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真正知道自己蒙冤是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颁奖消息发布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系和瑞典商学院指责弗里德曼是“智利军事独裁者的顾问，为其出谋划策。”1974年获奖者缪尔达尔揭露，弗里德曼获奖是“委员会秘密操纵的结果”。设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指责弗里德曼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责。”还有一些诺奖获得者认为弗里德曼与智利问题有牵连，应取消获奖资格。就在颁奖当天，当弗里德曼从座位上站起准备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手中领奖时，一名观众突然举起写有“自由属于智利人民”的条幅，并高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一时间经济学界头面人物、报界对弗里德曼指责不断，似乎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这个冤受得可够大的了。
弗里德曼蒙冤记弗里德曼获奖是由于他“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对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自然率理论、货币史研究，以及货币政策主张已是经济学界公认的重大成就。他的蒙冤与这些成就无关，而是与当时智利的市场经济改革相关。
1970年社会民主党人阿连德在大选中出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没收国外资本，实行国有化，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又大幅度提高工人福利。这种变革严重破坏了智利经济，国内动荡不安。1973年军队领导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还真是个英雄，在总统官邸拿起枪与军队对抗，结果被打成蜂窝煤。(与拉丁美洲一位英雄格瓦拉颇有相似之处，但这样的英雄给人民带来什么呢?)皮诺切特上台后一方面以军事独裁稳定社会，另一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发还没收的外国资本，实行私有化。这种变革引起两个结果，一是左翼人士反对皮诺切特，被杀了数千人(这件事使皮诺切特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英国治病时被扣押，西班牙要求引渡，当时也是一个新闻热点)。二是失业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也正是批评者要弗里德曼所负责的问题。
这事与弗里德曼有没有关系呢?从思想体系来看，弗里德曼的确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如果把皮诺切特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作为这种思想的一种实现，没有什么不对。但弗里德曼并没有当皮诺切特的顾问，也没有参与制定智利市场化改革的计划，更没有让皮诺切特去杀左翼人士。仅仅因为弗里德曼主张市场经济就把皮诺切特市场化改革中的失误归罪于他是不公正的。这就正如我们在计划经济中犯了许多错误，但不能把这些错误归咎于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先贤们一样。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出了自己的各种经历的确有一些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参与了智利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等人。这些人或受教于芝加哥大学或思想上属于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被戏称为“芝加哥小子”。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又是芝加哥学派的首领，说这些“芝加哥小子”是弗里德曼的学生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学生犯的错还要找老师算账吗?这种“连坐”的做法未免有点“文革”的味道了吧?
历史已经过去了近30年，现在看来阿连德那一套极“左”做法(当年还得到我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有力支持)的确是错误的，而皮诺切特尽管是用不正当的军事政变上了台，也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80年代以后，智利经济发展迅速、稳定，每年经济增长在7~8%以上，国家繁荣了，人民生活也提高了，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可谓一枝独秀。智利所形成的社会保障私人化的做法还为各国所重视。皮诺切特也还政于民了。这样看来，弗里德曼即使与智利问题有牵连，也是有功而不是有过。不过弗里德曼也没争过这个功。
70年代的智利的确出现过政治上独裁和工人失业贫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转向市场经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政治上的独裁是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当然也许不该杀那么多人)，一些工人的暂时失业贫穷是转型经济都会发生的问题。曾经有学者把智利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独裁加市场化。这个公式是否有点简单化尚可商榷，但强大的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是市场化成功的条件却是无疑的。
弗里德曼在智利问题上蒙了冤，但皮肉没受苦，事业与声誉毫无影响，诺奖也领到了。今年已九十多岁的弗里德曼甚至被称为20世纪五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尽管蒙冤但还是幸运的。其他蒙冤的经济学家可不都这样幸运了。这正是幸运的经济学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经济学家各有各的不幸。
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
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下层阶级”(今天我们说的弱势群体)占社会的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在现代经济学家中最早由于关注弱势群体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缪尔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建者之一，早期从事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的研究，代表作是1937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他曾当选为瑞典众议员。他研究方向的改变是在1938年他受美国卡内基公司的委托主持一项有关美国黑人问题的调查研究。其结果是在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黑人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缪尔达尔在调查中目睹黑人贫穷、生活条件差、犯罪、受歧视的种种现象,事事触目惊心。但作为一名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不满足于揭示这些现象，也不是简单呼吁道义与公正，而是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他发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是两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互为因果因素。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不断加强，造成了黑人问题的严重。解决黑人问题要从打破这种因果关系，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入手。这就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黑人贫穷和受歧视之间的关系。
