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发行是一种文化事业，商寓于文之中。做图书发行要做文化，而且，不能总考虑一时的得失。国外的书店和国内一些民营书店经常请社会名人学者做讲座，读者可以免费参加，这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做一次两次讲座，不见得就有促销作用，或者讲座的实际收益要小于成本。但这种文化活动向大众传播了知识，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书店的知名度。从长期来看，绝对有利于扩大书店的经营和经济效益。同样，书店出钱在当地报纸上开辟书评专栏，在网上免费发布新书介绍，等等，都要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考虑，而不要注意于一时的商业利益。人们经常说儒商，其实书商是更应该有儒者的文化气质的。
在一个市场化的图书发行市场上，难免有各种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或外部冲击。今天有SARS,明天也还会有其他。一个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或企业难以应对这种灾难性冲击，也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带来的商机。对弱者的冲击也是给强者的机遇。是机遇还是冲击，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应对能力。如果我们的书店有完善的网上销售服务，读者在网上能享受到与在书店同样的服务，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SARS不就是一个良好的商机吗？SARS期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了，当然会更多地买书。但对SARS的恐惧使人们不敢去人潮涌动的书店。网上书店解决了这个问题，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商机？当书店没有这种便捷的服务时，不仅没有商机，反而会蒙受损失。得失在你手中，关键是看你适应市场的能力了。
一个行业和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不能靠政府赋予的特权或扶植形成。书店受SARS冲击正是市场化程度低的结果。市场化要靠企业自己的内功——产权明晰与以激励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也要靠外功——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如果这次SARS推动了图书发行行业的市场化，使企业找出自己在内功与外功上的不足并努力去改,那么，中国图书发行就有一个灿烂的明天，SARS的冲击就会由坏事变为好事。
SARS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敌人不是SARS,是我们自己的无能。以这种心态，你可以战胜SARS，也可以度过图书业这一段困难的时期。雨过天晴才有太阳红，愿SARS的灭亡之日是图书发行业的光明之时。
拆迁与离婚——堵住制度的漏洞
北京某小区自从贴出拆迁通知以后，离婚率急剧上升，不到三个月已有十几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以至于离婚还要排队。某位女士主动假离婚,其丈夫早已有“新人”,遂假戏真作,离她而去。此事酿成悲剧才引起媒体关注。
离婚与拆迁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北京有关拆迁文件规定，对住自建房的独立住户给予补助，该区的补助费为每户7万元。这就是说，原来住自建房的夫妻，如果离婚，各自为一个独立住户,则可以多得7万元。7万元对老百姓来说是一大笔意外之财，于是就激起了这个地区的离婚热潮。当然，许多离婚是“假”的,钱到手又复婚了。某女士这样的意外尚属个例。
许多人把这个事件归结为这些人“觉悟太低”，竟以离婚这样的手段来骗钱。其实该指责的并不是假离婚的人。市场经济承认人有利己之心，利用某些制度的漏洞去谋利是一种理性行为。离婚、复婚并不犯法，按离婚后的独立住户多领补贴也符合政策，别人如何去干预？当然，这些假离婚的人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但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是人行为的底线，不能把道德作为制约人的行为的标准。换言之,你看着他们用这种不道德的手段骗了钱又复婚了，也无可奈何。
也有人指责，这是因为现在离婚太方便，不用单位或街道开介绍信，只要两人自愿，几十分钟就办妥了。这种看法注意到了制度的问题，但指责的对象不对。简化离婚程序、不开介绍信,保护了个人稳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离婚程序简化并不会鼓励离婚。即使离婚再难，那些想骗钱的人仍然会想出办法的。有7万元的激励，再笨的人也会变聪明。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问题依然出在这种补贴制度上。这种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住在这些自建房中的住户以低收入者为主。这些自建房尽管有的还是违章建筑,但已既成事实。有些房已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如果拆迁时不给予原住户适当补偿，有些人就会无居住之地。给补贴可以减少拆迁的阻力，有利于社会安定。但是,这种按户补贴的制度有缺陷,留下了一些人可以钻的空子。而且,离婚者甚多,说明漏洞太明显,利用的人还不少。以户为单位补贴,几人算一户,一人也算一户,当然会有人把大户拆成小户,通过假离婚来把大户拆为小户是最简单的做法,又没有什么风险或代价。其结果必然是离婚成风。
