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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作者:吴稼祥 当前章节:15560 字 更新时间:2026-6-28 02:46

加减的基本原理很简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用语,就是“相生相加,相克相减”;用今天的通俗表达方式,就是加上对你有利的正面因素,减去对你不利的负面因素。这里牵涉到三个东西,一是“生”和“克”,或者叫做“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二是“加”;三是“减”,它们都是什么意思,如何理解?

本章解释第一个东西,即“生克”或“正负”。按老习惯,为了便于理解,还是先讲一个故事。

钱王的妙问

王炽(1836—1903)是清末与胡雪岩齐名的“红顶”商人,他在重庆和昆明分别创办著名的“天顺祥”和“同庆丰”商号。他不仅创办实业,还涉足金融,有“钱王”之称。他一生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虽然富甲一方,却有仁德之名。以他的生平为蓝本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钱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值得玩味:

王炽的妻小从云南老家来重庆与他团聚,他前去迎接。走在路上,街边的喧哗声和算盘珠子的滴答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走近一看,原来一场激烈的珠算擂台大奖赛正在进行。擂主是一个中年男子,名叫滕阁,挑战者是一个年轻人。无论挑战者用多快的速度念出加减乘除题,题目出完,滕阁的答案已经报出;旁边有七八把算盘在同时运算,经过核对,答案一样,但却比滕阁慢了半拍。

王炽不禁心中喝彩,递上一锭银子,说是奖金。接着,把滕阁请到一边,说自己也有几个题目想要请教,于是有了下面一段问答:

王炽:“什么时候越加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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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阁:“积德行善,越加越多。”

王炽:“什么时候越加越少?”

滕阁:“投机取巧,越加越少。”

王炽:“什么时候加而不多,减而不少?”

滕阁:“规模巨大,进而扩大,加而不多;出而济世,财去民来,减而不少。”

王炽一听大喜,老婆也不接了,让跟班替他去接,自己带着滕阁商量生意经去了。

显然,王炽出的题目不是运算加减题,而是运作加减题;他问的已经不是会计科目,而是经营之道。但这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对于王炽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正数相加,越加越多。”对于他的第二个问题,则可以说:“负数相加,越加越少。”

这样,“积德行善”就是正数,“投机取巧”就是负数。正数就是与你相生的东西,是对你有利的正面因素;负数是与你相克的东西,是对你不利的负面因素。拿输血来说,和你血型相同的血液与你相生,与你血型不同的血液与你相克,假如你输进了与你血型不同的血液,输得越多,危险越大。也许,传说中的吸血鬼对血型是不挑剔的,否则,它们早绝迹了。

但是,一个人的美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被一个人看成正数的东西,可能被另一个人看成负数,反之亦然。投机取巧被王炽看做负数,却被牟其中当做至宝。在牟其中看来,做生意就像烧开水,让别人烧99度,自己只烧最后那1度。这就是他著名的99度加1度的理论,他已经将投机取巧哲学化了。这个哲学的核心意思大概是:让别人养母鸡,自己来掏蛋;或者是:不问耕耘,只管收获。

哲学不同,结果也不一样:王炽成了一代名贾,福被子孙;牟其中则成了一个笑柄,祸及自身。

带“负号”的人

为什么王炽看到的东西,与牟其中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王炽眼里的负数,到牟其中那里却变成了正数?

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自身所带的“正负(+,-)号”不一样。凡是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正数的东西,被某个人认为是负数,比如诚信;或者,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负数的东西,被某个人认为是正数,比如毒品或欺骗,那么,那个人本身就是他自己的负数,自己与自己相克。

这种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带负号的人”。负负得正,作为负数的投机取巧,到了他那里,就变成了正数;作为正数的积德行善,到了他那里,自然成了犯傻。总之,不是吸毒者,不会认为毒品能给他带来幸福;不是奸商,不会认为欺诈可以致富。吸毒者和奸商,就是带负号的人。

带负号的人与任何正数相加,都是越加越少。世界上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与他相生,即便是圣人、美人与财富,对于他也是毒品。前不久刚刚因自杀而成名的巢中立就是一个例证。他是湖南常德最早的个体户,是该市一、二、三届政协委员。不知何故,此公对“2000”这个数字情有独钟,生前号称自己曾拥有2000万元资产,遗书里则自夸自己平生曾与2000个女性有染。不管数据的真实性如何,他确实是被自己的财富和女人“毒”死的。