缪尔达尔吸收了其老师维克塞尔的“积累理论”和卡塞尔的“社会过程理论”，建立了解释黑人贫穷与受歧视之间关系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某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因素的变化，而这第二级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最初的变化，使事情沿着最初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过程既可以是变好的向上发展，又可以是变坏的向下发展，关键在于最初的变化是好还是坏。黑人问题严重正在于“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使得黑人的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等水平低下。相对应的，黑人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水平的低下又使白人更加歧视黑人”。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一些原因使白人的歧视或偏见减少，这可能会引起黑人生活水平上升；黑人生活水平上升又会减少白人偏见。”(原书英文版，第75~76页)做到这一点就要根据美国正义、自由和机会平等的信条，给黑人以平等的地位。缪尔达尔这一观点对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废除法律上对黑人的歧视和以后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黑人问题的研究中，缪尔达尔强调了经济变动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他认为，不能局限于经济分析，而要注意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凡勃伦就主张用这种整体性方法来研究制度演进。现在缪尔达尔也从一个纯理论家变为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成为和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齐名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但他们不同于强调产权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的科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前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称为激进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左翼，后者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是经济学中的右翼。
1957年，缪尔达尔受20世纪基金会委托，对南亚和东南亚11个国家的贫穷与发展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活动。当时他的夫人任瑞典驻印度大使(他夫人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给这种调查提供了方便。这次调查结果是三大卷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出过此书同名的一卷缩写本)。如果说《美国的两难处境》是研究美国国内的弱势群体黑人，那么，《亚洲的戏剧》研究的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因此，缪尔达尔又运用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贫穷和落后。贫穷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低，落后是生产率低下。“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中文版缩写本第307页)他提出，发展的目标，即“现代化理想”，是理性、计划化、生产率提高、社会和经济平等、制度和社会风尚改善、民族团结、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等。为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尤其是法治与教育制度和土地改革)，优先发展农业，并实行保护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像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思这些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小。但缪尔达尔对弱势群体所进行的分析以及他所运用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仍然是有意义的。缪尔达尔毕竟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今天当弱势群体问题又一次被全社会关注时，读一读缪尔达尔的书，了解他对弱势群体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维护学术自由的斗士
舒尔茨的老年标准像一点看不出当年为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衣阿华的豪气 经济学家是屈从于利益集团，甚至拿利益集团的津贴，为他们摇旗呐喊，还是维护科学真理，这是一个学者的原则问题。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强大的压力或一己私利，学者们难以有学术自由。即使在美国这样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又有终身教职保护的国度里，要真正维持学术自由也不容易。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a, 1902~2000)就曾遇到这样的事。
舒尔茨原来在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声名显赫，并担任该校经济学与社会学系主任达10年之久。但1943年他遇到一件令他无法忍受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该系编辑了一套“战时农场及食品政策”丛书，其中有一本由本系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在战时食品供给中加入乳制品》。作者认为，人造黄油是从植物油中提取出来的，在营养与美味方面比黄油更好，应当适当增加人造黄油的消费。但人造黄油的消费因联邦与州的限制性立法而受到伤害。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禁止或限制生产人造黄油的做法应当废止。
当年舒尔茨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了照片上的衣阿华大学(当时称为依阿华州立学院)衣阿华是牛奶产区，牧场主们感到这项建议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对政府和学校施加压力，依阿华州农业署也支持牧场主。这场争论持续了几个月。院长考虑到学校的利益和迫于压力，命令收回这本书，并以与牛奶业合作的态度进行修改。舒尔茨对学校这种向利益集团让步不坚持学术自由的做法极为愤怒。他给院长写了一封信批评学校的这一做法及其他行为，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了《衣阿华州立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谴责学校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舒尔茨毅然离开这个他经营多年的地方并且带动了一批有为的人离开。这个美国当年“最活跃、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就此瓦解了。他的辞职声明至今仍被视为维护学术自由的典范。
