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合作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利益，合作是非自愿的，当然不会长久和稳固。所以，左冷禅的五岳联合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每个门派都蒙受极大损失。读小说时常为此感到悲哀，好好的五岳就这样毁了。但现实生活中，每天不都在发生这样的悲剧吗？有时政府某个部门充当左冷禅，由它领导的企业不得不顺从，组建大的企业集团或规模更大的大学。结果呢？博弈论的结论总是不错的——各方都蒙受损失，始作俑者也没什么好下场。非合作博弈得出对各方最坏的结果。
武侠中的童话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金庸的《笑傲江湖》写于“文革”时代，任我行三呼“万岁”，就是作者有感于现实而写。古龙书中风流善饮的楚留香、陆小凤有作者的影子。经济学是在理性层次上对人类行为的思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读武侠小说可以悟出许多经济学道理。不信，你读几本试试？
《抉择》与国企改革——读《抉择》
张平先生的小说《抉择》和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作为反腐败的力作而红遍大江南北。《抉择》中描写的腐败发生于国有企业中，它与官场的腐败有共性，也有特性。因此，我想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点评这本书的得失。
故事发生在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纺)。与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它曾经有过辉煌，但后来已欠债近6亿元，全线停产，近3万职工十几个月没领到工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纺领导班子的腐败。张平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以生活为依据写出了腐败的企业领导们如何搞垮一个大企业，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这部作品的感染力之一也正在于这种源于现实的直面揭露。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的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监督的困难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委托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用公司的钱举行豪华宴会、旅游等工作中消费。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工作中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由此而搞垮一个企业的事还很少见。中纺的领导居然能以机会主义行为搞垮一个企业，问题何在呢？这就要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解释。
中纺这样的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全民所有不可能全民都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实际所有权在政府手里，这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之含义。政府这个所有者也很抽象，具体就落实在政府领导人身上。谁是省市一把手，谁就是说了算的老板。所以，1958年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北方第一”，中纺就膨胀起来，陷入第一次困境。领导人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权责利并不对称，他们权大得很，一言可以兴厂，一言可以灭厂，但兴厂了无利（收入不会增加），灭厂了也无责。省里那位领导把中纺领入困境后又在仕途上沉浮去了，留下的苦果只好由别人吃。
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中缺乏一个责权利统一的真正所有者。这就是公有制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中纺的领导人并不是所有者，仅仅是经营者的代理人。但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就集委托代理于一身了。这被称为内部人控制。这种产权结构注定了国有企业没法搞好。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他们本身也是官（中纺领导就是局级干部）。他们无须对真正的股东（全民）负责，只对任命他们的上级负责。如果企业领导有像李高成那样的高尚品质，起码企业不会被人为搞坏；如果是像现任中纺总经理郭中姚这样的人，企业必垮无疑。在缺乏委托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控制企业的内部人是好是坏取决于个人品质。没有制度的制约，人的品质是不可靠的，而且，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人变坏往往是容易的——郭中姚等人能被李高成相中提上来，说明当初也并不坏。这就是绝对的权力使人腐败。国有企业本来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企业腐败与官员腐败有相同之处。
郭中姚这类内部人控制了企业又不受监督就无恶不做了。在他们看来，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只是小菜一碟。这种现象与国外企业代理人沾点小便宜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不会使企业伤筋动骨，而前者可以腐败掉一个企业。企业领导人直接控制资源，搞起腐败来大概比官员钱权交易更容易一些。