问题不出在财富与女人身上,出在他自己身上。据说,他在深圳时,买了29台电视机在家里堆成一道电视墙,每次看电视都将29台电视全部打开,每台放一个不同的频道。他并不是在看电视,而是在看自己的暴发。他对性的消费大概也是如此,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同时让29个姑娘排成一道人墙。他不知道,性有爱的一面,财富有善的一面,但他只消受它们有毒的一面。实际上,他的自杀从他挖到第一桶金时就开始了,只不过是死在乙酉年大年初九而已。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仁兄身边虽然曾经美女如云,而且还有过数次婚姻和多名子女,但在他决定自裁时,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爱人或友人。由于自知身后无人为他的亡灵祈祷,他在自杀前几天为自己烧了不少冥钱,指望能存进地府银行供阴间消费。希望他上路时没有忘记带上存折。

为自己诊断

世界上的人和事物总有两面性,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没有一个坏人身上没有优点,也没有一个好人身上没有缺点。这就是说,所有人既带正号,也带负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区分带负号或带正号的人?

这其实不难理解。正负号有点像人体里的XY染色体,由于XY染色体的组合不同,可以产生五种人类性别:男性、偏男性、两性人、偏女性、女性。正如Y染色体占优势的人是男性一样,那些负面因素较多的人,便是带负号的人。一个人尿检报告里的蛋白质加号越多,肾病便越严重;同样,一个人如果带的负号越多,他对自己和别人的危害也越严重。如果他不对自己用减法,便必然会遭遇别人对他用的减法。

因此,在按照加减基本原理做加减法之前,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首先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带负号的人。如果你不幸是那样一个人,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加减法就是自减。不先去掉这个负号,你对别人做的减法越多,距离成功与幸福越远。

从“帕金森病”到“国企病”

生活中的人都不是以原子状态生存的,除了《鲁滨逊漂流记》的鲁滨逊,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做加减法,不仅要看到人的正负号,还要看到组织的正负号。最小的组织是家庭,最大的组织可能是国家。组织带负号,表明它生了“病”,病毒有的来源于组织的最高统治者,有的来源于组织制度,有的来源于组织本身。

在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看来,机构的状况与该机构的成员数量有关。人员精简的机构效率高,用我们的术语说,那就是带正号的;人员膨胀的机构效率低,则是带负号的。根据研究,理想的内阁成员是7~9个成员,英国内阁人数一旦超过20或21名时,就会失去效率,因而被画上了负号。

因为人数超过20时,会议就会变质。坐在会议桌旁的委员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谈起话来。为了使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发言者不得不站起来。一旦站起来,他就情不自禁地长篇大论:“主席先生,我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根据我25年来的经验,我们应该以……主席先生,我们肩负重担,而至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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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位仁兄喋喋不休地胡说时,其他人却忙着在桌子底下交换字条——“明天跟我一起共进午餐好吗?”“我还有个约会呢!”那个发言者极可能在说梦话,不过,有谁在乎呢。该委员会已经无关紧要,它早已完蛋,无药可救了,因为它患了“帕金森病”。

这样的带负号的机构可能害的只是自己,一旦一个执政党带上了负号,整个国家可就惨了。请看萨达姆的执政党——复兴党上演的千万幕悲剧中的一幕:

1979年7月,萨达姆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新一轮大清洗。第一个“认罪”的是革命委员会成员穆赫伊·阿卜杜·侯赛因·拉希德。他的全家被扣作人质,拉希德的认罪过程有录像,从全国来的几百名党的领导人看了录像。会上,面容憔悴的萨达姆眼含热泪,用沙哑的语调“补充”拉希德交代中遗漏的部分,并点出了他的同党。然后,卫兵把同党一一拖出会场。萨达姆命令政府的高级部长和党的主要领导成员组成一个行刑队,将拉希德的同党一一枪毙。

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此后干出任何事来,都不会让人惊讶,发动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都是早晚的事。这样的国家一般都有一个带负号的首脑,而且带的负号还相当多。

与制度有关的带负号的组织也很多,比如一些国有企业。通常,国有企业都是不下蛋的公鸡,除非你给予特别优惠的保护性政策。国有企业的负号就表现在它的亏损上。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加减法对国有企业都是无效的,因为你根本无法做任何加减法:你无权奖励一个职工,也无权开除一个职工。

只有在股份化的国有制下,能对它做加减法,它的负号才会减少,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2001年1月,西湖电子集团公司濒临死亡,章国经被紧急从香港召回,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经过他的诊断,西湖电子患了“浓厚的国企病”。于是,他猛用泻药,大用减法,大幅度降价清理积压的电视机,并将亏损企业一一清盘,使西湖电子起死回生。这表明,对一个带负号的国企用减法,自然越减越多;用加法,继续扩张,必然越加越少。