无辜的奶牛成为舒尔茨离开衣阿华的导火话经济学人舒尔茨离开依阿华之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继续研究农业经济学，另有《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经济组织》等书。在学术研究中，舒尔茨也表现出不受传统束缚，创立新观点的自由主义风格。这体现在他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中。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业经济学隶属于农学的范围，研究农业经营中的具体问题。他反对这一传统，认为农业经济学应该是一般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他按这种思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他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探讨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时，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认为农业充其量是为工业化提供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甚至提出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舒尔茨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论证了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正是通过发展农业而实现了经济发展。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传统农业的认识。舒尔茨批评了长期流行且影响深远的两种观点：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和农业中存在隐蔽性失业。他用事实证明了这两种观点的错误。但依靠传统农业是不能发展经济的，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证明了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低(即获得收入流的价格高)。资本收益率低引起储蓄和投资不足，这就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
舒尔茨著作的中文本问题找到了，出路呢?要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农业收入流的价格，提高资本收益率。这就要建立一套能给农民以刺激的市场激励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保证(如保护产权)；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起新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并且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与在职培训。舒尔茨的这些理论已得到广泛运用，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
舒尔茨在经济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人力资本理论。尽管舒尔茨不是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人，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化和传播，以及把人力资本运用到发展经济学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舒尔茨根据他对美国农业生产力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多年比较研究，得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原因的结论。早在50年代末，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概括为：医疗和保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业余教育；个人和家庭变换就业机会。他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缺的不是自然资源或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一般常识了，但退回去50年，在那个重视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年代，这些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现实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舒尔茨始终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学术自由。但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他同样关心世事，做一个学者能做的事。他早年曾担任美国农业部各种委员会的委员或顾问。后来又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美国农业部、商务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各种委员会的顾问，也曾参与了美国经济政策和援外政策的制定。在这些委员会，他是顾问，起到专家的咨询作用，但绝不是官员。他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见解，并不为什么利益集团说话，也不为某个官员的讲话做注解。这是学者真正的出世而又入世。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能更好地发挥学界领导人和政府顾问的双重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威廉·舒尔茨子承父业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耶鲁大学担任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成就虽然还不及乃父，但也是事业有成。这对父子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
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惟一获得诺奖的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写到舒尔茨就不能不写刘易斯，他们俩在1979年由于“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原因与观点完全不同。
舒尔茨是以对一般农业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研究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进入这个领域的。刘易斯则是由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关注而进入发展经济学的。舒尔茨进入发展经济学与他的学术研究相关，而刘易斯进入发展经济学与他的经历相关。
刘易斯出生于圣卢西亚岛一个黑人家庭。在他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五人，家庭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正是由于童年时的贫穷以及母亲的影响,他对穷人格外同情，又由于他出生在落后贫穷的地区，对发展中国家也格外关注。在英国留学和以后的工作中也由于是黑人而受到过歧视。这些经历使他更具有平民意识，更关注贫困、平等这类问题。在英国他参加了韦伯夫妇主持的费边社，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小册子《西印度群岛的劳工》。费边社由一些主张渐进式社会主义的文人和学者组织。刘易斯参加这个组织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他这种关注穷人、反对殖民者的思想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刘易斯与舒尔茨最大的不同还是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分歧。舒尔茨强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把改造传统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舒尔茨反对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战略，而刘易斯正是这种战略的倡导者之一。
刘易斯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贡献是解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二元经济模型。第二个模型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决定模型。这两个模型是他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来的。