内部人控制的更大危险，还在于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这种私有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公开的与隐蔽的。有偿转让、拍卖，或者变为股份送给公众，都是公开的私有化过程。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如国有资产低估等，但总体上还算公正。隐蔽的私有化就是把表面上仍称为国有的资产悄悄地给了私人。这是少数人对国有资产的公开掠夺，就像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过程中氏族酋长夺取原来属于公有的财产一样：这种私有化形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以为公的幌子来为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国有财产变为私人财产：俄罗斯一些原来的党政官员正是通过公开私有化前的悄悄私有化变成了今日巨富寡头。这种悄悄的私有化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使多数人变穷的原因，俄罗斯等国家尖锐的贫富对立、两极分化正是这样形成的。
中纺的领导人勾结省常务副书记严阵、原省人行副行长王义良、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等人就在进行这样的私有化。他们把中纺的资金拿去办什么特高特客运公司、青苹果娱乐城，美其名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云云，实则大获私利。类似这样用国有企业的资金、设备、人力办所谓“三产”或私人企业的事现实中屡见不鲜。说来国有企业仍然没被私有化，实际上这个“国有”只剩下徒有其名的壳子了，内中的优良资产早已被严阵这样开口闭口“党的利益”、“安定团结”之类大话的人私有化了。如果不幸发生苏东这样的剧变，“严阵们”就会由党的高级干部变为新富一族。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会暂时给一些人带来痛苦，但悄悄的私有化使人民承受了本不该那么多的痛苦。如果不是“严阵们”把中纺的钱拿去办自己的公司，中纺也不至于落到全面停产、职工十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境地：悄悄的私有化使原本已经困难的国企雪上加霜，富了“严阵们”，苦了广大职工。当读到中纺老工人马得成的孙女被迫当三陪女，青苹果娱乐城中卖笑的小姐都是中纺女工时，我不禁流下了泪。如果不是中纺被悄悄私有化，他们能沦落到这般田地吗？即使中纺被合资，或者被卖掉（公开私有化），工人也不会这么惨。之所以发生悄悄私有化，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郭中姚这样的人实际控制了企业。这时的中纺名义上还是国有企业，实际已成为郭中姚、严阵的私产了。私有化的危险来自内部人控制。这是企业领导人腐败的特殊性。官员还要钱权交易，企业领导人连交易这个环节都免了。
其实像中纺这样的国有企业走到停产的地步从现象上看是由于郭中姚这类腐败分子，实际上主要还在于体制。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管理，政企合一，实际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无企业之实质。行政领导可以让国企盲目扩张；可以随意拿走钱（省政府大厦中纺无偿交出1000多万），也可以让银行给你钱；可以为企业任命好领导（原中纺领导李高成）；也可以给企业派一位坏领导（郭中姚）；可以像市委书记杨成那样关心扶植企业，也可以像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那样向企业索取。企业的好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人，这岂不危险吗？我们提了好多年“搞好国有企业”，无论什么领导人上来都要搞一下国企。动机不好的腐败领导不要说了，即使领导动机纯正人品特好，但今天命令企业“强强合并”，明天又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后天兴许还让你与一位外商合资。这样搞来搞去，结果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
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反腐败，关键不在于选好人，而在于制定好制度。国企的出路在于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这个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方针。反腐败则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正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作者把中纺的希望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作者在《代后记》中为群众仍然津津有味地读《包公案》之类的书悲哀，但他写的李高成不正是新时代的包公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实中没有李高成这样的英雄，也不是说李高成这样的人不重要。我们改革事业的成功要依靠千千万万李高成这样的人。但造就李高成这样的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还是制度。没有民主与法治，“李高成们”如何能有效反腐败？国有企业不走股份化的现代企业之路，“李高成们”又有什么用？读《抉择》深为李高成所感动，正如当年读《乔厂长上任》为乔厂长而夜不能眠一样。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乔厂长们”无法阻止国有企业以后的衰落之势，今天的“李高成们”也无法使中纺走出困境。
当然，作者与我想的不一样，他还是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光明的尾巴：李高成及其他好领导先为中纺选出了一个好班子（“郭中姚们”当初不也是好班子吗？），省市委干部捐出了一个月工资（是否属于强迫集资？），中纺职工自己集资4256.8万元（十几个月未发工资尚能集资？），银行又准备贷款3000万（已欠近6亿债务，哪个行长还敢贷款？），再引进真正合资者（真巧啊！）。看来中纺走出困境没问题了。没有产权改革，没有政企分开，仍用以前的方法由李高成这样的好人搞了一下，中纺又可以再度辉煌了。又一个大团圆式结局，令读者见到了光明。