制度（包括拆迁补贴这样的规定）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游戏规则，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假设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制度正是要把人们的利己之心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并防止利己之心引起不良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得不做好事，而一种坏的制度也会逼好人去做坏事。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制度重要的道理现在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但如何制定出好的制度却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总难免有空子让人钻。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制度就其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好的，但却会有不利的次要影响。股票期权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不也引起了安然公司造假吗？就北京市的这个拆迁规定而言，也引起当初政策制定者想不到的次要影响——用假离婚来骗取补贴。
当然，制度有缺陷或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修改和完善制度。就我们讲的搬迁补贴规定而言,有关机构应及时发现这种假离婚,并修改规定——例如,改为按面积补贴,或宣布从搬迁前某个时间起离婚不算独立户,等等。只要去想,弥补制度漏洞的办法总是有的。等离婚成风,甚至出现悲剧时,就有点晚了。
一种有效的制度不是哪个天才制定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如果不及时堵住制度的漏洞,就会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制定制度并不难,及时发现和堵住漏洞才是最难的。大学专业跟着“月亮”走？——专业设置与综合素质
某知名林业大学最近在草原科学下又设了高尔夫球场方向，培养高尔夫草业管理的专门人才。报纸是把这件事作为好消息来报道的，但我读后有一种悲凉的回潮感。
之所以感到回潮是因为这种专业设置的做法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由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有计划地决定。高校专业根据这些计划设置,有计划地招生和分配。所以,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学的越来越专。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是失败的。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性差。一旦计划与现实不一致，或者计划不如现实变化快，学生所学的那专而又专的东西就成为资源浪费。
当我们转向市场经济时,教育也要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需求。市场经济是一个多变的经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时尚与需求的变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是迅速变动的。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月亮走我也走”，不断地设置五花八门的新专业，而是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不变应万变，培养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共识是应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技能。适应这一转变，高校的发展方向是拓宽专业,取消过去过窄的专业划分。教育部近年进行了专业调整，取消了许多专业。北大、复旦这些名校目前都实行了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的做法,实行“宽口径,厚基础”,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某林业大学在草原科学专业之下又设什么高尔夫球场方向,的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专业设置模式的中心差别是：给学生一种极为专业的技能，还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形象一点说,是教学生如何去猎杀某种动物如野猪,还是教学生打猎的原理。用前一种教育方法，一旦野猪打完，学生学到的本领就成为没用的“屠龙术”；用后一种教育方法，学生才能适应各种变化，有什么打什么。一个人的能力基础是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有了这个基础，学什么具体技能都不难。缺乏这种综合素质基础，专业能力的提高也极为有限。“根深才能叶茂”。在教育中,“根”就是综合素质,“叶”才是专业技能。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学生在学校学什么专业，毕业后就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并不是常态。计划经济下由于专业设置过细，也有许多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据统计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也有30%左右。我在计划经济下学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当过10年中学语文教师——干的是中文系专业的活。市场经济下跨专业就业更为普遍。美国有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所学专业并不一致。但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很快适应工作需要。许多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原来是学数学、物理、历史等专业的。中国现在的毕业生中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从事的并非原来所学专业的工作。