第一个模型说明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经济发展的途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弱小的现代工业和强大的传统农业——组成的。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缩小农业部门。在这种二元经济中，由于传统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妇女解放，劳动力供给丰富，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不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由传统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只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略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由农业进入工业部门。劳动供给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国内储蓄，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利润。因此，储蓄增加是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资本家的变动，利润增加的结果。经济发展是工业发展、利润增加，工业又发展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某种计划来加快这一过程。
刘易斯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这个模型显然是把工业发展(即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他关于农业部门效率低下，存在隐蔽失业，以及压低农民进城工作工资的观点正是舒尔茨所批评的。5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按这个思路发展经济，结果不仅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连吃饭问题也没解决。刘易斯在80年代承认，自己的模型忽视了农业发展，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这一模型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影响极大，以后许多国家放弃了这种发展战略。
第二个模型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条件的决定。这一模式假设，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与食物，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与食物，双方以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相交换。各国国内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是由食物决定的。因此，两国的贸易条件是由各自生产食物的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高，这就决定了贸易条件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从长期来看，如果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提高而初级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只能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等著作中还在此基础上证明了发达国家利用这种贸易条件状况剥削发展中国家，并主张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
刘易斯的第二个模型反映了他同情发展中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倾向。他关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也有道理。他完全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说话的。在实际中，他也担任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顾问，出谋划策。但这个模型的争论更大。统计资料证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恶化并不是一种趋势，也不是长期存在的，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而且，刘易斯对贸易条件决定的解释也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决定贸易条件不仅仅是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尽管刘易斯的两个模型受到不少批评，尤其是80年代之后。但应该承认，刘易斯最早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比舒尔茨起步早)，的确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用到的一些概念包括“二元经济”、“无限供给的劳动”仍被经常引用，也适合某些国家某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
刘易斯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并不限于这两个模型。1955年，刘易斯出版了他全面论述经济发展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这本书中分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宗教、文化历史传统、政治、心理等等。他早就认识到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本书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受到学界重视。
20多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硕士论文题目就是“论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当时对这一套理论(包括两个模型)崇拜得很。刘易斯的理论最早是我介绍到国内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是我译的。这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的时代局限性。但刘易斯那种对穷人的关心，对平等的追求，以及认真做学问的态度仍令我崇敬。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我常看新的书之一。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
有独到创见，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加里·贝克尔 传统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现代经济学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界限。经济学家用成本—收益方法研究人口、家庭、婚姻、歧视、犯罪、政治等广泛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而领导这一潮流的始作俑者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
