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好的选择是把制止型减法和自损型减法结合起来使用，先佯摔制止邻居的骚扰，再割爱把杰克送给邻居。毕竟相安无事甚至相互关爱的邻里关系比一只爱犬更重要；善意总比恶意带来更少的损害和担忧。佯摔让他知道你不比他傻，割爱让他明白你比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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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你自己的线
但是，生活的境界并不止上面提到的三种，在你死我活的敌对领域、一锤子买卖的偶然关系，以及组织内部的关系之外，还有一种关系，它虽然不属于组织内部，但属于经常性关系，你无法躲避；虽然不是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但也是你赢我输或你利我害的对抗性竞争。这种关系大量存在于体育比赛、学术竞争、和平时期的国际关系和企业竞争领域。
处理这种关系，以上三种减法往往不能单独奏效，请看下面的故事：
我常常想起刚开始在埃德·帕克的武馆里训练时的情景。有一次，我正在练习空手道的对打技巧（kumite），对手的技术要好些，为了弥补我技术和经验上的不足，我试图使诈，想轻易得分。但我被远远地超过了，帕克看着我连连挨打。
对抗结束后，我很沮丧。帕克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屋子很小，稀稀落落地摆着几件家具。
“你为什么不高兴？”帕克问道。
“因为我得不了分。”
帕克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拿起一支粉笔，在地上画了一条长5英尺的线。
“你看怎么才能把这条线弄短？”他问道。
我端详了一阵后，给了他几个答案，包括把线截成好几段。
他摇摇头，又画了一条线，长过第一条线，问：“现在你看头条线怎么样了？”
“短了。”我说。
帕克点点头说：“提高自己，延长你自己的线，总比切断对手的线要强。”
在延长自己的线上下工夫，而不是在切断对手的线上下工夫这个道理，电视连续剧《白银谷》里的那位秦家大少爷一辈子也没有弄懂。秦家和康家都是清末山西太谷县的晋商领袖，但秦家的实力有点类似于上面那个故事的作者，稍逊于自己的对手。接替老爷子执掌秦氏“王朝”的秦大少，不去努力提高自己钱庄的信誉，也不着力改善经营，也就是说，不想办法延长自己的线，而是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如何切断对方的线上：先是雇佣杀手杀死康家的当家五爷及其夫人，后又买通官府关闭康家钱庄的济南分号，接着在北京挤兑康家钱庄现银，想让康家发生信用危机，最后勾结康家四爷发动“宫廷政变”……机关算尽，呕心沥血，最后反过来害得自己被毒死在牢房，秦家的基业也成了秋风中的落叶。
切断对方的线是损害和毁灭型减法，是损人；延长自己的线是一种间接减法，是通过壮大自己来削弱敌人或对手，因此也可以称为自益型减法。在企业竞争中，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使用损人减法，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是善用这种减法的大师。当年，美国石油业的上游是采油业，中游是炼油业，下游是运输业。采油业很难垄断，美国当年发现的油田很多，要垄断，除非买下所有或大部分油田，这是洛克菲勒公司当时的实力根本达不到的。垄断炼油业也不容易，兼并起来动静大，交易费用也高。洛克菲勒采取的策略是运输垄断，他同运输原油的铁路公司结成同盟，买下铁路公司每天的运量，从而享受优惠折扣，其他公司要运送原油则不能享受折扣，就这一招，让无数承受不起高运价的石油公司倒闭，洛克菲勒最后垄断了美国石油业的95%以上。但是，洛克菲勒在得到利润的同时，也得到了恶名，他被人们称为“大章鱼”。洛克菲勒的子孙们设立了世界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行善，不知道是不是想把自己祖先的恶名买回来。
在敌对与竞争领域里，最高境界的减法是自益型减法，也就是延长你自己的线，获取相对于你的对手的优势。整部《孙子兵法》精髓就在这里。孙子兵法13篇，核心谈的就是争取优势，“计篇第一”谈的是获取军事之外的天时、地利、道德和政治优势的重要性，即所谓“道、天、地、将、法”是也；“作战篇第二”谈的是争取后勤优势的问题；“谋攻篇第三”谈的是战略决策优势问题，追求的是不战而胜的上上策；“形篇第四”谈的是军事实力优势；“势篇第五”分析的是战略态势优势；“虚实篇第六”研究的是如何从军事调度上获取战场上的局部优势；如此等等。
随着《孙子兵法》在世界的传播，西方军界和企业界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军事行动和企业竞争中开始实践孙子的战略思想。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百事可乐对可口可乐的竞争。可口可乐已经是很长的线了，要想画一条两头都比它长的线非常困难，百事可乐采取的策略是从线的一端延长自己。可口可乐是老牌的、正宗的可乐，和传统、历史与回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从这方面动摇它的地位几乎不可能。百事可乐强调的是自己的“年轻”，老有老的长处，新有新的长处，百事公司在“新”上大做文章，请年轻人的偶像——流行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做代言人，把自己描绘为“年轻一代的选择”，从而为自己获得了存在下去的理由。