我并不反对小说有个光明的尾巴。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由不知名的人给革命先烈夏瑜坟上送了一个花圈就是光明的尾巴。这表明尽管有愚昧的华老栓用烈士的血治病，但总有人同情革命者。这个尾巴加得好。但我并不认为《抉择》的这个尾巴好。其实像中纺这样的企业只有破产重组一条路好走。现实中也没听说过有哪个被腐败分子搞得如此困难，又欠债6亿元的企业，能靠一点集资和清查所有款项（作者设想有1.7亿之多）活过来，并有外商愿意与之合作。《药》中那条光明的尾巴没有脱离现实，《抉择》中这条光明的尾巴则是天方夜谭。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脱离真实的尾巴没有生命，也就不光明了。
张平先生扎根于生活，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写得真实而深刻，所塑造的李高成也甚感人，但艺术要高于生活。不能要求作家有经济学家那样的高论，但既然要写国企改革，有关理论还要学一点的。写小说的确要跟着感觉走，但如果再加点理性，感觉岂不更深刻，写出来的小说岂不更有启发性吗？
当然，我认为《抉择》是部好小说，所以还自费买了一本，读了几遍。说这些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是希望张平先生以后的小说更好。
(张平:《抉择》,群众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给孩子读什么书——《富爸爸,穷爸爸》批判
有朋友问我，给孩子读什么书？是读《富爸爸，穷爸爸》呢,还是读《魔戒》？我告诉他，给孩子读《魔戒》，千万别读什么畅销的《富爸爸，穷爸爸》。我还告诉他，千万别跟流行的时尚，别以为流行的就是好的，流行性感冒也是流行啊！
给孩子选书的关键是要孩子从小培养一种正确的观念。我之所以推荐《魔戒》而不主张读《富爸爸,穷爸爸》就是因为前者给孩子以正确的观念,而后者给孩子的是错误的观念。
《魔戒》是一本极好的小说。它不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给孩子一种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观念。书中主人公弗拉多及其伙伴为了战胜邪恶的索隆,历尽千辛万苦把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的魔戒送到厄运山口毁掉。这种为正义而历经苦难的经历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他们那种不畏艰难的献身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孩子幼小的心灵要用这种崇高的精神来熏陶。他们那张白纸上要画上这种高尚境界的蓝图。但《富爸爸,穷爸爸》却给孩子灌输一些“金钱至上”,“读书无用”等错误的观念。说得严重点,这些观念也许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
我总觉得，尽管现在是市场经济，金钱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孩子幼小的心灵中还不能充满金钱的铜臭，要有一些理想化的、高尚的东西。我们在孩提时代都有过理想，想当一个科学家，人民教师,或者走遍全国的地质勘探队员。这些理想实现的并不多，但这种理想精神成为以后人生道路上的精神支柱，鼓励我们奋进与努力。
尽管《富爸爸，穷爸爸》炒得十分火热。但我总认为是“儿童不宜”。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一些内容(如财务知识,投资等等)孩子难以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一些观念会给儿童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贯穿《富爸爸，穷爸爸》一书的中心观念是发财致富,金钱至上。这并不是孩子应该接受的观念。本书是“献给全世界的父母——孩子们最重要的老师”的,言下之意是由父母把发财的观念灌输给孩子，但这也不是父母应该教给孩子的东西。如果一个父母从小就教孩子发财（甚至把钞票贴在孕妇身上进行胎教），这样的孩子长大会怎么样呢？
市场经济中金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但金钱并不是一切，也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人追求的是自由与幸福，没有钱当然不幸福，但有钱并不一定幸福。有学者指出，就一般情况而言，金钱带给人的幸福不会超过全部幸福的20%。市场经济中成功的人士不是以金钱为追求目标的人，而是有理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正如中国首富刘永好先生说的，人一生需要的钱是有限的,只有事业才是无限的。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仍在勤奋工作,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在做一番事业。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接受的是发财第一,金钱至上的观念,恐怕很难成就一番事业,到头来仍然是没钱。如果他有理想,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努力去做,钱是努力的回报,不去追求也会得到。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多少年被压抑的金钱欲极度膨胀，物欲横流，引发了无数罪恶。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要树立爱钱的观念并不难，难的是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地对待金钱就是不像虚伪的古人那样,心里想钱，嘴里说什么“君子言义不言利”，但又不是金钱至上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市场经济中离了钱寸步难行,当然不该以赚钱为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钱决不是一切，在钱之外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孩子长大会知道钱的重要性，但如果从小接受的是金钱至上的观念，长大后很难正确对待金钱，难免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市场经济中缺的不是对钱的迷恋，而是不为金钱所动的良知。让孩子爱钱不难，让孩子有良知不易。
