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总抱怨政治家不懂经济。其实对牛弹琴这句话不仅是讽刺听者的，也是讽刺弹琴者不看对象的。从更深的层次看，是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它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把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的实用技术是一种天大的误解。认识世界可以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进行，抛开价值判断，探求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制定政策改善世界却要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考虑政治、社会、传统等多种因素。正如克隆技术是科学，但是否可以克隆人则要考虑社会伦理问题。经济理论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惟一依据。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分歧往往在于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
要使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志同道合，政治家应该倾听经济学家的意见，重视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也要善于通俗地介绍经济学，并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明。如果顺着这方向走，就不会再有凯恩斯和罗斯福的相互误解，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就真正可以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共同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了。
萨缪尔森的好老师
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有记者问他，获得诺奖的秘诀是什么?萨缪尔森当即回答，去找一个好老师。萨缪尔森说的他的好老师就是美国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 1887~1975)。
汉森原来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信奉自由放任，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并有《繁荣与萧条的周期》、《经济周期理论》、《一个不平衡世界中的经济稳定》等著作问世。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他很快拜读，并成为凯恩斯的信徒，完成了从自由放任向国汉森著作的中文本家干预的转变。为了宣传凯恩斯主义,他于1937年到更为开放自由的哈佛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是鼎盛时期，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权威陶西格担任系主任，熊彼特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列昂惕夫也在这里任教。汉森主持财政政策研讨班，带领学生学习凯恩斯的《通论》。萨缪尔森回忆，那时课堂上讲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们学《通论》还有点“地下活动”的意思，但这使他们年轻人更加兴奋地讨论凯恩斯的观点。美国第一代凯恩斯主义者，以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从这里出去的。这些人中有以后获得诺奖的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勒，以及以提出奥肯定理著称的奥肯等人，还有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左派经济学家斯威齐，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陈振汉等人。汉森开放的讨论式教学、热情而耐心的教诲和渊博的学识使这些学生受益匪浅。汉森著作的中文本
当然，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他不仅教了一批成功的学生，还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背景是战后经济制度的变化。汉森认为，战后的经济制度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市场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私人经济与社会化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仍然是基础，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认为，这种经济比纯粹私人经济优越，克服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但又不是那种集权式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不是削弱市场经济，而是推动它前进的新动力。经济是混合的，经济理论当然也应该是混合的，这就有了把新古典学派微观经济理论(论述市场机制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论述国家干预的经济学)结合为一体的新古典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这个名词是萨缪尔森而不是汉森提出的，但混合经济正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作为凯恩斯的信徒，汉森最大的贡献是解释并发展凯恩斯主义。他1953年出版的《凯恩斯学说指南》是当时最畅销的凯恩斯主义入门读物。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他有两点最重要的贡献。一是他发展了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被称为希克斯—汉森交叉图。I代表投资，S代表储蓄，L代表货币需求，M代表货币供给。这个模型用一般均衡方法说明当物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这被称为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标准解释，并成为所有教科书的核心内容。二是他与萨缪尔森提出了解释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原理模型，又称为汉森—萨缪尔森模型。这个模型说明了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时，由于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必然发生经济周期，从而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也是战后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这两个理论都曾风靡一时，至今也仍然有影响。话经济学人
