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作文以命题作文为主，这当然会束缚学生的思维。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学生所写的并不全是心里话,这些当然都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我总认为，一个人写作的基本功还是要这样训练,写作基础打好了，以后才会有留名青史的大作。这点写作基础是要下大功夫的。
此外，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写好文章的功底是阅读，不读破万卷书是难写出好文章的。尤其在中小学时背一点古诗、古文和经典文章，对写作是极有益的。过去的教育以让小孩子背四书五经为主，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在网络时代，这一套也许吃不开了，但万丈高楼只能平地起,从小读书写作，打下写文章的基础，以后会受益无穷。
愿以此与年轻人共勉。
列车上挨批记——读书经历之二
“文革”中全国都是大批判的战场，十亿人民个个都是批判家。没想到，我由于读一本书居然在列车上受到了批判。
那是1969年寒假，我从东北林场回北京探亲。临行前向同事小马借了一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书（是《金融家》还是《镀金时代》,记不清了),准备在火车上看。
当时的火车拥挤不堪，与现在春运期间差不多。我上车后几乎无立足之地,与我同上来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对我说:“咱们在长春就下，长春站优待军人，我给咱们弄两个座。”长春下车后，他拿我们俩的票到军人窗口办好了下午到北京的车，当然有座。我到长春一个朋友家看望，饭后顺利上了车。
这是一个军人专用车箱，除我以外，全是军人，但每人都有座，舒服得很。与周边军人寒暄几句后，有人在望风景，有人在打盹，我拿出了德莱塞的书看。
正当我看得入迷时,突然有人把书抢走了，我抬头一看,是长得还不错的年轻女列车员。还没等我张嘴，她就厉声问我：“你看的什么封资修书？”我忙介绍，“我看的书是美国共产党员作家德莱塞写的，是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没等我说完，她翻出一张有盛装美女参加舞会的插图,质问我:“有这样黄色的图画,能是好书吗？美国共产党,你是唬我吧？就是美国有共产党,也是修正主义!”我急了,与她辩论,说“毛主席还有美国共产党朋友呢？”这小丫头，别看模样不错，说话挺厉害，有点“东北虎”风范。她马上驳我，“毛主席的美国朋友我知道，是斯诺，不是你的这个什么德莱塞。这本书一定要没收，你要不给，下车我把你和书交给北京站派出所，让专政机关处理你。”她又告我，“前几天也有一个人带了几本封资修的书，我们要没收，他说什么也不交，到站后交给车站派出所一查，原来是个地主狗崽子。阶级本性不改，被专政了。你要向他学？”我看着旁边，希望有个人主持正义帮我说话，但包括给我签车票的军官在内都不吭声。
我一看有点“失道寡助”了，但还不甘心，嘴不敢硬了，就求她，“这是我借别人的书,没收了回去不好交代”。我还让她看了看书上写的名字和我的工作证，证明这一点。她说，“这好办，我们撕一半，你把另一半给他，让他也别看这种封资修的书”。我一想，我看了差不多一半了，让她把前一半拿走算了，还能看完。因此,我准备撕下前半本给她。没想到她比我聪明，早看出我的“狼子野心”是接着看完。她说，“别想美事，一半是从中间横着切一大半”。我一听，碰见这么聪明的姑娘真没治了。她还不饶我，告诉我：“我们还要让你自己愿意交，要是不交，现在马上开批判会，下车后连你交给派出所。”
她正严厉地指责我，列车长过来了，问出了什么事？她把我的“罪行”汇报了，然后要求列车长把乘警叫来处理我。我一听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也有点毛了。列车长年长一些，看来并不想把事闹大，对她说，“算了，他把书交了就算了”。又对我说,“出门带这种书干什么，不是找麻烦吗？”听他的口气还是善意的。我就此顺杆往下爬，同意交书,连半本书也不要了。
一切都结束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晚饭后听“新闻联播”。当广播结束时，那个女批判手又来了。她搞过“三敬三祝”,念完语录之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们，今天就在我们车厢里，还有人看封资修的书，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是激烈的。这个人看来还年轻,但中封资修的毒不少。今天晚上我们的批判会就以这件事为例，批判刘少奇之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一听坏了，把我当批判对象了，这解放军要发动起来，我岂不陷入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了？岂不有灭顶之灾吗？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只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浇的架式，准备迎接“革命洗礼”。
没想到车厢里分外静，没有一个人发言，大家都是呆坐着听她的。她一看批判不起来，又不敢说解放军的不对。只好一遍遍发动群众，她还点附近一些人发言，谁都是摇摇头。她一看没办法，先自己批了一通，然后让我们分小组（对面坐的人是一组）批判。她走到我们这里，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你们这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还不是阶级敌人,但事情是严重的，我看，让他先做个深刻检讨,挖挖根源,然后大家帮他分析。”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该看这种书……”。正在这时,列车长出来把她叫回去，说有事。这下又把我救了。这小丫头一走，当然更没人发言，我也不检讨了。过了一会，她没回来，一场批判会就在无言之中结束了。经过这一下折腾，大家连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睡觉了。这一夜我也没睡好，真怕那丫头又来什么“幺娥子”(东北话“坏主意”)。第二天起来，快到北京了，我们在她带领下做完“三敬三祝”,不久就下车了。临下车时我向那位解放军道谢，他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什么地方都要小心。”
