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奈尔伯夫合写《策略思维》的著名经济学家迪克斯特这最后一场轮盘赌的规则是，轮盘停止转动时小球落在什么地方。轮盘上刻有从0到36的37个格子。小球落在0庄家赢。玩者可赌小球落在偶数还是奇数的格子(分别用黑红两色表示)。这种玩法赔率是一赔二，即一美元赌注变为两美元，取胜的概率为18/37。如果把注压在3的倍数的格子上，赔率为一赔三，即一美元赌注变为3美元，但取胜的概率为12/37。那位英国姑娘决心破釜沉舟，把300美元压在3的倍数上。巴里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
其实巴里只要采用与这个英国姑娘同样的策略，也把700美元中的300美元押在与这位姑娘同样的注上，无论输赢，总比她多出400美元，稳操胜券。但这时已凌晨3点，酒精又起作用，巴里把赌注200美元下在偶数上。这时只要他赢，无论这位姑娘输赢如何，他都获胜。只有他输，英国姑娘赢，他才会输，而这种事件的概率是1∶3。但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巴里输了。
当然，这场赌博本来是玩的，一张下一年的舞会票，就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胜者戴的真正用树枝编的桂冠一样。但事后巴里还是非常后悔，因为他作为一个博弈论专家，居然忘记了博弈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胜者要采取与落后者相同的追随策略。落后者才采取与胜者不同的战略，以求一线生机。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启示，巴里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博弈论专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合写了一本《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Thinking Strategically: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这部书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高度评价。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他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学》中曾这样评价这本书：“这本书在国际上极为畅销。这本书解释了在商业、政治，甚至社会和家庭情况下如何运用博弈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A.沃尔克(Pawl A.Volcker)认为“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两位教授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无论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市民都会遇到的问题。”萨缪尔森则认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你将从《策略思维》
一书中获益，并感到兴味盎然。
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几种经济学随笔著作
博弈论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述。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朱·弗登博格和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Tean Tirole)写的《博弈论》(Game theory)用数学方式表达，系统而全面，也有相当深度。但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这本书，甚至也读不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用博弈论方法做出各种决策。博弈在生活中，博弈论也在生活中。《策略思维》这本书正是用我们熟悉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教我们如何用这种方法去做出决策。这本书从大国军备竞赛到企业合作与竞争，从体育比赛到是不是租一台电脑。用这些例子告诉你如何走出囚徒的困境，如何做出可信的承诺，如何实现合作与协调，如何讨价还价或进行激励。最后用23个案例介绍了博弈论的综合运用。
拿起这本书你就放不下也许巴里当年输给那位英国姑娘真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书呢?
成功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在象牙之塔中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构建自己高深的模型，还要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让公众通过身边的事例来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
手头有几本极有影响的这类书。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赫兹里特的《回到常识》初版出版于1946年，至今为人们引用。哈耶克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的现代著作，使聪明的外行人能在这么短期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经济学的基本真理。”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和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杰尔·L.米勒合写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加里·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都同样脍炙人口，为许多不懂经济学的人所喜欢。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D.利维的《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斯蒂芬·E.兰德斯伯格的《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等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都是真正让经济学回到了生活中，用鲜活的例子介绍经济学，让经济学变成了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当经济学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时，理论就不再是灰色的，而与生命之树同样长青了。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其含义不应该是经济学家用它去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成为社会设计乌托邦式的蓝图，而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用经济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介绍了这一类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或严肃经济学家令人可亲的另一个面孔。
《策略思维》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你拿起就会放不下。不信，试一试看。乌鸦嘴克鲁格曼
乌鸦嘴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形象相当可爱,却被那些不爱听真话的人称为“乌鸦嘴”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大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亚洲人正沉醉于繁荣之中，梦想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克鲁格曼却说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仍然是美国。亚洲的许多政要、学者猛批克鲁格曼。可惜他的预言成了事实，1997年，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一个人做出了不幸的预言而又对了，当然会被称为“乌鸦嘴”。
不过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乌鸦嘴，克鲁格曼的预言也有错误的时候。1990年，他写了一本题为《预期消退的年代》的畅销书，预言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但这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9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本书的畅销。克鲁格曼1997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并没有修改他的预言，但该书一直在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属于五星级畅售书。