汉森不仅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者和发展者，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他在《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等著作中论述了政策问题。汉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因为“经济停滞不是自动调节的教条所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大大地扩大民主政府的作用，担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作用”。他把美国国会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案”作为“经济计划的大宪章”，因为这个法案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他与凯恩斯一样不太重视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重点强调的是财政政策。
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以赤字财政为特点的，但战后美国并没有打破财政平衡的框框。汉森认为，政府不应把本期的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目标，应该根据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来决定支出。这就是补偿性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原则是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经济。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通胀。这种财政政策并不需要保持逐年的财政预算平衡，在萧条年份会有赤字，在繁荣年份会有盈余，因此在长期中仍可以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称为“长期预算平衡论”或“周期预算平衡论”。这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经济政策的基调。
在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中，汉森更重视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物价稳定的问题上，我们不应有什么严格的法则。我们应该把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列为主要目标。”“如果每次物价略有上升就把我们吓倒，我们就会永远落后于可能实现的发展。”这些观点由他的学生托宾、海勒等人继承并发展，成为6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基调。
今天了解汉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50年代，汉森几乎无人不知。著名的《幸福》杂志曾说过“在今天，谁不熟悉汉森和凯恩斯的思想，谁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大事的演变”。汉森的哲学是“以民主思想使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做到机会均等”。他对就业的关注实际是对人的关心，在他80岁获得沃尔克奖章时，他的学生托宾说，对汉森而言，经济学就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
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
儿童时代我常念的童谣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所以，在幼小的心灵中杜鲁门是该被老虎吃掉的坏人。成年后才知道，杜鲁门其实是一个满有人情味的总统。他的女儿是歌唱家，一次演出后受到评论家抨击，他怒不可遏，“亲自”写信痛斥这位评论家。尽管受到当时媒体抨击，但我相信这样一个爱女心切的父亲不会是坏人。现在我想到杜鲁门是因为在他当政时成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经济学家系统从政的开始。
在二战之前，像凯恩斯、俄林这些经济学家都以个人身份出任政府官员，但这时他们的身份已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真正以专家身份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是在这个该被老虎吃掉的杜鲁门当政时。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案》，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这部被称为“美国经济大宪章”的立法规定“促进充分就是和生产……是联邦政府一贯的政策和责任。”这就开始了政府系统地干预经济的新时代。在这个法案中还规定在总统的政府办公室设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在国会设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JEC)。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分析经济形势并提出经济政策建议。这个决定使经济学家进入决策圈，在政策决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经济学家真正进入政府的开始。
《就业法案》对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经济学学位和资历要求，但指出他们应该“在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阶段上，在评价政府计划和活动上，以及在规划和推荐能够在自由竞争企业组织体系下促进就业、产量与购买力增长的国民经济政策方面拥有特殊的才能。”按照这一要求，杜鲁门任命埃德温·诺斯(Edwin G.Noures)为该委员会主席，里昂·凯泽林(Leon H.Keyserling)为副主席，约翰·克拉克(John D.CLARK)为委员。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
诺斯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是农业经济专家。他为人谦和，没有从过政，杜鲁门选他担任主席是看重他无党派偏见的客观立场和学术背景。凯泽林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过律师，当年仅38岁。杜鲁门选择他是因为他是热心的新政派，曾在罗斯福政府工作，并参与起草过包括《就业法案》在内的多个立法。他从政多年，在政治上最敏感。克拉克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过律师，出任过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副总裁，当过教师，并在俄亥俄州立法机构服务过。杜鲁门看重的是他在企业工作的背景。这三位当时在学界或政界都是颇有名望的。
杜鲁门在自传中承认“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政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他很想在这个亲自挑选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做点有助于经济繁荣的事。但以后的事实却使他的这种愿望基本落空。
首先是委员会内部对该组织性质及职能理解的分歧。诺斯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向总统提供专家的客观咨询意见，在考虑问题时不加杂政治因素，避免当决策者和倡导者。凯泽林和克拉克则认为，委员会的作用应该是公开维护和倡导行政部门的经济政策。这种分歧表现为委员会是否要到国会各委员会作证。实质是经济委员会是政策的咨询者还是决策者。杜鲁门对这一问题未表态。当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要求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证时，诺斯拒绝了，凯泽林和克拉克反对诺斯的这种做法。