按狭隘的专业培养也不见得这些人业务能力就强。十几年前,期货热时,一些高校及时设置了期货专业,结果如何呢？这些年期货市场发展并不快,这些毕业生就业困难,期货专业成为昨日黄花。而且,如今期货业务做得好的,并非期货专业毕业生。
当然,设置什么专业是一个学校的主权,即使这个林业大学在高尔夫球场方向下再设什么高尔夫球场草坪种植和维护之类的更细的方向，别人也管不着。但使我受到这条消息震动的有两个更深层次问题。
一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回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些旧观念，市场经济改革就会受阻。
二是一些高校不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入手来吸引学生，而是搞一些专业名称的花样制造轰动效应(所以要在报纸上作为政绩来宣传)。这种玩花架子的做法源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浮躁”，不克服浮躁之风，市场经济改革也难以成功。
专业设置本是小事一桩，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并不小。这正是我小题大做的原因。
该由谁来评名校
网上评名校,评出的结果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好的学校被评在后面后,更是怒不可遏。于是有人出来建议,只能由教育部一家评,其他人不得染指。
由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来评,其结果必定公正、为所有人接受吗？中国教育部还没有发布过自己评名校的结果,但从政府机构评出的其他奖项来看,结果并不乐观。政府评出的许多名牌公众并不承认,甚至“国优”、“部优”这样的称号都成为相声讽刺的对象。
政府独家评奖是一种垄断行为,这种垄断式评出的结果不为公众认可的关键在于评选过程是一种暗箱操作。这个操作过程往往要体现政府或某个领导人的意图。据说在某一次评酒时,无记名评比中,某品牌酒被评为第一,另一名牌被评为第二。但报上去之后,有领导认为要照顾另一品牌的历史地位,于是公布时,顺序就换了。也许这些领导的动机是好的,但他并不一定熟知评选标准。而且,领导人往往从政治或其他因素来考虑评酒问题。这样的评选能有权威性吗？在这种暗箱操作之下,还会发生“游说”、“行贿受贿”等“寻租”行为。这类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时政府面对各种游说或压力,不得不玩平衡,这就出现了若干个并列第一名的结果。过去我们政府评过多少排行？但又有几个有权威性？看来由教育部独家评名校是断断不行的。
其实世界上权威的排名或奖项都不是由政府评的。电影里的奥斯卡、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美国的十大名校,都具有权威性,但他们的产生都与政府无关,都是由非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评出的。这些非政府机构的评比有客观标准,有保证公正的程序,不受政治的影响,也不由政府操纵或左右,评比处于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其结果也能被公众所接受。所以中国的名校、名牌或奖项也应该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千万不能让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独家垄断。权威的排名或奖项不是垄断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就是要实现评选的竞争化。
在一个有竞争的评比中,任何符合评选资格的非政府机构、团体都可以参与。开始时这种评比必然会有点乱,也会评出不同的结果。但这并不可怕,在这种百舸争流的竞争中,一定会产生权威的评奖者,并评出公众接受程度高的排名。竞争的评选首先会激励评选者尽可能做到评选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如果他们不认真评选,甚至谋取自己的私利,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竞争是激励,竞争也是制约。这种机制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在评比活动中也同样有效。
市场竞争应是一种有序竞争,保证这种秩序的应该是政府。在评比中应该由政府维持秩序,非政府机构进行评比活动。放开评比,也并不是什么人或机构都可以去评名校。作为评比的主持者,无论是学术团体、媒体或其他非政府机构,都应具备一定资格,在政府有关机构登记。评比活动并不是要政府无所为,而是政府要清楚自己“做什么”和“如何做”。与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一样,政府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
评名校并不是什么十分大的事,但有人提出要由教育部来评比。提出由教育部评比的也并非官员,而是普通人。他的动机是善良的,想使评名校活动更有序,结果更公正。但所想到的办法却是由政府垄断评比权,而不是竞争。这说明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相当一些人头脑里还的根深蒂固,这也是长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自然而然的表现。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要领导的思想解放,而且需要每个人思想解放。如果说有了什么问题马上想到求助于政府垄断,这
市场经济如何才能建成呢？
解放观念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看来真正做到还不容易。15万招镇长应该缓行。
