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泉州那家制鞋厂老板在内的不少企业家，仅仅是把工人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甚至不把工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尊敬。这正是许多民营企业难以做大，或者经营失败的原因之一。降低成本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重要的，但降低成本绝不等于压低工人工资或虐待工人。经济学中重视效率工资，就是给工人以高工资而换取更高的效率。这才是真正的降低成本之道。别以为周扒皮是节约成本的好手。当长工不给他干活，甚至有意破坏时，哪有效率呢？没有效率，成本会降低吗？历史上谁见过一个企业是用周扒皮式的方法成功的呢？只看见给工人低工资省下的那点钱，看不到企业的效率，那是土财主，不是现代企业家。那也不是成功之路，而是自掘坟墓。
一些民营企业家是由农民而来的。他们的优点——勤奋、能吃苦——来自农民，他们的缺点——周扒皮式的刻薄——也来自农民。从农民变为现代企业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要求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这种改造的起点是别学周扒皮，从善待民工开始。
公务员收入有多少
据一份调查披露，公务员的收入在13个行业中排位第七，属中间偏下。所以，常有人为公务员收入低鸣冤叫屈，也有不断给公务员加薪之举。我认为，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总体并不算高，加薪也未尝不可，但首先要搞清楚，公务员收入到底有多少。
许多对公务员收入的估算仅仅根据工资收入。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收入与工资并不是一个概念。工资指货币收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打在工资条上的收入。收入包括个人以各种形式得到的所有收入，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非货币形式的。货币形式的收入除固定工资外，还有各种不固定的奖金、津贴、补助等等。非货币形式的收入包括各种实物形式的补贴、福利待遇以及工作中消费。比如，免费班车、低价住房、公费医疗、带薪假期、免费或低价工作餐等等。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指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之和。货币收入是显性的，容易计算，非货币收入是隐性的，不容易计算。许多收入计算，包括衡量收入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纳税收入，都只计算货币收入。许多人在给公务员的收入排队时依据的也是货币收入。
仅仅把货币收入作为研究问题的依据会引起极大的误解。在任何一个经济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的25％左右。这种非货币收入实际是对货币收入的扣除。例如，许多公司或机构都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一般而言，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收入中非货币收入部分更高一些。在企业中，大公司员工非货币收入高一些，中小企业要少得多。
在计划经济下，非货币收入这一部分要高得多。公费医疗、免费教育，低房租等等福利都是非货币收入。在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每个人都有一定行政级别，并根据不同级别得到不同的享受。这些都是非货币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收入分配有两个体系。在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中，收入是市场化的，非货币收入正在消失，收入走向货币化。在体制内的机关、学校、企业中，基本依然是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方式，非货币收入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非货币收入，很难把不同体制中的收入进行比较。比如，一个小老板每年货币收入12万元，一个公务员每年收入3万元，这决不表示小老板的收入是公务员的4倍。因为小老板基本没有任何非货币收入，有病要自己花钱，老年后没有养老金，房子要自己按市场价买。公务员则享受公费医疗、养老金、成本购房等好处。要认真算一下，一个年收入12万的小老板的总收入并不见其比公务员高多少。
把公务员的收入定位于中间偏下就在于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非货币收入。即使不考虑公务员的非法收入，仅仅考察合法的非货币收入时，公务员的收入绝对属于中等收入以上。而且，公务员的非货币收入与职位密切相关。据说一位部级官员按货币收入每月交纳个人所得税在200元以下，一位大学教授则为600多元。但如果包括非货币收入，部级官员的总收入绝对高于教授。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务员的货币收入并不高，但人们仍想当官，每年报考公务员都报名者甚众。
公务员的工资可以提高，但首先是把公务员的收入尽可能地货币化。即使一些应该有的非货币收入也要用货币衡量，作为确定公务员货币工资的重要依据。一味强调公务员工资偏低，不断为公务员调工资，并不正确。
如果考虑到公务员的货币与非货币收入，公务员的收入并不低。就整体而言，公务员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因此，解决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键不是给公务员提工资，而是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保护真正收入低下的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这也才能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
