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这两本论文集中选出的23篇论文之外,邓正来先生又收入了两篇极为重要的论文。一是《自由秩序原理》的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二是《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跋,“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在前一个跋中,哈耶克明确地说明了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这就澄清了一些学者把哈耶克的思想混合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误解。后一个跋之所以重要在于，哈耶克把《法律、立法与自由》作为自己最后一部系统性著作，希望在这个跋中“以期用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阐明那个在我的整个事业中始终指导着我的道德进化观和政治进化观”。我们从这篇跋中可以理解制度进化观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意义。邓正来先生选入这两篇文章是极有眼光的。
《哈耶克论文集》包括四部分：“第一编，政治学和法学”，“第二编，哲学和社会科学”，“第三编，经济学和历史学”以及“附录”。看过目录你就会发现，在这本论文集中，经济学论文只有两篇，即1962年发表的“经济学、科学与政治学”，以及1968年发表的“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哈耶克被认为是经济学家，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邓正来先生在有23篇论文的选集中只选两篇经济学论文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哈耶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思想家。他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远远超过了经济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涉及经济学之外的政治学、社会学、法理学、历史学和心理学,而且这些经济学之外的学科更为重要。因此,以选其他学科的论文为主,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哈耶克研究的这种跨学科特点。第二，哈耶克早期的研究以经济学为中心，在本书所选论文的期间，哈耶克研究的重点是自由主义理论、法律理论和整体社会哲学建构。论文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领域。以这些领域的论文为主是合适的。
邓正来先生从许多论文中选出23篇编为这本书显示了他对哈耶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表明只有先成为专家，才能成为优秀的选编者。应该说，哈耶克的论文涉及内容广泛，文字也颇为艰深,翻译难度相当大。邓正来先生英语专业出身，又多年研究哈耶克，是哈耶克著作最佳的译者人选。他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都受到好评。这本书的译文亦有“信、雅、达”之美。
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正来先生写了一篇近80页（包括注释）的编译者序，题为“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这篇序对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作出了极为深入，又有见解的分析，是我们阅读《哈耶克论文集》的向导。读此书前一定要认真读这篇编译者序。
哈耶克的书不容易读，但认真读下去你会觉得其味无穷，不信，你从读这本《哈耶克论文集》开始试试。
（冯·哈耶克著，邓正来选编、译：《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重视另一种声音——读《穷人经济学》
中国这只大船正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奋勇前进。主流派经济学家为之出谋划策，让它走得更快，但也需要有人提醒高速前进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读了卢周来先生的《穷人经济学》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苦口良药，什么是忠言逆耳。
走向市场经济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转型一样，既是社会进步，又是社会的激烈振荡与分化过程。社会进步是以一部分人利益暂时受损失为代价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说,历史的进步是以恶为代价的。但社会要在较为稳定的条件下转型，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受益。所以，关心关心弱势群体这个主题在转型时期特别重要。卢周来先生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其他经济学家为这只大船如何更快地运行（GDP增长率提高）出谋划策，而卢周来先生不断提醒决策者：有些人受船的颠簸（改革的冲击）而受苦。我想这两种经济学家都需要。当出主意的经济学家成为主流时，这后一种声音更可贵。
