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仑重点分析了垄断竞争市场上一个企业的单个均衡和整个行业的集团均衡。垄断竞争市场上，一个企业的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短期中可以靠产品特色控制价格而获得利润，但在长期中由于竞争利润会消失，实现了长期均衡。集团均衡是研究许多企业的产品有高度替代性情况下整个行业价格和产量的调整。分析方法是先假设产量不变，考虑价格调整，然后再假设价格不变，考虑产量调整。在长期集团均衡时，企业有过剩生产能力，由于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增加，平均成本高于竞争时，市场价格也高于竞争时。
张伯仑的分析区分了不同的情况，而且所用图形复杂，所以，这本书读起来不易，何况现在国内还没有这本书的全译中文本(1958年出过一个节译本，现在已无法找到了)，非专业人士不必看这本书。但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企业家常讲的差异化竞争战略正是根据这种理论提出的。不过张伯仑没有预见到他的理论的现实意义，甚至把创造产品差别的广告作为增加成本的无用支出。真是书呆子一个。
还应该指出的是，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完全是独创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1926年英国经济学家斯拉伐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的文章，提出了研究竞争与垄断之间市场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受他的影响在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这本书的观点与内容同张伯仑的书有类似之处。因此，有人认为张伯仑亦受到斯拉伐启发。张伯仑在书中也说到支持他这种“中间理论”的有三个人，第一个就是斯拉伐。但张伯仑强调，他早在密执根上大学时就考虑这一问题 ，1922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垄断竞争理论》作为博士论文1926年已经完成。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经考证证明了这一点。张伯仑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同班同学、已故北大陈岱孙教授也证明了这一点。张伯仑说到斯拉伐支持他的理论是在该书1933年出版时加的一个注。
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有相似之处，但张伯仑关于产品差别与垄断的论述，关于销售成本对创造需求和增加需求的作用等都是独创的。现在经济学界更看重的是张伯仑的书，这也是现在微观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或“市场结构分析”的内容。琼·罗宾逊的书看的人不多了。
当然，作为一个一心搞学问的书斋中经济学家，张伯仑不会介意这些。说这些无非是我们后人多事而已。
长寿的经济学家
据说经济学家是为社会谋福利的，所以，应了“好人有好报”这句古话，都健康长寿。此话是否真理，无法确证，但经济学家普遍长寿是一个事实。已经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寿命基本都在80岁以上，知名经济学家中长寿老人亦不少。报应之说大概是开玩笑，经济学家的长寿与他们的心态相关。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费雪。
阿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但却是在耶鲁大学数学系获得这个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用定量分析研究效用理论，至今为经济学家称道。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的地位。费雪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据他的儿子I.N.费雪为他们写的传记所列，他一生共发表论著2000多种，合著400多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经济学中，费雪对一般均衡理论、数理经济学、物价指数编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都有重要贡献。张五常先生经常告诉年轻人，费雪的书是不可不读的。费雪的代表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指数的编制》，这本书利用时间逆转测验法(time reversal test)和因子逆转测验法(factor reversal test)编制物价指数，对以后物价指数的编制影响颇大。
在今天人们仍然经常提到费雪是由于他对货币数量论和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是《货币的购买力》(1911)和《利息理论》。美国加州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J.B.迪龙(J.B.De Long)在评论货币主义时把费雪称为“第一代货币主义者”。这就是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是最早的货币主义。我们知道，费雪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是交易总量(T)乘价格(P)等于货币量(M)乘货币流通速度(V)(T·P=M·V)，当T和V不变时，物价水平(P)取决于货币数量(M)。这也正是弗里德曼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思想。费雪提出，通货膨胀率加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强调了预期通货膨胀对名义利率一对一的影响。这种观点被称为费雪效应，现在仍是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
人们会以为，这样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一生应该是春风得意的。其实费雪的一生也是颇多坎坷的。就人生而言，费雪的女儿玛格丽特在1919年由于精神崩溃而去世。与费雪共同愉快地生活了47年的妻子玛格丽特·哈泽德于1940年去世。费雪本人在1898年感染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就事业而言，费雪发明了可显示卡片指数系统，并取得专利，办了一个获利颇丰的可显示指数公司。后来该公司与竞争对手合并为斯佩里·兰德(Sperry Rand)公司。这项事业使他致富，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他借款以优惠权购买兰德公司股份，大危机爆发后，他的股票成为废纸。据他儿子估计，损失为800~1000万美元，连妻子、妹妹和其他亲属的储蓄都赔进去了。他一文不名，耶鲁大学只好把他的房子买下，再租给他住，以免被债主赶出去。他的名声亦受到打击。
尽管人生有如此多的挫折，费雪还是健康地活了80岁，这就在于他健康的心态。他深信人性本善，而人类优良天性的保持，有赖于优生。他组织优生学研究会(Eugenics Research Association)、美国优生学会(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并任主席，亲自写成《民族活力报告》(Report of National Vitality)，提出建议。相信人性之善，是一个人心态健康的出发点。