好鸟在好树上做窝

因此,诊断你自己所在的组织和你准备对其做加减法的组织是否有病,是否带了负号,你与它相生还是相克,也是实践加减基本原理的前提条件。远离带负号的组织和老板,是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减法。古人讲,良禽择木而栖,智者择主而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不幸你的祖国带了许多负号,比如“文革”时的中国,你别无选择,安于贫贱和好好活着可能就是你的最高追求。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有道,带正号;无道,带负号。就是说,当国家好的时候,你不做加减法,不能成功,是可耻的事;当国家坏的时候,你猛做加减法,大发国难财,也是可耻的事,甚至是危险的事。你今天顶子红,明天可能颈子红。你听听几百年前伊拉克的无道暴君哈吉贾吉的砍头宣言,就知道你的脖子其实并不结实:

“我看见人头在我面前晃动,急不可待地渴望被人砍下来。我就是专砍脑袋的人。我看见他们的头巾和胡须上鲜血淋淋。”

你的不义之财如果没有立刻让你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也可能在未来让你成为伸张正义的祭品。当然,倘若你有能力去掉你祖国身上的那个负号自然更好,不过你当罪犯或被砍头的机会要远远大于你成功的机会。

砒霜也是良药

砒霜是毒药,适量对症下药,也是疗疾的良方;黄金是财富,假如你掉到水里,又不舍得扔掉它,便是杀人的凶器。越王勾践是一代雄主,但患难时是明君,安乐时是杀手。大夫文种没有听范蠡的劝告,没有溜之大吉,结果丢了性命。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这既是范蠡为功臣写下的一曲无奈挽歌,也是他对事物的相对性和变动性的一种透悟。任何东西、任何人,以及任何组织,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或与你相生,或与你相克;条件改变了,你和它们或他们的生克正负关系也会改变。即便是你自己,既可能是你自己的天堂,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地狱。

日本历史上有个白隐禅师,十分受人景仰。某一天,一位王侯慕名而来,向他请教佛法妙旨。

“听说做善事能上天堂,”王侯落座后迫切地问道,“造恶业会下地狱,请问天堂和地狱是什么样的,大师能显个神通让我看到它们吗?”

白隐禅师听完他的话,脸上显出极其不耐烦的样子,而且开口辱骂他。王侯被莫名其妙地责骂,火冒三丈,满脸通红,正要还击,禅师却笑了:“阁下现在就在地狱呀。”

王侯听了,即有所悟,连忙施礼:“谢谢大师赐教,在下失礼了。”

白隐禅师又笑道:“这下你在天堂了。”

这故事本没有新意,不过是把中国禅宗境由心生的教义按照日本的方式演绎了一遍。意思是说,天堂和地狱存于你的一念之间。事物或人有时候是以你对待它或他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就像你自己一样,你的状况也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态度。你以负面的态度对待一个人,那个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使你们之间处于相减的关系中;反之亦然。

前不久,《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位女士的来稿。说她有一天坐公共汽车,车上很拥挤。离她不远处有个乘客要下车,他刚抬起屁股,旁边有个40多岁的男子就把纸袋子放到椅子上占座。边上有个女士早就等在那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就坐在了纸袋上。两人立马大吵起来,满口污言秽语。车上许多人都说那个男子没风度,不肯礼让女士。

他忿忿然地站在了作者的旁边。没过两站,又有一个距离作者很近的座位腾出来了,她对那个男子说:“您坐吧。”他慌了,连忙客气地说:“您请,您请。”作者说:“甭客气,我站惯了。”推辞再三,男人硬是把作者摁到了座位上。那个男子前后判若两人,原因就是人们对待他的方式改变了:从鄙夷到尊重,从争抢到谦让。他也就从一个粗鲁汉子,变成了一个怜香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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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正带负号的人不会这么容易改变。不论一个受害者是告饶还是求情,都不会阻止一个变态杀人狂加害于他或她;在二战中,不论犹太人如何对待党卫军,也不能改变他们被屠杀的命运。但即便是罪犯,在特殊情境中也会成为英雄。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热播的美国电视系列片《加里森敢死队》,说的就是一批罪犯在二战中的英雄故事。

因此,做加减法,不仅要首先界定自己或对象的性质、正负或生克,还要了解它对我们的利害关系是否有条件,这些条件既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态度,以及对待和使用它的方式,也取决于时间和环境因素。没有一成不变的生克,因此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加减。

屠格涅夫垂垂老矣,站在楼上窗前看见几个出浴的年轻姑娘从树荫下哗笑而过,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多么美丽的姑娘呵,可我已经不需要她们了。”于是,我们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我们永远渴求并永远占有,即便是曾经让我们以生死相许的情爱。