卢周来先生出生于农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极为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对农民有深切的感情。在他从事学术研究之后，这种感情又升华为一种人文关怀。读他的书我深深感到,这不是一种富人对穷人怜悯式的同情，而是对自己同胞一种真诚的关切。这本书第一篇是“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这篇文章我看过不止一次。这篇文章既通过姑姑的信反映了农产品不值钱，乡村干部瞎指挥等问题，而且通过他的点评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当有深度的分析。他把农民作为他姑姑（我想这位姑姑应该是一个代表，一个农民符号），谈起这些问题就异常感人了。把自己置身于弱势群体之中，想他们之所想，愁他们之所愁。这是卢周来先生揭示和分析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也正是他的许多文章感人之处。感人的重要之处在于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当然，如果仅仅是“煽情”地指出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那么，认识就仍处于一种感性阶段。或者仅仅是一种“感情宣泄”，这种文章作为另一种声音的意义就相当有限了。卢周来先生读书广博，熟知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因此，对许多我们经常听到或司空见惯的问题与现象，做出了有相当深度的分析。例如，“贫困的理由：三种经济学的解释”,就对贫困的原因用有限的文字做了有意义的分析。说到根本还在于体制上。对于经济学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无论是教育产业化，还是产权；无论是富者更有诚信，还是穷者更有诚信，等等，他都讲了自己的分析与见解，但应该承认，他有自己的分析与依据，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当前与卢周来先生持相同观点或者发表类似文章的人不少。但我读他们的文章总感到有一种缺憾。那就是批评并分析当前存在的确问题多，而提出建设性的，有可操作意义的建议少。其实对这些问题，从上至下都承认。但关键是如何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仅仅同情改革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鼓与呼”固然有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是如何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在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弱势群体方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如湖北实验改革乡一级机构，压缩人员，就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如果卢周来先生能把眼光转向更为积极的这一面，我想他的文章就会更有意义。这也是所有抱有人文关怀的人，应该重视的最大问题。
卢周来先生的文笔相当好，文章流畅而朴实，娓娓道来，亲切可读。他的许多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仍爱读他的文章。卢周来是市场经济改革坚实的支持者，只不过他谈论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种声音是重要的。岂一个“吃”字了得——读《快餐国家》
一个精通饮食文化的朋友曾对我说，当一个社会的上层变着法吃，下层食不果腹时，这个社会就快完了，从商朝到清朝莫不如此。这话的意思是说，传统社会中人活着是为了吃。现代社会呢？在美国，从富人到穷人都吃快餐，蓝领们工作一天之后享受麦当劳，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会面时，也是各叫了一份麦当劳。这时，人吃是为了活着，为了创造。
美国被称为快餐国家，快餐的产生与普及体现着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隐蔽在快餐后的种种罪恶也反映出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这正是美国记者艾里克·施洛瑟《快餐国家：发迹史、黑幕和暴富之路》一书的意义所在。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化的中心是迅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人们吃的方式。传统社会中，吃是个人消费行为，读了陆文夫先生的小说《美食家》（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才知道吃成为有钱有闲人士的一种享受。但看看那些忆苦思甜的文章也可以知道穷人如何为果腹而绞尽脑汁。这时，做饭就成为一种艺术，许多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书让你惊讶，人在吃食上居然有那么高深复杂的技艺。但从现代的观点看，那种吃法是没有效率的，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做吃食和品尝吃食上，哪有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经济增长的过程根本改变了人们吃的方式。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使所有人都不能那样悠闲地吃了。吃变为简单地给机器加燃料，要求既能保证充分的营养，又快捷、简便，这就是吃的效率。适应这种要求，做吃食也由手工劳作变为机械化作业，由艺术创作变为大批量、标准化工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大大降低了成本，这就是做的效率。传统的食物是无法满足这两种效率要求的，而快餐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这种意义上说，快餐既是现代化的要求，又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快餐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历史，快餐集中体现了现代化的特征：效率。快餐以其效率迅速占领了市场，到2000年美国人花在快餐上的钱已超过1100亿元，麦当劳公司有一个时期雇用了美国八分之一的工人。
