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以加减方式结晶的中国智慧比作金刚石的话，则它既可以用来打磨成典雅的装饰品，供人们欣赏，也可以用来做工具，切割玻璃什么的，让它做工。它的装饰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了，从本章开始，我将讨论如何把它当做工具来使用，也就是说，我要推荐若干加减法的操作方法及其规则供读者参考。
操作加减法的最基本的程序是三个步骤：第一，设局；第二，对局；第三，结局。为了解释这些步骤，还是从案例分析开始。
案例分析：重庆谈判
当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挥着那顶灰色帽子微笑着在重庆机场走下舷梯时，国共两党之间的一场精彩博弈进入对局阶段了。这场博弈在两个“赛场”上进行，一个是重庆谈判的会场，另一个是全国各地的战场。
1945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对一个人来说，人生漫长，决定命运的只有关键的几步；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历史漫长，决定命运的也只有关键的几步。1945年，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将如何互动与博弈，就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几步中的一步。
1945年8月初的世界局势有三大特点：第一，由于二战在欧洲已经结束，日本已经乞降，没有人再愿意打仗，无论是中国国内民众，还是其他国家人民都希望和平；第二，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全球范围内的敌我友阵营发生了戏剧性逆转，以前的盟友正在变成敌人，比如美英与苏联；以前的死敌正在变成盟友，比如美国和西德、日本；第三，美苏针锋相对，但也有一个共同利益：那就是在它们瓜分完世界之后，不希望很快出现新的挑战者，因此，一个分裂的中国比一个统一的中国更符合它们的利益，他们不希望中国统一，不论是谁来统一。
这是世界大局，它决定了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国内的敌我友阵营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国共两党由盟友变成对手，日本军队则由中国的死敌变成了影响中国国内军事天平平衡的砝码。从意识形态利益出发，日本军队应当是国民党势力的朋友，它应该向国民党政府投降；但从国家利益出发，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因此，它也不会完全反对向延安政府投降，它希望共产党壮大起来与国民党内战，消耗中国国力，最好是让中国从此分裂。
再来看国共两党。它们的行为都受两种利益的支配，第一是国家利益，第二是党派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必须统一和强大；从党派利益出发，最好是由我而不是你来统一。当然理论上说，也可能有第三种选择：让党派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通过和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来统一中国。假如中国必须统一，统一的三条道路里，有两条必定经过鲜血淋漓的战场。但马上发动内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还没有作好准备，无论是军事准备还是舆论准备。如果既要和平，又要统一，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和谈了。
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重庆谈判前的世界局势和国内局势。对于国共两党来说，符合自己和国家最大利益的选择是不通过战争由自己单独来统一中国，按照孙子的建议，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寻求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军事上的最大优势，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是上上策。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在自己力量占相对优势的情况下，以一场速决战消灭对手的武装，由本党完成统一大业，可算是上中策。两党都不能接受的选择是两党分治中国，导致国家分裂。理论上当然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两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来分享权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真正相信它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联合政府是可能的，军队党派化前提下的联合政府是难以想象的。同样难以想象的是由国民党主导来完成军队国家化，这意味着共产党的自杀。