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要加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四加法的三种境界

——加减基本原理(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上》

相生相加,或者说,对于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用加法,这是加减基本原理中的第二个要件。

所谓战略或谋略中的加法,从根本上讲,是当事人挖掘、整合各种资源(包括自身资源),用以获取并扩大权力、财富、社会地位与名望等利益,并最终实现生存的最大意义的一种方法。海尔的掌门人张瑞敏在企业经营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用海尔的品牌优势大举兼并收购,迅速地扩张了企业规模,同时也就扩大了该企业和企业领导人所拥有的社会名望和影响力。

我在拙著《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一书里曾经从手法上对加法进行分类,提出了“予、借、化、合、信、神”6大加法。今天看来,稍显琐碎。其实,什么人使用什么加法,龙有龙的加法,虫有虫的加法。从一个人使用的加法上,能看出他的境界。境界大的,能安天下;境界小的,能安蜗居。

加法有三种境界。

大境界:发放情感与道义“贷款”

我们先说说吴起。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春秋名将吴起的名声并不好:为了做鲁国的将军,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拿的是齐国护照,而当时齐、鲁是敌国;为了谋取功名,母亲病故了都不回家奔丧,害怕丢了机会。但他却是一代名将。他训练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人人效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对自己的士兵用加法,爱兵如子。

有一次,军中的一个士兵因刀伤溃烂,生了脓疮,痛苦不堪。吴起看到了,就立刻俯下身去用嘴把士兵疮口里的脓血吸了出来,又撕下战袍把士兵的伤口仔细包扎好。在场的士兵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不料这位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后却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担忧。她一边哭一边说:“看来,我儿子的命保不住了。以前我丈夫在吴将军手下当兵,他对我丈夫也是这样好,后来,我丈夫为报答他的恩情为他战死在疆场。现在轮到我儿子了。”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吴起对士兵使用了上乘境界的加法:“仁爱”之法。这种加法的特点是“给予”或“付出”,付出的是自己的某种东西(在这个故事里,吴将军付出的是爱),得到的是人心,因此,我们把这种大境界的加法称之为“施与型加法”;第二,仁爱既可以被当做道德来施行,也可以被当做谋略来使用,区别在于:是否期望被施与者给予回报。在上面的故事里,吴将军的仁爱是当做谋略来使用的,这一点连老妇人都看出来了,因为仁爱的施与者吴起要士兵回报的是性命。

施与型加法的奥妙是发放情感与道义“贷款”,债权和利息形式是恩德。凡是不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人,也就是说凡是不愿报恩的人,就会被社会舆论界定为忘恩负义的人,或者叫做“叛徒”。“文革”中,刘少奇被定的罪名之一就是叛徒。表面上,他被认为是背叛了革命事业;实际上,在毛泽东眼里,他背叛的是毛泽东本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在政治和军事中,寻求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仁爱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能够把仁爱当做谋略或战略加法来使用的人,他就已经达到了宏大境界,他追求的东西就绝不是蝇头小利,大到整个天下,小到业界至尊,宋江和毛泽东属于前者,吴起和胡雪岩属于后者。

大境界中的上乘与下乘

宋江原本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不仅其貌不扬,“面黑身矮”;而且地位卑微,是个县衙里的“押司”,顶多相当于今天县政府办公室里管司法的科员。但他不仅精通刀笔,更精通人生的施与型加法。他在家里孝敬父母,爱护兄弟,人称“孝义黑三郎”;在外面怎么样呢?看看《水浒》里的描述就知道了: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这样的人如果出在本分小康之家,如果不被当成败家子,也会被当做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或者是官场混混。他家里就是有万贯家财,也不够他挥霍的;他自己即使浑身都是水,也下不了几场雨。如果在太平盛世,宋江也顶多混个县衙里的师爷干干,或当上某帮会的头头。但国家不幸洒家幸,宋江走运,赶上了仁宗在位时的一场大瘟疫,天下动荡,于是有了他的用武之地,欠了他情感与道义债务的“兄弟们”拥戴他为起义军领袖。

毛泽东也是这种乱世出的英雄,但他运用的施与型加法,不仅比宋江更高明,也更成功。毛也出身寒微,虽然他的家庭成分够得上他自己定下的富农标准,但他家里的财产也不够他像宋江那样挥霍。他读了些书,但只够他在北京大学谋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倘若社会稳定,他最好的发展前途或许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如果能考上一个在职博士,谋一个教授职位也是可能的。