企业百万招总裁，高校百万招海归，某市政府也不甘寂寞，要15万招镇长。作为公务员的镇长应不应该拿15万，这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市场经济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也并不是涵盖一切领域。在经济活动中，采用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企业中有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所以，如果总裁为企业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100万，甚至更多也是应该的。企业百万招总裁显然不乏炒作的用意，但其原则大体上不错。
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能市场化，不能运用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那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并不是鼓励公务员的手段。公务员的收入与他们的业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不是由他们在任时的业绩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糟的时期，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卡特，并没有为此而减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克林顿总统也没有加薪，更没什么分红、股票期权的巨额收入。IBM的前总裁郭士纳使IBM振兴，仅在4年内就从股票期权中获得3亿多美元收入。但作为公务员，无论是振兴美国经济的总统还是振兴本地经济的州长、市长和其他“长”，都不会有这种收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目标决不是利润，而是为社会服务。作为企业家要获得与自己贡献相应的报酬无可厚非。但作为公务员应该是为纳税人服务（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做好工作是应该的，不能在收入上讨价还价。
当然，在公务员中也应该有一套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也应该关注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决不是干多少活要多少钱，而是一套选拔晋升制度。当公务员可以实现自己经邦治国或造福一方的理想，这是人类满足层次中最高的自我实现。在市场经济中尽管公务员收入并不高，但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所以，选拔就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卡特没有把经济搞好，下台了;克林顿的经济业绩使他能连选连任。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高低密切相关，所以晋升就是对公务员重要的激励。招到好总裁要给高报酬，但招到好公务员靠的是选拔与晋升制度，而不是给15万年薪。
就公务员的收入来说，包括两部分，即固定的货币收入与以津贴和公务消费为形式的实物收入。公务员的货币工资并不高，但又以其他形式得到了更多收入。一个赚钱多的经理要自己开车、养车，够级别的公务员则有公车。即使在国外，公务员的有薪假期、医疗保险都由政府支付，也优于企业。仅就工资制度而言，是有法可依的，实行按职务的等级制。不同等级的工资与晋升快慢有关（晋升又取决于业绩），而与某一段时期的具体业绩（如某一年本地经济增长了多少）无关。业绩对货币收入的影响，通过晋升来体现。
在制定公务员的工资级别时，最高为多少，最低为多少，各级级差是多少，是有一定规定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是对各级别工资标准的调整，而不是单独调哪一个。如果按某市这样的做法，处于公务员系列中较低的镇长都要给15万，那么，市长、省长，以至于总理又该给多少呢？一个镇长拿了15万，省长只拿了4万，这合理吗？
某市想招到好镇长，搞好地方经济，动机是好的，但15万年薪并不是好方法。且不说是否有了好镇长就能搞好经济，或者政府是否应该搞经济。用物质激励来招镇长的做法本身就不对。即使是要高薪养廉，那也是整个公务员工资改革的大事，不能单单从一个镇长做起。这件事反映了一种倾向，似乎什么都要按市场原则办。这种“泛市场”化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甚至会断送市场经济。
各打五十大板
美伊在中东打仗。中国大地上也有两家在“交火”。一方是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3月26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40家企业无根据地宣传自己为“世界名牌”;另一方是受指责的企业表示抗议，甚至声称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没有真刀真枪，但同样像美伊战争一样引人注目。
中国有没有世界名牌？应该承认目前还没有。去年年底评出的世界百家名牌，中国一个没入选。我没再往下看，不过大概看到200家也不会有。再以联想为例，在中国它的确是一个名牌了，但在世界上恐怕连名牌的小老弟也算不上。去年柳传志先生到美国参加世界管理科学大会，与《纽约时报》总编坐在一起。当别人介绍联想时，这位总编表示从没听说过（洋人就是不如咱国人，不知道假装恭维几句“如雷贯耳”之类）。连这样的传媒大亨都没听说过联想，可见它还不是世界名牌。联想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企业该打50大板就在于把不是世界名牌的东西硬要吹成世界名牌。国外的真正名牌，例如，可口可乐、耐克之类，从不在自己的产品或包装上印什么“世界名牌”的字样。倒是许多不知名的国产产品，总爱印上什么世界名牌，自我标榜。这种现象多了，也见怪不怪了。名牌是在精心制作的基础上，通过广告宣传，而受到社会与消费者认可的，决不是自封的。把不是名牌的东西自称为名牌，就像丑女自比西施，小人自比英雄一样，让人恶心，该打。50大板还属于“坦白从宽”的政策。
