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是把这件事作为文人雅士的逸事记下来的。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件事的意义绝非创造了“东床”这么一个词，或有了“东床坦腹”这么一个成语。它对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更多意义。
现实世界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每一个人无论作为买方还是卖方都有筛选和发信号问题。不会进行筛选要吃亏，不会发信号任何事都难以成功。那些屡屡上当受骗者就是不会筛选骗子发出的信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发信号，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婚姻市场不去说它了，那是一个充满假信息的市场，看看那些科幻式的征婚广告，你就知道什么是假信息了。在物品市场上企业广告就是一种发信号的方式。虚假广告颇有点王家诸郎一样“咸自矜持”。广告的生命力在于真实。那些把产品吹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有多少人相信？如果这种信号不能令消费者心动，为什么不换一种信号呢？各个企业真应该学学逸少，知道如何在无意之中发出一个极有效的信号。
发信号的最大误区还不在物品市场而在劳动市场上。每年大学生找工作时都要发出让雇主雇佣自己的信号，俗话叫“包装自己，推销自己”。求职者或者声称自己有多少个证，当过什么三好学生或学生会主席，或者精心打扮，甚至整容。这样发信号也类似于王家诸子的“咸自矜持”，结果也是未入选者多。这首先在于学生不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信号中所体现的信息并非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其次就在于发信号中做假的成分太多——曾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自称学生会主席者数十人之多，谁还相信呢？实际上发信号要像逸少那样求其自然、真实才能令人相信。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这个信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应聘者的认真负责的作风，被录用了，而且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其他应聘者尽管简历如英雄一般，面试时口若悬河，但对地上的废纸不屑一顾，结果无一录用。这位捡废纸者也就是在一个小节上传递了自己的信息，如逸少“床上坦腹卧”传递了大家气质一样。此时无意胜有意，这才是发信号的真谛。
当然,像逸少那种从容自如或捡废纸者的认真负责一样，不是能装出来的，是其内在气质一种自然的外在流露。这些东西是不能东施效颦地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东床坦腹中要学的不是逸少的那种做法，而是他的修养。做企业或找工作，也不是在发信号上下功夫，而是要真正树立为顾客服务和做一个好人的思想。莫当揠苗助长之农夫
揠苗助长或称拔苗助长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所讲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但像农夫这样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的人今天仍然众多。家长逼孩子去达到本身能力达不到的目标，企业逼工人去完成无法完成的工作量，都属于这种农夫。不过这样的农夫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倒也罢了;如果政府去揠苗助长地发展经济，那问题就大了。
经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自由放任”的核心就是尊重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自发地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介绍经济学（当时梁氏把经济学译为生计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指出：“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则是揠苗助长之故智而已”。
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理论上肯定而实践上否定。人类总认为自己太高明，以宇宙的主人自居，做出了许多破坏自然规律的事。政府也总认为自己全能，以社会改造者自居，对经济横加干预。像宋之农夫这样的智者何其多也。
计划经济不必多说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相信经济有规律的狂人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拔苗上。于是就有大跃进，有人造梯田，有毁草种田，有围湖造田。总之有一种政府操纵的有计划浪费，有一种人为的拔苗。结果当然与那位宋人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宋人害了一家，而计划经济害了一国。
说起来现在懂得经济规律重要了，也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了，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之农夫还是太多。谁当了权都想行宋之农夫之事，拔之苗，让经济发展更快。其结果呢？又没有一个不步宋之农夫后尘而失败者。
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因此，政府要拔它的苗，它也没办法。如果宋之农夫要处处听命于他的村长，他得罪了村长连地也没法种，这时，尽管地是他的，苗是他的，但村长让他拔苗助长，他也无可奈何。这种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比产权要厉害得多——尤其是在一个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的社会里。
应该说，许多地方政府都是想让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如宋之农夫想让自己的苗长得更好一样，但为什么做出拔苗之类的事情呢？宋之农夫是愚。那些受过相当高等教育的官员呢？当然不能用愚来解释。他们做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作怪。计划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政府高明论和政府万能论，是对权力的崇拜。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认为自己比自发的市场高明，又有全知全能的属性，可以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我们的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但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总怕一放就乱，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总想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善良的动机去拔苗也就十分正常了。
市场经济的中心是能由市场办的，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办不了的（如保护国防，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等）才由政府去补遗拾缺。换句话说，政府是守夜人,是为社会服务的，至于经济活动怎么搞，那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也不能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该放的全放开。像苗怎么长这类事，政府就不必去亲自拔，放任它自己去长好了。我们放开了农业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放开了私人经济有了今天经济的迅速增长。改革的成就哪一件是管出来的？今天想搞好这个，明天想拔拔那个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能有经济的辉煌吗？天津这个苗活活拔死了，还要再拔下去吗？