1898年费雪患肺结核病之后，深感卫生保健的重要。他在1913年发起成立生命延续研究所(Life Extension Institute),并担任该所保健指导委员会(Hygiene Reference Board)主席。他与该所医学专家费斯克(Fisk)合写了一本《如何生活》(How to Live)的书，畅谈养生之道。该书观念新颖而又切合实际，成为美国大学和高中的卫生保健教科书，共印行90版次，在美国销量达40万册之多，亦有德、法、日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比他的经济学名著影响要大得多。他反对纵欲，主张禁酒，素食主义，锻炼身体，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以及呼吸新鲜空气。这恐怕是他的肺结核在3年后痊愈，他又精力充沛地投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成就的原因。他的主要贡献都是在这次病后做出的。
费雪还是一个关怀人类的世界和平主义者，他在1922年写了《联盟或战争》(League orWar)一书，主张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加国际联盟，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阅读费雪传记，我深为他那种始终乐观的人生态度所感动，1929年他在大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但仍在1930年出版了代表作《利息理论》，在1932年出版了《繁荣与萧条》，在1933年出版了《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在1935年出版了《百分之百的货币》。一个人在经济上完全破产之后仍然能如此潜心研究学问，且不断有重要著作问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啊!我们应该学习的不仅有费雪的理论，更重要的还有他的人生态度。
如果把有好报的好人理解为费雪这样有正常心态，热爱人生和他人的人，“好人有好报”就是真理了。
热衷从政的经济学家
使我对保罗·道格拉斯(Paul Howard, Douglas,1892~1976)感兴趣的不仅是他的名著《工资理论》，而且还有他幽默的风格。
在弗里德曼夫妇写的回忆录中,他们写道：“在罗斯(弗里德曼夫人)的印象中，道格拉斯是一位极其有趣的教师。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一年级时选了他的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某一天，他进教室时提着一包橙子，为的是向大家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依次将橙子一个一个抛给学生，直到他们大叫‘别给了’。在这样演示后，谁还会忘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作为一位好教师，道格拉斯“总是和蔼可亲”，慈父般地教导学生。当然，作为一个好教师不仅要有这些人格上的优点，还要学问好。道格拉斯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对生产理论的研究至今仍有影响，他与科布共同提出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每一个学过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
道格拉斯早期研究工资、社会保障、失业等问题。他1925年发表的《一家人的工资》曾被誉为“分析工资支出中的家庭津贴制度最好的书”。由于这种声誉，他担任了报纸出版业仲裁委员会主席达17年之久。1930年，道格拉斯出版了《美国1890年至1926年的工资》，又获得好评，出任沃思莫夫失业问题委员会代理主席和宾州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并被当时的纽约州长罗斯福(以后当过总统)聘为该州社会就业稳定委员会顾问和秘书。但使道格拉斯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的还是他与数学家科布合作在1934年出版的《工资理论》。这本书的思想是他研究的结果，科布负责进行数学推导与论证。
议会成了道格拉斯发挥才能的地《工资理论》从研究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的关系入手，其重大贡献是该书第二部分根据边际生产理论提出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对这一生产函数的检验。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代数式是：
P=b·LkC1-k
在这个式子中，L、C代表一定时期内投入的劳动量和资本量，P代表与之对应的产量。b、k为常数，b≠0,0＜k＜1。根据美国1899~1922年的实际资料，计算出b=1.01，k=0.75。因此，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结算式为：P=1.01L0.75C0.25=1.01L3/4C1/4
这说明，在生产中，劳动做出的贡献为3/4，资本所做出的贡献为1/4。换句话说，产量增加1%时，有3/4来自劳动量的增加，1/4来自资本的增加。也可以说，劳动增加1%使产量增加0.75%，资本增加1%使产量增加0.25%。经过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其样本相关系数为0.9649，每年平均误差为4.3%，说明回归分析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分配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就是说，工资率和利率分别取决于其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率乘劳动量为劳动的总收入，利率乘资本量为资本的总收入。这两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率称为分配率。由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分配率就是这个函数中劳动与资本的幂数，即3∶1。这个结论也被统计资料证明是正确的。
热衷从政的经济学家这种研究对以后生产理论的发展和计量经济学都有重大影响，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重大的进展之一。
如果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道格拉斯在学术上会有更大造诣。可惜他的兴趣不在学术，而在政治上。如上所述，道格拉斯在任教期间就担任过不少政府职务。1938年，道格拉斯参加芝加哥市议员竞争，并以绝对多数当选。从此，他走上了从政之路。二战中年逾50的道格拉斯入伍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佩累鲁、冲绳作战时多次负伤，于1946年晋升中校后退伍，担任过一段总统特别侍从官，以后又重返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并在1947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是他学术事业的顶峰。