读这本经典教科书才能了解最新的国际经济学当然，作为美国当代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并不是专门进行预测的算命先生。他根据经济理论谈一点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未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依据的经济理论正确，预言也不见其全对。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界以直言不讳著称，往往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这大概是有人称他乌鸦嘴的原因。不过无论别人说他什么，也无论他做出了什么预言，都无损于他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的“婴儿潮”中，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师从诺德豪斯、多恩布什、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毕业后曾在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邦储备银行等实际部门工作。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实际阅历和天生的聪明使他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话经济学人
克鲁格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战后，国际贸易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增长，例如，美国既生产并出口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这种趋势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克鲁格曼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用产品差别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这种新趋势。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如汽车)也存在差异(如型式或颜色)，消费者有不同偏好。如果一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生产各种有差异的同类产品，必然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要求企业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既有产品差别引起的垄断竞争，也有规模巨大引起的寡头。各个企业要扩大自己的规模，其产量必定超出本国需求，从而即使同类产品(汽车)进行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各国实现产品差别存在时的规模经济，成本降低。从而同种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就会使各国受益。克鲁格曼是写通俗经济学的高手，他的这些书在中国也颇受欢迎
这种国际贸易新理论还有其政策含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赫克希尔-俄林定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是由自然资源(要素)或历史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但根据新理论，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即使在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方面没什么优势，也没有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建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并付诸实践。
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汇率目标区理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国实行了浮动汇率，但汇率的剧烈波动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如何减少汇率波动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克鲁格曼解释了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并不像想像的那么有效。但在浮动汇率下，贸易流动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为出口商进入或退出某个市场都有沉没成本(无法收回的支出)。他们观望汇率的波动，只有汇率波动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实现市场出清，这就加剧了汇率波动。克鲁格曼支持汇率目标，即汇率在目标区内可以浮动，但有不能超越的界线。克鲁格曼认为，汇率目标区的好处是，当它上升到目标区上端时只能下降，下降到目标区下端时只能上升，这就降低了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投机活动，稳定了汇率。
克鲁格曼受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关于地区产业集群优势的启发研究了地理和贸易的关系，发展出经济地理这一新领域。他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只是更一般的生产区位理论的一方面。产业区位的决定有任意性，可以由政府引导形成地区的产业集群优势，而且历史在解释已形成的产业区位及发展方向时是重要的。现在这一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克鲁格曼文笔极好，又善于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向大众讲经济学道理，分析经济问题。他在《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主持的专栏极受欢迎，同时他也是许多经济学畅售书的作者，如前面提到的《预期消退的年代》，在国内已有译本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等等。当然，作为乌鸦嘴，他讲话是很尖刻的，他讽刺一些亚洲国家政府为显示功绩而给统计数字注水——“看它们的统计数字如同读科幻小说”。这些话当然许多人不爱听。但这种直率坦诚的风格使他更有魅力。
克鲁格曼已经获得了克拉克奖，许多人认为他也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人。他有一句有名的话：“任何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一点类似于梦游者的特征。”这也许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话经济学人
君子和而不同
人总是要争论的。巴以相争，枪炮说话；文人相争，恶语相加；政治家争论，拳脚齐上；经济学家的争论颇有点“君子和而不同”的风范。
历史上和而不同的典范就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了。他们俩出身、教养、社会地位完全不同。马尔萨斯出身于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毕业于剑桥大学，终生过着清贫的书生生涯，被认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李嘉图出身于暴富的金融之家，从小没受过正规教育，极为富有，被称为“花花公子”，但由于在政界和学界的活跃而极富盛名。1809年他们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而结下终生友谊。
在学术上，他们俩人的争论远远大于共识，而且观点之对立，争论之激烈，至今读他们的书仍然可以感到。马尔萨斯最早提出需求不足的“普遍过剩说”，认为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是合理的，支持限制谷物进口。李嘉图则反对地主阶级，支持取消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李嘉图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马尔萨斯反对劳动价值论，主张生产费用论。他们一直围绕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争论不休。1820年，马尔萨斯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后，李嘉图以220页的篇幅进行批驳，马尔萨斯也反唇相讥。
他们是争论对手，也是朋友——索洛与琼·罗宾逊
琼·罗宾逊在哈佛大学与经济系教授们亲切交谈，看不出他们还是争论对手君子和而不同但这种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争论往往是一种切磋。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驳斥马尔萨斯为地主辩护和支持《谷物法》的立场。马尔萨斯认为此书写得仓促，应该重写。李嘉图接受这一建议，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经济学经典之作。仔细阅读他们的通信，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与切磋对每个人学术进步的作用。在生活上，他们也互相帮助，李嘉图曾替马尔萨斯购买公债，以帮助马尔萨斯脱贫。李嘉图去世后曾给马尔萨斯留了一笔遗产。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去世后说：“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也是这样和而不同的君子。
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新剑桥学派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围绕资本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两个学派分别在英国和美国麻省的剑桥(Cambridge)，所以，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争论围绕资本的性质与测定，资本积累过程与特点等纯资本理论问题，实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边际价值理论与边际分析法——是否正确。这场争论由琼·罗宾逊1953年发表的论文《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挑起，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应战，持续近20年之久。