经济顾问委员会三名成员的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政策上。起先，他们在送交总统的报告中力求观点一致。这就要在报告中考虑到各方意见，写报告时总是“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力求全面一致。但杜鲁门拿到这种报告后不知该如何做，于是就声称他要找“独臂”经济学家，即只有一方面的意见。这样，他们三人就各自独立地向总统送观点相互冲突的报告。这使杜鲁门更难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顾问委员会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诺斯认识到自己惟一的可能是辞职。1949年11月，诺斯的辞职获得总统批准。他在辞职后抨击委员会的客观性和专业科学性被阉割了，批评总统对委员会的忠告置若NFE34闻。经济学家与总统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并不成功。
诺斯辞职后，凯泽林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拉克留任，又任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伊·布劳担任委员。以后布劳又为另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C·滕纳取代，因为布劳尽管同意去国会作证，但仍坚持只提供有关经济走势数据的证词，不涉及其他问题，不改变他的专业身份与客观性。凯泽林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扩张性政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政策得以实施。而且，凯泽林善于协调与总统、国会和其他部门的关系，使委员会得以维持下来。
美国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由凯泽林维持下来的，但他并不是专业经济学家而是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真正参与决策还有一个与总统和政界磨合的过程。
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中还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多。有的擅长理论研究，对实务兴趣不大，如哈耶克；有的擅长实务，对理论缺乏建树，如格林斯潘。经济学是要认识世界并改善世界的，特别需要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既有理论造诣又擅长把理论运用于实际。艾森豪威尔时代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F.Burns)正是这样一位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
伯恩斯是经济周期理论专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约翰·贝茨·克拉克经济学讲座荣誉教授。他自从1930年起就在著名经济学家米契尔创立的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及相关经济政策的研究。他1934年出版的《1870年以来美国的生产趋势》指出了各产业生产率的减速趋势，以及新产业出现对总产量增长的有利影响。直至今天这本书仍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1946年他与米契尔合写了《衡量经济周期》。这本书在确立经济周期阶段的测量技术方面有许多创新，并在周期特点和引起周期的各种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分析上有许多新见解。民经济研究局今天仍然是确定美国经济周期阶段和经济预测方面的权威(尽管它是一个民间机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一直把这个机构提供的分析资料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个机构所用的确定经济周期阶段的方法基本是当年米契尔和伯恩斯奠定的。伯恩斯无疑是一位经济学大师级人物。
伯恩斯参政是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经济顾问开始的。在杜鲁门时代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作用难以令人满意，因此，在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国会主张撤消这个组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只同意为一个经济顾问提供资金。艾森豪威尔对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委员会也举棋不定，而且更倾向于不要这个组织。他选择了伯恩斯这个当时在经济学界极富盛名而又与本届政府没有政治联系的专家担任经济顾问。伯恩斯认为总统需要经济专家的专业咨询，而且，一个组织总比一个人好。他劝说总统保留经济顾问委员会，并得到同意。这样，伯恩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由伯恩斯提议任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和为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W.Stewart)为委员。从此以后，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是由总统任命主席，主席挑选委员。
伯恩斯在经济周期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造诣为他参与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但要把这些理论运用于政策实践中关键还在于如何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并影响总统。这就需要务实的能力与政治手腕。许多经济学家缺乏务实能力还在于后一方面的不足。
作为一名经济周期理论专家，伯恩斯认为，经济中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而且，繁荣的时期与强度大于衰退，经济总体上在前进。反周期政策的目的是实现稳定，防止过度繁荣与衰退，而不是人为地刺激繁荣或消除衰退，但在经济衰退较为严重时政府还应该有所作为。
伯恩斯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他有这种认识，而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种见解变为实际经济政策。艾森豪威尔对伯恩斯是信任的，他也赞同委员会回到非政治角色的主张。但伯恩斯与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位主要经济顾问、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见解存在分歧，而且，艾森豪威尔与汉弗莱的私交更好。伯恩斯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就要说服艾森豪威尔。伯恩斯利用一切机会用尽量通俗的方式向这位军人出身缺乏经济学背景的总统谈经济周期问题。他的意见逐渐得到总统认同。1953年政府成立包括美联储和各有关部门组成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顾问委员会，伯恩斯被任命为主席。这个委员会有“小经济内阁”之称，对制定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伯恩斯以专家的眼光分析经济走势，预测衰退的到来或繁荣的出现，得到艾森豪威尔的称赞。这位总统以军人习惯的口气说：“阿瑟，如果在战场上你将是多么好的参谋长啊!”总统的支持使伯恩斯在与汉弗莱的争斗中占了上风，政策主张得以实施。