然而，道格拉斯依然热衷于从政。1948年他参加参议员竞选。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是：在10年内新建1500万套居民住房，对通货膨胀和垄断严加控制，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农民的收入最低应与1941~1945年的平均收入水平相等，联邦政府应扶助教育事业，扩大社会保障等。这些主张颇得民心，他得到了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联—产联)的支持当选为参议员。他当了18年参议员。其间参与国家复兴署、参议院社会保障委员会的工作。
1966年，道格拉斯在与查尔斯·珀西(芝大校友、校董事会成员)竞选参议员时失败。斯蒂格勒请他为芝大沃尔格林讲座作一次演讲。与同事吃饭时，弗里德曼见他身体比以前更好，就劝他，“你竞选失败也许是坏事变好了”。道格拉斯反应极为强烈地说：“不!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当美国参议员更好的工作了。”
有人为道格拉斯放弃学术感到遗憾。其实遗憾与否是个人的感觉，道格拉斯自己觉得从政好，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
人生的婚姻有幸福也有不幸，但对待婚姻波折的态度却对人事业成败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到英国游学，在这里他见到马歇尔，更多了解了瓦尔拉斯、埃奇沃斯和克拉克。这些人对他以后都有重要影响。当年24岁的熊彼特身材高大、贵族气质，两眼忧郁，吸引了比他大12岁的茜芭。他们很快堕入情网而结婚，但这段婚姻并不快乐。1907年他与夫人到埃及成立律师事务所。他把女王的地产租金减了一半，却使女王的收入翻了一番，显示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财能力。同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该书使他成为欧洲经济学界名人。1909年，熊彼特回到奥地利，在格拉兹大学任教，并于1912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
这一时期，他的婚姻不幸，他忙于学术工作难免冷淡了妻子，两人常为小事争吵。熊彼特在反思这次婚姻时说:“在学者的生活中，尤其在被称作灵魂形成期的时候，要想过完美的婚姻生活是很困难的。至少从学问成果的角度而言，它可能有消极效果。”尽管他悔恨结婚太早，但婚后的不幸并没有阻碍他的进取。他把烦人的事忘在脑后，学术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提出了奠定他一生事业基础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不等于发明。一种发明只有应用于经济活动并成功时才是创新。创新者不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有胆识、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它是来自内部创造性的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种变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同生物界的突变一样，可以称为“产业突变”。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利润的源泉。
熊彼特认为，在静态体系内，资本、人口、技术和生产组织都不变。竞争的结果价格等于成本，没有利润。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在动态社会里，企业家创新者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效率，使成本低于价格而获利润。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当创新普及之后，利润会消失。但还会有另一次新创新再推动社会前进。正是不断的创新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熊彼特把茜芭送回英国，他们这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事实上就结束了。这一时期，欧洲动乱，他仅发表过两篇文章。1918年他曾参加考茨基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以后又出任过私营皮达曼银行总裁，该银行破产后，他一直在还债。1925年他与比他小20岁的安妮·莱瑾结婚。他还把妻子送到巴黎和瑞士的学校学习。这次婚姻是幸福的，可惜不到一年妻子难产去世，同年他又失去了母亲。这双重打击没有使他消沉。家庭没有了，他一心投入学术事业。到波恩大学任教后，又是他学术事业的一个高峰，为写《经济周期》一书进行准备。1932年，他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教授。1937年他与经济学家伊丽莎白·波蒂结婚。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有共同的事业和追求。美满的家庭生活给了他力量，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两大卷一千多页的《经济周期》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并不是什么社会灾难。创新为创新者带来利润，引起其他企业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就引起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形成繁荣。创新普及之后赢利机会消失，在新创新没有出现之前，就会由于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减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再次繁荣。经济周期正是由创新引起的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而形成的。熊彼特还用创新的大小解释统计资料中显示的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这就是说，创新的大小引起周期的长短，大创新引起长周期，中创新引起中周期，小创新引起短周期。熊彼特这本书把经济理论、历史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后人也很有启迪。
在哈佛大学这一段是熊彼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时期。他为哈佛大学学生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构思他另一部巨著《经济分析史》，并参与了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建，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一时期，他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特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富有，企业家的职能会被技术专家代替，资产者的职能消失，资本主义保护阶层毁灭，不再有创新，这时资本主义就会灭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这一过程还相当长，至少在50～100年内，资本主义仍会创造奇迹。这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