现代化过程还为每个人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快餐的发展过程也是快餐大王们发迹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是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德·森德尔。他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有什么学历，直至65岁还是个上门推销员，但最后靠推销他的炸鸡配方而成为快餐大王之一。麦当劳、卡尔·焦、多米诺等快餐连锁店的创始人大抵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百折不挠、不断创新，终于成功。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千百万成功者的写照与经历。传统社会以等级制度为中心，压抑了几乎所有人的创造才能，是市场竞争的平等精神为这些人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也是现代社会中创造出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原因。他们的成功也是社会的成功，因为他们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这一片兴旺发达的快餐事业正是这些快餐大王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是少数人先富，而后带动其他人富。这是美国之路，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之路。
当然，快餐业的发展与整个现代化进程一样不仅是阳光和鲜花，还有罪恶与暴力。提高生产率的过程靠的不仅是技术进步，还有剥削。作者记述了一个16岁的姑娘爱丽莎如何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拖着酸胀的双脚回家的一天，读起来令人心酸。这是几乎所有快餐工人的经历，在快餐业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是20岁以下文化不高的蓝领工人。快餐店把压低这些人的工资作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一部分。从1968年到1990年是快餐业扩张最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美国快餐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下降了40%，快餐店工人经常超时工作而得不到应有的收入，他们没有工会，得不到保护，工作中受伤，甚至遭受性侵犯。我们在马克思《资本论》中读到的工人惨状，20世纪又在快餐业中出现了。这些是快餐业发展的代价，也是现代化的代价。但我们不应该冷漠地看待这些现象，如果放任这些丑恶现象存在，现代化就不是福而是祸。作者以满腔义愤揭示这些现象，意在激起社会对这些下层快餐工人的关注，我们也应以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正视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需要有人为现代化唱赞歌，更需要有人揭出其阴暗面。
快餐业摧毁了母亲或妻子准备吃食，全家人乐融融地共度晚餐时光的日子，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享受，这就是快餐文化，这就是现代化。无论你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以这样的心态去看《快餐国家》，去吃麦当劳，也许会有更多的思考。
“吃”字大有学问。
（［美〕艾里克·施洛瑟著，何韵、戴燕译：《快餐国家：发迹史、黑幕和暴富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不拘一格降人才——读《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1992年，郭士纳（Lou Gerstner, Jr.）接手IBM的CEO时，这个巨大的公司已成为一头步履蹒跚的大象，面临灭绝。但在不到十年内，它却又焕发了青春，重振雄风，在商界跳了一场绝佳的舞蹈。其秘诀就是IBM找到了郭士纳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演。
郭士纳导演大象跳舞具有独特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坚信大有大的好处，维护了IBM的完整性。并不一定是小耗子才能跳好舞，指导得当大象也能跳舞，而且跳得更好。第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加强了整个公司的集中性，反对下面分公司自行其事。同时，打破原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倾向，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尤其是股票期权制。第三,改变了公司内部那种保守、呆板的文化传统。第四,最重要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断然放弃了原来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计算机主机业务,转而以服务为主业,成为世界上惟一一家不生产电脑的电脑公司。世人以成败论英雄，IBM的这些做法使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九年内上升了九倍。这些做法当然就是成功的经验。
IBM的成功与郭士纳个人的远见、胆识和开拓务实作风是不可分的。可以毫不扩大地说，没有郭士纳，就没有今天成功的IBM。这又一次说明，企业成功的关键是有一个好的企业家，正如一场精彩的舞蹈演出关键是有一个优秀的导演一样。
企业家对企业成功的关键作用也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是如何找到这样的人。其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太少。好的职业经理人并不缺，缺的是能发现他们的人。这就在于，那些自封为伯乐者，满脑子是一些条条框框。IBM找到了郭士纳，就在于打破了许多传统思维方式。