你是你自己的地狱，也是你自己的天堂
如果说在追求成功的减法中，自益型减法境界最高，那么在追求幸福方面，最高境界就是自损型减法了。美国著名诗人罗宾森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理查·珂利》：
每当理查·珂利走进闹市，
我们，街上的人，两眼瞪圆：
他从头到脚是地道的绅士，
潇洒纤瘦，风度翩翩。
他衣着永远淡雅素净，
他谈吐永远文质彬彬，
当他向人问好，人们不禁
怦然心动，他走路光彩照人。
他有钱——是呵，富比王侯——
令人钦佩地读遍各种学问，
总而言之，他是无所不有，
谁都盼望能有他的福分。
我们苦干，等着福光降瑞，
整月没肉吃，面包讨人嫌，
而理查·珂利，在宁静的夏夜，
回家朝自己脑袋放一颗子弹。
你看，理查·珂利先生什么都有，有风度，有钱，有学问，有福分，有名望，用诗里的话说，他“无所不有”，可谓成功人士，但他显然缺少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幸福，结果膜拜他的人们听到是一声枪响，他朝自己的脑袋放了一颗子弹。
成功的人有时为什么不幸福？不同的人会提供不同的答案。简单地说，就是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自己对自己有害。一个人越成功，就越容易成为这样的人。一个要打败天下所有人的人，达到目标以后，他唯一的敌人就是死亡，或他自己。秦始皇便是这样。秦始皇为了打败死亡，到处寻仙觅丹，不仅耗尽了他的余生，还搭上了他的老命。
[15]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尤其是法国哲学家萨特有两个基本信条，一是存在先于本质，二是他人即地狱。萨特终身不娶，不知道是不是怕娶回来一座地狱，即使这座地狱名叫“波伏娃”。实际上，别人是不是地狱并不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是不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别人的地狱还可以逃避，自己成了地狱，是无可逃避的。那些决定自杀的人，应该就是那些长时间生活在自己地狱里的人。
人为什么会成为自己的地狱？按照佛教的说法是中了三种剧毒：贪、嗔、痴。“贪”，就是填不平的欲壑；“嗔”，就是不受控制的情绪；“痴”，就是愚蠢的偏见。秦始皇肯定是中了这三种毒素，贵有天下还不知足，还想长生不老，这是贪；动不动就狂怒不已，丧心病狂，这是嗔；焚书坑儒，但迷恋术士仙药，这是痴。按照儒家的观点，就是着了怪、力、乱、神这四种邪气，如果朱熹解释得对，怪、力、乱、神就是怪异、勇力、悖乱之事，或许，还要加上鬼神。一个人如果行为怪异，装神弄鬼，崇尚暴力，喜欢搅局，那他就不仅是他自己的地狱，也是所有人的地狱了。所以，孔子从不谈论这些东西。
中了佛家三毒和儒家四邪的人可能成就大事业，比如希特勒和某些邪教领袖，但他们既不能让别人幸福，也不能让自己幸福。要想脱离苦海，就要对自己用减法：克制欲望，镇定情绪，减少偏见。这种自损方法在禅宗叫“禅定”，在儒家叫“自省”。在六祖大师和圣人孔子看来，这种对自己的减法应该天天做，六祖要求“一行三昧”，孔子则要求每日“三省吾身”。
能这样做的人，有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天堂里，即使两袖清风，家徒四壁；不这样做的人，很难不堕入自己的地狱，即便你在万人之上，腰缠万贯。请记住慧能大师在《坛经》里说的话：
“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天堂，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地狱，关键看你起的是什么心。
六加法与减法的战略组合
无损无益非“易”也。
——朱熹《周易本义》
假如你只想成功地做好一件事，比如从副处长晋升为处长，或者从银行弄到一笔贷款，或者让你单相思的心上人微笑着多看你一眼，或者像广告上说的，把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把海水卖给海龙王，你只要正确地做一次谋略加法或谋略减法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大事业，比如，创立并发展一家跨国公司，把你的子女培养成人中龙凤，竞选总统或管理国家，训练并指挥一支王牌军队，开一家传世的百年老字号小店，或者，像唐僧师徒四人那样，完成一项伟大使命，取回真经，或成功地进行一场社会变革，只做一次加法或减法就不够了，只设一个局，完成一次谋略行为也不够。它需要把一系列加法或减法组合起来，按照目标的大小和远近进行战略安排。这有点像拳击台上的对抗，一拳不可能击倒对手，要制胜，需要使用成套的组合拳。
一个不愿意跨进校门的男孩
某日下午，去参加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会，级主任刘老师说了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