第二部分 闹市读书
贾府的经济转型——《红楼梦》中的转型经济学
文学家看《红楼梦》，把贾府视作一个封建大家庭，或称赞其爱情永恒，或揭示其阶级斗争，或指责其勾心斗角，或指出其兴亡之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贾府是一个经济单位，爱情也好，斗争也好，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贾府的兴衰源于经济。贾府的繁华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贾府的衰落是经济转型失败的结果。一部《红楼梦》也折射出了今天所说的转型经济学的许多道理。
贾府兴衰与计划经济
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创立者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把人类有始以来的经济分为两种理念类型：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以前的一切经济形态，无论是古埃及经济、中国封建经济，还是现代计划经济，在本质上都是集中领导的经济，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计划经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贾府看作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的特点在于由一个最高领导集中做出决策；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通过命令方式来协调各种经济活动;缺乏把贡献与收入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各成员按地位领取报酬。贾府的经济活动正具备了这三个特点。在贾府中，贾母是最高统治者，王熙凤是实际掌权者，经济决策出于王熙凤之手。贾府内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都有不同的等级地位，王熙凤的决策通过管家到最低层次的奴才贯彻下去。王熙凤的话就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命令。贾府中的人按身份地位，享受不同待遇，拿不同的“月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贾府的经济正是以这种计划的方式在运行。
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所以，计划经济下仍然出现过奇迹。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前苏联发达的空间与军事技术，无一不是计划经济的辉煌成果。同样，贾府中极为辉煌的两件事——秦可卿的葬礼和元妃省亲——也是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的大事。
计划经济下可以做好这些大事来自上面的权威和等级制下的绝对服从。在秦可卿葬礼中，王熙凤接受了全权委托，即有了来自上方的最高权威。她可以任意支出钱财，对下面的命令是“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她以最高权威根除了宁国府的五大弊病，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令出必行、惩罚严厉。在这种命令体制之下，不需要什么激励，秦可卿的葬礼就风光得很。没有这种计划体制，王熙凤当然不会成功。
计划经济的成功是人治的结果。人治的成功，取决于两点：治理者的权威和超凡能力。王熙凤作为贾母最宠爱的代理者和接班人，作为贾母的代表治理贾府，这是她权威的来源。但也应该承认，王熙凤这个“凤辣子”的确也是一个能人。她敏锐地看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病：“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事无专管，临期推诿”；“需用过费，滥支冒领”；“任无大小，苦乐不均”；“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她针对这五大弊病采用了有效的措施。宁国府缺乏这样一个权威的能人，所以混乱得很，一旦引进了王熙凤这个人，一切就全改变了。所有计划经济的辉煌全是这样一个权威能人的结果，无论是埃及的法老，中国的秦始皇，还是前苏联的斯大林。
一旦这种权威不存在，计划经济就难以为继了。《红楼梦》中贾母的最高权威是历史形成的。贾母的丈夫是贾府的奠基者，丈夫去世，权威自然就归了夫人。王熙凤的权威完全出于贾母的信任和授权。换言之，贾母是太阳，王熙凤是月亮。一旦太阳不存在，月亮就无光，贾母去世，则王熙凤的权威马上消失。当然，如果贾母在世时，王熙凤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培植自己的亲信，树立自己的权威，王熙凤还是可以在贾母这个太阳下山后自己当太阳的。可惜王熙凤不懂这一点，做事自私、尖刻，得罪人太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权威。当贾府这样的计划经济中没有权威时，状况就坏了。所以，贾母的葬礼办得极糟。王熙凤低声下气地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在这种体制中，权威失去，又没有激励机制，求人就不是命令，无人服从。仍然是同一个王熙凤，没有了权威，再求人也玩不转，最后吐了血，还无济于事。
计划经济不仅需要一个权威，而且还需要一个绝对精明强干的权威。这种精明强干包括能力与品质。王熙凤的能力是够强的，但品质并不好。她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这为以后贾府这个计划经济的失败种下了祸根。从体制上说，计划经济下这种人物的出现也是必然的。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当权力失去制约时，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也许计划经济下会出现个把清廉者，但并没有必然性，而即使本质并不坏的人也会变为腐败者才是必然。王熙凤之坏也是制度造成的。