贝克尔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对传统经济学的突破是从题为《市场歧视》的博士论文(1957年修改为《歧视经济学》一书出版)开始的。他第一次把歧视这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并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贝克尔认为，市场经济中贝克尔还善于写经济散文，《生活中的经济学》在国内颇受欢迎两个集团(黑人与白人，或者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收入差别反应了由学历、技术、经验等影响边际生产率因素的差别，并不全是由于歧视。把以上因素引起的差别分离出去后剩下的才是由歧视引起的。贝克尔用市场歧视系数来衡量歧视引起的差别。他建立了一个两社会(白人国W与黑人国N)模型来分析歧视。如果这两个社会互相不歧视，则通过贸易实现了各自利益最大化，如果相互歧视，不进行贸易，双方都受损失。所以，歧视不仅损害了被歧视者，而且也损害了歧视者。在社会中，如果雇主在雇用工人时对黑人歧视，他就要出高价雇用白人，从而降低了竞争力。如果顾客歧视雇用黑人的企业，他们就必须为此支付高价。所以，以利润为最大化的雇主不会有歧视。歧视来自愿意为自己的偏见付高价的顾客，以及政府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消除歧视在于充分的竞争、立法保护民权，以及顾客偏见的消除。贝克尔关于歧视引起歧视者与被歧视者双方损失的观点，对推动美国民权运动和立法保护民权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从60年代开始，贝克尔把经济分析用于犯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缘于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贝克尔开车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学生的口试，由于迟到要决定把车停在停场还是停在有罚款危险的街上。他计算了得到罚单的概率，罚金的数目，以及停在停车场的费用，觉得值得冒险把车停在街上。结果他还没得到罚单。于是，他研究犯罪与惩罚的经济分析。贝克尔所说的犯罪包括非法停车这样的违法行为。贝克尔的分析涉及五种关系：犯罪数量和违法成本之间的关系；违法数量和量刑之间的关系；违法、逮捕、定罪数量与执法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定罪数量和监禁或其他形式惩罚的成本之间的关系；违法数量与用于防范的私人支出之间的关系。贝克尔用数学模型分析以上关系，并得出了对付犯罪的社会政策的最优条件。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大概最令社会无法接受的是贝克尔关于出生率的研究。1960年贝克尔发表了名为《出生率经济分析》的文章。他把孩子比之为耐用消费品，用成本-收益方法解释出生率的变化。他认为，决定出生率的关键是抚养孩子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直接支出的成本(购买衣物，教育等)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为抚养孩子而放弃的收入)。传统社会中出生率高是因为收益(作为家庭劳力)大于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极低。在现代社会中生孩子的收益(家庭欢乐或传宗接代)少了，但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正是现代社会出生率低于传统社会、高收入家庭出生率低于低收入家庭的原因。也许用成本-收益来分析抚养孩子这种社会行为有点太惊人了，但他的结论解释了出生率的本质特点，不得不让人敬佩。
对出生率的分析成为贝克尔经济学中最重要贡献——人力资本理论——的出发点。1964年，贝克尔发表的《人力资本》一书成为这一理论的经典之作。人力资本指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如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能带来收益。他建立了计算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效应与收益率的方式，并进行了检验。他证明了，人们收入差别的最基本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人们的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失业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他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收入分配模式、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失业持续时间等问题。现在这一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国经济增长差别、国际贸易、以新技术为先导的新经济等广泛问题。
1965年，贝克尔发表了《时间配置理论》，建立了时间经济学。他认为，人的时间用于工作和闲暇。工作是有酬劳动，闲暇包括一切无酬活动。这两种时间的分配取决于工资率。工资率上升会引起两种相反的效应——用工作代替闲暇的替代效应(因为闲暇的机会成本高了)和用闲暇代替工作的收入效应(闲暇是一种正常物品，其需求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劳动供给。这对解释节省家务劳动(闲暇)和发明(如快餐或各种家用电器)的经济意义以及妇女劳动力参工率提高等问题都有理论意义。
70年代后贝克尔发表了《婚姻理论》、《家庭论》等著作，把经济分析用于婚姻、家庭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问题。在社会学家看来由人性或爱情决定的婚姻，在贝克尔看来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预期婚姻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才会结婚。家庭也与企业同样是一个生产单位。他用这种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一夫一妻是典型的婚姻制度，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地位的决定，离婚等问题。
当贝克尔闯入社会学等领域时，社会学家指责他“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除了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舒尔茨等少数人外都指责他不务正业。但在80年代后他逐渐被接受。1986年他由于对出生率与家庭的研究被国家卫生研究署授予功勋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聘他为教授。1992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的主要贡献是“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看来经济学帝国主义已得到肯定，其始作俑者就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功臣。
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贝克尔实践了这一点。话经济学人
一本书主义
特里夫·哈维尔莫 记得一位中国作家曾倡导一本书主义，认为一个人一生只要有一本站得住的书就可以了。1957年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名利思想受到批判，这位作家也成了大右派。现在回想起来，这话真不错。一位成功的学者，著作并不在多，只要有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或者一篇论文就可以。挪威经济学家哈维尔莫，正是靠一本只有100多页的书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特里夫·哈维尔莫(Trygve Haavelmo)1911年出生于挪威，就读于奥斯陆大学，毕业后在计量经济学奠基人、首届诺奖获得者弗里希建立的经济研究所工作 。1939~1942年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到芝加哥大学执教，并于1941年完成了使他获诺奖的博士论文《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1944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杂志》),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和考尔斯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1947年后回国，在奥斯陆大学任教，直至1979年退休。哈维尔莫个性腼腆、孤僻，不喜欢夸夸其谈，宣传自己，更很少出现于公共媒体，因此，在专业圈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在专业圈内，他极受尊重。获诺奖，一般人感到惊讶，但专业圈里的人认为是众望所归。
哈维尔莫的成名之作哈维尔莫获奖就是由于《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这本并不大的书。但这本书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指出，授予哈维尔莫诺奖，是“表彰他对经济计量学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这本小册子如何奠定了经济计量学的基础呢?