我之所以认为该打这些企业50大板是要让它们清醒一下。有一些企业心态的确有点浮躁。想当世界名牌并不错，但却忘了名牌的基础是做而不是吹。看看那些世界名牌，无一不是产品质量一流，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地位。这种树立不是靠别人或自己用嘴去“大树特树”，而是靠自己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去树。名牌是历史检验的结果。正如罗马城不能在一夜之间建成一样，名牌也不会“立竿见影”。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世界名牌很正常。如果企业努力工作，总有一天，我们会有真正的世界名牌。但如果把功夫用在自吹上，那就没戏了。打了这些企业，让他们清醒一下也好。
既然这些企业并非世界名牌，为什么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指责它们也该打50大板呢？因为它们做了不该自己做的事。中国还没有非政府组织，所以，不管名为什么，这个组织应该是政府机构，或“二政府”。政府或“二政府”不能认定名牌，也不能指责别人不是名牌。企业要称自己是世界名牌，或在包装上印上这个字样，是自己的行为，谈不上什么违法（正如一个人吹吹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也不算违法一样）。企业出于种种动机，吹吹牛也难免，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又开新闻发布会，又在媒体曝光呢？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受指责的企业，其实却还是不错的。他们的产品固然算不上世界名牌，但质量不错，在国内也算小有名气了。老百姓是相信政府和媒体的，这样公开指责它们，对这些企业的发展不利，说大了对中国经济也不利。小题大做，不值得。
这个协会该打50大板也是要让他们清醒一下，明确自己作为政府一部分的职责。这种职责就是打击假冒伪劣、盗用别人品牌者，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但决不能“亲自”钦封名牌或指责企业（当然那些造假者不在此列）。
美伊战争的是非吾等小民不敢非议，但国内这场“交火”我还想奉劝一下：中国需要名牌，如果企业和政府能共同合作，各司其职，这不皆大欢喜吗？所以，如果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谋创名牌之计，而不是互相指责，我想这50大板就免了吧！
机票限价：计划经济阴魂不散
被媒体爆炒的民航价格听证会似乎是一种进步：要放开禁折令了。但实际上仅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仍然由政府实行价格限制，要规定价格上限（最高涨价25%)与价格下限（以6折为限）。
民航如何定价从小处看，涉及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民航能否走出困境的问题；从大处看，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如何突破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政府应该限制民航的价格吗？政府能管理好民航的价格吗？从更深层次来看，政府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什么思想？这种思想有利于市场化，还是不利于市场化？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一些行业实行价格管制，规定其不能超过的价格上限或不能低于的价格下限。这种做法曾经被广泛使用，甚至现在有些国家还在应用，但90%以上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种价格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的取消管制中，这种做法已大大减少，就我们国家来看，对个别一家企业垄断的行业（如铁路），对关系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个别产品（如药品）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管制也是可以的，但对民航价格实在没有必要管。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下的民航公司应该是有权做出独立决策的企业。尽管我们的民航公司还是只有国家一个股东，但也应该是国有而不是国营，放手让企业自己决策。定价权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横加干预，无疑是对企业权利的侵犯。你要企业经营好，又不让它自由运用价格杠杆，这无异于绑住演员的手脚，又让她跳出优美的舞蹈。企业不是由政府“搞”好的，也不能在政府这个婆婆的指手划脚中经营，只有真正把包括定价权在内的一切经营权交给民航公司，它们才会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像铁路、自来水之类一家独占的垄断企业，缺乏竞争，又有可能用自己的垄断权力提价而不利于消费者，对它们进行点价格管制尚且说得过去。但民航并非这样的行业，民航是一个由几家大公司控制的寡头市场，民航作为交通运输也有替代品（铁路或高速公路）。因此，在民航各公司之间，以及与作为替代品的铁路、汽车运输企业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样，就使得民航自己不能任意决定价格，它们要根据市场竞争与供求关系确定合理价格。合理的价格并不是由多少钱而定，只要消费者接受，生产者能承受，无论多高或多低都是合理的。换言之，合理的价格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就不能由政府设置上限或下限，划一个框架。