开学第一天，我们全体老师是在战争状态中度过的。出现了各种状况，有的同学坐在窗台上不下来，有的同学一听见铃声拎起书包就往外跑，问他干什么去，他反问老师，不是放学了吗？
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男生，死活不进校门，站在校门外号啕大哭。我们一个老师陪他在校门外坐了一天，做思想工作，好话说尽，就是不肯越校门一步。第二天，他倒是进了校门，但不肯进教室，抱着他爸爸的大腿死活不放。父亲无计可施，用绝望的、求救的目光看着我们。
听到这里，我心里想，这应该是一个被过度娇惯的孩子，像一首没有休止符的歌曲，唱不成乐句；像一辆没有刹车装置的汽车，跑起来就停不下来。那个父亲平常应该是一个对孩子百依百顺的父亲，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这回孩子要不上学，他又给不了，所以显得很无奈。
“我们给那个父亲使眼色，”刘老师接着说，“让他赶快走。父亲一走，我们决定改变昨天的做法，不再温颜劝说，而是严厉批评，果然，他很快就乖乖地进了教室。课外活动时，我们一个老师特地找到他，表扬他主动进教室上课，问他待会儿是否还会主动回到教室，他使劲点点头。结果，他真的那样做了。”
果然是名校，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并且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的要害是，一个只被娇惯而不受训诫的孩子，只会游乐，不会从事任何类似于学习这样的意志性艰苦活动。娇惯是对孩子做的加法，训诫是对孩子做的减法。教育就是既要对孩子做加法，也要对孩子做减法。一个不对孩子做减法的家庭是一个娇纵孩子的家庭，从这种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很可能是现实的小皇帝和潜在的罪犯；一个不对孩子做加法的家庭是缺乏爱和关怀的专制家庭，从这种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很可能是现实的自卑者和潜在的罪犯和自杀者。
学校的价值在于对不正常的家庭环境进行矫正：给缺少关爱和表扬的孩子补充关爱和表扬，给缺乏训诫和批评的孩子施加训诫和批评。而且，表扬不能是持续的表扬，表扬后面要准备着批评，只有表扬没有批评的孩子会得意忘形；批评也不能是不间断的批评，批评后面要跟着表扬（这也正是刘老师她们所做的），只有批评没有表扬的孩子会萎靡不振。
一个让世人惊诧莫名的举措
刘老师对那个男生的教育既不能说是谋略，也不能说是战略，而是一种方法。如果说谋略加减法是做了以后再说的话，战略加减法常常是说了以后再做。谋略是惟恐别人先知道，所以说事不密则危；战略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所以说言不顺则事不成。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儒家是重战略而轻谋略的。
但也有例外，比如常常让人感到意外的J.P.摩根（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一连串的例外），他创造一个当时自己讳莫如深、别人莫名其妙的战略案例。
[16]
1868年，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与少壮派投资家乔伊·古尔德及其搭档吉姆·费斯克进行了一场争夺萨斯科哈那铁路争夺的遭遇战。萨斯科哈那铁路的战略价值非常巨大，它是联结东部工业城市与煤炭产地的大动脉，而且与古尔德控制的伊利铁路相接，所以双方都志在必得。
双方争夺的焦点在对萨斯科哈那铁路的控股权上，谁持有该铁路的股份超过半数，谁就获胜。当时人人都知道，萨斯科哈那铁路总裁拉杰姆不是古尔德和费斯克的对手。后者智谋过人，手段狠辣，许多大投资家都败在他们手下。果然，古尔德和费斯克买通了纽约法院的两位法官，在萨斯科哈那铁路股东大会召开前夕，纽约州法院下令免去了拉杰姆的总裁职务。然后古尔德和费克斯就可以大肆发行虚增的公司可交换债券，好在股东大会上转变为股票。
拉杰姆接受范德比尔特的下属斯罗伦的建议，向前任纽约州州长艾德·摩根求救。艾德·摩根把自己的弟弟J.P.摩根推荐给他们。对这个案子，J.P.摩根早已成竹在胸，他提出的条件之一是成为萨斯科哈那铁路的新股东。经过摩根兄弟的官场运作，拉杰姆很快恢复了总裁职务。但他们最担心的是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古尔德和费斯克的惯用伎俩是以武力威胁股东，以实现自己控制公司的目的。
不出拉杰姆和摩根等人的预料，股东大会召开当天，费斯克故伎重演，他率领全副武装的打手先行占领了会场。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身着灰色制服的奥尔巴尼郡的警察们在警察局长的指挥下，早已埋伏在此，费克斯一露面，就将他逮捕，并立即将其押上马车，挥鞭扬长而去，不知所终，余人作鸟兽散。股东大会按照摩根的意志进行，拉杰姆继任总裁，J.P.摩根被选为副总裁。事后人们才知道，所谓“警察局长”和“警察”都是雇来的冒牌货，那场请君入瓮的戏剧是J.P.摩根一手导演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还没到最出人意料的部分，最出人意料的是，股东大会后，握有实际控制权的J.P.摩根立即将萨斯科哈那铁路出租给了特拉华·哈得逊运河公司，而该公司正是古尔德伊利铁路公司的后台老板，拉杰姆的死对头。年利率7%，租期99年。这等于是把冒死从虎口里拔来的牙又还给了虎爸爸。