哈佛大学是熊彼特的归宿
1950年，熊彼特去世。他去世后，妻子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经济分析史》。熊彼特用了9年时间写这本书，临终仍未最终完成。他的妻子还把他以前写的一些文章编辑成《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出版。
熊彼特在婚姻不幸时仍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在婚姻幸福时也没有贪图享受而放弃了学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孜孜不倦地在科学事业上探索。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反法西斯的经济学家
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分化。少数经济学家投靠纳粹，为希特勒出谋划策，最著名的当数金融专家沙赫特了。他出任帝国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发明了名为米福(Mefo)的期票来发行货币，为侵略战争筹资，又发明了分别与别国进行易货贸易的办法，克服外汇不足的困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卖身投靠，但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有意无意为法西斯提供了思想工具，并推动经济走上适于战争的集中管理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仍有一批经济学家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以他们的理论武器反对法西斯独裁。尽管他们没有拿起枪上战场，但仍无愧于反法西斯战士的称号。他们就是以欧肯为首的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德国，因其成员主要在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以此为学术中心而闻名。它的形成时期与法西斯在德国的统治时期不谋而合。但它不是作为法西斯统治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反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流派得以发展，这在独裁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它以弗莱堡大学教授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为核心，成员多为其同事或学生，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法学家伯姆、格劳斯曼—道艾尔特、经济学家盖斯特里希、迪莱、弗里德里·卢茨、麦耶尔、梅耶等人。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制度，但他们所主张的是有正常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他们研究的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
欧肯的秩序学说是整个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秩序”德文中是奥尔多(Ordo)，所以，这个学派又称奥尔多学派。这里说的秩序指一定的规则制度安排。欧肯用理念类型来概括历史上的秩序。理念类型并不是现实经济类型，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类型。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理念类型秩序：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集中领导的经济又称中央领导的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由一个中央计划来控制的经济。这种经济要满足的是中央管理机构的需求，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著作之一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这两者是不同的。这种经济制定计划和实行控制的基础是粗略的评价，没有市场经济下的精确计算。而且，剥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决策权，靠强制实现计划。这就不可能实现均衡，并引起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弊病。欧肯对集中领导经济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法西斯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正是这种经济类型的变种。
交换经济指由多个个别经济体组合起来的经济。这些个别经济体相互依赖，并通过交换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交换是通过货币制度来实现的，这就有以货币为标准的计算。欧肯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五种纯粹形式:垄断、部分垄断、寡头垄断、部分寡头垄断和竞争，组合为25种市场形式。
那么，现实中应该是一种什么经济秩序呢?欧肯认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应该坚持六个原则：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交换的基础；保证契约自由，这是交换的前提；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即进入与退出的自由，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与货币；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另一本著作严格的责任；政策的不变性。但是这种经济要由政府保证正常秩序，这就要：使权力分散，反对垄断；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公正；用最低工资保证低收入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实现个人与社会成本的均等化。为了使这种经济秩序得以实现，国家的干预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所有的国家干预必须是针对经济秩序的，而不是针对经济过程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必须是系统的，不能是特定的。欧肯特别重视原则与历史的区别。这就是说决策者不能教条地看待原则，而要考虑具体历史环境。他明确指出，科学、宗教与国家都是维护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制度力量。在秩序中，弗莱堡学派特别强调反垄断，这也是针对法西斯扶植垄断企业的政策。