有时政府也会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这时经济效率会有损失，但从社会来看，安定的好处大于效率的损失。但民航又不属于此列，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民航业也并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而奢侈品需求富有弹性，在美国，民航的需求弹性为2.4左右，属于富有弹性的商品。在中国民航更属于奢侈品，民航乘客主要是高收入者和公务出差者，需求弹性极大。民航涨价也好，降价也好，对国计民生不会有什么显著影响，更不会影响安定团结，也没有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因此，没必要出于社会或政治考虑而去损害经济效率。
总之，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这种于国、于企业、于民无利的事，政府何必去做呢？放开价格才是人间正道。
政府管不好民航价格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是一种规范分析，从实证的角度，从操作这个层次看，政府也管不好民航的价格。市场经济中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决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及时调整，这就要求定价者对供求状况及其变动有全面而及时的了解。换言之,要有充分信息,定价决策要及时而准确。在这方面，政府远远不如企业。政府对民航市场供求的了解肯定不如企业，充其量只能是雾中看花。政府的信息不如企业充分，这是其一。其二，供求受多种因素影响，瞬息万变，政府的信息传递渠道不如企业畅通，无法及时做出决策。其三，政府的决策过程需要的时间长，等价格管制决策做出时，恐怕是“黄花菜都凉了”。总之一句话，政府没有管制民航价格的能力。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与价格下限并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当然不会起到好作用。
民航价格应该既无上限又无下限。其上限只受消费者支付意愿和能力的制约，只要消费者愿意接受，有人坐飞机（保证一定的上座率），多高也无所谓。当然，没有价格上限，民航也不会无限涨价，如果从北京到上海涨至一张票1万元谁会坐飞机呢？企业的价格上限来自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其下限是企业的成本，从长期来看，企业不可能低于成本运行，你打死它，它也不会降到成本之下。企业自身有下限约束，何必政府定什么价格下限呢？
民航的定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市场经济中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定价策略。如何定价是一门艺术。从民航来看，长期中价格应该至少等于成本，甚至应该有一个高于成本的正常利润，民航才能生存、发展。但在短期中，则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灵活地调整价格。当民航旺季时，价格应该尽量上升；但在淡季时，甚至可以降到成本之下。短期中民航的成本有固定成本（飞机的折旧、员工的工资等）与可变成本（每飞行一次增加的成本）。价格可以降到成本之下就是低于总成本，但等于或大于可变成本（如果低于可变成本就不如停业）。只有让它们无限涨价与降价，才可以实现长期中的正常运行。旺季涨多少，淡季降多少，恐怕只有民航自己知道。
民航定价也不是仅仅涨价或降价，还有许多定价方式。除了淡季旺季价格不同，同一天不同航班价格不同（如晚上的飞机票价格低）等等以外，还要运用歧视价格。歧视价格就是对相同的航班向不同乘客收取不同的价格。例如，公务乘客收高价，私人外出者收低价。国外航空公司普遍运用了这些价格手段，而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何运用这些不同的价格手段是一门艺术，只有熟悉民航业市场的人才能玩得好。政府有这样的人吗？把民航价格变动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再强的高手也玩不好价格。戴着镣铐是跳不好舞的。要让民航跳好舞，首先要求打破价格管制这副沉重的镣铐。
定价是一个专业性相当强的决策，要懂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成本核算，甚至消费者心理，又要熟知市场供求关系瞬息间的变动（如突发性非典型性肺炎对民航的随机冲击）。政府管制部门的官员不可能熟悉这些问题，由他们进行管制，岂不是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反对价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即使价格需要管制，政府也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情况下，与其政府管制，还不如取消管制。
政府热衷于价格管制的背后
政府管价格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曾经管过电影票价格（规定进口大片的价格上限与下限），制订过汽车行业自律价，反对过彩电等行业的价格战，民航也有禁折令。这些限制价格的做法无一成功者。但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要与市场屡败屡战呢？
在这种价格（及其他）管制的背后是计划经济思想的阴魂不散，仍然有意无意地支配着一些人的行动。
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决策，政府全面严格地控制经济生活。价格是完全固定的，甚至像火柴涨一分钱这样的小事也要经过高层领导开若干次会，谨慎决策。支撑计划经济的思想是政府高明论，即政府一心为公众，而又全知全能，所以，只有政府才能做出正确决策，有效配置资源，给人民带来幸福。