宋之农夫已死去两千多年了，他那点拔苗的事也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但宋之农夫的那份好心仍没有灭亡。我劝那无数继承了这份好心的人还是莫行揠苗之事。
谁也不喜欢杰米扬的汤——价值与产品差异创新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写过一首题为《杰米扬的鱼汤》的寓言诗。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个叫杰米扬的人做得一手好汤，“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这是鳊鱼，这是鲟鱼片和鱼内脏”。他的朋友福卡已经喝了三碗，他还要朋友“再喝一碗何妨”。可怜的福卡再也喝不下，“赶紧抓起腰带和帽子逃回家，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译林出版社，第189～190页）。
克雷洛夫的本意是讽刺那些自认为有才华而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谈自己的散文或诗歌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再好，但“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没完没了地向别人唠叨”，“将会比杰米扬的鱼汤更加让人受不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则寓言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边际效用递减，对我们企业如何去开拓市场也十分有启发。
经济学家讲的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吃一个面包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场电影得到的精神满足。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得到的效用并不同。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例如，寓言中的福卡多喝一碗杰米扬的汤增加的满足程度。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同一种物品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一定感到味道鲜美（满足程度高），喝第二碗汤的感觉不如第一碗汤那么好（满足程度减少了）。当不断喝下去时，满足程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痛苦（负效用），以至于不得不逃之夭夭。经济学家把这种普遍现象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其间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效用或满足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兴奋，当有外界刺激（消费物品）时，人们产生的兴奋就是满足或效用。但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消费的同一种物品增加）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它在经济学中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经济学把价值理论作为基础。对于什么是价值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价值是客观的，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另一种认为价值是主观的，由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或边际效用)决定。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主观价值论，或者说边际效用价值论。换言之，价值就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评价。一种物品，无论生产者付出了多少劳动，但如果消费者认为它不能给自己带来效用，就谈不上有价值。例如，杰米扬为自己的每一碗汤都付出了劳动，但那一碗让福卡喝不下去的汤，在福卡看来就没有一点价值。
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放弃了客观价值论而采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市场经济是由价格调节的，价格如何决定并调节经济是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客观价值论不能解释价格的决定——因为劳动量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不同的价格，劳动量多的价格并不一定高，劳动量少的价格也并不一定低。价格与客观价值论所说的劳动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上价格由供求决定。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消费者对一种物品支付意愿的大小取决于他从消费该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即取决于他对该物品的评价。这种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价值。主观价值决定了需求，是解释价格的重要因素。
从更深的层面说，主观价值论还体现出经济学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经济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人的福利最大化，或总效用最大化。一切为了满足人的效用，这就是对人最大的关怀，也是我们所说的人文关怀的核心。关心人就要重视人对物品的评价，这就是主观价值论了。长期以来不少人受客观价值论的熏陶，对主观价值论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因此，在学习现代经济学时，从传统客观价值论转向主观价值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总觉得一个人只有从心灵深处放弃了客观价值论，接受了主观价值论才算真正进入了现代经济学之门。
主观价值论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还有指导我们行为的现实意义。如今政府为刺激消费需求而着急，国内居民储蓄已达10万亿元，说明拉动需求效果并不显著。企业也经常感叹产品没有市场，生意难做。应该说，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我们还是有相当购买力的。中国人口众多，市场也是极大的，但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呢？我的回答是想寻找原因的人应该去读读《杰米扬的鱼汤》。把企业比作杰米扬，消费者比作福卡，就知道杰米扬的汤为什么推销不出去了。
举个例子说。中国号称瓷器大国，但在市场上几乎是图案与造型相似的青花瓷一统天下。这样的瓷器你要多少呢？大概一套够用就可以，相同的瓷器再多一套就成了杰米扬的汤，边际效用递减了，甚至没地方放，都成负效用了。但是不是瓷器市场就这样有限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在美国时住在美国人家里。我的房东老夫妇两人,就有两大柜子瓷器。问他们要这么多瓷器干什么。他们说，不同的瓷器有不同的用途。英国瓷器高贵典雅，招待朋友用，日本瓷器结实耐用，自己日常用。特别是有一柜花色、造型各不同的儿童瓷器专门给小孙女用。孙女这次来了用米老鼠瓷器，下次来了用白雪公主瓷器……每次都有不同的瓷器，孙女来了爱吃饭，也愿意来。老人岂不从中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不同的瓷器造型和图案给老人带来了不同享受——也就是不同的效用。不同的瓷器边际效用不会递减，老人当然乐于购买。这样各种各样的瓷器能没有市场吗？