能称得上是奠基，一定是解决了经济计量学中的关键问题。弗瑞希和丁伯根想借助于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把经济学变为经验科学，创立了经济计量学。20世纪30年代，经济计量学建立之后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整体经济涉及个人或企业的加总数。即使不存在测度的误差，加总数如此之大，人们也永远无法指望,有关这类涉及加总数经济关系的理论能达到完全被可用数据证实的地步。因此，困难就在于如何决定什么情况能被认为是“足够好”或“更好”的证实结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识别问题。二是经济学家几乎无法，或者说永远无法进行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的受控实验。现有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果和所有经济变动，都是众多不同行为和关系的产物，而且这些行为和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的。这就引起验证理论的困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检验问题。换言之，如何用所观察到的数据明确地识别、估算和检验基本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计量学遇到的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计量学无法成立。
一本书主义哈维尔莫的奠基作用正在于解决了这两个难题。他认为，只要能用概率论系统地表述经济理论，这两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就是说，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可以从随机样本的经验观测值中得出有关潜在关系的严密结论。哈维尔莫指出，根据单个方程来解释经济现象，错误就是难免的，在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正确的方法是用联立方程组来表达经济关系。他证明了，数量统计方法为什么以及如何被用于经济理论的估算、检验及预测。
在《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中，哈维尔莫解决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经济计量学中运用概率论；如何解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问题；以及如何从经济计量学转化为经济理论。这三个问题中就包含着识别与检验这两个难题。
在哈维尔莫之前，经济学家们仅仅用简单的统计方法，以回归分析为主，包括弗瑞希在内都对运用概率论持怀疑态度。哈维尔莫证明了，要使经济理论能被检验，必须用概率论来表述理论。因为经济决策是千百万个人与企业做出的，会受到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经济学家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必定包括随机项。这样，就要运用统计推断方法，并通过概率分布来进行经济理论的估算和检验。研究经济的困难还在于经济行为相互之间的依存性。这样，我们就无法观测到孤立的经济关系，只能观测到以其他关系为条件的关系。困难在于从大量的模型中选出哪一个。这就是识别问题。哈维尔莫称之为对具有若干不同结构的模型进行估算的联立问题。他运用概率论框架，对孤立估算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单一关系的偏差，提出了一种普遍有效的表述与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哈维尔莫力图转化经济理论的各个部分，使之适于新经济计量方法的应用。
哈维尔莫的这种贡献被称为“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论革命”。尽管他还有其他贡献，但现在被人们记着的就这一点。尽管他也有其他著作，但作为经典的就这一本。哈维尔莫的成功证明了一本书主义。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这样一本书，都奉行一本书主义。但社会要为少数经济学家实践一本书主义创造条件。现实中，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要在不长的时期内有若干篇文章，或多少万字的著作。在这种体制下，有能力以一本书彪炳于历史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以数量对质量了。许多人都期望中国有人得诺奖，但出精品的环境在哪里呢?这正是我想重提一本书主义的原因。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的悟性
康托罗维奇头上的皱纹是由于思考数学问题，还是为用劳动结论解释资源社会理论而头疼？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关键不在于得过什么学位，或读过多少书，而在于有没有悟性。我这里所说的悟性是指能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发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并具备分析与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前苏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就是这样一个有悟性的人。
康托罗维奇(L.V.Kantorovich, 1912~1986)是一位数学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他20岁左右时发表的《新变方法》、《近似保形映射的新方法》等解析函数论著引起数学界关注。1934年，年仅22岁的他就任列宁格勒大学数学教授，1935年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由于数学研究的成就获斯大林奖金，195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4年当选院士。1965年由于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获得列宁奖金。在国际数学界，康托罗维奇名声甚大。获诺贝尔奖以后的康托罗维奇依然没有笑容
康托罗维奇进入经济学也是一种偶然，但由于他卓越的悟性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37年，他担任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所副所长时，设在西伯利亚的全苏胶合板托拉斯中心实验室，向该所数理经济研究室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有八台制造胶合板的机床，生产五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每台机床都能生产这五种胶合板,但生产效率不同,如何能使这种胶合板在保持一个固定比例的情况下，分配每台机床各种胶合板的作业时间，使总产量达到最大。研究室的许多人认为这一问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而康托罗维奇却从这个貌似简单而平凡的问题中看出了其重要含义：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从一个平凡问题中悟到了其背后的重要启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超人之处。发现并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他成功的第一步。其实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包含在无数平凡小事中的，悟性正在于能抓住这一点。