从拉杰姆的角度看，他虽然有被卖掉之感，但有7%的高利，不会拼死反对；从摩根本人角度看，他虽然做了一回渔翁，但并没有得多少利；最大的赢家似乎是古尔德的老板。摩根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正是摩根的高明之处，他创造的这个案例是一个经典，展示了一个战略投资家如何把一次商战谋略发展为决定其一生事业的战略。我们可以设想，摩根介入萨斯科哈那铁路争夺战之时，他已经确定了他的公司发展战略，那就是铁路金融。他的志向并不是分享甚至拥有一条小小的萨斯科哈那铁路，而是要建立一个超越所有铁路大王的铁路金融帝国。但在萨斯科哈那铁路争夺战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好准备立即进入铁路业，他要腾出手先延长自己金融上的线。为此，他第一不能树立强敌，第二不能分心从事自己当时还不擅长的铁路业。
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他进行了一次加法和减法的战略组合：先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毁灭型减法清除了费克斯，成为萨斯科哈那铁路股东，在铁路业插上一脚；接着用加法和自损型减法，把铁路租给对手的靠山，既化敌为友，又节制了自己过早扩张的欲望；最后，也是最有趣的是，他实际上并没有把萨斯科哈那铁路出租给别人，而是租给了他自己，因为在他的战略设计里，古尔德及其老板的铁路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当他最终实现了托管包括古尔德及其老板的铁路在内的大量铁路时，他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萨斯科哈那铁路，然而，这时，这条铁路已经是自己的战利品，而不是当初他和拉杰姆共同的战利品，他既得到铁路，又不用背掠夺合伙人的恶名。
换个说法，羽毛未丰的摩根和别人合伙打了一条狗，从它嘴里抢来一根骨头，他把这根骨头送给狗的主人，换得主人对他的宽恕甚至友情，等到自己力量强大之后，最后又打垮主人，获取了狗主人的全部产业，当然包括那根骨头。
在中国当代企业界，基本上找不到像J.P.摩根那样具有伟大战略才能的人，摩根不仅创立了金融帝国，还创造了现代金融制度，甚至留下了重建美国金融信誉的美名。中国有点气象的人可能有一些，比如联想集团的教主柳传志，新浪网总裁汪延，等等。
柳传志为联想厘定的战略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传宗接代，拓殖海外。”柳传志的目标是把联想做成一家百年老店，为此，企业必须深根固本，第一要改造所有制，产权模糊的公司是不可能有后代的，这是深根；第二要有自己的主导产业，这是固本；第三要培养本公司成长起来的年轻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才能把企业视如自己的生命，企业也才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就是“传宗接代”。所谓“拓殖海外”，就是国际化。“传宗接代”既是战略性反减法，也是自益型加法。“拓殖海外”既是自益型减法，通过把自己的线延长到海外，以获得相对于自己竞争对手的优势；也是自我扩张型加法，扩大自己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
汪延的战略用四个字来描述就够了：“方生不死”。所谓方生，就是永远创新，他有一句口号叫“一切由你开始”，不断学习新东西，这是战略加法；所谓“不死”，就是做百年老店，他有另一个说法叫“永续经营”和“回归传统”，这是战略减法。要想永续经营，就不能盲目扩张，因此，他们有两个不做：第一不做与互联网不相干的事情；第二不做互联网内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为了长寿，汪延说一百年后新浪公司卖臭豆腐也行，当然，是新浪牌的。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企业中长寿冲动最强烈的一个案例。汪延的战略正如他的公司名字：“新浪”。有水有风就有浪，浪是永生不死的，但每个浪头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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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为千古佳话的三次拜访
以今天的观点看，“三顾茅庐”更像一个求爱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求贤的故事。故事中的两个主角，一个刘备，一个诸葛亮，前者像屡次上门求婚的情哥哥，后者像藏在深闺的小娇娃。由于羞怯，或许由于想吊情郎的胃口，小娇娃让情哥哥连喝了两碗闭门羹，第三次才面带桃花，眼含秋水地见了他，谁知一见之下，各自叹息，相见恨晚。一番情话绵绵之后，立马定了终身。诸葛小妹还真够贞烈的，在郎君刘哥仙逝后，不仅悉心照顾家业，还把先君的孩子抚养成人，而且既无外遇，也未再婚，终身守寡，直至香消玉殒。