当瓷器造型和图案单一时，它能满足的仅仅是实用的需求，再多超过实用的价值，自然边际效用要递减。但不同造型和图案的瓷器可以满足人不同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表示对朋友或孙女的爱。这时不同的瓷器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再多也不会像杰米扬的汤那样讨人嫌了。中国的瓷器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实用别无意义，消费者评价低，不愿为它花钱又能怨谁呢？
避免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使消费者有支付意愿，或者使产品价值高的关键就是创造产品差别。这里主观价值论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制作一件有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与制造两件青花瓷器所用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劳动价值或用劳动量来衡量的客观价值相等。但消费者对它们的评价不同。两件相同的青花瓷器，边际效用肯定递减。这就是说，消费者对第二件的评价低于第一件。然而，消费者对一件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的评价不会递减——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给消费者能带来同样的效用。这就是说,它们按消费者主观评价的主观价值不相同。我们在生产经营中应该关注哪一种价值呢？关注客观价值，生产相同的东西，像杰米扬的汤一样令人生厌;关注主观价值，生产不同的东西，消费者评价高，支付意愿高，愿意出高价购买，产品能没市场吗？你觉得哪一种价值论有用呢？
按照主观价值论，企业应该创造出各种各样互不雷同的东西，让消费者对每种东西都有高价值期待。这时市场就做大了，需求就多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按消费者的需求生产。
杰米扬的汤不受福卡欢迎，还是汤太单一了。如果杰米扬能做出各种不同风味的汤，即使福卡的食量有限，还会不断到杰米扬家喝汤，而不至于“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了。同样，如果企业不是像杰米扬那样只做一种汤，能没有市场吗？
杰米扬的汤谁也不喜欢。从克雷洛夫的寓言中你该学会如何做汤吧？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市场经济中的“为我”与“为社会”
一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不幸牺牲了，留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志愿者的这种忘我精神令我们敬佩，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如何处理“为我”与“为社会”的关系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兴旺都需要有每个人的奉献，在许多情况下，也需要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忘我精神。当外敌入侵时，我们应该舍弃个人的一切，去保家卫国；当有危及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定的犯罪行为时，我们应该置个人生命于度外，见义勇为；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我们应该舍小家，保大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有著名哲学家、前北大副校长冯定先生所说的“正义冲动”。正义冲动就是一种没有私利考虑，没有成本收益分析，维护社会正义的行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见钱眼开，以金钱为惟一导向的社会，它同样需要献身精神。
但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有占有和使用自己合法财产的权利。这就决定了经济决策是分散的，由每个独立的个人自由地做出。人们在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时，所考虑的是这种决策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以及要承担什么风险。换言之，人们在决策时考虑的是“为我”而不是“忘我”。这样的人是理性人，他们从“为我”出发做出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作为个体的人，“为我”是生物基因决定的。所以，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肯定他们“为我”的决策，是对人性的肯定。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所以也是人间正道。任何社会，无论经历多少曲折，走过多长的路程，最终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违背人性的社会，无论它有过多少辉煌，最终都要灭亡，而且，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它一时的成就。
市场经济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肯定“为我”的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用价格机制把“为我”与“为社会”（或称为“利他”）统一了起来。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决策的正确性是整个社会繁荣的基石。“为我”决策，以及决策中权责利的高度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在现代社会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仅由几个人（哪怕是与上帝同样全能的人）决策，即使这几个决策者良心好得很，一心为社会谋福利，也会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做出错误决策。一旦按这种决策行事，则会带来沉重的社会灾难。当由个人决策时，他出于“为我”的考虑会努力收集相关信息，以使决策正确，而且，即使有个别人决策失误，也无足轻重，因为绝大多数人事关切身利益时，决策是谨慎而少失误的。
当每个人“为我”做出决策时，价格机制使他的正确决策与社会相一致。人们从“为我”出发，总努力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这就是要得到更多收益。例如,一个企业在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时，他总要考虑价格最高的产品。产品价格高，说明消费者需求多。生产这种高价格的产品岂不是既使企业获利，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这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为我”）与满足消费者需求，使他们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为社会”）是完全一致的。企业利润增加使他有能力更多地投资，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就业。何况企业利润增加又增加了税收。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在价格指引下“为我”地决策和行事，其结果也就是“为社会”的。
当企业为利润最大化决策时，它还要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要节约生产所用的资源，提高使用资源的效率。当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都从“为我”出发决策时，资源效率提高了，从而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提高了。这不是在“为我”的同时又实现了“为社会”吗？从根本上说，使社会进步的动力不是那些为社会、为他人的高尚口号，而是为自我考虑的“利我”之心。从根本上讲，“为我”与“为社会”并不矛盾。因为“为我”并不是去损人利己。在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中也只有“为社会”才能实现“为我”。那些损人利己者也许能一时“为我”，但从长远看，最终是“害己”。你翻翻历史，在法制的市场经济中，有几个富翁是以害社会，害他人成功的？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不舍己就不能为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有百害而无一利。“文革”是大喊“毫不利己”的时代，但从上面的“四人帮”到下面的“造反派”,哪一个不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掩盖了“为我”的野心？
