，无法在一流大学任教。只能到纽约大学任职，工资还是由威廉·沃尔克基金支付的。
惟一让米塞斯值得骄傲的是他有一批好学生，包括哈耶克、马克洛普、哈伯勒、摩根斯坦、熊彼特、罗宾斯、德鲁克、罗斯伯德等。这些名字我们今天听来都不生疏。
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者
写到米塞斯就不能不写兰格(Oskar Ryszad Lange, 1904~1965)，因为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中，米塞斯是计划经济的反对派、兰格是与他对立的计划经济的支持派。而且，兰格的计划经济思想不同于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在苏东各国经济改革初期，兰格的计划经济模式曾一度成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把兰格作为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把他作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
在经济学家中，兰格是少数既精通西方经济理论，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兰格出生于波兰，14岁时就作过一次马克思主义的讲演。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愿意主讲政治经济学，但由于思想“左”倾，学校只让他讲统计学。由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法在国内任教，从1938年到1945年，兰格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在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兰格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二战中与坚持抗战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二战后恢复波兰国籍，出任波兰第一任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以后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波兰执政党)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会中外交、财政委员会主席。1956年后任华沙大学教授。不过由于兰格并没有真正接受斯大林模式，在波兰战后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
1956年的波匈事件是计划经济改革的序曲，尽管序曲和正剧之间的间隔太长在有关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兰格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论》。他反对米塞斯等人计划经济不可能有经济计算，从而低效率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同样可以运用价格实现经济计算，而且会比市场经济下更好。兰格的这种观点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模拟市场模式。
兰格认为，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均衡运行取决于三个条件：个人收入与效用最大化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定了某种物价水平时商品的供求数量；各种商品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实现所有个人与企业最大化的惟一一组价格；个人的收入等于他们转让资源使用权的收入加企业家的利润。这三个条件是在市场上的试错过程中不断调整而实现的。这样的试错原理同样可以运用于计划经济中。这种计划经济应该具有三个特点：有消费者选择自由，效用最大化适用于消费品市场，消费者收入和消费品价格决定了消费品需求量；企业的生产决策不由利润最大化目标指引，由计划当局决定，要求实现最低成本和最优规模；劳动者自主择业，劳动给予支付最高工资的产业或企业，公有生产资料由计划当局决定价格，并给予能支付这一价格的产业或企业。
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者计划经济中实现均衡的条件是价格要使供求相等。消费品和劳动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这与市场经济相同。在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价格和利率由计划当局决定，通过试错法， 兰格经济学著作选集的英文版计划当局同样可以确定出正确的价格。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是计划经济有效率的保证。兰格详细论述这种合理价格形成的机制。而且，他认为这样形成的价格比市场更有效率，因为计划机构掌握的信息要比私人全面得多。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际运行的计划经济与兰格设想的并不一样，例如，消费者选择自由和劳动者就业自由都不存在。计划是靠强制的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兰格预言的高效率也没有实现，而且，供求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针对这些问题，兰格的计划经济思想有所发展。首先，兰格区分了实现计划中的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但应优先用经济手段。其次，兰格提出了计划决策中的分权问题。这就是说，主要决策由国家(政府)做出，其他决策可以分散让企业做出，以便决策有灵活性。最后，在计算机发展之后，兰格提出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模拟市场的试错过程。这也被称为：“计算机社会主义”。
兰格的基本思路是在不改变公有制和计划体系的情况下来完善计划经济。这种思路容易被计划经济中的领导与群众接受，而且实行起来阻力也较小，因此，成为许多计划经济国家改革初期的基本思路。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提法与做法，包括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让利放权等等都受到了这种改革思路的影响。
但历史证明，兰格的这一思路并不成功。计划经济的弊病是由其体系内产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对立的体系，想在保留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运用市场、价格等等，都是一厢情愿。所以，经济改革不是完善计划经济，而是以市场经济来代替计划经济。兰格在1965年去世，这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刚刚开始。如果他能活到80年代之后，也许他的观点还会改变。兰格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他对计划经济改革做出了最早的设想。
兰格年轻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以后在西方学习与研究，并且对当代经济学颇有贡献，但仍然改不了对计划经济的迷恋。这也是一个悲剧。
书斋中的经济学家
许多经济学家既从事理论研究，又关注并参与现实经济生活。他们的经济学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经济发展或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终生都在书斋中，在他们的象牙之塔中玩“经济学智力游戏”(希克斯语)，他们的理论也许相当抽象，但对现实绝非没有意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仑(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 1899~1967)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张伯仑的经历十分简单，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在哈佛大学任教，终生未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其他实质性职务，也没有从事企业顾问或政府顾问之类工作。终生在书斋中研究垄断竞争理论。今天这种理论已成为企业战略学、市场营销学等实用性学科的基础，最热门的产业组织理论或称产业经济学也是在他这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当他20世纪30年代研究这种理论时只是要发展价值决定理论，解决纯理论的不完全竞争下的价值决定问题。也正是《这种能坐下来冷静思考的精神，使他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萨缪尔森称垄断竞争理论的建立是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革命”。垄断竞争理论的建立标志着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完成。著名的《Whos who in Economics》(中文本名为《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认为他是“20世纪六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33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成为每一代经济学人必读的经典。书斋里同样出大学问家。
在经济学中，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称为价值决定论。在张伯仑开始学术生涯时，在这一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这种理论以市场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前提。这就是说，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通过调整产量或产品差别来影响或控制价格的垄断势(即都是价格接受者)；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以及交易双方信息的完全性。而且，这种理论只分析企业而没有涉及由企业组成的行业。但在20世纪以后垄断越来越重要。尽管马歇尔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并未深入研究。马歇尔以后的学者更多地注意到垄断，但并未注意介于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市场。张伯仑要解决的正是各种市场结构下价值的决定。《垄断竞争理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价值理论的重新定位”。
书斋中的经济学家张伯仑认为，过去人们只看到了竞争和垄断这两种极端的市场结构，其实大量的市场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竞争与垄断的不同程度结合。张伯仑又把介于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市场分为寡头和垄断竞争。张伯仑正是要分析这四种市场结构中的单个均衡(一个企业价值的决定)以及集团均衡(一个行业价值的决定)。
对于竞争、垄断和寡头市场，前人已有许多分析。张伯仑最大的贡献是对垄断竞争的分析。他第一次提出了“产品差别”的概念。产品差别是同一种产品在质量、包装、外形、品牌、服务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产品差别会引起垄断，产品差别越大，垄断程度越高。这就是说，有自己产品差别的产品可以以自己独有的特点形成对一部分消费者的垄断，利用自己的产品特色控制价格，成为价格决定者。在这种存在产品差别的市场上，尽管企业规模并不大，但由于有差别的产品没有完全替代性(消费者对有差别的产品有不同的偏好)，这就引起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有差别的产品毕竟是同一种产品，这就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而且企业仍然可以自由进入，因此，生产有差别产品的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竞争。这种垄断与竞争的并存就形成垄断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