计划经济下集中力量所做的大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好事。这是在这种体制下，没有成本与收益计算而造成的有计划的浪费。贾府集中一切力量办秦可卿葬礼和元妃省亲，都不考虑成本，只求一时辉煌。结果事情是办得风光了，但资源浪费了。贾府毕竟也面临资源稀缺性，当有限的资源用于风光时，它的衰落也就是迟早的事。
贾府与一切计划经济一样，不可能有永远的辉煌，衰落是迟早的事。计划经济的结局不是灭亡，就是转型。探春的改革就是企图走转型之路。探春的改革有其成功之处，但她的失败同样教训深刻。这是《红楼梦》更有意义的启示。
探春以激励机制为中心的改革
计划经济下缺乏活力，没有效率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没有一种把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有效激励机制。它主要依靠政治强制、煽情式宣传或传统伦理道德来要求人们为之做出奉献。古埃及是政治强制，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强制之外还有“君子言义不言利”那套虚伪的道德观，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下又加上了对未来共产主义煽情性宣传。《红楼梦》中则是中国传统道德加强制。
这些激励方法从本质上说都是违背人性的。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无论是强权，还是道德说教或宣传，都无法改变这种人性。所以，大观园中的各色人等，不得不去干活，但能偷懒就偷懒，能耍滑就耍滑，并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可言。尽管也有焦大这样勇于奉献者，但却是一个傻得让人任意耍笑的对象。市场经济的效率离不开激励机制，它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不是要人们去改变本性，而是利用这种本性，通过一套制度把每个人的利己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
探春当然没有休谟和斯密来传授人性之道与利己之心的重要性，也没有读过《蜜蜂的寓言》这些劳什子书。但她是认识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的，知道改革的中心是把个人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探春的改革旗号是“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红楼梦》专家都把宝玉作为孔孟之道的背叛者。其实宝玉所追求的无非是自由谈谈恋爱，不去追求利禄功名，要求个性解放而已。宝玉无非是当时的“新新人类”或“波波族”，关心的是自己那点私事。探春则是一位改革者，她打破传统孔孟之道的义利观，将利置于首位。这才是真正对孔孟之道的背叛。孔孟之道的虚伪之处就在于言义不言利。说得极为动人，其实孔孟之徒，不是已得到了极大的利，让别人讲义，就是中毒太深。
探春以利为突破口的改革是通过承包制来实现的，即把池塘、园子承包给别人。她认为承包制的好处在于：“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这种改革的效果还是显著的。生产者有了积极性：“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船夹泥的，种藕的。”同时,生产者的责任心也加强了。丫环春燕说：“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他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李纨把这种承包制改革的成功总结为“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探春以利为突破的激励机制改革已成为计划经济转型的一个共同规律。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当时的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想必没读过《红楼梦》，也不会知道探春这个小女子。但他们对前苏联经济的改革却与探春如出一辙。利别尔曼提倡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惟一指标，并给企业和劳动者以物质激励，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改革的先声。许多国家的计划经济改革都是从“放权让利”的承包制开始的。
为什么计划经济的改革总是从利字当先的承包制开始？应该说这是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情况下一个最有效，也是最容易的突破口。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改变总是渐进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无突变”尤其适用于改革。渐进式改革尽管所需时间长，但付出的社会代价较低，也容易为社会所接受。渐进式改革就是在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一点一点地变。承包制并不改变原有的所有制结构，不改变政治体制，也不侵犯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实行起来阻力要小得多。探春的这种改革就没有在贾府掀起轩然大波，当权者们也未加激烈反对。如果在计划经济下一开始就从产权这些问题开始，实行私有化，恐怕阻力就会大得多，甚至会刚开始就夭折。
而且，承包制也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因为承包制触及利益问题,改变了那种大锅饭式的分配格局，这对生产者是最有效的刺激。或者说，承包制是在不改变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对生产者个人利益的承认。在这种承包制下，个人努力的成果得到保证，它隐含了对利己的承认。我想经历过改革风雨的一代人都不会忘记承包制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