一种传统思维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把专业知识作为选CEO的标准之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专家当CEO不见其能经营好企业，专业知识毕竟不等于管理。领导宝丽莱公司的是超一流的光学专家，其领导集团就是一个专家组，结果呢？宝丽莱破产了。郭士纳绝非电脑专家。在IBM选CEO的15条标准中，郭士纳惟一不符合的就是非电脑专家（甚至对电脑知之甚少）。但他成功了。
专业技术与管理是两回事。管理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不是专业，而是管理才能。专家治国未见其有效，专家治企业也一样。而且，专业懂得多了，头脑反应会僵化，被一些细节所困扰。管理是一门艺术，需要创新。旁观者清，一个门外汉往往能看出企业的问题。当IBM专家们迷恋于其技术时，郭士纳看到了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战略上的问题。专家是舍不得放弃电脑技术开发的，只有郭士纳这样的门外汉，才舍得丢掉专家钟情的主机技术，开辟一个有无限前途的新领域。
在闻名全球的《基业长青》一书中，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理念是不要迷信空降兵，要从自己公司内培养和提拔CEO。这也许是一条用人之道，但绝不是惟一之道，更不是绝对真理。郭士纳是空降兵，他成功了。
空降兵的重要性在于他能打破公司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自从IBM公司创建以来，沃森父子执掌大权，已形成公司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起过积极作用，可惜已不适应新形势了。要让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人去打破这种传统，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时从天上降下一个没有这种传统的郭士纳。他不适应原来那种保守封闭的传统，包括一律穿白衬衣这样的小事。他感到了传统的问题,又大权在握，这就可以改变传统了。他在管理经营上的许多重大措施都是反沃森的IBM传统的。改变陈旧的传统，庞大的IBM才有活力，这只大象才能翩翩起舞。反传统就是创新。谁都知道创新之重要，但传统却是扼杀创新精神的。你能想像，一个从IBM内部提升为CEO的人能像郭士纳一样大刀阔斧地改革吗？许多大公司最终都难免走上衰败之路，正在于传统的力量太大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引进空降兵不失为一步好棋。
郭士纳写的这本自传体《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文字平淡，谈不上生动与趣味。但硬着头皮看下去，仍然其味无穷。他纪实地写了一个过程，写了许多事。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在万里晴空的飞机上我第二次读完这本书后，总在想如何才能得到郭士纳这样的人。看着飞机上那一个个成功人士的模样，我突然悟到，郭士纳就在这些人之中，关键是要不拘一格。如果只记住了人力资源上讲的那些教条，郭士纳就不能成为今天的郭士纳了。
不拘一格选人才，任何企业都可以翩翩起舞。
（郭士纳：《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信出版社，2003年1月。）
精品经济学教科书
——彩印本迈克尔·帕金《经济学》
打开这本书的第一章“什么是经济学”，开头的话是这样写的：“从你每天早上醒来的一刻到你每天晚上再睡下的一刻，你的生活充满了选择。……”再看下去，精美的彩色插图，洁白的纸张上每节之间红色分界线，蓝色小标题，桔黄的复习测验，配上清晰的黑色文字，没有中文本常见的透墨。在这种赏心悦目的阅读中，你会了解经济学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书中的例子都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但经济学讲出其中平凡而深刻的道理却让人心悦诚服。无论有没有下雪，是否围着火炉，也无论有没有红袖添香，读这本书一定是一种享受。
这就是最近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精装、全彩印，畅销全球的最著名经济学教科书——迈克尔·帕金的《经济学》。
过去读英文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首先为它们精美的彩印和装帧所折服。这不仅是形式，彩印的书有说明内容的图片，各种不同的标题、内容、提示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尤其是经济学中经常用图形分析问题，用颜色来表示图形上的变动，一目了然。即使是同样的内容，一本都用黑色印刷，纸张装帧差劲的书与一本彩色印刷，纸张装帧考究的书是无法比拟的。想想在嘎纳电影节上穿盛装的巩利和在演秋菊时一身农妇打扮的巩利，你就可以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了。以前国内出版社注重低成本、低定价，不大注意印刷装帧，我总是想，哪一天中国也可以有和国外同样精美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拿着这本中文版的《经济学》和英文原版《经济学》对照，除了英文换成中文之外，完全一样，色彩同样鲜艳，图片同样清晰，纸张同样雪白，装帧同样精美，完全达到了国际上一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水平。出这种精美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是第一次，甚至我看过的港台版同类书，印刷也没有这么精美。也许它的出版能成为中国出版史的一个小小标志，象征着书籍精品时代的来临。
当然，我们说这本书是精品并不是仅仅就其形式而言的，它的内容同样属于精品——而且，还要精于它的形式。