如今，要找人才，或者，要找个用人单位，不用那么费劲，有猎头公司，有英才网，还有组织部、人力资源部、人才交流市场……但是，你能从人才交流市场里找到一位姜子牙，让组织部物色到一个管仲么？请看杜甫写的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在诗圣看来，刘备以皇叔之尊，大将军之贵、侯爵之显三次拜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青年，有两个追求，一是要问平定天下之计，二是要得开国托孤之臣。对诸葛亮，刘备他为何有如此高的期望呢？因为当时名士司马徽认为诸葛亮名列颍川五贤之首，有姜尚、张良之贤，可助明君创长盛不衰之王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刘备三次拜访，是求见，也是考察。
太子党和大将军降尊下问，被访者如果是今日自学成才的青年农民，即使当时真的不在家，事后听说，恐怕也要屁颠屁颠地登门谢罪去吧，怎么可能在大雪天让贵人吃第二碗闭门羹呢？
其实，诸葛孔明在当时之乱世，并不是要做官（如果要做官，跟着他大哥到孙权那儿谋个一官半职容易得很），而是想平天下。他自许有济世安民之才，也有济世安民之策，但能遇到慧眼独具、宽仁贤明的真君英主么？遇不到，宁可耕读荒野，终身不仕；遇到了，则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刘皇叔英名远播，但孔明还要测试一下：第一，他的心胸如何；第二，把本人当什么人看；第三，对我需求强度怎么样？
因此，刘备的三顾和诸葛亮的两避，既是对对方的考察，也是真我的一种显示和心迹的一种表露。刘备第二次拜访卧龙时，遇大雪，张飞劝他作罢，刘备不肯，说：“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这是要告诉诸葛亮，我对你的追求已经达到爱的程度了呀！到了草堂，有一少年在唱歌，歌中唱道：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这显然是孔明本人委托他的小弟唱给刘皇叔听的，想告诉他，我也不是非老死田头不可，要想让我出山，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有明主可依；第二，待天时已到。
由此看来，三顾两避实际上是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一种战略考察和应答。刘备本人并非雄才大略之主，文才武略均不能与曹操和孙权匹敌，但他向他的祖辈汉高祖学习，发挥自己的最大长处：用人，也让人用。通过三顾，孔明了解了刘备争夺天下的国家战略是人才兴国；而他的人才战略是：屈己纳贤，国士国遇，就是以最低的姿态招揽最杰出的人才，以国士之礼对待国士。通过两避，刘备也了解孔明的价值和人生战略：潜龙勿用，待时而动。用一根骨头可以招来一只狗，但要招来济世安邦之臣，只能用你的谦卑和你的运气。
不难理解，刘备的人才战略是自损型减法和施与型加法的战略组合，他自损的是自己的名位和身份，施与的是以高高在上的名分和低低在下的姿态结交人才的知遇之恩。诸葛孔明的人生战略是大境界中的上乘境界加法——雪中送炭和寻求自我实现的自益型加法的战略组合。所谓待时，既是等待最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出现的时机，也是等待某个政治军事集团最需要你的时机，孔明最终答应加入蛰居新野、形危势困的刘备集团，对于刘备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作为三次拜访卧龙先生的结果，刘备最终得到了一项与魏、吴争天下的大战略和一位既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的旷世奇才。争天下的大战略就是名垂青史的“隆中对”，核心思想只有八个字：“建基西川，联吴抗曹。”建基西川，是深根固本的反减法；联吴是加法，抗曹是减法。著名的隆中奇策，分析起来就是这样一则加法与减法的战略组合。
我在《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那本书里，分析了包括隆中对在内的“三对五策”八大战略，“三对”是“渭滨对”、“汉中对”和“隆中对”；“五策”是齐策、晋策、秦策、吴策和越策，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而又被成功实施了的国家战略，有的是打天下的战略，有的是治天下的战略；有的是国内战略，有的是国际战略，但所有这些战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进行加法和减法的战略组合。
三招与两手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当代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擅长于打天下，他打天下有三招：第一招我们已经说过，叫做“雪中送炭”（让穷人翻身），这一招胜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锦上添花”（让富人更富）；第二招是“弃腹占角”，就是放弃在大城市搞武装斗争，到边缘农村建立根据地，这一招胜了他的党内竞争对手，比如陈独秀和李立三；第三招是“三大法宝”，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一招胜了所有人，包括日本人。第一招是上乘境界的加法，第二招是反减法，第三招是两个加法和一个减法。