但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探春的改革从根本上并没有成功，所以，贾府仍没有避免灭亡的命运。我总觉得探春这个人身上寄托了曹雪芹的希望，是他有心回天的一种努力。但为什么还是“无力回天”，探春的改革也没有最终成功呢？其实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的探春——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改革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代之而起的是苏联长达20余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最终这个体制崩溃。贾府与前苏联都从承包制开始经济转型，但最终又都失败。其中又有多少奥秘值得我们探索！
探春改革失败的根源
探春式渐进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在原有体制所进行的任何改革，其特征都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当权者提倡或推动，或得到当权者强有力支持的。换言之，这种改革的成功需要原有政治上权威的保证。探春是一个庶出的女儿，在那样的体制中地位并不高。她远远没有当初王熙凤那样的政治地位。探春改革之时，贾母仍在，其代理人王熙凤尽管已经权力式微，但仍作为贾母的代表掌权。探春不具有这种地位，也没有那种权威。她的改革不是最高统治者提倡并亲自推动的，其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可以设想，如果王熙凤在其权力最大时，推动这种改革，那就会是另一种情景。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它靠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而一步步突破旧体制，最后取而代之。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而言，并不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市场经济在并不强大的封建体制下自发形成并壮大，最后冲跨了这种体制。但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经济之下，市场经济是难以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时代曾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例子。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总有相当集权的政治体系。这种体制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要由当权者来推动。没有当权者推动，这种体制仍可以靠暴力维护下去——现在世界上不仍然有这种民不聊生，但仍坚持存在的计划经济吗？因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于当权者的意愿。这里说的当权者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集团。赫鲁晓夫尽管是贵为天子的第一书记，但仍受到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经济转型要从当权者的推动与倡导开始。探春的改革由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的人开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承包制是任何一个经济实现转型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没有以后更艰难的许多改革，转型必定不能成功。激励机制仅仅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之一，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区别。在激励机制背后是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更深层的差异。承包制仅仅是序幕，是打开旧体制缺口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以后更深层次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个被承包制打开的缺口又会合上，最终仍然是旧体制的复辟。所以，经济体制转型之难不在于序幕，而在于以后的戏怎么唱下去。而且，承包制引起的反抗并不大，一旦全面进行改革，会触及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反抗力量之强，不难想像。正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权力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更。
探春的承包制改革并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探春是在维护贾府原有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产权仍然是贾府主子们共有的公有制（在封建大家庭中，所有制对外是一个家族所有的私有制，对内是家庭成员共有的公有制），每个人的产权并不明确。谁的政治地位高，谁就有权支配这些资产。过去计划体制下是王熙凤说了算的，现在改革时，作为所有者之一的探春又行使着使用权。但探春并不是惟一所有者，这就决定了别人也可以使用这种权力反对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借探春改革分析产权问题。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产权改革是整个经济转型成功的中心。
探春强调了利的重要性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但她并没有打破，也没想打破传统观念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甚至还没有宝玉个性解放的意识。由此而形成的贾府政治体制尽管风雨飘摇，却也仍在维持。在一切照旧，而且也不想改变的情况下，包括承包制这样小儿科水平的改革当然必定失败。旧体制的突破是渐进的，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渐进式改革肯定无法成功。