在伯恩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期内，政策基调是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温和的，在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年还把刚上任时联邦政府的71亿美元赤字变为61亿美元盈余。在1953年到1954年经济出现衰退时也采用了扩大财政支出等刺激经济的措施，并有所成功。伯恩斯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积极作用受到肯定。他的成功远胜于他的前任诺斯或凯泽林。这也为伯恩斯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1969~1970年伯恩斯任尼克松总统的顾问，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1981~1985年又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在从政的经济学家中，伯恩斯是最成功的一位，而且从政后并未放弃学术事业，仍在1969年出版了《变化中世界的经济周期》，在1978年出版了《一个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反思》。
一手硬的经济学家并不难找，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才难得。这是伯恩斯至今仍为经济学界称道的原因。
萨缪尔森没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拉封丹寓言中的布利丹毛驴痛苦地在两捆干草中选择吃哪一捆，经济学家则要在从政和学术研究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也与布利丹毛驴的选择一样痛苦，但还不至于像这头驴那样最终做不出选择而饿死。
从政，参加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风光得很，又可以把自己的经济思想用于经邦济世，但要放弃作为学者的独立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活得有滋有味，但很寂寞，难得大红大紫。许多经济学家选择了从政，但萨缪尔森在痛苦的思考之后还是放弃了从政的机会，仍然在MIT当他的学者。
萨缪尔森不仅理论造诣深，而且也是一位热衷于经济政策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政时，萨缪尔森多次作为经济学家出现在国会的各委员会中。他多次言辞尖锐地批评艾森豪威尔的经济班子。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经济管得太多、太严，在与通货膨胀斗争的名下丧失了潜在GDP增长的可能性。萨缪尔森指责伯恩斯在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经济政策的特征是残暴的试验。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呼吁放松经济管制，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和增长。”他认为，只要政策得当，“一个社会能实现充分就业，同时能有一个它所需要的资本形成率，并能实现所有这些指标与所期望的收入分配状态之间的和谐共存。”简言之，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是可以搞好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策失误使这种可能没有变为可能。
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过经济学，读的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当年登陆美国的第一个据点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长期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肯尼迪是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对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相当崇敬。肯尼迪以振兴美国经济为己任，萨缪尔森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正合他的心意。因此，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要求萨缪尔森领导一个经济班子帮他出谋划策。萨缪尔森对此颇为积极，接受委任后就向肯尼迪的竞选班子提交了一本题为《1961年美国经济前景与政策》的书。这本书以凯恩斯主义为基调，主张政府刺激经济发展。他强调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对外军援和教育支出，此外，在经济运行缓慢时也可以适当减税。这些意见受到肯尼迪的重视，并作为他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
肯尼迪依靠“振兴美国经济”的口号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年轻的总统，而他的经济观点都是从萨缪尔森那里“贩卖”来的。所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就决定聘请萨缪尔森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以弟子的身份给萨缪尔森打电话，恳请他出任这一职务。
萨缪尔森面临着布利丹毛驴的选择。萨缪尔森是以纯经济理论起家的，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经济分析的基础》对提高现代经济分析水平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但作为凯恩斯主义者，他还不是一个纯象牙之塔的学者。他深切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对有关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的讨论充满热情。他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分析这些问题的。他还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上发表了许多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与政策的专栏文章。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和为肯尼迪竞选出谋划策表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并主张用凯恩斯主义指导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担任对决定政策有重要作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然对萨缪尔森有极大吸引力。而且，肯尼迪对他的尊重和经济政策观点的一致，可以保证以后双方合作愉快。但是，萨缪尔森在经过两周的反复思考之后，还是谢绝了肯尼迪的邀请。
萨缪尔森深知，如果他出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就要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宁静的学者生活。杜鲁门时代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也是一名著名学者，他没有能放弃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客观立场，实际上即使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无法发挥其作用。从学者向政治家的转变并不容易。萨缪尔森要想成功也必须放弃学者的本性。更何况当这个委员会主席琐碎的事务和活动必然很多，这要耗去大量从事研究的时间。萨缪尔森还是愿意留在风光宜人的查尔斯河畔，在MIT这个充满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教书和研究。他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这是他重学术甚于从政的心态的表露。