欧肯强调，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竞争秩序。他们既反对那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又反对中央管理经济，同时还反对他称为“各种不稳定的中间道路政策”，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变种，包括对部分行业(基础行业)的集中领导，行业组织的等级秩序政策，以及充分就业政策。
弗莱堡学派不仅以这些理论对抗法西斯，而且也以合法的形式对抗纳粹统治。1934年，纳粹政府建立了一个德国法律研究院，以制定有德国特色的法律。该院曾建立了一个第四班，弗莱堡学派利用这个班学习欧肯的著作，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还与政府中反纳粹的人士秘密合作，寻找一种替代纳粹统治的经济政策。1943年，德国临近失败时，他们还秘密研究战后德国的经济政策。他们的一些成员还与地下反法西斯组织保持了联系。正是由于弗莱堡学派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研究工作，使战后德国经济政策有了理论依据。
1950年，欧肯去世。以后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或去世，或出国，或退休。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弗莱堡学派就不存在了。但艾哈德继承了弗莱堡学派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政策，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繁荣。弗莱堡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理论至今仍影响着经济学家。
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
做一个象牙之塔中的理论经济学家并不难，难的是把自己正确的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实际。联邦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正是这样一位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了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艾哈德曾在法兰克福德国制成品经济观察研究所从事消费品和工业品的成本核算比较研究。他不属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但与这个学派关系密切，并接受了他们的基本理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经济分为两种理念模型：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管理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由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中央管理经济由政府的计划和命令来调节经济。但这两种经济都有缺点。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会引起垄断，经济危机与不稳定也是难免的，这必然引起国家干预。中央管理经济又会引起资源配置失误和效率低下。他们理想的经济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由价格机制来调节，但政府要维护经济秩序。”
社会市场经济使德国再度辉煌
艾哈德称赞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他在1957年出版的《大众福利》(中文本根据英文本改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发展了这种理论。他首先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大众福利，即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消灭贫富对立，使绝大多数人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果实。大众福利要通过三位一体的目标来实现，即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
社会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艾哈德认为，人类进步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使调节过程随时随刻地进行，能使供求双方，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之间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都趋于平衡，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获益”。市场经济的基本点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自由竞争和保护私有制。经济自由指生产者决定自己资源使用，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自由，以及消费者使用自己收入的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也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自由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的惟一途径。价格要在竞争中形成，并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繁荣的最有效手段。私有制是保证个人自由与自由竞争的基本前提，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
但是艾哈德区分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两者的区别如同野生植物与人工培育植物的区别。他认为国家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把经济活动比喻为球赛，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裁判不能踢球，但一场精彩的球赛离不了裁判。国家的作用是：兴建并维护基础设施，稳定货币和物价，反垄断，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协调劳资关系。总之，国家要通过各种方法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话经济学人
艾哈德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提出或发展了社会市场理论，而在于运用了这一套理论。在纳粹统治时期，艾哈德拒绝与当权者合作，并研究德国战后重建问题。战后，艾哈德得到美国占领军重用，任美国纽伦堡军管机构的经济顾问。1945年10月起任巴伐利亚洲经济部长。1947年10月任英美占领区财政管理委员会货币与信用特别处主任，筹备货币改革事宜。1948年3月又任英美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美方经济区主席。1949~1963年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正是在这一期间他把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变为德国的经济政策。
