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尽管迪金森本人好象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其著作的最后几页的论述与此非常接近，他说：“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总是要人为地消除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差别，让会中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将要熔合在一起。”这恰恰是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教条。这种差别消失的原因在于，计划体制下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政治问题，在于现在不再是尽可能地调和个人之间的观点和愿望，而是强调一个单一的价值尺度——自圣西门时代以来社会主义者一直梦想的“社会目标”。在这一方面，从迪金森所列举的霍格本、刘易斯·芒福德教授到斯大林、希特勒等例子来看，似乎极权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方案比迪金森所相信的美好的、理想式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更现实、更加协调一致。
十
在对这两部著作做了如此长篇评述之后，人们意识到抓住他们引出的问题的轮廓就是对它们的学术质量的最好证明了。但较深入地进行细节考察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并且既然有许多疑难问题在这两本书中没有答复，而是留待读者思考，所以要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的评述，需要另外一部比现行讨论的两部书都要长的专著才能解决问题。但也有些在迪金森著作中特别提出并占用一定篇幅加以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这里都没有提到。这里不仅仅有两位作者都提出过的私人部门与社会主义化部门结合的难题，也有象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关系这种重要问题，以及货币政策问题。对它们迪金森只进行了粗略的讨论，它们是在总体上令人感到不满意的章节。
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讨论，也有必要指出，在两位作者的论点中显然有信奉政治信仰的早期观念的残余，以及有明显地与其他阶段讨论不相容的各段落。这表现在，例如迪金森对阶级矛盾和剥削问题的反复说明和他对竞争的消极后果的嘲笑，以及兰格感兴趣的但其所引用论据的确实性值得商榷的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状况”。
当然这只是些细枝末节。总的说来，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两部著作都是彻底的非正统的产物，这使人们感到相当疑惑，是否它们的作者并未脱离社会主义争论的传统陷阱，而使他们的建议不为非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者所接受呢？作为面对实际困难并为此而重建社会主义学说的大胆尝试，这两位作者值得我们感激和尊重。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尤其对社会主义看来说是不是很实用，也许值得怀疑。对于那些包括迪金森在内希望人类历史第一次产生实实在在的个人主义的人来说，与此不同的别的途径可能将显得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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