而且，在萨缪尔森看来，他不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仍可以对政策保持自由评论的权力，可以批评也可以支持。他的观点对政府决策仍会有重要影响。所以，尽管他未去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仍然关心现实经济。肯尼迪就职日，萨缪尔森又交给政府一篇题为《1962年的经济政策》的文章，为经济不振担忧，主张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甚至不惜出现财政赤字。这些建议以后都被肯尼迪政府采纳了。
现在看来，萨缪尔森当时的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是合适的。其实要改善世界，未必一定从政，作为一位旁观的专家也许作用更大。
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就传入了美国。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学的主流。但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时，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政策并未被真正采用。真正主张用凯恩斯主义那一套来制定经济政策的，是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1961年肯尼迪当总统时才44岁。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决心振兴美国经济，可惜他不了解经济学。尽管他在哈佛大学学过经济学，但仍要向阿瑟·奥肯请教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这样ABC问题。他最早想请萨缪尔森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遭谢绝后，他转向了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尔特·海勒(Walter W.Heller)。肯尼迪是在1960年10月经民主党参议员胡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介绍认识海勒的。海勒主张政府采用积极的经济政策的主张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见后，海勒又写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建议，并在肯尼迪当选后到东部与肯尼迪进行了深谈。肯尼迪决定聘请海勒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根据海勒的建议，任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威廉学院经济学教授克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策划下肯尼迪政府真正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
海勒、托宾和戈登都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不满意艾森豪威尔时代增长缓慢的状况，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肯尼迪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也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令人不安。我们是在经过七个月衰退、三年半停滞、七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九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上任的,“以海勒为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被称为“新经济学”的充分就业经济政策。
新经济学的中心是相信经济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避免经济周期，实现潜在GDP(即充分就业GDP)。具体来说就是把4%的失业率作为充分就业，把这时能实现的GDP作为潜在GDP，并把1961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确定为3.5%。为实现这种目标就全面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以赤字财政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
影响肯尼迪的不仅有海勒，还有其他人，比如财政部长狄龙(Dowgls Dllon)、肯尼迪的密友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 Namara)等人。这些人与海勒的观点并不一致，狄龙作为财政部长是反对减税与赤字财政的。因此，海勒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充分就业政策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说服总统，并协调各方关系，使这一政策得以实施。在这一点上就显示出海勒的能力。
肯尼迪是希望经济振兴的，对海勒提出的目标也很欣赏，但他毕竟没有深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加之反对财政赤字的狄龙等人的影响，在刺激经济与平衡预算之间举棋不定，也担心这种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在刚上台时肯尼迪要求海勒拿出一个预算平衡的充分就业计划。
海勒深知，许多人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做法还疑虑重重，但关键还是说服总统本人。海勒和顾问委员会经常为肯尼迪起草演讲稿，准备有关各种问题的备忘录，并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以浅的方式讲解经济理论，使肯尼迪逐渐接受他们的观点，肯尼迪认真阅读他们准备的各种备忘录，与海勒等人交换意见，也听取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意见。这些努力终于有了成效。1962年肯尼迪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现在我们必须学会把阻碍政策实施的陈词滥调扔到一边，比如对赤字和政府债务以及严格预算平衡的担心。”这次演讲是肯尼迪政策的转折点，海勒说“作为他的经济顾问，我们都确信这次耶鲁大学演讲标志着美国经济政策新纪元市场开始。”两个月以后，肯尼迪提出大幅度减税的主张。
海勒还非常注意争取总统身边的几名亲信。这些人大多是律师，对经济学家并无好感。但这些人至关重要，因为送给肯尼迪的一切文件都要经过他们。海勒以自己的判断力和远见卓识，先后得到索伦森、摩耶尔和卡里方诺的支持，为多与总统沟通创造了条件。同时，海勒也注意引起公众注意，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接受媒体采访。这些对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得以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海勒1964年辞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由另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爱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接任。阿克利基本坚持了海勒的充分就业政策。这一时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真正得到实施的时期。这些经济学家真正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倡导的减少个人所得税、实行投资赋税优惠、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向贫穷开战，以及越战中军事支出增加的确刺激了美国经济繁荣。