打天下邓小平虽然不是主角，但治天下他可是一代宗师。他治天下的绝招之一是“两手抓”：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原则；一手抓反右，一手抓反“左”；一手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一手抓共同富裕（平等）……虽然抓的内容和说法很多，但实质是一手加，一手减；或者一手减，一手加。
[18]
社会总是由各种利益和趋势汇集而成的，一种政策不可能让所有人得利，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当这部分人的利益和愿望得到满足时，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愿望则可能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则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和动乱，就像驾驶一艘客轮，不能让所有人或大部分人站在船的一边，那样容易翻船。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要在人多的那一边减少人，在人少的那一边增加人，以保持船的平衡。因此可以说，治天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不能走极端，而要搞平衡。革命要走极端，建设要搞平衡，建一栋大厦，任何一根栋梁不平衡都会倒塌。所谓平衡，就是《易经》益卦和损卦卦辞所说的，“损上益下”，或者“损益盈虚”，也就是损有余补不足，这样才能“与时偕行”（今天的说法是与时俱进），让社会平衡和谐。
当然，领袖双手的调节只是社会调节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调节的成效与领袖的魅力有关。还有一种调节形式是制度性调节，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本书的任务。
七打开谋略宝库的通用钥匙
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传》），一加一减之谓谋。
千谋万略，无非一加一减。
——吴稼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
从井底暗道中爬出来的大帝
舜20岁的时候就成了名人，因为他能孝顺一个老是想杀他的瞎眼老爸和一个恶毒的后妈。到了舜30岁的时候，皇帝尧感到自己有点老了，想找个接班人，因为他的儿子丹朱是个混蛋，当不了皇帝。于是他要手下的人向他推荐人才，四大部族的首领都推荐舜。
“好呀，”尧说，“既然你们都说这个人好，那就把我的两个女儿嫁给他看看，还有，让我的9个儿子也跟着他生活一段时间。”
不久，尧便从宫廷内部参考上读到：自己的两个女儿被调教得很好，忘了自己的贵族身份，恭敬地侍奉公婆。9个儿子也大有长进，不再打架斗殴。人们跟着舜学耕作，学打鱼，还学制陶。他居住的地方，一年成了村落，两年变成小镇，三年就拔起一座都市。尧很高兴，赏赐给他一把瑶琴，还为他建了一座仓库，送给他不少牛羊。
同样忘不了舜的还有他的瞎爸爸和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他们为自己一直未能杀死舜感到郁闷。这回要势在必得，他们让舜爬上高高的粮仓上去涂墙，然后在下面放火，想烧死舜。舜早有防备，他张开早就准备好的两只大笠帽，像鸟一样从仓库顶上飞下来，保住了小命。不久，瞎眼老爸又心生一计，让舜去挖井，等挖到深处，老爸和弟弟象赶忙往井里填土，想把舜活埋。舜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在深夜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在井壁上偷偷挖好了一个通到外面的洞，于是，舜又一次得以逃生。
父亲和弟弟以为这一次舜必死无疑，心中大喜。象对父亲说：“主意是我出的，他的财产由我来分：牛羊和仓库给你们两个老不死的，舜的宫室和两个老婆，就是尧的两个女儿，还有那张琴归我，嘿嘿。”
当天晚上，象来到舜的寝宫，在享用两个嫂嫂之前，他先弹会儿琴，以示高雅。一曲终了，他一抬头，原以为能看见嫂夫人迫不及待的目光，但让他大惊失色的是，他看见的是他哥哥舜的笑脸。象只好搭讪着说：“以为你死了，心里悲恸，来这儿弹只曲子凭吊你。”舜也乐了：“是呀，你一直都很看重兄弟情义的啦。”
舜不仅没有心存报复，甚至更加孝敬父亲，更加爱护弟弟。尧知道了，让他当了总理，管理百官，舜治理得井井有条。
上面这个故事，是我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编写的。之所以向读者推荐这个故事，是因为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既成文又成型的谋略故事。中国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其中一个传统就是善谋，说中国是一个谋略大国，一点也不夸张。《史记》评价五帝中的第二帝颛顼时说，“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谋”是什么意思呢？中国最早的字典之一《说文解字》说：“虑难曰谋。”这是说，能够洞察、防范和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或灾祸就叫做“谋”，这是谋的原始含义。从上面的故事看，不仅帝颛顼有谋，帝舜更有谋。帝舜一次又一次地逃过了他最亲的亲人要加于他的杀身之祸，这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谋。