其实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家长也并不是从小就给孩子灌输金钱至上的观念。我们都知道,洛克菲勒让自己的五个儿子从小就干家务劳动来赚钱，并让这些孩子竞标做家务。他的这五个儿子以后个个事业有成。有些人把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解释为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并身体力行——干什么活给多少钱，以为今后孩子长大也能像洛克菲勒的儿子那样有出息，殊不知结果是没有金钱刺激，孩子就不干活，使孩子从小就钻进了钱眼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其实洛克菲勒并不是要孩子知道为钱而工作，有钱才干活，而是让孩子知道必须勤劳才能赚钱，要竞争才能成功的做人道理。这些孩子出生在富豪之家，洛克菲勒不想让金钱腐蚀这些孩子，要让他们懂得钱来之不易，有付出才有获得，有竞争才能成功。这是他用干家务赚钱这种方法教育孩子的原因。这些孩子的成功也不是从小树立了金钱至上的观念，而是树立了勤劳与竞争的观念。
《富爸爸,穷爸爸》一类书从这种金钱至上又引出了一系列引起误导的观念。作者把一个文化低的人作为富爸爸，而把一个有博士学位当教授的人作为穷爸爸。无文化发财，有文化受穷是歪曲，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会使孩子走入歧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市场经济中还是要勤劳加知识致富的。人力资本理论证明了人的收入与人受教育的时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知识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收入与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为42%左右,80年代这一差距已扩大到84%左右。在中国,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加6%～7%,根据深圳等地的调查,博士、硕士、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各种教育水平人员年收入的差别在1万元左右。有了知识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也能拿到更高收入。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文盲大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有文化是穷爸爸,文盲才是富爸爸的观念早已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我们并不否认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的教育制度都有缺陷,有些也许还相当严重。但我认为,以此为借口不让孩子上学,而去跟什么无文化的富爸爸学经商赚钱,绝对是葬送孩子前程的死路,每一个孩子总要从正规学校教育中获得知识与才能,这是他们人生成功的起点。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体制还培养出了一批人，何况现在的教育制度再有缺点也比那种教育制度进步多了，像比尔·盖茨那样不读哈佛而成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不是一般规律。盖茨也多次告诫青少年不要学他，还是要上学读书。《富爸爸，穷爸爸》对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当教授的穷爸爸竭力贬低、丑化，而对没什么文化的倒爷富爸爸吹捧之至。如果孩子都以富爸爸为榜样，谁来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如何发展，下一代岂不要文盲大款化了吗？
应该说，这本书宣传的新读书无用论（或称洋读书无用论）已在现实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一些不爱学习或学习不好的孩子总以富爸爸为榜样。一些大学生不读书、不学习，一心想赚钱，对《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爱之甚深。这岂不误了一代青年人吗？
这本书把投资作为致富的捷径也是一种误导。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致富,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增加社会财富,自己也得到相应的回报，是正常的。投资对社会当然是有大贡献的，得到高回报也是正常的,但投资的成功者永远只是极少数，这极少数成功人士的经验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如果大家都去投资致富,谁来从事工人、农民、科学家这些社会离不了的职业,社会财富如何增长呢？投资者的成功是以大多数人默默无闻的劳动和奉献为基础的，没有这些普通人的努力，投资是变不成财富的。需要有指导投资的书，也要鼓励人们敢于冒险去投资，从事股市投机(也是投资的一种形式）也是理性行为。但对于孩子来说,重要的远不止这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成功之路并不在于投资，而在于年轻时学习知识,然后从事任何一项社会所需要的工作——包括本书作者总以嘲讽的口吻说的大多数人和中产阶级的工作。
孩子还需要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这里应该有的不是市场经济的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氛。孩子要有理想。我非常欣赏当年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的孩子也不要问将来能赚多少钱,能发多少财,而要问我该为社会做点什么。孩子应该有这种理想。我们让孩子读的书中应该有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孩子还不应该太务实,像个小大人似的，而应该富于幻想，也许孩子的许多幻想离现实太远，或者根本无法实现，但富于幻想是孩子最可贵的地方。他们在成人之后的创造性思维正来自于这种童年时的幻想。这正是科幻类图书受孩子欢迎的原因。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幸福（并不一定要发大财）。孩子应该是在一种富有理想、幻想，充满天真的气氛中成长的。我不愿意看到《富爸爸,穷爸爸》之类充满铜臭和错误观念的书腐蚀孩子幼小的心灵。读《魔戒》，孩子以弗拉多为榜样战胜邪恶，读《富爸爸，穷爸爸》，孩子小小年纪就以富爸爸为榜样不思学习一心发财。你愿意你的孩子读什么书呢？