60年代的繁荣之后是70年代的滞胀，这又引起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60年代的政策，这一时期经济学家是真正经邦济世了。
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
许多经济学家都有宗教信仰，但把宗教信仰作为研究经济学指导思想的人，大概只有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一个。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1910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者，虔诚的美以美教派卫理公会的教徒。博尔丁出生于教徒之家，从小又上教会学校，宗教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和经济学研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博尔丁是优秀的。他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931年就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论文。1937年起定居美国，先后在密执安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校任教。博尔丁写了近40本书和1000多篇文章，其中不乏佳作。他1941年写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是萨缪尔森《经济学》出版之前最畅销的教科书，曾4次重印，被150多所大学采用。作为一名重视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家，他与加尔布雷斯齐名，共同成为新制度学派的“双子星座”。他关于经济学应该建立跨学科整体体系的思想至今仍有影响。他提出的浴缸定理(积累率等于生产率减消费率，即把生产作为流入浴缸的水，消费作为流出浴缸的水，积累作为浴缸中剩下的水)仍然是经济学家常用的概念。博尔丁思维敏捷，爱好广泛。1956年，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仅用11天就口述了一本名为《形象：生活与社会中的知识》的书。他甚至还写过十四行诗。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和平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Peace,1945)，《经济学的重建》(A Reconstraution of Economics, 1950),《组织革命》(The 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1953)，《经济政策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olicy,1958)，《20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4)，《超越经济学》(Beyond Economics,1968)等书都颇有影响。博尔丁的这些贡献使他在194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62年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为美国十大教授之一，1968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研究院院长，先后获得13个大学的名誉学位。
博尔丁自幼就是卫理公会教徒，以后又成为贵格会教徒。他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用宗教信仰来指导他一生的经济学研究。他在经济学中独特的贡献正来自于宗教，这也使他有别于主流经济学家。话经济学人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一种价值观。信教者是用他们信仰的世界观来观察与分析世界的。这正是博尔丁自从进入经济学起就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反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根源。他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现实，人不是只会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的理性动物，而是有感情、有狂热，有爱与奉献精神的。由此出发，他对传统的厂商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厂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厂商的决策也并不以边际分析法为基础，还会考虑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不应该把个别厂商做出决策的原则(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作为普遍真理，厂商的决策更多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并由此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的厂商理论。
博尔丁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重视制度与组织。博尔丁与其他人的不同则在于从宗教倡导的爱心出发研究组织这种制度。他认为，组织是由有意识并有意志的个体组成的。组织产生于三种力量：为获得相互利益的交易，报复的压力和恐惧，爱心或希望与目标相结合。随着组织的扩大，恐惧日益代替了交换。这样，组织就会停止发展。要避免这种前景，就要用爱心来代替恐惧。爱心是人类组织发挥作用的惟一基础，也是人的一般需要。这种爱心正是博尔丁宗教信仰的中心。他主张把爱心放在社会伦理之上，以爱心来代替恐怖的竞争，代替对抗。组织应该为这种爱心的形成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正是组织革命的方向。
博尔丁从他的宗教信仰出发努力超越传统经济学，建立能体现宗教观念的经济学分支，例如，赠与经济学。他把赠与经济定义为出于政治目的与经济行为，或者由于受到威胁，或者出于爱心而产生的赠与行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非市场交换行为，但在经济生活中相当重要，影响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与此相关的是爱与恐惧经济学。出于爱的赠与行为是礼品，出于恐惧的赠与行为是贡品，其余是交换行为。经济正是由爱、恐惧与交换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组成的。
博尔丁认为，宗教不仅是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也是社会科学家所需要的。宗教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学的基础。强调经济学应该有爱心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博尔丁的经济理论有其独特之处。但爱的善良愿望代替不了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冲突与竞争。恩格斯曾批评过那种以爱和道德为基础的经济历史观。这种思想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正是博尔丁的经济思想已被人们遗忘的原因。
他们为什么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8年在瑞典中央银行建立300周年时，瑞典中央银行决定设立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决定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在1969年评出第一届获奖者。这项奖由于用了诺贝尔的名字，受到广泛关注，大家都在猜谁会是首届得主?