这本书的作者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并不是大师级经济学家，与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这些同类经济学教科书作者相比，在经济学界水平和名气都差得多。超一流的经济学家可以靠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名气提高自己所著教科书的知名度，这是一种品牌延伸效应。帕金没有这种效应，但他写的这本《经济学》被许多名牌大学作为教材。笔者在康奈尔大学听经济学课时，教授们都盛赞这本书。宾州大学诺顿商学院亦把这本书列为经济学第一本必读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有多少学子在读这本书，又有多少有为青年在这本书指引下进入经济学这座圣殿。这本书被称为最好的几种经济学教材之一，靠的不是作者的名气，而是它本身的内容。一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并不一定出自大师级经济学家之手，写专著、写论文毕竟不同于写教科书。正如做得好满汉全席的厨师并不一定能做好家常菜一样。帕金算不上有问鼎诺奖希望的经济学家，甚至也不是在某一领域的前沿人物，但他绝对是写教科书的超级高手，是一名好教师。他写出了连许多大师都称赞的教科书。他没有做出满汉全席，但他的这盘家常菜从大师到学子都爱吃。
这本《经济学》好在什么地方呢？
一本优秀的教科书应该全面系统地反映本学科的基本概况。从内容来看，应该有一个严密而且逻辑性强的体系结构，应该能概括出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还应该与时共进，反映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帕金的《经济学》具备了这些特点。这本书涵盖了基础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且在同类教科书中是最详尽的。与另一本同样畅销的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为全面和深入。曼昆的书100万字，这本书170万字。如果说曼昆的书更适于非财经专业和一般读者，那么这本书则更适于财经专业和想对经济学有更多了解的读者。如果读者认真把这本书读好，经济学的基础就非常扎实了。本书的逻辑结构严谨而系统，一步一步深入下去，从市场到个人决策，再到整体经济，最后以开放经济结束。经济学最新的进展，无论是动态比较优势、博弈论、现代企业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理性预期、新增长理论，以及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都有介绍。
帕金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了解学生,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他写的书非常适合教学与自学用。我们来看各章的安排：第一，各章的开头用我们日常熟悉的事情引起你的兴趣，然后是学习目的和学过后将能了解的问题，这就引起你学习的兴趣，也知道本章的重点是什么；第二，在正文中每一小节之后有复习测验题，让你把这一段的内容自我消化一下，看一段停下来做点思考，做到了学而思；第三，每一章结束后有内容提要和关键术语提示，让你掌握这一章的内容；第四，最后有供你深入思考的习题；第五，每一章后面有一段报刊摘录，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其中的含义，使你学会运用经济学分析现实问题；第六，对每一编内容的小结；第七，与一些当代经济学大师的对话。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做到理解与应用，认真读完这本书之后，当代经济学就在你心中了。
当然，一本好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仅内容要好，还要用生动、活泼的写法表达出来，让人读着有兴趣，读得懂。这本书不是干巴巴地讲理论、画图形，而是结合一些生动的事件和案例介绍那些抽象的理论。比如，在论述价格上限时，用的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房租管制的结果，你读起来一定兴趣盎然。书的每一个概念、原理都有相应的事件。读起来现实感强、不空洞，理解起来当然容易了。作者的文字表述也甚好，语言简洁、通俗，如行云流水。图形使用彩印，各种变动容易掌握。虽然全书有近170万字，但你读起来不会觉得累。这正是高手写的教科书。
还应该指出，出版社编辑、设计各方面人员都以认真的态度编辑此书，全书错误率在2万～4万分之一，印刷也是国内最好的印刷厂，这些都为本书添色不少。
如果把书比作美女，她应该有内在的气质（内容）；外在的体态（印刷、装帧）和精心的打扮（编辑加工）。这本书做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它为精品。
书的定价399元，的确不菲，但也真正是物有所值。看到这本书你会心动，咬咬牙，跺跺脚，下定决心买一本回去，肯定不会后悔。读起来舒服，放在书架上有品位，送给朋友也有档次——比什么脑白金不知要高多少倍。
精品一定是人见人爱。
（迈克尔·帕金著，梁小民译：《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立足于现实的观察——王跃生《经济学:愉快的通行证》序
我与王跃生亦师亦友。我是1978级研究生，他是1979级本科生。我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他还没毕业，所以，他一直尊称我为老师。当时我的家还没有搬到北京，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饭时我们经常坐在一个桌子上海阔天空地聊，这样就既师又友了。他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我们是同事。尽管以后我调离北大，但都在经济学圈子里活动，也常在一起交流，真正成为友了。
也正因为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相互之间就非常熟悉。这些年中，眼看着他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知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导，自然十分高兴。王跃生爱写经济学散文、随笔，而且赢得了一大批读者的喜爱。这本文集就是他近年来发表于种种报刊上的经济学散文随笔的汇编。他叫我写一篇序，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也借这一机会把他的文章又看了一遍，自然有一些想法，借此写序之际，谈出来与大家交流。