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那个小丫头现在也该当奶奶了。也许她早忘了这件事，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德莱塞的书时，不免又想起这一场闹剧。小马的书仍然没还上，好在当时他就没把这当回事。
“文革”中购书记——读书经历之三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林彪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全、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回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12.10”。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在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内部书店购书记
1967年下半年，听说西单有一家内部书店，可以凭介绍信去买各种“封资修”的书。于是我与几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就去了。
书店是有的，也的确可买书，但不让进去，由自己把书单递上，服务员为你找书。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只好临时在外面写单子。买书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真要列单子，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写的单子上还是没有的书多。不知是当时的确读书无用了，还是爱书者知道这家店的人并不多，来的就我们几个人。看样子店里管事的老先生还是相当和善的，于是就请求他让我们进去挑几本。开始他还坚持原则不让进去，架不住我们几个人“嘴甜”,一口一个“大爷”,好话说了一大堆，“大爷”也叫足了，他才让我们进去，不过又限制不许超过一小时。还说如果再有人来，我们就得赶快出去，否则别人也要进来就没办法了。
进去后看到书真多，都是旧书，不知是以前收购的旧书，还是抄家得来的。看着哪一本都是如花似月，都想买，但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多元，真正遇到了资源稀缺性和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真不容易做出决策。当时我想自学英语，看中了一套英国Longman出版社的《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 Students,4册）这套书还不是“原配”,两册是外文原版，两册是“文革”前国内出的影印版，没得说，当时决定买下。我就是靠这套书自学了英语。这套书已用去3元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一直情有独钟，这次看到了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出版，原价1.05元，现价仅0.32元。这本书我在“文革”中认真读了数遍，上面写满了眉批，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买了一本由罗果夫、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原价1.82元，第二次进海淀中国书店1.27元，这次仅0.91元。这本书也成为我“文革”中的精神食粮。当有朋友们境遇不佳时，我总是把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抄录给他们。还买了一套《俄罗斯作家的故事》和我最爱读的小说《牛虻》及其他几本。这样算下来已有近10元了。
书不敢买了，甚至也不敢看了。这时突然看见一套《泰戈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共几本我忘了，才5元钱，但犹像许久，终没敢买。正在这时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套《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我们都很喜欢这套书，4本不过4元钱左右，但独资都买不起，于是我们俩人合资买了这套书。我读完后给了他，现在应该仍在他那里。前几年见到他，他还提到这套书，说该还我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有董秋斯和刘辽逸两个中文本和一个英文本，那套书你就作为纪念吧！
书买到这时，每个人都有所获，不过由于货币不足,买的都不多，只是遗憾多。回来后大家小聚一下，各自看看相互买的书，颇为感谢那位不坚持原则的老人。
也许是不容易买来的书更珍贵吧，这些在内部书店买的书以后读得颇认真，历经磨难之后留下的几种都被作为珍品保存着。买《史记》和《资治通鉴》记
那是在东北时,大约20世纪70年代吧,由于毛主席的偏好,《史记》这类古书可以出版了。于是我就想购买一套《史记》和《资治通鉴》。但当时这种书印数有限，控制发行，要买到也不易。尤其当时我们林场在黑龙江巴彦县这样一个小地方，就更难了。
我听县里的一个朋友说，《史记》等这些书也快到县里了，不过每种不过一、二套。既然有希望就要谋事在人。我找了我们镇上新华书店的一个头儿，让他帮我买这两套书。他是县新华书店的老资格了，要是他弄不来，我更无希望。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他说，我帮你弄书，你帮我弄一米（一立方米）木头。我当时在林业局工作，木头是有的，管事的那些头儿的子女都是我的学生，这不难。于是，我们就“成交了”。
其实即使不求他买书，他让我给他弄一米木头，我也会办，所以，书没拿到，我把买木头的批条给他了。他也在卖力地为我弄书。大约十余天后，他告我《史记》来了五套，弄一套问题不大，但《资治通鉴》只来了两套，县革委（当时的县领导机构）肯定要留一套，只剩一套就难点了。我请他吃了顿饭，喝的还是当地名酒“玉泉二曲”。他又提出，管书的人住县城里，缺柴烧，问我能不能给他弄一米“拌子”（一立方米烧火用的木头）。当时林业局职工每家每年四米“拌子”,非林业局职工当然就没有。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就答应了。反正找领导批一米“拌子”也不难，实在批不了，把我的指标给他一米就行了。过了一周，他告我书弄来了，让我把“拌子”批条给他。我很快办好了批条。于是这两套书终于弄到了。拿回这两套书的那天，我又高兴地喝了一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惜现在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