也许我们这样评论探春改革的得失有点太现代化了。不过，如果不进行这种分析，就难以从中汲取教训。20世纪60年代时，赫鲁晓夫在苏联也进行了类似探春的改革，但前苏联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变，改革受到旧势力的顽强抵抗，终于失败了。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使刚刚拉开的改革序幕又拉上了。接着由勃列日涅夫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赫鲁晓夫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平心而论，我总认为无论赫鲁晓夫犯了多少错误，他至少是一个想改变旧体制的英雄。他的悲剧在于想在维护旧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春与赫鲁晓夫有天渊之别，但他们改革的初衷、路径与结果又是何其相似！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当然就探春承包制的改革而言，本身也有缺点。薛宝钗就批评探春的改革只考虑到承包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承包者手下那些普通人的利益。宝钗对承包者说：“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在《红楼梦》中我还是喜欢宝钗这个人的。黛玉那点小心眼还真让人受不了。宝钗的这段话说明了，改革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仅仅是承包者得利益，其他人状况得不到改善，改革也难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利益协调问题，贾府亦不例外。可以说改革是能让多数人获益的帕累托改善。宝钗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这种心计不是小心眼，是看问题更全面和深刻。应该说，探春的改革也有些许效果，这与宝钗以旁观者清的身份指点迷津分不开。前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给广大群众带来更大好处，这也是他失败并受指责的一个原因。还应该指出，以后前苏联的改革更多强调了精英们的利益，以至于形成巨富的寡头，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忽视了宝钗的利益均沾原则。改革真需要宝钗这样的旁观者。
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只是要写下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感受，也许他并没有更多的意思。但一部作品的伟大不朽之处就在于能给人许多启发或思考。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评论《红楼梦》，或称之为呼吁个性解放，或称之为反封建，或称之为揭示阶级斗争，或称之为反映文学永恒的主题——生、死与爱。无论如何评论，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意。我这里的分析也算对《红楼梦》评论的一家之言，想换个角度来读这部经典。评论得对与不对，不能由专家评定，也无法请教曹雪芹先生，只能看读者从中有没有受到启发。这正是我敢以外行身份妄评《红楼梦》的原因。
谈武论侠话经济——武侠小说中的经济学
激起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读武侠小说的一段经历。
那是十多年前，我乘飞机去西安讲学。上飞机后我就埋头读《书剑恩仇录》。读到陈家洛等好汉与坏人张召重打得刀剑齐飞、鲜血横流时突然觉得腿上湿了——莫非我也中剑了？这时听到空姐一声“对不起”——原来她把茶水洒在我腿上了。邻座的一位老先生给我拿出了纸巾，还批评了那位空姐。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得知我是大学经济学教员时，惊讶地问，你还看这种书？我说，华罗庚先生把武侠定义为“成年人的童话”，许多大学者都是武侠迷呢！他又问我，武侠对经济学有什么启发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但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武侠所描述的正是人类行为之一。武侠这个世界中反映出的人类行为规律，应该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受这位老先生的启发，此后我在读武侠时总在思考武侠中的经济学含义。这篇文章正是这些年断断续续地读武侠的思考结果。
什么是理性人的最大化行为
武林好汉们也是人，无论他们有多高超的武功或高低不同的人品，他们行为的目标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最大化为目标是包括武林好汉在内的所有人——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本性。
一说到最大化，人们马上联想到物质利益或货币收入最大化。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其实最大化既包括货币内容也包括非货币内容。经济学家经常以货币内容为分析对象，例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等，无非是因为货币内容可以量化，可以用数学工具分析，并非它是最大化惟一的内容。在现实中往往非货币内容比货币内容还重要。人所追求的最大化其实是幸福最大化。没钱绝对不幸福，但有钱也不一定幸福。据有人估计，总体而言，金钱对人幸福的贡献为20%左右。可见在最大化中非货币内容还是相当重要的。