这两派经济学家唇枪舌战，各不相让，在报刊和演讲中抨击对方，毫不客气，但这种争论并没有使他们成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而是相互尊重，成为朋友。
最早与琼·罗宾逊争论的是索洛。当索洛刚刚进入学术界时，琼·罗宾逊已久负盛名了。但当索洛对琼·罗宾逊的挑战做出回应时，琼·罗宾逊对索洛评价相当高，认为“索洛教授的才华令人眩目”。琼·罗宾逊的传记作者特纳认为“在后来15年中，她与他不遗余力地进行讨论。他们的通信充满温暖但有时是相互攻击的回合。在个人私交上是友好的。”(《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1961年，应琼·罗宾逊的要求，索洛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各争取了250美元，安排琼·罗宾逊在这两个学校演讲，而演讲内容正是挑战新古典综合派的。由于时间安排失误，他们俩人未见面。1963年他们见面时就资本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争论。1970年索洛到英国剑桥，他们又进行争论。尽管有争论，他们都珍重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交流，琼·罗宾逊把这种争论看成“才智的考验”。
琼·罗宾逊与萨缪尔森在1948年就见过面。琼·罗宾逊极为佩服萨缪尔森，认真读过他的许多著作。尽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更激烈，但琼·罗宾逊对萨缪尔森依然敬佩，承认自己从萨缪尔森的著作中得到不少启发。萨缪尔森则认为，“这种争论方式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尤其在提出新观念时需要，因为新观念是不可能在一种和谐、茶馆式的气氛中产生的。”琼·罗宾逊去世后，萨缪尔森写长文悼念，并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鸣不平。
学术上的争论不应发展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经济学界的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经济学家需要宽容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沉思的哈耶克做出过最著名的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崩溃，他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场历史巨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学家被误解，蒙冤受屈都是难免的。但在不同社会中，经济学家蒙冤的后果却不同。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生活在美国的哈耶克和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是两个极端的例子。
今天哈耶克的学术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了，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哈耶克却是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奥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耶克曾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能否行得通的世界性争论中崭露头角。另一位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挑起了这场反对计划经济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表的三篇论文(总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计算”，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使他声名雀起。1931年他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讲稿以《价格与生产》为名出版，并获得好评。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耶克非常喜欢英国，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会一直在英国工作并生活下去，成为一名事业顺畅的经济学家。
老年的哈耶克改变哈耶克命运的事情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的中心是反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作为消灭个人自由的通向奴隶制之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超出了哈耶克个人的预期。在欧美的公众中，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美国畅销的《读者文摘》摘要发表了这本书，引起读者极大关注，甚至还有打印本（相当于当年中国的手抄本）在流行。哈耶克围绕这本书在美国各地所作的演讲亦有轰动效应。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客，如邱吉尔，对这本书也评价甚高。
可惜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贬多于褒。这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反社会主义基调。早在二战前，西方学术界和文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忧心忡忡。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时许多人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二战中苏联的反法西斯战绩更给社会主义增添了一个光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尚。不少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渐进的费边主义，像萨特、毕加索这类文化名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在一片对社会主义的赞扬声中写出这样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经济学界，即使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信奉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尽管没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一统江湖，唯凯独尊”，但已成为主流。哈耶克的这本书也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原来是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专家。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经济学家大都把我看成圈外人，是个自贬身份写了本像《通向奴役之路》之书的人。”(《哈耶克论哈耶克：自传式对话》
哈耶克著作的部分中文本，读哈耶克的书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和他与原配夫人的离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尽管没有在经济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但美国的宽容使他可以在平静的书斋中从事研究，写出了《自由秩序原理》这样的巨著。
哈耶克是幸运的。尽管他在经济学界声誉扫地，毕竟还可以幸福地活着并研究他的学问。而且，他还有幸活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于1992年去世。人们为哈耶克预见之正确而折服，哈耶克获得了他早应得到的声誉。
但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尽管也做出了正确的预言，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了。
康德拉杰夫(Nikolai Dmitrievich Kondratieff，1892~?)早期以研究俄国经济和农业问题著称，25岁时就担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从1920年1928年他创立并领导了莫斯科商情学会。这一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研究经济中的长波现象，并于1925年发表了至今仍受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文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中)。这篇文章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价格与生产的资料提出存在着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周期理论。他把从18世纪80年代到当时这140多年间分为3个长周期。根据这种理论，当时(20世纪20年代)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但以后仍会有上升时期。今天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学术观点，而且也正确。但这个观点却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发生矛盾——总危机表示资本主义要死了，哪会再有上升呢?