这时候，对两党来说，都需要设计一项方案，最大限度地争取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准备这样一个方案，就可以称之为设局。设一个局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要有局中人，就是你选择谁作为你的对手或盟友来进行博弈，最理想的设计是，你选定的对手自己根本不知道他是你的对手，这样，局中人就可以称为梦中人；第二，要有清晰的目标；第三，要有经过周密计划的操作步骤和应变招数，以及让你的对手预料不到的制胜手段。
就重庆谈判这个案例而言，首先设局的是蒋介石，他设定的局中人是：自己是操盘手，对手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潜在的盟友是国际力量和国内民众；目标是得天道（议和）、求地利（迅速接受日本投降，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争人和（顺应国际大国和国内民众反对内战的愿望）、等天时（等待对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最有利时机），以便最大限度地寻求自己的优势，孤立并削弱共产党。因此，蒋介石设的重庆谈判局是一个自益型减法局，目的是延长自己的这根线，延到足够长后，就用它把对手缠死。
乍看上去，蒋先生设的这个局似乎富有智慧，但实际上是只绣花枕头，因为它是个虚局。蒋只打算设局，并不准备对局，在蒋的算盘上，设好这个局就达到了目的：第一，他并不认为毛泽东有这个勇气到重庆来谈判，如果不来，毛就输了，证明毛缺乏争取和平的诚意，蒋就争取到了天道与人和优势；第二，他估计毛即使能来，也不会快来，这样他就赢得了时间，从西南向全国开展。时间对他有利，他有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有权让日本军队向他投降，能够不费一兵一卒，既可以扩大地盘，又可以扩充装备。
针对蒋介石的局，毛泽东设了两个局来回应，一个是外局，谈判局；另一个是内局，战场局。就谈判局而言，毛泽东首先为谈判定下一个宏大的加法方针：“和平、民主、团结”；其次，把蒋介石的虚局变实，你不打算对局，我偏要与你对局，结果是毛泽东在蒋介石第一次邀请他谈判的两周内飞到重庆，弄得蒋措手不及，十分狼狈，拿不出谈判方案。这是一个形加实减局，对外，共产党树立了和平、团结、民主和勇敢的美好形象；对蒋介石，毛泽东则完全击中了他的软肋，既揭穿了他设虚局的把戏，又用民主来削弱蒋的合法性地位，还没有让他拖延时间。
毛泽东设的战场局则完全是个进攻型减法局，这个局的局中人只有两个，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对局的游戏规则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手段是消灭。这是一个由两个局组成的组合局，可以叫做形加实减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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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局之间有没有联系？有。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个联系就是又团结，又斗争。重庆谈判展现团结，战场动武贯彻斗争。而且斗争的效果决定团结的后果，毛泽东行前对担心他安全的萧劲光说，“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由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局的设局和对局上都输给了毛泽东，既输了人心，又输了战场，结局自然是输了天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操作加减法，设局是前提，对局是关键，结局是收成。设局需要智慧，对局需要勇气，结局需要清醒。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博弈中，毛胜了设局与对局，当然也赢得了结局。
五彩七星珠
电视连续剧《钱王》里有这样一幕：
某日早晨，天顺祥昆明钱庄像往常一样卸下门板，顾客盈门，厅堂里嘈杂而热闹，一派生意兴隆景象。这时，一位神秘的顾客托着一只精美的盒子走了进来，说有一枚乾隆年间流落民间的五彩七星珠要典当，典价300万两银子，当期一个月。
这事非同小可，掌柜不敢怠慢，赶紧去找东家王炽。王炽问来者何人，回答说是刘海纪，是昆明城里最著名的古董商人之一。王炽端详着那枚珠子，觉得骑虎难下。五彩七星珠是查抄和珅家时流落民间的，是国宝，接不接这档子买卖都很麻烦。不接，天顺祥的信誉受损：著名古董商人来典当国宝，你都不敢接，不是因为你财力不济，拿不出银子；就是因为你眼力不济，不辨真假；或者因为你魄力不济，不敢做国宝级的买卖。接了，麻烦也不小。如果是假的，陪了300万两银子不说，还让同业笑话，从此无脸在业界混下去；如果是真的，又怕朝廷问罪下来。好在当期只有一个月。
权衡再三，王炽决定做这桩买卖，因为，他视自己钱庄的信誉为生命。但他很快就发现，那是一个赝品，是一只顶多值5两银子的玻璃球。8天之后，他召开业界同仁会议，在会上宣布自己上当，决定退出商界，告老还乡。为了不让那只五彩七星珠赝品继续害人，不让假货充斥市场，他当众摔碎了它。
此后，王炽天天问有没有人来赎那只珠子，店里的人都暗地摇头，以为老板急火攻心，脑子灌水了，谁会自投罗网，把骗走的钱又送回来？再说，珠子都摔碎了，人家来赎你拿什么给人家呀？某日上午，他吩咐打点行装，把箱笼都搬到街上，他要退休回乡下，店员们拦都拦不住。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来到店里，冷冷地说道：