王跃生当学生时极爱读书，知识面广，记得他当年在饭桌上常有妙语新见。北大经济系着重理论功底，他当研究生时师从张康琴教授。张教授研究苏联经济，治学严谨。这些使王跃生奠定了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到这一点。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又去前苏联、欧洲一些国家学习和研究，见识广泛。他对苏东问题写的一些文章在学界中颇有影响。以后又研究转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两种学问本来是相通的，转型关键是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制度变革。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转型问题，就有了深度。他研究苏东问题、转型经济和制度经济学都有专著问世，出书后他都赠给我，名义是要我指正，实际上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受到许多启发，深感后生可畏。
读他的文章开始并不觉得理论有多么高深，只觉得有趣。但这种有趣吸引我去读、去想，从中也就悟出了一些道理。他很生动有趣地用一些司空见惯的事件讲经济学道理，让人能读下去，读了还有所得。我想这关键在于他的观察与分析是立足于现实的。例如，收入本书中的“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谈的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事——家委会的老大娘们维护秩序（“文化大革命”中有个把小脚侦缉队员也做了坏事——如把返城的知青赶回乡下接受再教育）。但他从中引出了市场经济中制度与国家作用这个大道理。从这件事谈这个道理，不仅立意深了，读来有趣了，而且有了新意。这篇文章引起关注和争议，我也看过批评这篇文章的文章。引起争议说明他论述的问题的确有意义。一篇文章发表了，无论有人支持,还是有人反对都是好事。如果像保密文件一样没人看，或者看了没有反应才是悲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让你在“沉默中死亡”。王跃生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是在争议中新生，这就是学界对他的最好评价。
如今经济学是“显学”。当年王跃生的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升官了，有的发财了，像他这样在学术阵地的“留守男士”并不多。其实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勤于工作的品行，也完全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选择了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之路。我们从他文集中的另一类文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浮躁年代的那份平常心。他写其他经济学家的出世观其实也是他的想法。不与世争名争利，不去花花世界中潇洒一回，而是甘于淡泊的学者生涯，埋头读书、思考、教书、写书。“出世”并不是当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更可以冷静、客观地思考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这样也才有了这些会给人以启发的佳作。文如其人，古人不欺予也。
经济学是什么？说的高深点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但王跃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盘家常菜”。经济学是要解释世界的，是要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的。这样，经济学就应该像“西红柿炒鸡蛋”、“宫爆鸡丁”、“麻婆豆腐”这类常吃的菜那样让你觉得可亲。但做好这些家常菜并不容易。是大厨师才能做出好家常菜，这叫平凡出伟大。读汪朗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写的有关吃的随笔，方知家常菜大有学问。王跃生就是这样一个做经济学常菜的大厨师。他的菜端上来了,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本来应该是一篇短序，没想到写了这么长。再写就喧宾夺主了，就此打住吧。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果盘、甜品和正餐”,我想,且把我的这个序作为正餐之前的布丁吧。
写作基础
是在中学时奠定的——读书经历之一
我上中学时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学数学，还在太原市中学数学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也爱写诗，在老师指点下背过古诗词，背过自己喜爱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贺敬之的诗。不过所写的诗无非是革命的豪言壮语而已，诸如想当一个地质勘探队员,“迎着朝阳，迎着风沙，为祖国找宝”之类。上高中后，自己看着都不好意思，就把所写的一本诗都烧了，诗人生涯就此结束。但对语文和写作不太在意,好在尽管没下什么功夫，成绩仍在“良”以上，也没有“危机感”。
作文的“危机感”来自上高中以后。高一时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晋煤外运”（当时我上的是铁路中学，劳动课就是参加晋煤外运的装车工作），自认为写得还不错，没想到作文发下来，我是班内惟一的一个不及格者。以往的作文从未在“良”之下，这次不及格无疑是当头一棒。于是，我去请教老师，如何才能把作文写好。