康德拉杰夫为此倒了大霉，先是他的理论被指责为“错误的和反动的”，后又在1930年被指控为组织劳动农民党而被捕。在1931年3月对孟什维克的审判中，他还以主要证人的身份出庭。此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推测他死于1931年，林行止先生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他死于1937年。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受了什么罪，就无人知晓了。哈耶克的不合时宜，仅仅是被冷落，康德拉杰夫的不合时宜却送了命。
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会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会提出错误观点。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对还是错，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经济学家，我们有权批评他们，但要保证他们生存和研究另类观点的权力。在一个没有一点宽容的社会里，经济学一定是辩护术，是政治的婢女。宽容是经济学繁荣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哈耶克和康德拉杰夫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
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一个最爱争论的群体，常听到的话是，n个经济学家也会有n+1个观点。肖伯纳嘲讽地说：“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地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罗纳德·里根根据他当总统时与经济学家的交往得出的看法是，如果小追击(Trivial Pursuit)游戏是由经济学家设计的，那么，100个问题就会有3000个答案。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经济学家有咸水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淡水派(新古典经济学)之分。不仅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争论，而且同一个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也在争论。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有天壤之别。据说仅通货膨胀理论就有近百种之多。
经济学的争论是人人都看到的，但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之处呢?他们是分歧与争论多呢，还是一致之处更多?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得出了许多与人们的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
英国经济学家S·布里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征求经济学家、议员和政治评论家的意见，并把结果写成《经济学有共识吗?》(Is There on Economic Consensus? London, Macmillan，1973)一书，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尤其在需求管理、预算赤字和货币政策这类重要问题上，更为一致。第二，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远远小于政治家，甚至小于同一党派的政治家。第三，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表现出极大关注。第四，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价格机制有一种学术上的忠诚。第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更为一致。
读了这本书，你就可以知道现代经济学家的共识与分歧是什么了美国经济学家丁·R·卡尔(丁·R·Kearl)、C·L·波普(C·L·Pope)、G·C·怀悌(G·C·Whiting)和T·C·温默(T·C·Wimmer)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79年5月号的《经济学家混乱吗?》(A Confusion of Economists?)中说明了，与宏观经济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与规范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实证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换言之，经济学家的共识在有关价格机制的微观经济问题上，而分歧在宏观经济和规范问题上。但即使在宏观经济问题中，对财政政策能够刺激经济以及不应该用工资-物价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等问题仍有广泛的共识，分歧在于短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他们的结论是：关于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广泛分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经济学家B·S·弗雷(B·S·Frey)等人在1984年12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与争论：一种经验研究》(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该文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学家的共识和争论，结论是就国际范围而言，经济学家在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意性这类问题上存在广泛一致性。但各国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中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看法并不一致。一般而言，美国、德国和瑞士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减少国家干预，而奥地利和法国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政府干预。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R·M·阿斯顿(R·M·Alsto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共识吗?》(Is There Consensus amorg Economist in the 1990s?《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5月号)中比较了经济学家在十个问题上的共识。这十个问题是：租金上限、贸易限制、浮动汇率、财政政策、平衡预算、转移支付、财政赤字、最低工资、负所得税、排污许可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看法的一致性为93%~78%。
这些调查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强调的重点不同，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而且，尽管经济学强调客观性，但在认识世界，尤其在政策问题上仍难以摆脱价值判断，因此，分歧也难免。正是这种分歧与争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在经济学中也和在任何一方其他科学中一样，真理越辩越明，认识越辩越深化。