计划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使绝大多数前计划经济国家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传统的力量是强大而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尤其是政府高明论，仍然在相当一部分人头脑（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中根深蒂固。此外，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从封建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后者是自发发生的，前者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始作俑者、推动者。政府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但这个特点也使一些人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市场经济的建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想以计划的方式，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这种做法的表现就是不相信市场的自发性，总怕一放就乱，似乎离了管制，市场就是无秩序的。
本来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能放开的都应该放开，但现实中却是放得极慢，总怕完全放开价格就天下大乱。今天不让那种价格涨，明天又不让这种价格降，政府成了一个救火队，尽管没火，也怕有火而忙个不停。结果如何呢？你不让涨，有黑市涨价（各地的票贩子问题）；你不让降，人家仍在暗折。等政府承认了已成事实的价格涨跌时，只能算事后追认了——汽车取消自律价是这样，民航禁折令从未严格实施过也是这样。政府何必总像唐·吉诃德那样与风车（市场力量）斗呢？历次价格禁令的失败也说明政府在价格问题上并不高明。高明哪能屡战屡败？但又不想放弃自己高明论，所以才有屡败屡战,直至即将召开民航价格管制的听证会。
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在于政府管得太多。“一放就乱”往往是不对的，“一管就死”倒有几分真理。市场机制的调节贵在自发，而不在于什么人有计划地控制。市场经济的关键是政府能不管的尽量不管（同时该管的应该管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是“放”而不是“管”。即使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初推动力是政府，市场经济成功的保证仍然是自发性。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也许动机是好的，但结果并不好。结果不好，好的动机又有什么用呢？在运用市场调节方面，政府不是高明的，企业和消费者才是高手。不要总把企业看成是弱智的孩子，需要政府这个高明的保姆去引导。不破除政府高明论，改变有计划地建立市场经济的做法，我们的改革难免还会有弯路。
政府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也不能实行这种管制。所以,民航价格听证会也就是徒劳无益的“做秀”了。市场经济要实干，“秀”还是不做为好。
驳高学历多生孩子论
有些事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居然有人公开主张高学历者多生孩子,低学历者少生孩子。不是公开的报纸报道,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草案)》时,有委员建议博士、硕士可生二胎，对无知识的农民加强人口控制,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提出这种建议的省人大常委委员想必素质是不低的。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居然没有一点人权和平等的观念。人，无论高低贵贱，知识多少，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保证每个人的这种平等权是基本人权。生育子女是人的权力之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生多少孩子的自由。当我们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时，其限制适用于每一个人。法律上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有特殊生育权的人。认为文化高就有超出别人的生育权，实在是又回到了中世纪。
更重要的是，高学历者子女的素质一定高，低学历者子女的素质一定低吗？无论从人口统计还是生物学的理论中，恐怕都找不出依据。从生物学的角度说，遗传基因并不是决定人的素质的最基本因素。人的素质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把人的素质归结为遗传仍然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会打洞”的封建意识。只要研究一下那些历代开国君主子孙的情况，你就知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句话的含义了。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有多少优秀人才的父母，文化素质并不高，甚至是文盲，又有多少“书香门第”出身的子孙走上了堕落之路。从现在社会现实来看，的确有许多文化素质高的家庭的孩子在社会上是成功的。但这并不是遗传因素。从制度上说，城里的孩子上学，就是比农村的孩子机会多，况且，他们的父母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农村里低文化素质家庭的孩子缺的不是内在素质，而是外部条件。
退一步说，即使高学历父母一定可以生出并培养出高学历子女这一假说成立。但高文化、高学历就是高素质吗？素质应该是综合素质，它包括人的品德、能力和文化，决不仅仅是文化。不少(还不是个别）高文化高学历的人并不具有高素质，人品极差、无实际工作能力，有知识而无文化者并不少。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哪个不是高学历？那些学术中剽窃、抄袭、到处吹牛，甚至诈骗者，哪个不是高学历？回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从批胡适到“文革”）中左得出奇的打手，追随“四人帮”的梁效之流，哪个不是高学历？再去翻翻一部中国史，哪次动乱不是高学历者策划的？