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姓计，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据说是1957年反右时犯点错误（还不是右派）才到我们中学来教书的。那时老师对学生是有求必应。他先把我那篇不及格的作文点评了半小时，总体上有两大毛病。一是条理性差，中心不突出，二是语句罗嗦，也不通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作文上受到如此严格的批评。老师的话说的并不严厉，但却让我感到，对语文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计老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数理化好，但如果语文不行，连自己的思想都表达不清楚，什么都没用。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写好文章是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写文章的基础在中学要奠定，以后就晚了。”他还告诉我，写好文章有两条：一是要注意观察生活，尤其是生活中各种细节。要有写日记的习惯，把自己遇见的事及对这些事的想法记下来；二是要读一点好文章。走马观花地看小说，读闲书，都对写作有帮助，但重要的还是认真读点好文章，看人家的文章结构，内在逻辑，用词造句。好文章要多看几遍，甚至背下来。他建议我，古文可以选读《古文观止》上的文章，现代的文章可以看《人民文学》和《文汇报》。那时，学生是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的。我从此开始认真地读自己认为好的文章，有些文章抄录下来，有些还能背下来。也许是在阅读和写作上下了点功夫吧，作文水平也有些提高了。计老师不时给我点鼓励，我学语文的兴趣更大了。
高一下学期，我们语文老师换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郭曼君老师。郭老师是女的，颇有点浪漫的气质，喜欢文章充满感情，用词华丽，她喜欢冰心、朱自清、魏巍、杨朔、刘白羽这些当代散文大师的文章，特别是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山茶花》。她说这些文章情文并茂，要背下来。学生总是跟着分数这个指挥棒转的。她给自己认为情文并茂的作文打高分，我们也就向这个方向努力。我那时是语文课代表，与她接触更多，受影响也大。我背这些人的文章，还在看书时记下自己认为好的用词或描写，写作文时就尽量往上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写作的一段弯路。郭老师讲的并不错，写文章应该情文并茂，但这个标准对我们这样没什么文学天才的中学生来说，似乎高了一点，脱离实际了一些。刘白羽、杨朔的文章也太矫情，太雕琢了一点，中学生学这种文风会画虎成猫。中学作文是命题作文，并不总是写自己想写的事,说自己的心里话。要情文并茂就难免矫情而堆砌词藻了。但我仍然很感谢郭老师，在她指导下我读了不少的好文章，而且懂得了用情写文章才感人的道理。当时用不好这个原则，但以后逐渐体会到文章中情的重要性。情是文章之魂啊！
高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谢力之老师。谢老师学历不高，是本省一所师专（大专）毕业的。比起那些出自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不算突出。但谢老师教学时间长，经验丰富，且刻苦钻研，教学水平远远高于那些从教时间不长的名牌学子。他当时是我们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常有文章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当年发表文章十分难，能让文章变为铅字就令我们这些学生佩服得不得了），在老师和学生中威望极高。能让他教语文，我们十分高兴。谢老师知识丰富，讲课生动，尤其是那带点晋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极有魅力。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谢老师对作文的要求与郭老师完全不同。要取得好成绩，还要跟谢老师的指挥棒走。
谢老师不赞成中学生学那种情文并茂的写法，强调情，可能是矫情，强调文，会用一些连自己也不懂的词汇。他认为，中学生关键是要打好写作的基础，这就是首先要把话讲清楚，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写事，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论说文，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文章要中心突出，层次清楚，有逻辑性。用词要朴实，词要达意，不必过分修饰，尤其是不能用自己也不明白其意的词。只有把这些做到了，才能谈得上进一步提高。中学生写作文是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是要发表，因此，还要练习写作的基本功,不要把大师的文章作为榜样。这些文章应该多读，但别想现在就写出这种文章,给自己立的标准太高，结果反而打不好基础。
谢老师从基本功开始指导我们写作文。先写记叙文，再写论说文，最后写夹叙夹议的作文。对我写作帮助最大的莫过于谢老师的作文点评课了。那时，两周写一篇作文，这周写，下一周点评。谢老师的作文点评就用我们作文中好的和差的,说明好,好在哪里,差,差在哪里，听起来令人心服口服，也知道了自己如何提高。比如点评记事的文章，他批评了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告诉我们，记事文不是照相，要处理好简单带过与重点描述的关系。点评论说文，强调围绕中心论点论述的逻辑关系，不求面面俱到，但要自圆其说，要一环扣一环。夹叙夹议的文章，议要根据事，不要离题万里，乱发议论。谢老师每次作文讲评都以学生作文为例，结合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最爱听的课。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谢老师注意写作的基本功，从最基本的写作要求做起，对我们帮助极大。有时，我们的作文他认为不满意时，还要求我们把同样的题目再写一次。谢老师教学认真而负责，我一生写作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奠定的。