战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超速通货膨胀。艾哈德1948年6月18日在英美占领当局支持下进行了货币改革，废除了旧马克,发行新马克，颁布了货币法、货币发行法、兑换法和固定账目法，稳定了通货，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然后又进行价格改革，放开市场。废除了对90%的商品的价格管制(仅对基本食品、重要工业原料和房租与公用事业费进行管制)，取消物品配给制，实行买卖自由，政府对工资的控制，由劳资双方决定工资。这些是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政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制定反垄断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度以缓和劳资对立，又通过社会政策和劳动立法，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并提出工人阶级中产化的目标。在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并推动西欧经济的一体化。
这些政策促进了德国经济发展。从1950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GDP从981亿马克增长到9262亿马克，增长了8.4倍，年增长率为7.1%左右，在西方各国中仅次于日本(8.9%)。同时，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3%。人民生活得到相当大的提高。社会市场经济终于实现了大众福利。尽管艾哈德在1966年后不再担任总理，但联邦德国仍继承了他的基本经济政策。
艾哈德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尽管他在1977年去世时也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在理论经济学界也称不上一流经济学家，但他真正称得上把经济学用于富国富民的经济学大师。
大经济学家的小错误
凯恩斯曾经说过：“据说列宁曾宣称，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是破坏通货。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而不知不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这段话是凯恩斯在其名著《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谈到一战后强加给德国的赔偿条款会引起经济困难和加剧国际关系紧张时说的。
这一段话在《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凯恩斯文集》第一本中译为《预言与劝说》)第二部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第一篇文章“通货膨胀”中也出现过(这一篇文章就是《后果》一书中的一部分)。因为凯恩斯是大经济学家，这段话被作为列宁的话而广为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第16版第30章“保持价格稳定”中把这句话作为该章前的引言。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7章“货币与通货膨胀”中专设了《参考资料》：凯恩斯(与列宁)论通货膨胀的成本”一节介绍这句话。可见这些经济学大师对凯恩斯的话都深信不疑。
但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指出了凯恩斯的错误。他在《弗里德曼是凯恩斯信徒?》一文(收入《一脉相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中考证了这句话的来源。林先生根据英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皮泼斯(Richard Pipes)1990年出版的《俄国革命：1899~1919年》(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9~1919)证明了，这句话并非列宁所说，而是另一位布尔什维克拉宁(Larin)所说。拉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为经济负责人，这大概是他在干革命时摧毁帝俄卢布的经验总结。
凯恩斯大概并没有读过列宁或拉宁关于通货膨胀论述的文章，他引用的话是听说来的，也没有指明出处，原文是“Lenin is said to have declared …(林行止先生根据的《后果》一书英文版是148页，曼昆根据的1920年Macmillarn版是219~220页，我根据的纽约1920年Harcourt, Brace and Howe版是235页)。看来当时凯恩斯引用这句话也是底气不足，但他的学术地位使大家都信以为真。
凯恩斯把关于通货膨胀的这段话归在列宁头上还算不得什么大错，毕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错，何况也是出自列宁战友拉宁之口。但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瓦伊纳所犯错误就不一样了。
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是当时著名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学权威陶西格(Frank W.Taussig,1859~1940)的学生与朋友。瓦伊纳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并担任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18年之久。他对成本曲线、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上的拗折的需求曲线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也造诣颇深。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和成本曲线的图形表述。这些仍然是今天微观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成本理论时，他提出了今天人们都熟悉的包络曲线概念，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曲线。当时瓦伊纳认为，在长期中企业总可以通过调整生产规模实现平均成本最低，因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应该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组成的轨迹。根据这种思路，他要求制图员画出一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包络曲线；第一，这条包络曲线要把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包在内；第二，这条包络曲线要和所有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相切。