这些调查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被大大扩大了。其实经济学家在争论之外还有广泛的共识。在微观经济学问题上经济学家存在广泛共识。在宏观经济学问题中，对长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自然失业等问题，经济学家没什么重大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短期问题上。人们往往看见经济学家争的热火朝天，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一致。例如，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他们的争论无人不知，但却忽略了他们对自由贸易的相同支持。
还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各派经济学家会有新的分歧，但也在更多问题上趋于一致。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识到要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这就是一种共识。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Fischer)形象地用汽车来比喻经济学家之间分歧的缩小。他说，20世纪50年代可以一眼把雪佛莱和福特分开，现在则觉得它们十分相似。
经济学界也与天下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是合大于分。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话经济学人
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最近在一个大学演讲后，一位女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女经济学家太少了，是不是女人不适合当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我已听过不止一次。看来这个现象值得研究。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中成功的女性的确不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今无一位女性，有望获奖的名单中也没有女性。英国经济学史权威马克·布劳格(Mark Blug)编写的《凯恩斯以前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无女性，《凯恩斯以后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女性只有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和琼·罗宾逊(Jean Robinson)两位。
但我想这不是女性天生不是经济学家的料，而更多是社会传统造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颠覆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此后妇女退出社会活动，相夫教子，成为男性的附属物。“文明时代的贵妇人表面上受尊敬，对于一切实际劳动完全隔离，她们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女性来，实际处于无限低下的社会地位。”这样，许多有经济学天才的女性无法发挥其潜能，一些表现出其经济学才华的女性也没有留下名。在后一类女性中英国经济学家穆勒的妻子哈里特·哈迪和马歇尔的妻子玛丽·配第是有代表性的。
穆勒和马歇尔都是里程碑式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有一些重要的部分来自夫人，许多名著是俩人合作的成果，无非是丈夫显赫的声名使这两位才女暗然失色。
老年时的琼·罗宾逊仍然不减当年风采穆勒的夫人哈里特·哈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穆勒对她的评价是“从外表上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哈迪聪明好学，穆勒认为，她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哈迪在学术上也不乏闪光的思想和见解。尽管她没有自己的独立学术著作问题，但她的思想与见解溶入了穆勒的著作，并得以传世。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
许多以穆勒署名的著作实际上是两人合作的结果，许多观点是在两人思想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穆勒说：“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指出，在他的最重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换言之，如果在今天，哈迪完全可以以此为题写一本自己的专著。穆勒的名著《论自由》尽管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指出，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合著。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马歇尔的夫人玛丽·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父配第的曾孙女。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她进入了当时妇女很少进入的经济学领域，成为剑桥大学首位女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本成名作是《工业经济学》。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初级入门读物，但其中包含着马歇尔渐趋成熟的理论的首次一般性叙述，在简单的表述背后隐含着极其复杂的理论。这本书是他们夫妻俩合作写成并联合署名出版的。这标志着马歇尔划时代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是两人合作的产物。马歇尔最著名的著作是《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由马歇尔一人署名，但实际亦由两人合作写成。1881年，马歇尔夫妇到意大利休养。在这一年，马歇尔在配第的协作下构思并准备这部名著的撰写。他们在巴勒莫一家小旅馆的屋顶安静地工作了五个月，完成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章的写作。这几章是他们共同写出来的。如果这本书由他们共同署名，配第也就如同马歇尔一样出名了。
如果在现代社会里，哈迪和玛丽都会是著名经济学家。但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只能当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了。他们的思想在丈夫的著作中流传了下来，而她们的英名却消逝了。这是时代的失误，并不是妇女没有成为经济学家的能力。
其实阅读琼·罗宾逊、阿德尔曼等现代女经济学家的著作，你会发现，她们比男经济学家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他们对弱者更为同情，更加关注广泛的社会平等与关怀。当社会条件改变后，女性同样又成为更优秀的经济学家。就国内而言，朱玲、叶坦、江小娟、孙祁祥都是极优秀的经济学家。读她们的著作经常令我自叹弗如。以后一定会有更多女经济学家出现，愿女性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经济学中大展才华。女经济学家的特色话经济学人
女经济学家的特色