(罗伯特·T.清崎,荷伦·L.莱希特:《富爸爸,穷爸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9月第一版。)
从尊重农民开始——读《我向总理说实话》
当人们说一个人“笨”或“土”时，总爱说：“像农民一样。”其实再往前追一、二代，现在的城里人或精英们不也是农民吗？读了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深感，要走出农村的困境，必须从尊重农民开始。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是最苦的。“万恶的旧社会”就不必提了。新中国建立后,农民也就是在土改时过了几天好日子。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农民就不断受折腾。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和以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实施，是农民受苦的根源。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都是农民。谁要犯了错误或当了右派就发配农村——流放地当然是选最苦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过了几天好日子，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这些年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他们还没有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农民苦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是缺乏认识的。读了这本书,深受震撼的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加入WTO之后,受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农业和农民。如果再不解决“三农”问题，恐怕不仅小康云云成为纸上谈兵，而且社会能否安定都令人担忧。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小康关键是农民的小康。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三农”问题为什么严重？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却是一个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我向总理说实话》更多的是感性叙述，但这是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出发点。
农民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杜润生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这是非常有见解的。要做到这一点还要以真正尊重农民为前提。
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农村这块小天地里，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以损害农业为代价实施工业化。贫下中农与工人有同样的政治地位，但经济上却有天壤之别。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之类的话天天讲，但农业却停滞不前。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改革之后，农业有了迅速发展，农民生活大大改善，但二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干最重的活，赚最少的钱。在一些城市，农民动辄被“收容”。有些城市甚至公开规定某些工作不许农民做，要留给城里人。留在农村的人收入低,甚至70多岁的老人，无论收入多少都要交纳各种税费。书中描述的种种令人落泪的事实背后是体制上的不平等。
其实党中央对“三农”问题是极为关心的，每年都有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或减少农民负担的文件下发。但正如农民常说的“老和尚的经是好的，可惜让小和尚念歪了”。这本书在描述农民之苦时，也反映了某些农村干部的劣行。
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农民笨，不懂如何致富，所以就抱着富民的思想，今天让农民养鱼，明年让农民种果，甚至不惜用暴力强迫农民按他们的意愿办事。他们自以为动机正确，做起来理直气壮。结果脱离实际，养鱼，鱼卖不出；种果，果无人要。干部呢？有了政绩提拔上去了。这正如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所说的，世界上的坏事都是那些动机善良的好人做的。
还有一些干部，总认为农民是“泼妇刁民”,自以为比农民文明，是来管农民的。这种思想正是个别地方干部鱼肉乡民的根源之一。他们动辄对农民扣、押、关、打，逼得农民上访。不仅在这本书中，就是在现实中和新闻中，我们看到了多少这样的事件？当前农村干群矛盾激化是一些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责任主要在干部一方。过去我们常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现在看来“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凡农民富裕的地方，总有一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大凡“三农”问题突出的地方，总是腐败干部在掌权。