据记载瓦伊纳的这个制图员是一个中国人(可惜名字已无法考证)，且精通数学。制图员告诉瓦伊纳，这个图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在数学上任何一条包络曲线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如果要把无数条曲线包在内，这条包络曲线就不能与这些曲线的最低点相切；如果要使包络曲线与各条曲线的最低点相切，这条包络曲线都不能把各条曲线都包在内。这就说，包络曲线只能满足瓦伊纳要求的两个条件之一，而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瓦伊纳为此与制图员发生争吵。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既然长期中企业可以调整规模使平均成本最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就应该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轨迹。瓦伊纳的包络曲线概念和对包络曲线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的总结正是这种思想的概括。但事实上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并不能是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包络曲线。这种对短期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关系的误解被称为“瓦依纳错误”。是一个不知名的中国制图员纠正了这个错误。
大经济学家并非全能的上帝，当然会犯错误。学问是无止境的，做学问时用得上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大经济学家犯的错误会流传更广。这提醒我们，千万不可迷信大经济学家，把他们的话句句作为真理。
凯恩斯与罗斯福志同而道不合
1933年，罗斯福在美国经历了四年大萧条之后出任总统。罗斯福上任后，在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经济学家雷克斯福行·G·特格韦尔 (Rexford G.Tugwell)和制度经济学家、律师阿道夫·A·伯利(Adolf A. Berle)等人的策划下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新政，中心是政府举债扩大公共工程支出。
罗斯福的做法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1933年底，凯恩斯在《纽约时报 》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称赞罗斯福：“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将无处不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尝试。历史将表明，经济新纪元的第一篇章是从你入主白宫开始的。”罗斯福新政在国内尚受到一些守旧派人士的反对，所以，有凯恩斯这样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支持颇为高兴。他们双方之间都颇有好感。
1934年6月，凯恩斯受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接受该校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访问美国。经凯恩斯的朋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介绍，凯恩斯在华盛顿认识了一批新政人士，并由劳工部长珀金斯(F·Perkins)安排，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但这次会见的结果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帕金斯在他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本来珀金斯希望凯恩斯“把事理说得具体些，而不是仿佛作为居于经济知识的高一层人物去看待自己”，即希望凯恩斯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珀金斯记载“凯恩斯1934年拜会了罗斯福，时间短促，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后来，罗斯福告诉我：“我见到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留下许多数字的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感到罗斯福对他的理论不是听的津津有味，而是颇为茫然，对罗斯福也有点失望。也许没有这次会面，他们双方对对方的印象会更美好。
凯恩斯与罗斯福用国家干预拯救经济的“志”是相同的，但罗斯福更愿意听特格韦尔等人浅显易懂的“道”，而不爱听凯恩斯那种抽象玄妙的“道”。
也许凯恩斯和罗斯福这次会面预示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合作的困难。从这次会面来看，困难在于表述方式。其实凯恩斯要是像珀金斯希望的那样采用通俗的事实来说明问题也许会好的多。可惜凯恩斯高估了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用了数学方式。现代经济学家运用数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了。政治家们当然无法理解这些东西。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是一种进步，但数学仅仅是工具。经济思想是可以用生动活泼的事例和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家要让政治家和公众接受自己的思想，必须选择恰当的表述方式。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不仅要会玩数学，还要做到“真佛只讲家常话”。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分歧还在于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例如，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M·阿什顿(Richard M.Alston)等人的调查，有93%的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和进口限额通常降低了一般经济福利，支持自由贸易。出于这种观念，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消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贸易壁垒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许多政治家担心这个协定对美国有不利影响，增加美国的失业，在国会中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最近布什总统对钢铁加征进口税的做法在经济学界遭到几乎一致反对，但在政界却支持者甚多。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这种不一致就表现为经济理论与政策之间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