根据我的研究，只要是谋，都是运作型加减法的一种运用，千谋万略，无非一加一减，或者说，万变不离其宗，万谋不离加减。中国谋略史上的所有理论和案例，都可以分解为加减两个基本动作及其变招。上面这个故事也不例外，它的基本谋略招法是减法，但在帝舜与其父亲和弟弟的出招和应招的博弈过程中，简单减法演变为几个回应招式：
第一招，是舜的父亲瞽叟和舜的弟弟象的最极端减法——谋杀，在他们看来，舜是妨碍他们获得舜的财产、妻妾以及其他幸福的最大障碍。第二招是舜的应招——防减法，这不是强硬回应招法，强硬回应招法是反减法，防减法是对减法的消极回应，是回避；反减法是对减法的积极回应，是制裁、惩罚和反攻。第三招是瞽叟和象的新回应：反防减法，他们知道舜的逃生本领高超，最终想出的绝招是要把舜活埋在井里，让舜无路可逃。舜的最终应招是自损型减法，也可以叫做化减法。反减法是以牙还牙，化减法是以德报怨，也就是用阳光来化解坚冰，用对父亲的更加孝敬和对弟弟的更加爱护来回报他们的谋杀。以德报怨，怨恨会冰释；以牙还牙，牙齿会更锋利。俗话说，怨怨相报何时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舜之所以不用反减法，而是用防减法和化减法来回应减法，是因为对他使用减法的人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对于瞽叟和象，亲情和名声不如舜的财产重要；对于舜，名声与让世人看到的德行，比自己肉体的安全和复仇的快意更重要。不论他的父亲与弟弟对他做了什么，假如他在自卫时杀死了父亲和弟弟，他即使不被论罪，也会得到恶名。对于像瞽叟与象那样只看重眼前小利的人，恶名不算什么；但对于像舜那样以治天下为抱负的人，恶名意味着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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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同境界的人使用不同境界的加法或减法。舜的境界阔大，所以能使用最高境界的减法。结果，从井底暗道里爬出来的是一条龙，一个大帝，而不是一条虫，一个逃犯。
像斑鸠那样欢叫的国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上面这首诗，大凡是受过点教育的中国人大概都不会陌生，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开篇第一首诗，诗名叫《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
在河水环流的小洲上，
有一对“关关”叫着的小斑鸠。
它们相亲相爱，从一而终，
多情，但不偷。
就像那身材又好、举止又闲雅的漂亮小妞，
正好做文王那种好男人的配偶。
乱糟糟的路边野花，
你采我采，大家都采。
但漂亮又贞洁的姑娘，
才是梦中情人，
黑夜白天睡不着觉，
就想把她搂抱入怀。
想抱抱不着，心里不快活，
躺在床上像烙饼，翻过去，翻过来。
浪里飘荡淫乱的水草，
要采多少有多少。
倘若找到一个苗条又贞洁的姑娘，
那才叫快乐，就像双簧管听见了小号；
风流而浪荡的水草，
在河水里随便捞，
倘若寻觅到一个婀娜又贤淑的姑娘，
那才叫快乐，心碰心，就像钟碰鼓一样欢叫。
这首诗，乍一看，歌咏的是男女私情，有两情相悦的欢乐，也有美女不能到手的烦躁与哀愁。细一想，表达的却是夫妇之道，第一，婚姻要有爱情；第二，妻子候选人既要有美貌，还要有美德；第三，爱情和婚姻都要坚贞，最好要像“雎鸠”那样，既不独身，也不乱交，配偶固定。
再深究，隐含的却是家国之谋。你想，《诗经》三百首，可是孔子他老人家亲手删定的，他绝对不是为了加入作协或文联什么的，混个名头，才附庸风雅，玩点文学，他编定的春秋时代的民歌，被称为《诗经》，成为儒家九部经典（四书五经）之一，是每个想成为伟大政治家并实现其治国平天下宏伟抱负的人的必读书。把《关雎》之诗置于这样一部经典之首，其理由可能不像老人家自己说的那么简单，仅仅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更像汉代大儒匡衡说的：“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说明白点，在孔子看来，治国先要齐家，尤其是帝王之家。《关雎》之诗，是宫女歌颂周文王之妃姒氏的，按照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政治制度设计，什么样的女人将成为帝王之妻将是决定王朝命运和天下治乱的根本，像周文王之妃姒氏那样的好女人襄夫，并生一个好儿子，宫廷和天下大治；像始皇之母赵姬那样的坏女人叛夫，并生一个坏儿子，则不仅秽乱宫廷，也祸害天下。好女人就是诗中歌颂的“关雎”，坏女人就是诗中嘲讽的“荇菜”。做国母的要像关雎那样欢叫而贞洁，不能像荇菜那样淫乱而放荡。
担心荇菜成为国母，就是孔子推崇《关雎》之谋：要想家齐国治天下平，必须亲关雎而爱之（加法），轻荇菜而远之（减法）。荇菜应该下锅，而不应该上床。在经历了江青时代之后，我们应该明白，他老人家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此外，《关雎》之诗还有劝婚育子之谋，此处不再啰唆。