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2001年我的读书生活——读书经历之四
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政治,以及社会进步以恶为代价的论述成为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我读的《反杜林论》是20世纪60年代买的吴黎平先生的译本,读了许多遍了,书上写满眉批,读来也有点怀旧的感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来读了三次,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读是为了学习斯密的劳动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初上研究生时读是研究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这次读是想更深入了解这位大师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次读的是杨敬年先生的新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比旧译本译得更准确、流畅。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然读专业书是不可少的。也许由于当教员的原因，我对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注意。最新版的教科书反映了经济学前沿发展，既可以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又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某个新理论的指南。2001年我读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2000年新版的《经济学》。帕金并非大师级经济学家，但他写的教科书风行欧美。他的书真正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又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作为教科书最合适不过。书写得好，我就把它译出来了，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专业书当然不能限于教科书。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全读是不可能的，我尽量把自己见到的书先浏览一下，然后选精者读。2001年我精读的两本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脸》和《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这两本书都是由留美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也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既有理论介绍，也有案例分析。读这本书使我对这一领域的前沿理论有所了解，例如超产权理论（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不仅须产权明晰，还需要形成竞争格局）。书中的许多内容打开了我的思路，也丰富了我讲课的内容。后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在3700多种入世图书中,我认为这本书是最值得读的。我喜欢看这些留美学者的书。他们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写的文章言之有物，不像某些学者的书，天马行空,莫知所云。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什么都爱读一点。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科普,都想涉猎。开卷有益,尽管读的杂而泛,但也常能从中悟出一些经济学道理,或其他对专业研究颇有启发的心得。
我爱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自然也爱读这方面的书。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林行止、熊秉元这两位大师的经济学散文。今年读到了国内出版的他们的文集,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观察”丛书中的林行止系列和熊秉元系列。林行止读书甚广，读他的文章犹如进入阿里巴巴的山洞，美不胜收。熊秉元善于从一些日常小事中体会出经济学精神，读来有滋有味。受他们的启发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开了“闲话经济学家”专栏，讲点故事。也常在不同报刊上写点随笔文章，普及经济学或谈点个人之见。这些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优秀随笔散文。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写得极有味道，被“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10大好书，名副其实。
小说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书，无论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也许是职业毛病吧，读小说时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有时还能碰撞出点思想火花来。读《庚子梨园恨》（苏立群著,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一代红妓名伶的沉浮感慨，也使我联想到了当前京剧的困境。于是写了一篇《转型经济中的京剧艺术》，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7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的兴衰。读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作家出版社）,促使我思考晋商灭亡的原因。这本书写晋商灭亡前一段轰轰烈烈的回光反照。作者为写此书研究晋商十几年，又用艺术手法写出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我从书中感悟到晋商之败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治和封闭，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书评《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解读《白银谷》）（发表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不读这些小说,难得有这些感悟与收获。