不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一个救星,而不是一个教授,于是,历史选中了他来扮演这个角色。应该说,他扮演得很成功,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神。他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用中国传统民间习语来说,叫做“杀富济贫”或“雪中送炭”;用当代意识形态话语来说,则是让“穷苦人翻身解放”,或者,是让“无产者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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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使用施与型加法打天下的人物中,毛泽东是做得最出色的,达到了大境界加法中的上乘境界。施与型加法有两重境界,一种是宋江和毛泽东使用的“雪中送炭”,是施与型加法中的上乘境界;另一种是蒋介石使用的“锦上添花”,是施与型加法中的下乘境界。虽然宋江和毛泽东都会做雪中送炭的上乘加法,但宋江始终只是扶危济困的小义士,毛泽东扮演的却是普渡众生的救世主。结果,宋江占山为王,成了短命草寇;毛泽东则清扫六合,当了一代雄主。

不过,蒋介石也绝非等闲之辈,也懂得使用施与型加法,但他的锦上添花与毛泽东的雪中送炭相比,却有点差距。多大的差距?一座江山那样大的差距。毛泽东要让贫苦人翻身解放,蒋介石要让地主、资本家财富增长;毛泽东宣布自己要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蒋介石则表明自己只想让富者更富,不关心贫者愈贫。

锦上添花的蒋介石得到了城市、轿车、美女和美元,还有一个尊称:“委座”;雪中送炭的毛泽东得到了农村、窑洞、步枪和民心,还有一支歌曲:《东方红》……

“大救星”,这说的是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因为当时的中国雪中人很多,因为毛泽东会雪中送炭,他自然就成了救星。

“独夫民贼”,这说的是蒋介石。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手给他贴的一个宣传标签,但也多少说出了一个锦上添花者的窘境:有“锦”的人当时毕竟不多,为他们“添花”,必然遭到雪中人的孤立。

锦上添花,在当时必定要以穷人的血汗之花送给锦上人,这是损不足而奉有余,是越有越有,越无越无,是马太效应,是老子所说的“人之道”。而雪中送炭,当然是拿有钱人的炭送给雪中人,打土豪分田地是也。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老子所说的“天之道”。因此,古往今来那些打着“劫富济贫”旗号造反的人,都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两种加法,两种结局:毛泽东进了北京城,蒋介石逃往台湾岛。但这并不是他们二人最终的结局,最终结局是:毛泽东宾天时,中国大陆贫穷动乱;蒋介石驾崩时,台湾岛偏安小康。原因是得了天下的毛泽东丢了加法,以减法为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乐了他一个,苦了数亿人;而丢了大陆的蒋介石,却拣起了被毛泽东丢掉了的上乘加法,在台湾岛搞起了平均地权,让耕者有其田。

中境界:借我一腿与借我一嘴

如果说加法中的大境界主要是“予法”的话,加法中的中境界则以借法为主。“予”,就是给予和施与的意思,主要方法是“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借”就是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意思,主要方法有借力之法(借风行船)、借势之法(顺水推舟)和借名之法(正名顺言)。

往好听里说,借是“合作双赢”;往难听里说,借是“相互利用”。在动物界,狼和狈可以算得上是精通借法的大师。据《酉阳杂俎·毛篇》记载:

或言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于狼腿上,狈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曾有人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狈也。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写过“狼和狈的故事”,很像是《酉阳杂俎》的当代版,甚至可以被当做《酉阳杂俎》的现代汉语译文来读。她写的是一个地质勘探队员向她口述的经历,那个队员有一次在深夜被一群狼追赶到一个柴草垛子上,狼爬不上来,有的狼就走开了。但是,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两只狼回来了,同时还来了一只很大的怪东西,像一头大熊。仔细一看,不是熊,是两只狼架在一起:一只狼身上架着另一只很大的狼。几头狼把那头架在上面的大狼架上石碾子。大狼和其他三四只狼几个脑袋聚在一起,好像在密商什么事。那头大狼显然是发号施令的。一群狼随即排成队,一只狼把柴垛的柴草衔一口,放在另一处,后一只狼照样也把柴垛的柴草衔一口,放在另一处。每只狼都挨次一口一口地衔。不一会儿,那柴垛就缺了一块,有倾斜的危险。我着急得再次嘶声叫喊‘救命’!村子里死沉沉地,没一点动静。

……那头大狼真有主意。狼爬不上柴垛,可是狼能把柴垛攻倒。我叫喊无应,又不能插翅飞上天去,惶急中习惯性地想掏出烟斗来吸口烟。我伸手摸到了衣袋里的打火机。狼是怕火的。反正我也顾不得自身安全了。我脱下棉袄,用打火机点上火,在风里挥舞,那件棉袄就烘烘地着火燃烧了。我把燃烧着的棉袄扔在柴垛上,柴垛也烘烘地燃烧起来。