高学历绝不代表高素质，低学历更不表示低素质。且莫说千百万无文化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这套大道理，像王进喜、孟泰、王崇伦这批共和国英雄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学历。在没有文化的群众中那种淳朴、勤劳、正直这类高尚品质，恰恰是高学历人群中所缺少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或者“文化越多越反动”。这种观点和“卑贱者最愚蠢，高贵者最聪明”，或者“文化越少越反动”一样错误，无非一个极左，一个极右而已。应该说，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与学历没有一比一的正相关关系，尤其与父母的学历更没有什么关系。用学历高低来判断人的素质，甚至用父母的学历来判断人的素质，完全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
让高学历的人多生孩子，低学历的人少生孩子,绝对无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且不说，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学历者人数很少，即使让他们放开生，随便生，他们的子女在中国总人数中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暂且不说，这些高学历的人是否愿意多生（实际高学历者更不愿多生，生孩子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太大了，即放弃的东西太多了）。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靠的不是生育，而是教育。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民族素质还不是十分高，但其原因不是高学历人生的孩子少，低学历的人生的多了，而是我们的教育还不发达。且不说大学生入学率相当低，首先是全民教育普及程度太低，一些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多，成年人中文盲比例也高。不少人认为农民素质低，其实这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落后。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有一个过程，我们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也有一个过程。想通过高学历者多生孩子来迅速提高民族素质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空想。
我们提倡优生是指每个人都要少生和优生，并不是让高学历者多生。主张高学历者多生的观点不禁让我想起希特勒的优生论和“四人帮”的血统论。让这种观点泛滥，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如何能提高呢？
但愿高学历多生论仅仅是个别动机正确者的一时糊涂想法。
别学周扒皮
在泉州时听说一家制鞋企业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温州老板拉走了。这家企业的老板第二天早上看着空荡荡的厂房，欲哭无泪。正好一个学生曾在这家企业工作，问其原因，他说，老板对工人太苛刻了。扣身份证、工资低且不按时发，工作时间长而条件差。总之，这位老板对工人颇有点像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
像这样的问题在许多民营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营企业老板经常为缺乏好工人而发愁，劳资纠纷困扰着企业发展。他们抱怨民工素质太差，却忘了反省一下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不能说民营企业老板不重视人才，他们舍得花高价雇佣总经理或其他高层管理人才，也能善待技术或营销人员。但他们并没有把一线工人作为人才，总觉得民工有的是，花点钱就可以雇到，用不着搞什么激励机制，甚至缺乏基本的尊重。其实一个企业的成功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个团队当然缺不了管理、技术人才，但同样也缺不了普通一线工人。有再好的管理和技术，产品终究要靠这些普通工人去生产。根据木桶理论，一个桶的容量由其最短的一块板决定。如果没有工人这块板，企业这个桶，一点水也放不下。航天飞机的事故往往不是由于一个关键部件，而是一个不起眼的零件，企业的问题往往发生在最平凡不过的工人身上。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也是人才啊！
把工人当人才，就要有一套激励工人的机制。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往往是针对高层的，这并不完整。激励机制应该针对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最底层的民工。当然，针对不同的人的激励机制并不完全一样。例如，股票期权就不适用于普通员工。但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是逼他们好好干活，而是让它们自觉自愿地好好干活。像周扒皮那样苛待长工的做法，恐怕是一种负激励机制。
但仅仅有激励机制还不够。别学周扒皮更重要的含义是，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的利益。这就是说，仅仅是激励，有点利用的意味，像给一匹马吃点好草料，让它跑得更快点一样。让员工分享企业利益就是把每一个员工作为企业的平等一员，真正尊敬他们，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总结为10条规则，其中5条都是讲善待员工的（包括与所有同事分享利润;激励合伙人;与员工交流沟通;感激员工为你做的每一件事;倾听每一位员工的意见）。能否尊重员工，善待员工是成功企业家与周扒皮之间最大的差别。当你把每一个员工都作为自己的朋友，真诚地尊重他们时，他们会集体逃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