这点道理本来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清楚了。但许多人总习惯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为我”必“损人”，要“为社会”必定要“忘我”。这位志愿者当初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去当野生动物保护者，的确是“忘我”了。但结果如何呢？他不去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改变家庭贫困状况，下岗的父母与有病的奶奶尚要靠社会救济,这能是真正“为社会”吗？他的去世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更为困难，这不又给社会增添了负担吗？对个人、对家庭尚且不负责的人如何能对社会负责呢？
市场经济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每个人都做好“为我”的事，使自己富裕起来，才有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只有扫完了自己门前雪，整个社会才能把雪扫尽。如果每个人都“忘我”地关心别人瓦上霜，不扫自己门前雪，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我们常常讲“从我
做起”，其实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满。自己的事做好了，才有精
力去做社会公益的事。
在许多国家，很多人都关心社会，做志愿者。但许多志愿者都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他们事业有成，经济状况良好，自家的门前雪扫干净了，再去管别人的瓦上霜。我们提倡的应该是这种“先为我，后忘我”的精神。富人热衷于捐助，事业有成的人热衷于当志愿者，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那些自己尚且在贫穷中挣扎，家庭难以度日的人，首先是应该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这种努力当然是“为我”。当他脱了贫，致了富，减少了社会负担,增加了社会财富时，无疑就是“为社会”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穷就不能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也不是说当志愿者还要求一个收入标准。为他人，为社会是广义的，体现在无数平凡的日常小事之中。你在路上扶起一个摔倒的小孩，你为邻居老大妈换一罐煤气，甚至你真诚地安慰一个残疾人几句，都是对别人关爱的体现。一个人只要有一份爱心，无论他多穷，都可以给别人以帮助。但这种关爱不是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重的奶奶去当志愿者。因为前一种关爱是你可以承担的，而后一种关爱你暂时还承受不了。
而且，我们也不是以捐赠的数量和做好事的多少与大小来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关爱。一个富人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捐出1个亿和一个穷人捐出一元钱同样伟大。因为也许对富人来说,捐出1亿元并不影响生活，而对穷人来说，一元钱就是他一顿饭。同样,到艰苦的地区当一名志愿者光荣，在社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儿也同样是崇高的奉献。富裕的人和贫穷的人能力不同，关爱社会的方式也不能相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够了。一个自己日子尚且过不下去的人去当无酬的志愿者，再把家庭困难留给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不“为我”，也没有真正“为社会”。其实要是有这份爱心，你在努力改变自己家庭困境的同时，又可以做多少好事！
自己尚贫穷还要当志愿者，自己的屋子没有扫，却要去扫天下，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希望每个人都牢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
尊 重 财 富
近日看电视剧《走向共和》，又重温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北洋海军为什么被日本打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缺钱——不用说买速度更快的船了,连炮弹也缺乏。为什么缺钱？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家穷,财富不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王朝不尊重财富。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人家家都供奉赵公元帅或关公这样的财神，朝庭也以敛财为能事，这还不尊重财富吗？其实,这只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本能——爱财、贪财，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尊重财富。
中国传统社会真正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是权力拜物教,而不是货币拜物教。人人心中的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是成为洛克菲勒。这种社会通行的原则是有权才有钱，而不是有钱才有权。无论用什么方法（科举或买官)获得了权，就可以用权去敛财。但无权有钱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不仅要“自觉自愿”地向当权者交钱，还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这种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切财产属于皇帝。这种社会也没有富人的社会地位。翻翻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有权人的历史，难见有钱人的记载？晋商算是当年中国的洛克菲勒了，《清史稿》有传记吗？
有权才有钱只能说当权者爱钱，但并不是真正尊重财富。尊重财富首先要知道创造财富。但当先有权后有钱时，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掠夺来的。国外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对海外的殖民掠夺；国内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这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财富并不是权力创造的，是企业家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创造的。当财富创造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地位时，当创造财富的活动受到权力的压制时，当创造出的财富被权力剥夺走时，这个社会决不是尊重财富的。据国外经济史学家研究，中国从西汉到解放前，人均GDP仅仅增加了20％左右。漫长的两千年中，财富的增长如此缓慢，这不能不说是不尊重财富的结果。清王朝无力支撑一支强大的海军，说到底还是这个王朝不尊重财富。