……这时候大约已是午夜三点左右。火光和烟气惊醒了村民。他们先先后后拿着盆儿桶儿出来救火。一群狼全逃跑了。只有石碾上的那头大狼没跑,给村民捉住。原来它两条前脚特短,不能跑。它不是狼,是狈。

根据上述记载和描述,狼有所短,后腿短;狈有所长,后腿长。狈不借狼的前腿,不能行走,因此,追不上逃跑的动物;狼不借狈的后腿,不能站立,结果,够不到躲在高处的猎物。像余秋雨那样想找个人再借一生来用用,大概没有指望,但像狼和狈那样互相借两条腿用用,肯定一拍即合。

不过,由于狼的名声不好,它和狈的合作后果让人怀疑,所以有一个道德色彩很浓的成语,叫做“狼狈为奸”。实际上,所有动物都是生物链条中的一环,都是捕杀者和被捕杀者。生存竞争决定它们不是在捕杀,就是在逃避捕杀。狼狈合则捕杀,分则逃跑,但能逃掉的总是狼,不是狈。

在人类生活中,类似情况也并不少见,典型的狼狈合作型案例在美国金融史上屡见不鲜。一个著名的狼型人物是古尔德(JayGould,1836—1892),狈型人物是菲斯克(JamesFisk),他们都是19世纪后期纽约金融市场上声名狼藉但又智谋超凡的资本运作高手。据说,古尔德沉默寡言、内向孤僻,但善于运筹;菲斯克和蔼可亲、善于交际,但短于谋划。所以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取长补短,互相借腿,干出了一件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最著名的两件事是:击败不可战胜的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bilt,1794—1877),夺走伊利铁路;设计囤积黄金的金融陷阱,拉总统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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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颇为相似:除了荣誉,你不用担心会失去什么;除了金钱和美女,你不会有别的胃口。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古尔德和菲斯克于1869年4月开始实施他们的黄金囤积计划:买空市场上的黄金,让黄金枯竭,价格猛涨,然后悄悄抛售,获取暴利。唯一要担心的是美国财政部一亿多美元的黄金储备,如果这些储备的黄金被部分释放出来平抑黄金价格,计划就会泡汤。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收买了格兰特总统的内弟,还把同伙安插在纽约助理财政官的要职上。

当黄金价格飞涨到160美元左右(160美元纸钞购买100美元的黄金),美国的金融货币体系面临崩溃时,总统终于坐不住了,同意财政部采取他们一再请求采取的行动:释放政府黄金,制止黄金价格过度膨胀。古尔德首先得到消息,背着菲斯克偷偷卖掉了自己的黄金,其时,菲斯克还在疯狂地让经纪人以160美元的高价买进黄金。狼逃走了,狈被套住了。

看来,狼与狈虽然是借腿大师,但并非合作双赢的完美典型。狼之为物,可与进取,难与退守。合作的完美典范是鱼类提供的,比如鲨鱼与裂唇鱼。裂唇鱼游弋于鲨鱼口腔,以鲨鱼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和秽物为食,既维护了鲨鱼的口腔卫生,还为它治疗口腔疾病,自己又衣食、性命无忧。鲨鱼不仅不会吞吃裂唇鱼,当出现敌情时,它还会先吐出裂唇鱼,然后迎战强敌。这就不是借腿,而是借嘴了,借的是那种需要时相濡以沫,离别时相忘于江海的嘴。

据说,美国金融帝国的缔造者J.P.摩根(J.P.Morgan,1837-1913)就是这样的一条善于与别人用“嘴”合作的人类巨鲨。而那些为他的公司投资的小股民,则是一条条小小的裂唇鱼。南北战争后,英国投资者看好美国的实业投资,特别是铁路业。但是,当时美国铁路公司股份买卖大多以圈钱为目的,投资者往往吃亏上当,花钱买垃圾。

J.P.摩根对范德比尔特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股票的承销挽救了美国金融证券业的形象,他首先保证股票在5年内有8%的红利,其次,他扩大改造交易后的纽约中央铁路网,并向股民公布具体方案,这开创了一个先例。纽约中央铁路股票以119点卖出,不久就涨到132点,并在135点上稳定下来。摩根公司在这笔交易里赚了300万美元,英国股民也分享到了利益。

这就叫双赢。

施与型的大境界加法离不开胸襟,双赢型的中境界加法离不开诚信。无论胸襟还是诚信,都与一个人的人格有关,所以J.P.摩根认为人格比金钱财产更重要。他的信条是:“人格是信用的基础。”