当然，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像李昌平这样一心想为农民做好事的乡党委书记或村干部,还是大有人在。但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做违心事。上面今天要这个达标，明天又要做另一个形象工程，今天要在这里开一个典型推广会，明天又要到那里视察。做这些事都要钱，只好加重农民负担。干这些活都要费时间，只好不干实事。跟着上面走可以升上去，如书中的Y书记；不想违背良心就要被淘汰，如李昌平。一批批的干部在做了种种表面文章，虚报了成绩之后上去了，给农民留下的是贫困和落后。
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有制度的原因，也有观念的原因。没有观念上的改变，即使制度变了，也无法实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尊重农民开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书中讲述的令我们落泪的悲剧才不会再发生,才没有农民再给李昌平和其他农村干部下跪的事发生。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传记不好写——读《吴敬琏》
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传记不好写，柳红的《吴敬琏》传写得不错”。这题目太长,就只用了前一句话。读这本书的一些想法，也从这句话谈起。
有资格立传的自然是伟大人物，或称“尊者”。中国文化的传统，对尊者是扬善抑恶，甚至神化。对他们的伟大之处，竭尽夸张之能事，甚至无中生有地编一点细节，以强化伟人之伟大。对他们的缺点或失误，统统不能写，即使是人人皆知的错误，也要为之辩解，甚至美化。你伪造了这些伟人的功绩，他们的子孙会默认;但你实事求是写出了这些人的错误，他们的子孙则与你没完，甚至把你告上法庭。司马迁写的传记中就有这种传统，什么刘邦乃其母与龙交配所生，岂非胡言？但平心而论，司马迁的传记值得一读。发展到今天，传记就越写越神了。伟人小时候，也会和非伟人一样偷过瓜，逃过学，或欺负过女孩子。放在非伟人身上，这些事不值得一提，或者是以后变坏的证据。放在伟人身上，就会具有以后成功的影子。同样偷瓜，意义完全不同。我从来不敢在饭后谈这类传记，怕恶心呕吐。
所以，当有人向我说起，陕西师大出版社想出一套“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时，我只说了一个字“难”。写死伟人的传记都不易，何况活伟人呢？
柳红女士写这套书中的《吴敬琏》传，书出来后，她送给我一本“雅正”。对吴敬琏先生,我一向极为尊敬，吴先生的学问与人品亦为我敬仰。所以，尽管我对当代中国人写的中国伟人传记一向都敬而远之，但这次还是认真读了，读过后的感觉是，这本书写得还不错。
吴先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正如吴先生在《回顾与前瞻》中所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柳红女士正是从这个角度介绍了吴先生的经济思想发展与学术成就。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吴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重要意义。
吴先生被称为“吴市场”,这个称号反映了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吴先生的思想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他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理解吴先生学术思想的钥匙。
吴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进入经济学界的,曾工作于人才济济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这里,他有过热情、奋斗,有过困惑,甚至被定为“中右”,也受过极左思想的影响,批过孙冶方,但他的学术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起点对他以后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明白计划经济下的经济运行。他相信过这些,但从旧阵营出来,反戈一击才更有深度。我想这是他市场经济改革思想的来源之一。二是孙冶方、顾准这些学者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吴先生这种经历的人并不少,但有吴先生这种成就和追求的人并不多。吴先生能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做出重要贡献,始终坚持市场化大旗,除了他的品格和能力外,还得益于他开放的眼界。他在耶鲁大学潜心钻研当代经济学,他与苏东经济学家的交往,都使他的思想更为成熟,更能不断创新。柳红女士忠实记载了吴先生思想发展的历程，真实而感人。吴先生从没有掩盖自己批孙冶方的历史，并公开为此忏悔自己。柳红女士写的传记如实记下了这一点，使我们更了解吴先生坦荡的胸怀。这正是一个正直学者的品格，也是他成功的道德基础。
对于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每个人都了解一点。谁都知道他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企业家们更多地了解他对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改革的观点，公众知道他对股市与基金黑幕的抨击。但很少有人全面了解吴先生的贡献。柳红女士写的传记对吴先生市场化改革的整个思想与贡献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既有在“计划与市场”中旗帜鲜明地为市场化改革辩护，设计改革方案，探索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以及对股市与基金黑幕的抨击,又有对科技发展的思考和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警示。吴先生也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但我们从媒体不能全面深入了解吴先生的思想。网络泡沫、基金黑幕、股市风险都曾是媒体的热点。读了这本书你才会了解这些争议背后的背景，以及吴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与他整个思想的联系，才会知道他的那颗心为什么火热。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涉及的许多事，我们并不陌生，但读了这本书，才会有更多的思考。