其实我读书并没有什么功利心，也不想做什么大学问，无非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读书中偶有所得写出来或讲出来，则又与人共乐。这正与退休老者养鸟、溜鸟，也与别人交流养鸟之乐一样。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信号筛选问题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士。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做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下了极好的影响,回来也替他们说点好话。可是后来,有些原来看似不错的企业却垮了,或出了问题,这就在于我通过听汇报或正式参观得来的信息,或者说这类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虚假的。正如凭一张整过容的脸去判断女士的年龄一样。
其实有一种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这就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我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秩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整个企业能管得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卫生间无论装修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的管理中一定存在不同的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我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信号,基本屡试不爽。
为什么卫生间成为传递真实信息,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真实信号呢？各种数字、工作状态等等都可以作假,惟独普通卫生间极少有人注意。换言之,企业从不把一个普通卫生间作为自己的脸面,而且,CEO之类领导有自己专门卫生间,也很少过问这些事。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有适用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每个人权责利明确,不用任何人过问,不用刻意修饰,其卫生间的正常状态就是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当然运行状态是好的。相反,一个管理混乱,或者一切都要CEO说了算的企业,当然不会有人注意一个小小的卫生间,CEO又不去,脏乱一点是正常的。这样的企业缺乏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治代替法制,出问题当然难免。
当然，我找出的判断女士年龄和企业状况的信号也有局限。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造假也并不难。这时就要再寻找其他信号了。
经济学家往往迷信数字，什么GDP增长率多少，利润率多少等等。讲成绩时，谈到这些数字往往如数家珍，精确到小数点以后若干位。其实数字是最容易造假的。判断一个经济的真实信号，应该是街上那一张张的脸。如果你看到街上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自信与乐观，不用说，这个经济肯定是繁荣的，有希望的。如果你看到街上的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失望或麻木,不用看媒体上告你什么数字，这个经济恐怕是困难重重。记得“四人帮”当权那个时期，报上整天是“莺歌燕舞”，工业或农业生产又创历史新记录，增长了多少，但看看街上满脸菜色，充满无奈表情的人，就知道，即使莺在歌，燕在舞，也是被逼吃了兴奋剂，装出来的。至于增长率，天晓得是怎么算出来的？数字可以骗人，但人们的脸色是难以骗人的。所以，人们的表情才是真实的信号。
这世界太复杂了，各种信号传递着大量真假信息。信息经济学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筛选出真实信号，以免上当。在房地产市场上别上开发商给的假信息的当——告你离市中心10分钟，其实指的是开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速240公里以上。在婚介市场上,告你年轻漂亮其实是相对意义——相对于80岁老太太，60岁也是年轻，相对于残疾人，四肢齐全也可称漂亮。如果揭开这些假信号后的伪信息，找出反映真信息的信号，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回到开头的例子。当我一开始见到那位女士时，只觉得年轻而已，当她把以手判断年龄的方法告诉我，大方地让我们看她那双失去青春光辉的手时，则对她有了几份信任与尊敬。把真实信息告诉人家，发出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这是每个人赢得尊重，取得成功的起点。
东床如何成快婿——发信号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东床”是女婿的美称。这一用法来自《世说新语》。这本书是记载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的逸事的。其中有一则是：