智慧三明治与四味中草药
“帝舜之孝”，是中国历史的开篇故事，是史书之冠《史记》的开卷之作；“关雎”之诗，是儒家经典《诗经》的第一乐章，是治国之君的首要关怀，其实强调的都是帝王的深谋远虑。因此可以说，治国者不能无谋。也因为这个缘故，司马迁才称颂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最近坊间流行一套“天下无谋文丛”，序言中既承认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文化，又指望天下无谋，这不是自相矛盾么？表达上的矛盾，来自概念上的混乱。在那篇“谋略与文化”的序言里，作者对如下这些概念不作区分，甚至画上了等号，相互偷换：智慧＝谋略＝智谋＝权谋＝谋划＝权智＝权术＝算计＝窝里斗＝捣鬼，等等，如果对谋略的理解靠近这个等式的左边，你可以从积极的意义上将中国文化定义为谋略型文化；如果对谋略的理解靠近这个等式的右边，当然希望谋略这股祸水尽早在中国的土地上断流的好。
智慧其实是一块三明治，谋略是其中的火腿或沙拉。智慧分为不变的和可变的，有形的与无形的。不变又无形的智慧，我们通常称为“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说，道一旦被表述为有形的东西，就不是不变的东西了。不变而有形的智慧，我们一般叫做“制度”，或“法”；可变又有形的智慧，就是“谋略”。道是没有对象的；制度以所有人为对象，此所谓法律或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谋略以特定的人或共同体为对象，所以谋略行为，也就是博弈行为，博弈的对手总是具体的，有时是他人，有时是自我。当然，这里所说的形与变都是相对的，即使是制度，也会变革和演进；即使是道，也要生形，不生形，与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发生联系。
至于谋略，则有境界上的差别。通过谋略获得的利益越大、越长久、越无形，境界就越高，因为它接近于道；通过谋略获得的利益越小、越短暂、越有形，境界就越低。因此，偷书的境界比偷车的境界高些；盗名的境界比盗宝的境界高些；窃国的境界比窃钩的境界高，所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可能认为这很荒诞，但存在的必有其合理之处。在情爱方面，偷窥不如偷心。谋略的境界越小，越接近于捣鬼，甚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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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谋略的最高境界当然是谋天下的长治久安，在商界，就是企业的长盛不衰，因为所谋之物既大、且久、又无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经史子集，既是载道的，也是载谋的。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经典无书不谋略，有谋皆加减。
儒家：加法类大境界谋略
儒家智慧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载体。之所以说它是加法类的大境界谋略，因为它谋的第一是人心（仁），第二是天下，第三是制度（礼）；谋人心是做加法，谋天下是大境界，谋制度是求长治。但由于儒家智慧以加为本，当施政者不能仁时，它不能提供任何补救措施。
法家：减法类中境界谋略
法家的智慧对外表现为“战”，对内表现为“专”。“战”就是“砍人头”，用毁灭性战争消除任何抵抗，征服天下。在法家大行其道的秦国，砍数万甚至数十万敌军的脑袋是经常的事。“专”就是“捉人手”，一是把别人的手都束缚住，大权都揽在自己手里，二是防止身边的人向自己的权力伸手，防止权力被偷。所有这些，都是做减法，或者防止别人对自己做减法，但没有达到自损型减法的上乘境界。它的问题是，只能让人恐惧，不能让人爱戴，因此，它所有的战利品，包括国土、王权和财富都像是赃物，没有安全感。
道家：减法类上乘境界谋略
道家智慧的核心是“损”。内损自己的欲望，外损器物甲兵。两件事情做成一件，天下便太平，人生也幸福，内心没有欲望，再好的声色犬马也不会引起纷争；如果物质贫乏，你即使有欲望，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争。当然，如果内外都损，那就可以实现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问题是，人可以长大，但不能长小。婴儿从无为到有为是一个成长过程，社会从贫乏到丰富也是这样，像老子建议的那样实行“愚民”和“弃利”的倒退政策，是不现实的，就像返老还童一样不现实。总起来看，道家是想用不及来纠正过分，将之用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政府的休息政策是上乘境界，用于社会改造则是下下之策。求于己是仙丹妙药，求于人则是歪门邪道。改革前的中国是贫穷的，也是愚民的，争斗非但没有停止，甚至更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