小境界:迪卡普里奥和蟋蟀

写到中境界以下的加法时,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几个似乎并不关联的意象:泰坦尼克号沉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以及他扮演的少年画家杰克,还有《伊索寓言》里那只著名的蟋蟀……

当年,好莱坞名导演詹姆斯·卡梅伦导演的那部大片在全球放映的时候,风流倜傥的杰克说的一句台词让无数少男少女倾倒:“享受每一天。”乍一听,这句话似乎有几分禅意,意思是活在当下。细一想,享受每一天和活在当下可不是一回事,活在当下可能是创造,可能是受苦,未必只是享受。如果你了解了那位享乐大师登上那艘豪华邮轮的三等舱船票是怎么来的(赌来的),你可能会相信,所谓享受每一天,可能是享受今天,没有明天。

伊索笔下的那只蟋蟀奉行的也是同样的哲学:

在一个美好的冬日,一群蚂蚁起劲地劳动着,把他们在夏天搜集来的粮食晒干。这时,一只饿得快要死去的蟋蟀从旁边经过,要求蚂蚁们给他一点食物。蚂蚁们问蟋蟀道:“为什么你在夏天不收藏一点食物呢?”蟋蟀答道:“我没时间干那个呀,因为整个夏天我都在唱歌。”于是,蚂蚁们嘲笑这个蟋蟀道:“如果你整个夏天都在唱歌,那么,整个冬天你就该跳舞了。”

要跳,也只能跳死神之舞。夏天的时候,蟋蟀在享受每一天;冬日里呢,沿街乞讨。如果泰坦尼克号不沉没,杰克能否让他的爱人露丝永远在飞,永远享受每一天肯定还是个问题,他能赌来一张三等舱船票,他也能赌来一颗海洋之心宝石吗?有钱的生活不一定有幸福,但无钱的生活肯定没有幸福,就像歌声不能帮助蟋蟀过冬一样。

只要不损害别人,利用自身资源以寻求并增加自己的快乐和幸福,也是一种加法,但如果这种快乐是独享的和短暂的,那就不是大境界的加法,也不是中境界的加法,而是小境界的加法。大境界和小境界的加法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一个是先痛苦后幸福(大境界),另一个是先幸福后痛苦(小境界);第二,一个是骄阳下的大树,把幸福的阴凉分发给许多人(大境界),另一个是草丛里的蜗牛,有好事自个儿躲在壳里偷着乐(小境界)。

但也并不是说独享型小境界加法对人生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它对于那些无限追求权力、金钱和被爱戴的战争狂、宗教狂、工作狂和嗜权症患者来说,是一味解毒剂,人生苦短,浮华如梦,与其穷天绝地追寻富贵梦,何如及时行乐,与温柔同眠?它对于那些来日无多,穷途末路的老人、病人、失败者和被奴役者来说,是一杯安慰剂和镇痛剂:活好当下,莫虑明朝;要自娱,不要自苦。

南宋诗人高翥有一首题为《清明日对酒》的诗,想表达的就是这后一种情绪: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水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因此,人生的境界不能僵化。什么叫僵化?僵化就是境界能大不能小,或者境界能小不能大。境界能大不能小的人,容易得妄想症;境界能小不能大的人,容易患幽闭症。理想的人生就是孟子所提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思是说,人得志的时候,要造福大众,用大境界的施与型加法;人失意的时候,要爱惜自己,享受生活,但不干坏事,这就是独享型的小境界。

[13]

本章讨论了三种境界的加法,从大到小,可以看出,做加法要先人后己,越先让别人获益,因为你而获益的人越多,加法的境界就越大。

五减法的四种境界

减法的四种境界

——加减基本原理(下)

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周易·损》卦卦辞

相克相减,或者说,对那些对自己有害的因素用减法,这是加减基本原理中的第三个要件。

对自己有害的东西,有些是外在的,比如靠近机场的居民窗外的噪音,对自己的意中人穷追不已的情敌,和自己竞争处长位置的那个讨厌的副处长,等等;有些则是内在的,比如在精神妄想症患者耳中低语的声音,日渐鼓胀的小腹和慢慢硬化的脂肪肝,还有已经叛变的癌细胞,不受自己控制的情绪,以及像野马狂奔的欲望;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则是日益臃肿的机构和无穷无尽的内耗……

所谓战略或谋略中的减法,就是消除掉不利因素,或者把有害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的方法。万科创始人王石在企业经营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把万科由一个什么业务都做的万能企业,转型为一个只做发达城市边缘上的中高档住宅的专业化房地产企业。