“哼，想逃跑呀，没门。”说着，她拿出当票和银票，要求赎回她的“五彩七星珠”。王炽让人接下银票，踱出来一看，来人不是别人，却是那位近20年来没有见到面的表嫂梁红女。梁红女认为是王炽杀了她的丈夫，报仇来了。不听王炽的劝阻，梁红女坚持要王炽立即让她赎回宝贝，否则，要加倍赔偿。出乎所有人意料（除了他的老仆人巴力），他让人从后面捧出了原来的盒子，说：“请嫂夫人查收，五彩七星珠完璧归赵。”原来，他摔破的，是让巴力买来的一只赝品的赝品。
这个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却包含着操作加减法的精彩设局与反设局。设局者梁红女设了一个似乎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暗箭伤人”局，这是一个纯杀伤性减法局，无论对手如何应对，都必定受到伤害，不是丧失金钱，便是丧失信誉，或者，两者一起丧失。这个局还妙在设局者要伤害的局中人王炽完全不知道对手是谁，设局者把他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梦中人。但是，王炽非等闲之辈，他很快就意识到，那个古董商人不是主谋，必定有别的幕后策划者。这个幕后操盘手很可能是他的仇人，他或她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骗钱，而是想把他置于死地。
要想不输掉这场搏斗，甚至反败为胜，首先必须知道对手是谁。如何才能使你的仇人走到明处来面对你——在你被击倒垂死挣扎的时候，并且把最后一击，让他彻底地享受复仇的快意。于是王炽设计了“两僵”之局：一是“李代桃僵”，用仿制品代替典当品去破碎，既解除了对手的后顾之忧，又为对手提供了保留最后一击的手段；二是“死而不僵”，自己假装遭受重创，并且假装垂死。做法就是上面写到的，告示天下，摔碎彩珠，宣布关门歇业，退出江湖；并且打点行装，要退隐乡下，给对手一种要负伤逃跑再图东山之印象，引诱他或她来给自己最后一击：赎回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正中了自己的圈套。
王炽设的实际上是一个自卫反击之局。它首先避免了对手给他造成的金钱上的损失，这是自卫；其次摔碎了假珠，宣布与假货决裂，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名誉与声望，这与复仇者的愿望相反。因此，这又是一个反减为加局。
梁红女和王炽都有设局的智慧和对局的勇气，差别在结局上：梁红女缺乏结局的清醒和德性。就一个进攻或伤害的博弈而言，对于胜利者来说，最重要的清醒是要判明对手是不是真的彻底被击溃；最重要的德性是适可而止和怜悯宽恕。梁红女在这两个方面都犯了错误，煮熟的鸭子岂能不飞走？
吹气泡与焐被窝
场景一：投标价是手机号码
1996年11月8日，中央电视台的“标王大会”准时召开。在当天的招待宴会上，姬长孔被安排在主座，旁边作陪的是笑容可掬的中央电视台广告中心主任谭希松。很显然，她是梅地亚真正的嬴家，中央台第一年广告竞标有93家企业与会，第二年有134家，今年来了198家，而标王价格也3年涨了9倍。
席间，在谭希松的极富煽情的发言中，秦池被作为典范一再被引用。
而姬长孔则投李报桃，说了一番震惊江湖的话：“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奥迪，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
报价开始了。首先报价的是广东爱多VCD，第一次就喊出了8200万元，超出上年度秦池获得标王的价格，多出1000多万元。两分钟后，广东乐百氏出价199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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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为，今年山东大汉要输给广东小老虎了，就在这时，人们又听到了一句熟悉的山东口音：
“两亿一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九毛九！”大家吃惊地一回头，以为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秦池姬长孔，细一看标牌，才知道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东白酒金贵酒厂在弹奏“酒狂”。
人们已经闻到血腥味，开始把目光投向姬长孔。姬长孔向主持人耳语数句，后者立即声嘶力竭地喊道：
“秦池酒厂，投标金额为3212118亿元！”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当然不可能再有竞争者。当夜，姬长孔再度加冕梅地亚。
事后，有记者问：“你投标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姬长孔轻描淡写地说：“那是我的手机号码。”
（根据吴晓波著《大败局》秦池篇改写）
场景二：大闸蟹坐专机
1999年，华为在内蒙古召开自己第一台移动交换机（GSM）开通及现场观摩订货会，一个省的订单就可能达到几亿美元。
当时，来自各个地方的客户都住在北京，由于内蒙古距离北京较远，路况又差，要让这些皇帝女儿出巡到那么偏远地区困难很大。
经过策划，华为想出了一个绝招：花巨资从美国租用来一架直升飞机，又以最快的速度从国家民航总局搞到了国内临时飞行许可证，然后用这架飞机把客户直接接到内蒙古。这些地方大员虽然坐过各种飞机，但没有坐过作为专机的直升飞机，个个都想试试。
其时，正是菊花黄螃蟹肥的好季节。华为公司又用这架专机从上海把鲜活的大闸蟹和一位专做螃蟹的高级厨师从上海接到内蒙古某县，为客户现场清蒸大闸蟹。这次花费可能是华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多达千万余元，但获得的订单金额也是最多的。