发现问题仅仅是成功的起点，更重要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在技术与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可以提高生产率。胶合板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方法中找出最有效的一种，但这需要大量的计算。在胶合板问题中，如果采用一般的排列组合法，就有成千上万个方程组，这样的计算任务难以完成。康托罗维奇知道，要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必须找出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他的贡献正在于通过解决胶合板问题而发明了解乘数法，创立了线性规划理论。1939年，康托罗维奇发表的小册子《生产计划与组织》中的数学方法正是对这个研究成果的总结。这时他年仅26岁。
经济学家的悟性解乘数法与传统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不是先求总生产函数，而是把各种可能出现的生产函数及给定的资源条件系统地归纳成约束条件，用目标函数代替成本函数。这样，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的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康托罗维奇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不仅解决了现实问题，而且推动了线性规划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0年之后，美国数学家丹泽和豪尔维茨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在我们常用的单纯形法。从实际问题出手，但不以仅仅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问题的解决创立一种新方法和新理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高明之处。
在此基础上，康托罗维奇在资源的最优分配和利用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客观制约估价论(与西方的影子价格理论相似)。这一理论包括：第一,客观制约估价的经济含义。为了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找出实现某种目标的生产要素最适组合，就要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客观估价。由于使用一单位某种要素而节约的劳动，或节约一单位某种要素而多消耗的劳动，就称为对该要素的客观制约估价。这类似于用机会成本估算影子价格。第二，客观制约估价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实现性。第三,客观制约估价在经济中的运用。
康托罗维奇属于前苏联经济学中的数理学派。他们建议用数学方法实行经济计划，改进经济计划。他们的重要观点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生产决策分散化的成功取决于存在一个合理制定的价格体系,包括一个惟一的利率。围绕这个中心，他用数学方法研究了最优化规划的动态模型，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投资效果定额的确定等问题。康托罗维奇由于对线性规划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以及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与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共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之所以强调康托罗维奇的悟性是因为，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与西方经济学无任何学术交流，诸如机会成本这类最常见的概念也不知道。但他仍然得出了与西方经济学中含义相同的结论，这是何等不易。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在前苏联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反对，他写于1942年的《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1959年才出版。西方同行是从流传出去的打印稿中才了解到他的成果。康托罗维奇也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解释他的成果。这是前苏联专制体制下的悲剧。话经济学人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
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
当一个人的理论被自己的行为所否定时，那将是十分尴尬的。美国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遇到了这种尴尬的事情。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卡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们可以做出理性的，从而是正确的预期。然而在现实中卢卡斯却做出了不理性的错误预期。卢卡斯1982年与原来的妻子丽塔·科恩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科恩提出离婚的条件是，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0月31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有权分享一半，如果在此后获奖她将不再分享。这就要卢卡斯对自己获奖的可能性进行理性预期。他认为，即使自己能获奖，在1995年前获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诺奖委员会在同样做出贡献的人中往往优先考虑年长者。在有可能获奖的人选中他并非长者。于是他同意了妻子的要求。不幸的是在1995年10月31日前的20天，他获奖了。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协议将100万美元的奖金分给前妻一半。为此，卢卡斯后悔不迭，认为前妻简直是个料事如神的女巫。理性预期大师做出了非理性预期，当然要成为媒体“爆炒”的花边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