武侠小说中尽管也反映了人贪财的一面（如金庸的《连城诀》），但更多的还是其他追求。武林高手们或者家财万贯，或者起码是过着中产的日子。幸福中20％的货币内容对他们来说已不成问题，所以追求的是另外80%的非货币内容。在经济学中，实现了最大化的行为称为理性行为。当这种最大化限于货币内容时可以用数学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经济教科书教的主要是这种内容。但在涉及非货币内容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读武侠小说时，我想得更多的是从非货币内容的角度看，什么才是理性人应该追求的最大化行为。
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是：幸福=效用／欲望。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取决于偏好，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即追求的目标函数不同，同时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还要付出成本。因此，我想从目标函数、成本-收益分析和欲望三个方面来分析各位武林高手的最大化行为是不是理性的。这里我集中分析两个人——古龙《楚留香传奇》中的楚留香和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
楚留香和岳不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谁的最大化更加理性呢？我们用构成幸福的要素来分析他们的最大化行为。
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的目标函数是多元化的。作为一名大侠，他有劫富济贫（偷了富家的东西给穷人），为朋友两肋插刀，主持武林正义等目标。这些给他带来侠义的好名声，在江湖上受到尊重，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精神满足）。同时他也重视物质享受，住在精巧的三桅船上，有美女李红袖、宋甜儿、苏蓉蓉相伴，美酒佳肴，享尽物质满足。他生活得舒适高雅，又未失去武侠的豪气。相比之下，岳不群追求一元化目标——当武林盟主，成为第一高手，其他能使人幸福的因素,亲情、正义、美色、物质享受，都不在他的目标函数之中。仅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当然比岳不群理性。根据效用理论，当从既定目标出发去追求效用的实现时，追求多元化目标，各种效用不会递减，总效用最大化；而追求一元化目标，一种效用在递减，最大化的总效用当然要低。
再从成本-收益来看。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追求什么目标都有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楚留香追求从多元化目标中得到效用时，当然有成本，比如去为武林主持正义，为朋友帮忙就要放弃船上的温柔世界和享受（机会成本），要有金钱与精力支出（直接成本），还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风险）。但与他获得的尊重和自我理想实现的效用相比，还是收益大于成本。特别是他武功超人，机智灵活，总能化险为夷，最终毫发未伤。岳不群则不同了，为了当武林盟主而不惜一切代价。这代价有：众叛亲离，爱徒令狐冲、爱妻和爱女都离他而去（机会成本）；为练神功“挥刀自宫”，成了不男不女的东西（直接成本吧）；玩尽诡计和阴谋，不仅劳神费力，还失去武林人士的尊重,被称为“伪君子剑”（据说越南国会开会时，往往把伪君子称为岳不群），这种名声的损失也是成本；至于追求武林盟主过程中的种种所作所为，都成本颇高。但到手的武林盟主却由于各派争杀而无人真正当回事。说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也不为过。
由这两点来看，楚留香的效用远远大于岳不群。那么欲望呢？楚留香尽管是名噪一时的大侠，但看不出有什么武林称雄的野心。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正义感或朋友义气。他没有什么宏伟的志向，只想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岳不群却是野心大得很，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且别说武林盟主已是极大的欲望，而且，像岳不群这样的人，即使当了武林盟主也不会满足，恐怕下一步要一统江湖正邪两派。野心家的欲望是无穷的。
楚留香的效用大于岳不群，而欲望又小于岳不群，当然应该是楚留香的幸福大于岳不群（在我看来岳不群的幸福是负的）。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但显然楚留香是理性的，岳不群是非理性的。所以，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对楚留香仰慕不已,而对岳不群极其鄙视。
武侠小世界，人生大社会。武侠小说反映了人生。其实在现实中也有不少人类似岳不群：人生目标一元化（为钱或为名），为实现效用付出的代价太大（为钱而忘家，为名而失去人格），野心太大（总想成巨富和名人）。这种人也像岳不群一样不会是幸福的。经济学让我们更理性地追求最大化，这也是武侠小说的意义。
武林中的产品差异化竞争
大大小小或强或弱的门派，各怀绝技形形色色的高手，组成了武林这个特殊世界。各个武侠门派和高手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颇像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竞争。所以，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市场竞争理论来解释武林中的争斗，也可以透过武侠小说中对武林各派争斗的描述来加深对竞争理论的理解与运用。