尊重财富还要善于运用财富。这就是要用财富来创造财富，用不断增加的财富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来保证国家安全，人民自由幸福。那些当权的大小官吏们，财富是抢来的，用起来也就不知珍惜了。你看《走向共和》中的慈禧，每顿饭118个菜还说无法下筷子，大量的钱不是用于富民强国，而是去修供自己一人享受的颐和园。这样暴殄天物，哪有一点尊重财富的影子？所以，甲午海战之败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要尊重财富？财富是一国人民幸福的基础。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每个人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是由各个自由的人组成的,国家的根本职责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每个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财富,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自由。要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必须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以财富为基础。
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国家的独立。一个受外敌入侵国家的人民是谈不上自由的。国家的独立有赖于一国的财富。只有财富多了，国防才能强大,人民才有自由的保障。腐败的清朝财力匮乏，没有强大的海军，怪不得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财富是每个人和整个国家自由的基础。人有钱才有自由。财富对人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基础。国家有钱才能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为每个人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尊重财富就是尊重人类最高的共同价值观——个人自由。
哈耶克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后者是一个有了钱才有权的社会。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就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财富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从全社会尊重财富开始。这就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无论是产权制度、激励机制，还是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以此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财富的意义，一切思想意识和制度都体现出对财富的尊重。
不爱财富的人很少，有些人指责“铜臭”，多是文人的假清高，或者是想钱而得不到的“酸葡萄心理”使然,其实并不是不爱钱。但真正尊重财富的人并不多。社会不尊重财富，就是没有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制度，个人不尊重财富，就是不懂得用勤劳和智慧去获取财富，封建社会说到底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从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开始的。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尊重。真正《走向共和》的基础不是政治家们的争斗，而是尊重财富。
愿我们的国家沿着这一条路走好。
安全带不安全
自从人类发明汽车以来,车祸一直困扰着社会。随着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车祸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头号杀手”。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纳尔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Ralph Nader: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做出反应,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安装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现在,这一做法已在汽车行业得到普及。
有关安全带立法的动机无疑是正当的，这种法律的实施的确减少了在重大车祸中司机与乘车人的死亡率。但是，安全带真的安全吗？美国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统计数字说明实施这项法律之后，每次车祸死亡的司机和乘车人虽然减少了，但车祸次数却大大增加，死亡的行人和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增加了。结果是有安全带的人死亡略有减少，而其他人的死亡率大大提高。结论是安全带增加了车祸和净死亡人数。于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芬·兰德伯格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就是“安全带如何杀人”。
安全带为什么不安全？这就在于安全带这种制度除了减少司机死亡率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当没有安全带时，司机开车谨慎，也不敢开飞车，事故发生率就低。但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耗费司机的时间与精力。当减少生命风险与费力耗神的成本相比时，安全是第一位的，理性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有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
安全带制度并不是事关全局的大制度,但它对我们如何制定制度却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这样去分析每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才能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规则。
走下神坛的国家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Co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走下神坛的国家不是“Country”或“Nation”,而是“State”。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冲击,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的。国家正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走下神坛。
现代化是从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这场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把人作为人，实现“天赋人权”的平等。当我们跪在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面前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渺小的，而这种愚昧正是构建国家神坛的基础。当我们站起来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与他们一样高大，这时神坛上的国家就不那么神秘而全能了。
当然，真正能使人站起来的还是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就有了使用权，就有了经济决策权。这种财产的占有与使用权是排他的，当然也排斥国家的干预。当国家无权在经济上控制个人时，这个神坛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何时从上面走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