读叶兆言、张炜这些男作家和陈丹燕、毕淑敏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总感到性别对他们不同写作风格与内容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学家中，女性也有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富于同情心。女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于发展、公正、平等、贫困这类问题。即使她们与男经济学家研究同样的问题，也更多体现出她们的人文关怀。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发展经济学家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1930~)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阿德尔曼是一个女才子。19岁时就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25岁时获该校博士学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名校任教，也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现在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在经济学界，她以研究发展问题而闻名。她的第一部著作《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于1961年。这是一部纯理论评述著作，用数学模型表述历史上主要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熊彼特)的增长理论。1966年她又出版了《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设计》。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则是1967年与C.T.莫里斯合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数量方法》。这部著作为发展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建立了一种新的、互相制约的框架。作者运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断面数据，分析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标与涉及经济发展的各种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统计关系。她们采用经济学家很少用的因素分析法，把大量数据变为少数有解释力的因素，发现了政治稳定和金融市场复杂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至今仍为经济学家重视。
年轻的琼·罗宾逊应该是最漂亮的经济学家如果说这种因素分析并不是女性的专利，那么，阿德尔曼对发展中贫困问题的关注就有女性特色了。1973年,阿德尔曼出版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一书。这本书用统计方法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贫穷家庭的收入份额。她证明了，经济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社会整体发展，在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增长并不能增加穷人的收入，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无论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还是中等发展中国家里都存在这种情况。1975年，阿德尔曼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目标的再评价》，1977年又出版了《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朝鲜的案例研究》。这两部著作继续发挥了这种观点，论述了传统发展战略中增长与平等的冲突，主张一种以平等为目标的增长。对这种观点，经济学家中争议颇大，但读她的这些著作你会感到一种母亲似的博爱胸怀和对穷人的深切同情，不像有些男经济学家那样，用起经济解剖来冷酷、无情。
女经济学家的特色在男权社会中，真正关心妇女经济问题并做出独到分析的还是女经济学家。这方面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地亚·戈丁(Claudia Goldin)。她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对经济史的研究而引人注目。她把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在一起，研究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和20世纪劳动市场的变动。在这些研究中，她特别关注技术变革及妇女在劳动市场上作用的演变。她指出，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作与销售工作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使妇女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缩小了她们与男性的报酬差别。 琼·罗宾逊与加尔布雷斯两个左翼战友晚年仍不改初衷妇女的经济地位稳步提高。她从经济角度研究妇女问题还得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比如，我们过去认为女权主义是那些少不更事的黄毛丫头推动的。戈丁告诉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主力是40~5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中年妇女。女权主义本质上是妇女经济地位提高后对社会政治地位要求的一种体现。从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动来认识女权主义，我们就可以解理她们的许多行为——甚至是过激的行为。
女经济学家分析妇女问题也许比男经济学家更客观。曾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简·奥尼尔(June ONeill)是职位最高的女经济学家。她不像一些男经济学家那样抱着一种怜悯的态度大讲女性歧视问题。她认为，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与男性的工资差别已经很小。27岁到33岁没有孩子的妇女的平均收入已接近男性的98%。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克劳地亚·戈丁帼国不让须眉两性收入的差别不是妇女歧视，而是由性别自然决定的家庭中角色。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职。这一点无法由于技术进步而改变。
曾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简·奥尼尔是女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曾说过，当街上还剩下一个革命者时，这个革命者一定是女人。这句话说出了女人的另一种天性：执著。她们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执著，对事业的追求也执著。在经济学中，她们坚持正确的观点执著——例如阿德尔曼对平等的追求，但对错误的观点也执著。我想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琼·罗宾逊(Joan Robison,1903~1983)了。罗宾逊的确是一个天才，她在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都是经济学上划时代的著作。如果她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拿诺奖也就是小菜一碟了。可惜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左转。她抨击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挑起与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等人的“资本之争”。她又用收入分配理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把增长引起的收入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问题的中心。甚至在中国的“文革”中她成为最受当时官方欢迎的外国经济学家，发表了不少吹捧“四人帮”极“左”思想的言论。其实“左”翼经济学家男性也不少，如加尔布雷斯、海尔布罗纳等。但像她那样，主动挑战不同观点，愈战愈勇者，并不多见。读她的文章时,那种执著，甚至强词夺理的口吻，的确有女性的特点。也许最好“战”的不是男人，而是有执著追求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