柳红女士写的这本书以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这就避免了传统传记写作的一些弊病，使我们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吴先生的思想与贡献，并从中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当然，作为一本传记，如果再加上吴先生的经历时间表与主要著作目录就更好了。
（柳红：《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浪漫主义的臆想——
读《西部开发十年可成》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把经济学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希腊书
信式的，即“非常正规化、理论化和数学化”的著作，这种作品即使有深刻的思想也只能供专业人士交流，难以让大众接受；第二类动态报道式的。充斥着“经济新闻和统计数字”，这类文章以不变应万变，让人生厌；第三类飞机场式的,即经济学快餐读物，可读性强，但大多言之无物。或者是用危言耸听的手法预言危机,或者煽情地许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温世仁先生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就是这第三类作品。
温世仁先生作为台湾成功的企业家关注西部开发，他领导的企业（英业达集团天津分公司）与甘肃古浪县黄羊川镇合作，也为西部做了实事。他到西部各地考察演讲，为西部开发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其热情令人敬佩。他的这本“飞机场式”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也不乏思想闪光及给人启迪之处。但这本书也与所有“飞机场式”作品一样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仔细读来这个美好的未来却是一个乌托邦。
温先生认为，西部在十年内可以达到东部发达地区生活、知识与收入的水平。这就是西部开发十年成功的标准。全书都是围绕为什么和如何能实现这一目标展开的。
温先生认定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依据是深圳这些地区的成功事例和西部的有利条件。西部的有利条件如何转化为成功是一个大问题,但与深圳的类比并不科学。
深圳的确在十年之间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也在十年中发展起来了，但这种成功的事例并不一定会在西部重现。这就在于东西部的差异之大远远超出了温先生的想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安这一带在汉唐时繁荣过以外，西部一直是落后的。自从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部转移之后，东西部的差异更大了。鸦片战争之后，东部又领开放之先，在与世界经济的交融中迅速成长。东部有良好的工农业基础、人力与物质资源，又有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一旦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迅速繁荣起来是正常的。但一直落后的西部，经济起点就远远落后于东部，而且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弥补的。东西部的起点大大不同，决定了东部十年能做到的事，西部未见其也能做到。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东部的迅速发展得到了政府有力的扶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曾提出过发展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同步地得到发展。因此，必须先找一些条件好的地方重点扶植，让它们先富起来,然后用这些已成功的发展极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把东部深圳这样一些地方作为发展极，给予优惠政策重点扶植，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说东部发展十年已成是有特殊性的。这种成功的经验并不全适用于西部。因为后发展的地区不能像先发展的地区那样普遍得到种种优惠，而且,有些优惠(如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加入WTO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西部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条件远远落后于东部,发展环境又不如东部,尤其是观念落后,十年可成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西部开发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要比东部难得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扎扎实实地进行西部开发。许诺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固然可以煽动起人们的热情,但发展经济靠的不是一股热情,而是实干精神。否则诺言没有实现,希望变为失望,对西部开发有百弊而无一利。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是温世仁先生的老师,温先生的这本书也颇有乃师之风。这就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像,而缺乏务实精神。托夫勒是信息时代的鼓吹者,温先生也把西部的迅速开发寄托在网络身上。网络时代能否像农业与工业一样成为一个主导经济进步的时期,仍无定论。严肃的经济学家很少谈“网络时代”这样的话,他们对网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仍持谨慎态度。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谈到电脑对经济的作用时指出“电脑的贡献还不能是转变性力量;它们还不能使美国回到作为一个世纪中几十年间持续的强劲增长”。