但是,减法也有不同的境界。加法的大境界是先人后己,给别人送温暖,或者说,后天下之乐而乐;减法的高境界则是先己后人,先拿自己开刀,或者说先天下之忧而忧。

狗官司

有一个不错的案例,用它可以很好地说明减法的不同境界。这个案例来自一个到美国探望妻子的中国男子写的故事,写在下面的故事经过本书作者改编:

我和妻子都爱狗,想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爱犬。不久,机会来了,妻子所在的街区有一条名贵的狗要招募好家庭收养。经过申请和投票,我妻子因为既爱狗又声誉卓著而成了幸运儿,她得到了那条名叫杰克的牛头犬(bullterrier)。

没有想到的是,跟着杰克进门的不仅有欢乐,也有烦恼。杰克进门的第3天,我们就收到一份律师函,说是杰克随地大小便,污染了邻居威廉的草坪,如果我们管不好杰克,他将要与我们对簿公堂。这个邻居威廉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在社区会议上与我们竞争收养杰克的人。看来,他要起诉我们是假,想得到杰克是真。他在“民主程序”中失败了,想从“司法程序”中扳回来,让我们吃狗官司。

还没等我们回应,第二封律师函又来了,说我们的狗每夜狂吠不止,影响了邻居的睡眠。紧接着又是第三封,这次问题更严重,说杰克咬了威廉家的猫,要向我们索赔1000美元。看起来,他不得到杰克不肯罢休。

显然,因为一条狗,邻居成了故事作者的对头。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本来应该是亲家,现在变成了冤家;本应相生,如今相克。因此,要使自己的生活重新恢复安宁,只能去做减法。

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可以列举如下四种:

第一,杀了威廉,或放火烧了他们家,代价可能是坐一辈子班房,或者邻居起火,殃及自己,自己的房子也化为灰烬;

第二,搬家,搬到另一个街区,另一座城市,或另一个州,威廉再也找不到借口说杰克夜吠或咬他的猫了,如果他们家草坪上真的发现了狗屎,也赖不到杰克头上,但代价是搬一次家,或者,找一个新工作;

第三,想一个办法让威廉主动撤消指控,从此既不相亲,也不相扰,邻人成为路人;

第四,干脆把杰克当礼物送给邻居,自己可能被邻居当成傻子,也可能被当成朋友。

四个方案可以归结为三种境界。第一个方案是惩戒毁灭型减法,第二、第三个方案是回避制止型减法,第四个方案是自损转化型减法。每种减法都有适合自己的境界,比如,军事和司法领域是行使惩戒毁灭型减法的专有领域,也就是绝对敌对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外行使这一减法,大多是非法的,比如黑社会、家庭暴力或刑事犯罪等;回避制止型减法适合于一锤子买卖的场合,所谓一锤子买卖,就是一次性交往行为,本次行为后,以后不再打交道,比如在一座陌生城市与一位小贩之间的一次交易;自损转化型减法适合于在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和固定关系里使用,包括家庭和各种组织内部。

不过,上面那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听他自己说:

再有一个星期我就要回国了,问题不能留给妻子。时值初冬季节,早上起来,窗外飘起了小雪。下午雪停了。霜后暖,雪后寒,明天早上地面该结冰了。想到这儿,我忽然心生一计。我立即给邻居威廉的律师打电话,说是明天早上,我和妻子将到他家和他商量赔偿问题。

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我和妻子朝威廉家走去,刚踏上他家门前的台阶,因为台阶上的积雪未扫,结成薄冰,我突然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似乎脊梁骨出了问题。威廉一看急了,赶忙跑过来和我妻子一起把我抬到他家,并客气地让我躺在沙发上。一个劲儿地说我家的狗是条好狗,夜里从来不叫,也没有随地大小便,更没有咬他家的猫。

我一听,心里乐了:“这么说,你不要我们赔偿了?”

“怎么会呢,”威廉赶紧说。

“那好,”我勉强抬起头说,“请你的律师写个承诺给我们,并且请你签个字。”

威廉照办了。然后,我在妻子的搀扶下,慢慢走回家去。

看上去不错,我们这位同胞智略过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他使用制止型减法,既保住了爱犬,又制止了邻居的骚扰行为。但是,这可能不是故事的最后结局,他们之间的过招,还只是一个回合,暂时不分胜负。作者回国后,威廉是否会对他的妻子善罢甘休,还不能肯定。邻里是一种固定关系,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不适合使用一次性的减法,善意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报答,恶意也有足够的时间收获报复。况且,人家是当地人,你是移民,他让你上当,比你让他上当要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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