郗太傅在京口，遗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这里的“逸少”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东床坦腹”的由来。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绝好例证。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世界上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有的人信息多一点，有的人信息少一点。这种信息不对称要影响人们的交易和其他行为。婚姻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婚姻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与经济或政治活动一样，无论参与者有意还是无意，其目标仍然是最大化。要最大化，就必有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可以是实际支出，比如花费金钱或精力、时间，也可以是机会成本，比如不得不放弃什么。收益可以是实际收益，比如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收益，比如心理上的满足或声誉之类说来子虚乌有，却也令人神往的东西。成本和收益也许还是未来的。比如，在婚姻市场上，未来要付出什么或得到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这就又有了风险。
婚姻当然不全是成本-收益精确计算的结果。两情相悦，让爱作主者有之；一见钟情，冲动式结合者有之;杯水主义，逢场作戏者有之；强迫命令，奉旨成婚者亦有之。但考虑成本与收益的理性婚姻还是主旋律。特别是当父母作主时，婚姻的理性成分更多一些。
要计算婚姻的成本与收益，或者说的雅一点，要有一桩美满的婚姻，就必须有充分的信息。这就是说，婚姻双方要完全了解对方。但在婚姻市场上双方是信息不对称的。每一方有一些信息是容易了解的，如长相、家庭门第等等，这称为公开信息，人人可以免费或低成本获得。另一些信息，比如性格、素质等，即使付出高成本也不一定能获得，称为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就是各自拥有比对方多的私人信息。
婚姻要能成功，必须有信息沟通，“媒妁之言”就是媒婆在进行信息沟通。可惜媒婆从事这种工作是有经济利益的——每成一件婚事有物质、金钱奖励，或心理上的满足（积阴德）。这样，媒婆就有制造假的好信息，掩盖不利信息的激励。封建包办婚姻种种悲剧的来源之一是媒婆对信息的歪曲。
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作为中间人的媒婆又无助于提供充分而真实的信息。这就要靠当事人自己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求偶的双方（或父母之类代理人）中，主动的一方要通过发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被动的一方要进行信息筛选。发信号（Signaling）和筛选（Screening）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常用的两种方法。在《世说新语》的这个故事中，郗家派门生去王家就是收集并筛选信息，王家诸公子的表现就是发信号。
在婚姻中，希望与对方结婚的一方是卖方（即希望把自己卖出去）。卖方也是发信号的一方。他们的做法是努力发出表示自己好的信息，而掩盖自己不好的信息。正如在二手车市场上，破车的卖者要把自己无法使用的旧车伪装成好车一样，婚姻市场上，急于与对方结婚的一方，也要装成“白马王子”或“天仙”。这种现象在信息经济学中称为“道德风险”，即把不够白马王子的自己以白马王子的身价卖出去。征婚广告中充满了谎言的根源正在于此。
在无数求婚者中选择的一方是买方（即希望得到好配偶）。买方是进行筛选的一方。他们要在求婚者发出的真真假假的信息中，筛选出真实信息，做出婚姻决策——嫁给哪个求婚者或娶哪个求婚者。筛选至关重要，如果受错误信息误导，做出错误决策那就惨了——一个女子把自己打扮成温柔的小猫，结婚后发现小猫变成了老虎，这个家庭暴力的代价可大了。如何进行筛选是一门大学问，关键在于抓住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
想与对方结婚的一方如何发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且能经受对方的筛选考验，这是一门大学问。在我们用的这个故事中，王家诸子是想娶郗家小姐的求婚者，属于卖方。因此，当他们得知郗家来人收集信息时，都竭力用某种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咸自矜持”就是在发信号。他们知道，郗家当然不图钱，王家的财富与势力是一种公开的信息。所以，不用装作有钱的样子。大概郗家这样的大户是希望女婿有贵族气质的。王家诸子也知道这一点。“咸自矜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装出一付贵族的样子。发信号的第一个原则是让对方获得想要的、而且对成功至关重要的信息。这就是说，信息很多，但选什么信息发出去是一个技巧。王家诸子都发出自己有贵族气质的信号，这一点还真不愧为大户人家子弟。这说明他们知道郗家重视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其他。
王家诸子的失败在于发信号的方式不对。用什么方式来发信息极为重要。“咸自矜持”是故意装出来的，这反而不能显示自己的贵族气质了。气质是一种内心修养的表现，这就是“是真名士自风流”。装出来的“矜持”怎么看都是浅薄的，甚至有点暴发户装贵族的样子。这样，“咸自矜持”这个信号发出的信息就成为浅薄了。逸少“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就是与往常一样潇洒自如，并不伪装什么，对家财万贯、高干（太傅算得上是总理了）出身，又花容月貌的郗家小姐并不当一回事，这才是真正贵族风范。逸少是在无意中传递了自己不同凡响的个人气质。这个信号发得好。此时不刻意去发什么信号反而是最好的信号了。东床成快婿的关键就在于用合适的方法发出了正确的信号。这种信号的有效性在于传递了对方所需要而又可信的信息。
当然，郗太傅的筛选水平也非同一般。从“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中知道了逸少的大家风度，如此之人，以后前途无可限量。事实也证明，郗太傅把爱女嫁给此人的决策是正确的。这种决策正确来自信息筛选的准确。毕竟是官场上的成功者，眼光非同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