近年来网络的衰退证明了这一点。网络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尚且如此,对落后地区更不用说了。温先生把西部开发寄托于教育发展是对的,但把教育寄托于网络却有点简单化了。且不说在西部普及网络不像温先生的公司资助黄洋川一样容易,就是普及了也无法替代正规教育,即使在网络发达的美国,网络教育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从温先生的经历来看,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也难免有一些外行话。例如,他认为如果西部开发50年才成,就没有人去投资了,因为要等50年才有收益的投资,没人去做。这就混淆了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和整个地区的发展。其实正因为西部落后,有利的投资机会会更多,投资一个项目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获益,不用等到西部开发成功。但这个项目的成功,并不等于西部开发达到了温先生的成功标准。在经济学中,投资项目成功的评价和整个地区的开发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温先生得出的西部开发50年才能成功就没人去投资的结论也不对。其实即使西部开发十年成功,要投资者等十年才有收益,也没人去投资。
温先生的这本书恐怕连经济学快餐都谈不上,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又没有什么实际资料,只有一些零星的事例和随想式观感,再加上大胆的幻想。这是一本未来学著作。一些严肃学者把未来学说成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这也许太挖苦了一点。但这类著作中那种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学风的确值得我们警惕。
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干精神,普及式经济学作品更需要严肃认真的学风。这正是我评论《西部开发十年可成》这本书的动机和想说明的问题。
(温世仁:《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一版。)
探索哈耶克思想的演变
——读《哈耶克论文集》
哈耶克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他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和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法律、立法与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序言中曾指出，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我曾力图以一种适合于当代问题和当代思想的形式向当代的读者重述传统上的各种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或原理”，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对“以后发现的一些缺点作些许弥补”。与前一本书相比，后一本书“阐释较久系统，撰写更为困难，观点也更具个人性和更具原创性”。
但这两本书的时间跨度为25年，作为一个思想家，在这一时期中哈耶克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知识立场转换和理论观点修正与完善的过程。如果说《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这一期间思想演变的两极，这25年间发表的论著，就是这两极之间关系链。哈耶克在这一期间所写的论著主要收集在1967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1978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这两本论文集对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是极为重要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还没有中文本，英文本读起来也颇为不易，要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邓正来先生是国内研究哈耶克思想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文本的译者。他把能反映哈耶克思想发展的重要论文选编为《哈耶克论文集》，并翻译出版。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哈耶克论著颇多，要从中选出代表他思想演变的论著颇为不易。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所选的论文极为妥当。邓正来先生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选出了23篇论文。这构成了《哈耶克论文集》的主体。
邓正来先生之所以把这两本论文集作为重点是因为：第一，哈耶克在这两部论文集中对此前简单论述过的,但又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观点做了更详尽系统的解释。比如,社会秩序分类学、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框架、有限民主与无限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等,在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中都极为重要,这些观点在这两本论文集中得到更详尽的解释。第二,对某些已经阐明的观点做了相当重要的修正。比如,对“欧洲大陆法治观”的否定与放弃,并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普通法的法治观”等。第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对最高权力进行分权的制度安排的解释,确立了规则研究范式,详尽阐发了规则检测“一致性”和“相容性”的否定性正义标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