武林不是一个垄断市场，如果只有一个武林派别一统江湖，也就没有武林了。没有武侠各派的争夺,纵然金庸、古龙有再高的天赋也写不出这么吸引人的武侠小说。武林甚至也不是一个寡头市场。尽管武林中不同时期都有一些显赫的大门派，如许多书中都有的武当、少林，或者正邪两派，也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通神，或张无忌、杨过这样的超级大侠，但他们都称不上寡头，难以像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这样的寡头控制美国汽车市场，或像波音和空客那样的寡头控制世界大型民用客机市场。说到底，我把武侠定义为垄断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产品差异化竞争，即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这就是说，在这种市场上有产品差别才有垄断，有垄断才有成功。所以，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成功的关键是靠产品特色建立自己的垄断地位。如果把这些话讲给武林各派掌门人听，他们自然会不屑一顾。但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武林争斗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本派在武林中的至高地位——垄断地位（尽管也打着什么主持正义之类的旗号），这种地位是在比武（武林竞争的主要形式）中形成的。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本门独特的武功——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产品特色。其实不仅取胜必须如此，即使只为了在强手如林的武林中生存下来，也要靠自己本门的特色。
在金庸的笔下，各门派的绝活五彩缤纷，精彩纷呈，具有悠久历史的武当、少林自不必说。丐帮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棍，使一帮叫花子也能驰骋天下。甚至蓝凤凰这样来自边疆的小女子也能以防不胜防的施毒术，令天下武林人士胆寒。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各门派的武功，那你会惊叹小小武功，有多少创新，又有多少差异。古龙似乎更注重情节的曲折性，武功不像金庸笔下那么多变。他笔下的英雄，无论小李飞刀李寻欢还是西门吹雪，都以出手快见长：对手什么也没看见，已经人头落地，刀又回到了手中。快也是一种特色。在这个竞争的武林中，武功没什么太大特色者，如沧州的小门派，就无以生存，遇强敌则溃败了。读武侠时人们往往会被各种武功所吸引，听王语嫣（《天龙八部》中人）讲各派武功，你不能不对这小女子有几分敬意。在敬佩之余，你要想到这就是产品差别的创新。
与市场中的产品一样，已有特色的武功也要不断创新。洪七公、杨过诸位大侠都是在原有武功基础上创新出了有特色的天下无敌之功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宗师的。产品特色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旦扼杀了创新，一个门派也就完了。《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并不是失败在岳不群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失败在剑宗与气宗两派的争斗,以至于剑宗派从肉体上消灭气宗派上。华山派死守剑宗的精神,岂有不亡之理？相反,令狐冲正是在学剑宗的基础上又向气宗派惟一幸存下来的传人风清扬学了气宗(并向任我行学了内功),才成为华山派的真正一代宗师。但武林又近乎一个独裁的领域，各派掌门人是绝对权威，弟子若有创新之想法，就被认为是本门的叛徒，必死无疑。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独裁抑制了创新。所以，历史悠久的门派往往是徒有其名，在武林中风光的往往是传统较少的新门派，或者杨过、令狐冲这类离经叛道的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武林的生命。
创造出武功特色不容易,偷来当然容易，因此，寻找武功和秘笈就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大中心。那些成为大侠者也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了某一种秘笈，并照此修炼。什么是秘笈呢？就是练一门功夫的诀窍。用企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特色产品的核心技术。可口可乐的配方、同仁堂某些药和云南白药等的配方，都是和武功秘笈一样的宝贝。企业有这种配方才能生产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产品，垄断一块市场。武林各门派有这种武功秘笈才能有自己威震天下的武功。武功秘笈和配方一样密不示人，所以，才有人挖空心思去偷。《葵花宝典》之类秘笈对武林好汉们的吸引力之大，令人惊叹。吾等非武林人士，难以体会。为了得到这种秘笈，众好汉不惜付出生命。这说明武功的好坏在于其是否有特色。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不也如此吗？形式不同，道理是共同的。
当然，有了秘笈也不一定能练成神功，有的人练不好还会走火入魔。练成神功要有秘笈指点，但还须有基础。在武侠小说中，这种基础就是内功。什么是内功，大概金庸也不大明白，内功尚且可以输出输入，更令人莫名其妙。但内功是重要的。你看，杨过与小龙女在古墓中苦练了内功，所以，杨过的剑术，从最早靠好剑，发展到把树枝作剑，最后进入剑术的最高层次——无剑胜有剑。书中的各路高手，没有一个不是身怀深厚之内功。可见武功诀窍或有特色武功的基础在于内功。企业创造产品特色同样也需要内功。不过这种内功就不是金庸笔下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企业产权明晰和公司治理结构了。许多企业创造不出产品特色，关键还在于缺乏内功。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分，缺乏激励机制和管理方法，不会有特色产品。正如没有内功，练不成神功一样。
企业与武林中各门派，商场上的竞争与武林中争斗，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读武侠，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功，对你会有启发。合上书想想那些绝世武功背后的故事，你会有更多感触。这样读武侠，你的兴趣会更浓，读着也更有味，借用其中的三招两式，也许有助于你的成功呢！
武林中的博弈