在候选人名单中有许多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许多人推测第一届奖应该给美国的萨缪尔森，因为他对当代经济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全面贡献，而且，他所代表的凯思斯主义无论在经济理论还是经济政策中都是主流。但结果令这些人失望(尽管萨缪尔森在第二年，即1970年就获奖)，获奖者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美国人甚至推测，这是评奖委员会偏向欧洲人，要把首届诺奖的荣誉留给欧洲人。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评价这次评奖是否恰当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奖公告指出：最近十年来经济科学发展中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经济过程自身精确性的数理统计技术。正是在这些领域内，弗瑞希和丁伯根教授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就是说，丁伯根和弗瑞希获奖是由于他们对计量经济学的贡献。因此，评论把第一届诺奖授予他们是否恰当就必须了解计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贡献对这门学科建立的意义。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这些经济现象可以用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经济变量是可以用不同数值表示的量。所以，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运用数学工具。而且，经济学的科学化也是从经济学的数学化开始的。但经济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是在20世纪之后。经济学运用数学形成了两个分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是用数学工具与方法来表述、论证和发展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是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进行经济预测。
计量经济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这个名称就是弗瑞希模仿计量生物学(Biometrics)创造出来的。计量经济学分为四个步骤。根据经济理论建立模型(即计量经济模型)，用数学公式表示理论所涉及的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估算参数，选择适当的估算方法，求出模型所涉及参数的估计值，这是对各种经济变量重要程度的定量化。检验模型，包括经济理论检验、统计检验、经济计量检验和预测检验，这就是用一定的准则来检验所建立模型的可靠性。运用模型，代入各种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
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是借助于计算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它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计量经济模型可用于定量分析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状况，微观经济模型可以分析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的经济状况。在这种基础上可以用于预测经济形势，作为个人、企业或政府决策的依据，也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计量经济学家编制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确的模型，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复杂经济世界的理解，而且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例如，货币政策要在实施后6个月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的运用，把握时机更好地稳定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发展与运用是现代经济学最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为计量经济学做出开拓性贡献的人获得第一届诺奖当然是名至实归。
获奖的为什么是丁伯根和弗瑞希呢?丁伯根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开创者。20世纪30年代，丁伯根应国际联盟的要求建立检验经济周期理论的模型。他以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包括48个方程，通过求解方程组可以得出一个用来描述整个经济周期特征的差分方程。1936年，丁伯根为荷兰经济建立了一个宏观模型以反映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收入、消费、商品、劳务、货币流量、通货膨胀、就业等。丁伯根提出了动态分析方法，并逐步完善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模式。他利用宏观模型分析经济活动的方法现在已得到广泛运用。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中，他从整体上探求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也开辟了宏观经济新领域。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他把计量经济方法用于需求弹性分析，并提出了产量与价格动态变动的蛛网理论。他1939年出版的《计量经济学》是系统介绍该学科的第一本著作。同时，他还在收入分配、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有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评奖委员会主席林德伯克对他的评价是：“建立了一个涉及约50个方程式的计量经济系统，并借助于统计分析测定出反应系数和‘前导与滞后’。他的若干结论引起了广泛注意，而且，至今仍然是人们辩论的题目。”
“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弗瑞希就开始了计量经济学研究，这个学科的名字是他起的，定义也是他下的，他还担任计量经济学会的首任领导并主编《计量经济学》杂志。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他集中于三个领域：宏观经济、生产理论和价值理论。他是动态经济分析的先驱，提出了“运用完全回归系统进行统计合流分析”的方法，并提出了测量边际效用的新方法。这些对以后的计量经济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诺奖公告称他是“理论和方法推导领域的最有影响的开拓者”。
今天，由丁伯根和弗瑞希开拓的计量经济学已经蔚然大观，并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在这一领域中获诺奖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面对这一切，我们会感到第一届诺奖评得何等正确。
弗里德曼蒙冤记
20世纪80年代
一位中国学者写的书中是这样描述弗里德曼的“其人个子矮小，却好为己甚，专长诡辩。”因为弗里德曼的理论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连个子小也成了缺点，善于辩论亦成为诡辩。这是弗里德曼在中国蒙冤。不过他并不知道，因为写书的这位学者在1987年欢迎弗里德曼来华的座谈会上没有把他的批判稿念出来，本来打算送给弗里德曼的这本书也没拿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