高三时,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老先生张薄。张先生在我们学校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平时不多言语，让人十分敬畏。有一次铁路局的一位领导来我们学校视察工作，找老教师座谈，张老师也去了。这位领导认出张老师当年曾救过他的命,这故事颇有点像阿庆嫂救胡司令。这位领导被敌人追捕，无意中进了张老师的院子，张老师把这位领导藏起来，这位领导才活下来。张老师从未讲过这件事，这位领导讲了这件事以后，张老师马上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久张老师就在这位领导的关怀下入了党（当年入党是十分难的一件事，尤其对张老师这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张老师读私塾出身，古文底子极好，尤其佩服桐城派的文章，在课堂上为我们念古文时总让人联想起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同学们私下里称他为镜吾先生。
经过谢老师的指点,自己觉得作文有了进步，除了作文外，自己又拟题写了十几篇文章。借着仍然是语文课代表的方便，我请张老师给我看看这些文章，并请按他的标准，为每篇文章打个分。过了一周左右，张老师叫我去，没说什么，只是把那些文章交还给我，回来打开一看，都是60分左右，最低的有55分，最高的不过65分。这大概就是勉强及格的水平。这对我又是一次打击，看来作文水平还差的很远。革命仍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但向哪个方向努力，自己并不明白，尽管当时我们颇怕张老师，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请教。
其实张老师表面看来严厉、呆板，实际上极为和善。我去请教他，他先问我背过《古文观止》没有。我说，高一时计老师让我读，我看过一些。他说，光看不行，要背。他当时点了一篇（忘记篇名了）让我背，我背不出来。他就点了十几篇（记得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主）让我背，背好了再来找他。年轻时我记性较好，背这些文章不算难事，一周后就完成了任务。再去找张老师，他让我背一篇，我背了一半，他就让我停下了，意思是知道我能背了，不用再考了。他告诉我，要写好文章，首先要背一些好文章，今人写的好文章不多，还是要背古人的好文章。背多了，自己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意思，写诗如此，写文章也如此。他又说，你的文章能把事情讲清楚，也有条理，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呆板、平淡，读来无味，像中规中矩的八股文，这样写下去，不叫文章;二是文字欠精练，语句罗嗦，还有点华而不实。写好文章还要从背《古文观止》开始。
高三时作文的重点放在论说文与夹叙夹议文上，作文课是两周写一篇，我为自己定的任务是再多写一篇，即每周写一篇。天天早上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早自习）背《古文观止》，写作文时反复打腹稿，写好后一次次地改，尤其是在文字上力求通俗、简洁、流畅，郭老师那里学来的写法不管用了。那时高考压力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我们几个爱写作的同学在班内还办了一份板报，我还担任学校办的“铁中文艺”主编，大家也在一起互相修改作文。尽管高三时功课不少，又面临高考，但这些事一直到高考前3个月才停止。
张老师和所有老师一样，对我这样好学的弟子很喜欢，经常给我一句句改作文。写得好的地方，他画些圈；写得不好的，他画一条横线,然后写一个“!”或“？”,让我自己想为什么写得不好,如何改。有时一篇作文要改许多次。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在高三语文课结束时，最后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当时我特别想当记者，于是情文并茂地写了一篇作文，发下来后居然得了90分，据说这是张老师这些年教学中给的最高分，平时我们能在张老师手下得80分就极高兴了。这次我得了90分，张老师又把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各班传阅。许多同学在若干年后还称赞我那篇文章好，可惜记者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由于对写作文的兴趣日益浓厚，高考时报了文科。
上大学之后，我们还学过一学期写作课。每两周一单元,一次讲范文，一次写作。这时我不用花多大功夫，几乎每次都是“优”。不同的老师教写作课，对我的作文都评分不低。其中一位老师问到我中学语文课的学习情况，我把几个老师教我写作文的情况说了，他感慨地说，你碰到了好老师，以后你会知道，这是一生的幸事。今天我对这句话记忆犹新，而且深深感谢我的中学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每位语文老师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计老师的当头一棒使我重视写作，郭老师的情文并茂在当时写命题作文时有局限性，但今天仍十分重要，谢老师对基本功的强调是我一生写作的基础，张老师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高。而且，当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真正诲人不倦，不仅是我的作文，我们每个人的作文都改得极为认真，写作有困难者，老师叫去“单兵训练”是常有的事。那时老师除了教我们之外，心无二用。我上高中时还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但生活的困难，甚至吃不饱，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教学的认真和负责。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如今我也是教师了，但与他们相比，我感到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