人类社会中个人与团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其他人对这种决策的反应。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人们必然在决策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中国古代的田忌赛马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囚徒的两难困境也是自从有囚徒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博弈论无非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总结与发展而已。尽管有了数学外衣，其思想亦可以用事例来说明。武林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世界，这里博弈论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人们经常用博弈论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纳什均衡，在参与者各方都从自己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而且在信息不完全，即无法确定对方的策略时，即使是有利于各方的合作，最后也难以达成。这种博弈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暂时的合作，二是长期中不能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武林与人类社会一样也充满了竞争与合作。而且，合作是暂时的，竞争是永存的。所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各门派之间的争斗与勾结（合作的贬义词）也开辟了一条读武侠、评武侠的新思路。
《笑傲江湖》为合作与竞争的博弈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就是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策划并实施的五岳联合的经历及最后失败。这也是《笑傲江湖》一书中的一条主线。
按理说，五岳同气，如果能联合起来，则可以形成武林第一大派，不仅可以与武当、少林这些历史悠久又有绝活的派别分庭抗礼，而且可以对付他们这些正派人士心中的邪教——日月神教。从根本上说，这种合作对五岳各派，尤其是恒山派这样的小派别（又以女性为成员）是有利的，但为什么这种合作在一开始就遇到抵制呢？这首先在于五岳各派尽管都希望抵制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月神教，但其实都各怀鬼胎。嵩山派左冷禅是一个野心家（越南国会中争论时就称野心家为左冷禅）。他发动联合的动机口头上是联合起来对抗邪教云云，其实是想把五岳合为一派，自己当盟主。这一点各派心里都有数，各派掌门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独立，不愿让多年的基业（尽管已经衰落）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并不积极合并。合作的困难正在于合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而且，各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比共同的目标更重要。正如在囚犯两难处境中，各自都想刑期最短，而不是共同的刑期最短一样。
合作者目标不一致是企业或国家间合作难以长期实现的根本原因。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自己的利益大于整体利益。在人类行为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是绝对真理。
我们说合作是困难的，并不是说不会有合作。相反，在现实中利益不一致的各方也会形成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往往是暂时的。能形成各种短期合作，首先是在这个短期内共同利益更为重要。二战中美英苏的合作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美英能与他们一向敌视的前苏联合作就在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比社会制度之争更重要。当然，一旦这种共同利益过去后，合作就必定走向破裂。二战一结束，这三国又处于对立之中了。左冷禅所推动的合作之所以有过短暂成果，而且五岳各派开始时对合作尚有一点接受，就在于邪教势力日益强大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威胁。以一派之力不足以与邪教教主任我行、东方不败抗衡，合五岳之力还可以作点对抗。所以，以后当令狐冲戏剧性地与任盈盈结婚，邪教不再与正教对抗之后，这种合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存在了。
五岳能暂时联合起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与各自的博弈策略相关。我们知道，合作的另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惩罚。当主张合作的一方力量强大，足以保证可信的威胁，并在必要时实施惩罚，合作也有可能。在五岳联合中，嵩山派左冷禅是主要推动者。其他几个门派实力远不如嵩山派，因此，当左冷禅提出合并大旗并自任盟主时几乎无人敢公开反对。我们都记得，左冷禅派人杀了不与他合作要金盆洗手的衡山派刘正风。这正是博弈论中讲的“可信的威胁”这种策略的运用，告诉五岳中其他人，敢有不听我合并号令者，刘正风之下场。这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杀了鸡，猴果然就害怕了。
五岳中的其他门派，除了华山派岳不群有野心，想取左冷禅而代之外，其他三派则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采用跟随战略。智猪博弈告诉我们，当大猪与小猪实力不等时，小猪的最优战略是跟随，即由大猪采取主动行为，获得大利益，小猪顺从，得点小利益。合作往往是由利益大的大猪推动的。显然，在五岳之中，嵩山派是“大猪”，其他几家，尤其恒山派、衡山派和泰山派都是“小猪”。不跟左冷禅有灭门之灾，跟了他（即采用顺从策略），也许可自保。如果你仔细看书中对恒山派掌门定逸师太的心理与行为描写，更可以体会到一个“小猪”无可奈何的悲哀。合作往往就是在这种强者推动，弱者顺从之下短期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